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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本体”是李泽厚后期美学思想的核心，它被刘再复认为是“最有原创性”的思想。他提出“情本体”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对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反对以伦常道德作为人的生存的最高境地，反对理性统治一切，主张回归感性的真实的人”
。
理性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精神。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有理性。这一传统经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发展到了黑格尔那里被推到了极端，认为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工具，都必须宿命地接受理性的主宰，从而招致了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柏格森、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以及当今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猛烈攻击，并都以对理性的批判来为他们自己哲学的开路。李泽厚把“心理”“情感”视为历史的本体，即沿承以上思想传统而来。他的理由是：第一，由于理性对人来说都是一种外来的强制，是“非本真本己”的东西，所以“人性的塑造、陶冶不能只凭外在律令，不管是宗教的教规，革命的‘主义’。那种理性凝聚的伦理命令使所塑造的‘新人’极不牢靠，经常是在这所谓‘绝对律令’崩毁了后便成为一片废墟，由激进的‘新人’到颓废的浪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原因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笼而统之地借此来贬低和排斥理性是缺乏科学态度的。第二，在否定理性对人的支配地位的基础上，他主张把理性视为“实用理性”、一种“经验合理性的概括和提升”，它只能“作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来定位，重视的是功能而不是实体”
。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对于塑造人的作用以及从理性中去寻找人生的归路，认为人生无常，一切都是偶然的、当下的、即时的，“与其在重建‘性’、‘理’、‘无’、‘Being’、‘上帝’、‘五行’等等道德来管辖、统治、皈依、归宿，又何不皈依、归宿这‘情’”。所以对于人生来说，也“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香的寄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认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皈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因为“能常在常住心灵的，正是那些珍惜的真情‘片刻’只有它能证明你曾经真正活过……‘命’非别的，它关注的正是这个非人力所能主宰、控制的人生偶然”。他提出“情本体”就是表明人只能“停留、执着、眷恋在这种情感中，并以此为‘终极关怀’。这就是归路、归依、归宿。因为已经没有在此情感之外为‘道体’、‘心体’、Being或上帝了。”就“让这种审美情感引领你‘启真’、‘储善’吧”
。这与其说是对理性瓦解后的虚无人生的一种心理疗救，不如说是李泽厚本人信仰泯灭后的内心写照：由于无家可归了，心灵也只能四处漂泊，在“片刻”中找到情感的慰藉，这就是他所说“皈依、归宿这‘情’”。
我们并不否认情感的培育在人的心理建设中的重要。这不仅由于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情感是由认识过渡到意志行为的心理中介，一切为人所认识了的东西，只有经过情感体验，化为自己的内心的需要和追求，才能成为人的行动的动力，在人的行为中得以落实，而且唯有强烈的情感的支撑和维护，人的行为才能得以持久，才会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狄德罗认为“只有情感，而且只有强大的情感，方能使灵魂达到伟大的成就”，“情感淡泊使人平庸”，“情感衰退使杰出的人物失色，一勉强就消灭了自然的伟大力量”
。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人的异化时，并不认为由于知识和技能的退化，而从根本上把原因归之于情感的物欲化和荒漠化的理由。这充分说明情感在人格结构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是对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应如何作辩证的理解。李泽厚的失误我认为不在于强调情，而在于没有看到甚至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以强调“情”来贬低、否定和排斥“理”。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把“理”只视为“工具”，认为它只有功能性而没有实体性的意义。这认识是片面的。其实，“理”所指的不仅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而且也包括人对自身社会性的自觉意识，不仅是指“知识理性”，而且也包括“道德理性”（实践理性）。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人的行动。所以康德一方面接受自“智者派”以来把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冠以“独断论”来加以批判，而另一方面又把“理性”二分，把知识理性作为认识论中的构成原理，把实践理性作为伦理学中的范导（调节）原理，像人生理想、信念、信仰等等都属于此。它们在一个人的行为中是至上的，是人生存的思想根基；要是连这个根基也摧毁了，那么他的灵魂也就无处安顿、行为也就失去依托。正是由于这样，康德才把它看作是一种“先天的律令”“道德的本体”。并认为实践理性与知识理性不同，由于它最终目的为了付诸实行，这就必须要求进入人的内心，化为人们“对法则的爱”而使人“乐意执行”
，这才有可能在人的行为中落实。他在写了《实践理性批判》之后还写了《判断力批判》，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探讨如何通过审美而使先天原则、使“思辨规律”而成为一种“感觉意识”，一种“活在心中的对于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而“进入人的心灵”成为主体人格主导意识
。这表明康德的伦理学不像李泽厚说的“只是一套理智主义的空论”
，一种“森严可畏的绝对命令”
，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如何进入生活。如果把实践理性也视为一种工具，它只是用来应付日常事务的，甚至是为求“经验的合理性”而可以放弃原则的；那么，伦理学岂不成了处世哲学甚至市侩哲学？
