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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8年从浙江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读大学工作（大约三个月后，省委决定将浙江师院并入杭大，所以我又回到浙师老校区工作）至今刚刚五十年。在这漫长的五十年中，接触过的学校领导已是不少，有些值得我尊敬的领导也都已离我们而去。但最使我感动、使我怀念的是其中的两位：就是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焦梦晓同志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同志。
我从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生性腼腆，不善交游，读书期间几乎连系总支和系主任办公室门口都不敢站，更不用说主动接近学校领导了。我第一次接触焦梦晓同志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1958年冬，我毕业后三四个月，我拿着一本书到学校理发室等理发，坐下一会，看到焦梦晓同志也进来理发。由于我在读书期间从未与他有过任何接触，以为他是不认识我的，就装作没有看见，仍然抱着书低头在看。没有想到他走到我身边，在我坐的那条长靠背木椅上挨着我坐下，就亲切地跟我攀谈起来。他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系的，是搞什么专业的，并且对我们文学理论教学小组（当时还没有教研室）的其他几位教师以及工作的情况也都一清二楚，最后还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一下使我惊呆了，一股感动而又敬仰之情从心底涌上。因为不论从我的年龄、学历、水平哪方面来看，在当时浙师一两千名教工之中都如同草芥，是根本不值得领导关注的小人物！然而他竟这么了解我！看重我！我真是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从这之后，我每见到他心头总不免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亲切感！他总是要向我问长问短，我也毫无顾忌地向他谈心里话；平时，我还很喜欢听其他教师谈焦梦晓同志的感人事迹。据说他常在晚上十时之后到教师宿舍区去转转，看谁家的灯还亮着就敲门进去找他们聊聊，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还听说在1957年前，浙师院大部分系科还在离城里有十余里路的六和塔之江大学旧址（即现新浙大的之江学院）的时候，进城的交通非常不便，加上那时的学生、甚至有些老师经济都比较困难，为节约开支，进城往往都是步行。而焦梦晓同志外出办事若遇到顺路的师生，他总要招呼他们上车，直到挤满车子为止。可能是由于他太重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专家（当时知识分子前都是冠以“资产阶级”四个字的）太好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上级领导说是在浙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执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就调离杭大，到省教育厅任副厅长，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
但就是他离开后，还是有一件事使我惊讶不已。那就是1973年春，学校响应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动员师生在校园里大挖防空洞，我也被分配到工地劳动。一次由于天下雨在室内施工（敲铁板），把耳朵震聋了。当时教师下放劳动死人的事也屡有发生，震聋耳朵是根本不算一回事的，何况是个“臭老九”！连工地主任都没有来我家看过我一回，学校一级的领导还有谁会知道的？经过治疗，听力稍有恢复后我到西溪路散步，在16路公共汽车站（当时16路是在西溪路设站的，经杭大路再到曙光路）附近，碰到了焦梦晓同志，他竟知道我的耳朵震聋了，并详细地问我现在如何治疗？效果如何？有什么困难？……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和交谈。不久，他就患肝病去世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消息不灵，还是我外出了，我竟连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也未去参加，我感到终生遗憾！
比较起来，我和林淡秋副校长接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他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并兼任南方“左联”的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并兼任文艺部主任。1957年因他批发了徐懋庸的杂文（后被认为是“反党文章”，徐懋庸因此也被打为右派）而到1958年被下放到他的老家三门县劳动。当时杭州大学正挂牌成立，省委就把他留截在杭州，任命他为杭州大学副校长。新杭大中文系教职员工仅有六人（主任、书记、两位讲师、两位助教），且没有人会教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林淡秋同志就来兼任文学概论课，我当他的助教。两个多月后，杭大兼并了浙师，文学概论课由原浙师的一位讲师主讲，我插教一部分，林淡秋同志也就不再兼任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们，完全像一个普通教师那样，常参加我们的集体备课，深入到课堂听课，有时还个别找我聊聊，了解我的教学和科研的情况，我们为63届中文系学生试开美学课时，他也兴致勃勃地来讲了几次，以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总之，他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每当看到他的笑容，我就像沐浴在阳光之中，有一种无比温暖的感觉。我是一个毫无心计、心思、从不知为自己考虑的人，一心埋头教学。虽然自己当时也“要求进步”，打过入党报告，但在某些系总支领导眼里，我是一个走着一条“白专道路”、在运动当中没有“斗争性”、又不善于处理“群众关系”的人，是不能发展入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中文系一些党员教师写的“揭露林淡秋的修正主义办学路线”的大字报中了解到，他还在党内几次提到应该发展我（虽然大字报没有点我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我才知道，他不仅在业务上、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大约1964年，他就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浙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可能就是杭大的“林夏战役”，“夏”是指被胡乔木同志称之为“一代词宗”的党外的中文系教授、“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先生；“林”就是指林淡秋同志，是“党内的走资派、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从而把他“揪回杭大”在杭大大操场开了万人的“批斗大会”（后来“造反派”说这是浙江省委策划的“舍车保帅”的大阴谋，所以林淡秋同志也就侥幸地逃避了再受批斗之苦）。