第二，当然，李泽厚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的“理”，他强调“道由情生”，认为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智慧，应从自然情感中产生、提升而来，“只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才是真正的心灵成长、真正的人性出路”
。但若是承认在情提升为理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自发的，而是经由主体意识的评价和选择这一中介环节来实现的，那就不可能完全排除理的介入。自近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休谟以来，人们就认为伦理学的基本命题不是以“是”与“不是”，而是由“应该”与“不应该”为连系词的。而“应该”与“不应该”不只是认知，而且更是一种体知，是经由自身体验所得的认识，亦即是休谟说的是“由道德感得来”的。
如在生活中，当我们帮助了别人，从别人的快乐中获得自己情感上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从中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应该怎样而不应该怎样。这难道不包含着理性的评价和选择吗？这表明没有理的参与和介入，“情”是无法上升为“道”，上升为李泽厚所说的“情感信仰”的。但是由于李泽厚认为在当今社会，理性已被消解，也无须再去重建，人们不需要“并不存在的，以虚幻的‘必然’名义出现‘天命’、‘体性’、‘规律’主宰自己”
，所以为了这偶然的人生有个归宿的家园，只能求助于所谓“神秘经验”，并认为“中国传统中的儒、道、释就是以某种天人交会的神秘经验作为底线，来建立情感信仰”
。断言这种“以神秘经验为本体或最终依托，尽管形态不同，甚至多种多样，都已经没有认识论意义，也不是伦理学的课题，它只属于宗教或美学的范围”，“它很难是如康德那样的道德的神学，而只能是非理性的审美的神学”了。
这种反理性主义的理论我觉得是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的。阿那克西曼德早就指出，人不是来到世上“便能独立生活”，“人需要一个很长的哺育期”
，这“哺育期”不仅是指生理的，也包括文化的。蓝德曼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也说：“动物从已经完成的自然之手之中出来，它只需要实现已经给予它的东西”，它先天具有日后生存的一切能力；而“自然没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界没有最终决定人，而是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决定”，也就是说，人来到世上还是一个半成品，他还必须经过后天的塑造才能最终完成。
这一过程就是进入社会、在社会交往中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也就是经由理性的再塑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理性使人超越外在自然规律的强制而获得自主，使人能够掌握和支配自然规律；道德理性使人超越内在自然欲望的强制而获得自由，使人能够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自己行为方式和生活道路。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本混沌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具有自身独立的品格。这说明理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乃是社会、历史给予每个人的一份珍贵的馈赠，它使人在自身成长过程中超越个人经验的有限性而与社会和人类的智慧得以融通；人若要使自己得以健康的成长，就应该自觉地接受社会、历史的这份珍贵的馈赠。所以对每个社会的文化的人来说，不仅都是感性与理性的两重组合，而且在这种组合中，理性成分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化程度的高低的一个首要的标志。我们决不能因为现代社会由于理性的片面发展，以致使原本从对自然与人生做统一把握所形成的知识理性，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蜕变为只是科技理性、工具理性所造成对感性个人的奴役，而对之不加以分辨、区别地一概加以否定或拒斥，或把它理解为仅仅只是一种“工具”。
根据以上分析，我觉得李泽厚的“情本体”其实不过是被“后现代主义”和“庄禅哲学”改造了的“陆王心学”。他与陆九渊和王阳明一样都否定客观世界的基础地位，把世界的本体归之于“心”。但是他对“陆王心学”不仅没有按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扬弃它思想局限而吸取其合理的因素把它推向前进，而反而作了更加片面的发展，表现为：第一，在陆王心学中，情与理是统一的，认为个人的“心”与“千百载圣贤心”“宇宙万事万物之理”是相通的，是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与之相反，李泽厚的“心理本体”“情本体”恰恰是以“心”来否定理，认为要“回到根本”、回到“本真本己”，就必须突出偶发性、差异性、独特性，“与‘后现代人生’接轨”，理的成分却基本上已被消解。第二，“陆王心学”是从传统儒学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学说与古希腊哲学不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重在知识，热衷于对世界本原和始基的探究而不考虑实际应用，它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伦理哲学，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伦理的问题。它与历史哲学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立足于个体（按：“个体”在儒家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中理解不同，并非指“感性的个人”而是“家庭和社会的角色”），后者立足于社会。李泽厚以“情”来作为历史本体，把历史的问题完全看作只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而认为心理建设根本又是一个情感塑造的问题，是一个美学的问题，从而提出“美学是第一哲学”。认为“自黑格尔将理性宣扬至顶峰后，作为巨大反动，人的感性存在、感性生命成为哲学的聚焦。……历史本体论承续着这一潮流，将美学作为第一哲学，正是将人的感性生命推到顶峰”
。从而把美学的问题看作既是历史的“起点”又是历史的“终点”
，它承担着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根本任务。这不是把历史完全主观化、心理化和美学化了？这还算得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