杭大校园里“揭露”林、夏“罪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当时虽然三十出头，但幼稚、天真、单纯到了极点，把我听林淡秋同志讲文学概论课的笔记找出来，整理了一份材料，以“请看林淡秋的修正主义文艺观”为名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出，觉得“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不起来“揭发”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不久，我看到在我大字报的旁边贴了林淡秋同志写的一份小字报，他对别人强加给他的诬陷不实之词都未作任何申辩，唯独对我这份大字报中一些记得不完整的，或误解了的他的讲课内容一一作了更正。这说明他对我这份大字报态度的认真（我看了才发觉自己的草率和冒失）。但林淡秋同志并没有因此把我看作是恩将仇报、下井投石的小人，他始终在关心我。“文化大革命”后他再度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文联党委书记。看到1980年《文学评论》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我的《论典型化》一文，非常高兴，就请当时《东海》杂志的主编盛钟健同志来向我约稿，要我也为《东海》写写文章。他是1981年12月去世的，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他女儿林崇明同志告诉我，他在临终前几天还谈到我，问我是不是经济很困难，因为他听说我穿的解放鞋底里还是有洞的。我一听就泪下如雨，双手紧捂住面孔，以致整个追悼过程我没有把手放下来过。追悼会后我回家就赶紧写那篇我正在进行的《情感：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的论文，我急于想完成它作为对林淡秋同志的悼念。这篇文章后来虽然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刊发了，但我自己很不满意，觉得不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2003年9月到2004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文学评论》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连续刊发了我两篇长文（这在《文学评论》历史上恐怕是少有的，是否“绝无仅有”尚待查考），并都在《编后记》中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以此作为一份对他的祭礼，相信林淡秋同志若是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十分高兴的！
我和焦梦晓书记和林淡秋副校长都没有特殊的个人关系。焦梦晓同志在杭大期间我没有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世时也没有到过他的家。我孩子3岁时一个人去松木场“买葡萄”，因找不回家在那里哭，是焦梦晓同志夫人李元忠同志看到把孩子带回我家。孩子工作以后第一个中秋节，我们就买了月饼、西洋参和花篮去谢她，才第一次到焦梦晓同志家里，但这时他已去世多年。林淡秋同志除工作关系之外，平时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由于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我的学生和朋友，所以1976年1月我曾连续几个晚上到他家看悼念周总理的电视直播（同来一起含泪观看的还有当时杭大党委书记杨海波同志的夫人，可见当时电视机之稀罕）。但尽管如此，即使他们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他们的形象仍然深深地扎根在我、还有很多原浙师和杭大的师生员工心中，以致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是激动不已！是什么原因？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恐怕就在于他们对教育事业都怀有一颗无比忠诚的心，这使得他们不仅把自己与学校和师生员工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且把师生员工看作是学校的主体，关心师生员工总是胜过关心他们自己，视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总是大于他们自己，时时刻刻都与师生员工保持血肉的联系，体察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需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从不把师生员工仅仅作为供他们所驱使和利用的工具，或者像现在的“现代化管理方式”那样，化为一个抽象的数字和代号，在办公室里凭电脑就可以控制和操纵的机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明是非、辨正邪、知好歹、懂爱憎的活生生的人！以自己的真情与师生员工建立联系，以致他们离开了杭大之后，还不时在牵挂着、惦念着我们！这种对事业和群众的深厚感情，把师生员工置于个人之上、看得比个人为重的博大情怀，在他们身上升华为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从而把全校师生都团结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戮力同心，和衷共济，为办好学校而共同奋斗。他们的话之所以一说就灵，不完全在于他们的权力，而更在于他们深得人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于群众对他们的衷心拥戴！现在四校联合了，我们都已是新浙大的员工，浙大百余年历史上最受人称颂的领导自然是竺可桢校长，但在我看来，大家之所以称颂竺校长，也恐怕不完全、甚至不主要在于他的学问和他的业绩，而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在他出任校长的抗战时期，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与广大的师生员工颠沛流离、患难与共、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坚持办学，一直把浙大西迁到贵州湄潭！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师生的意志，把大家拧成一股力量，为共同办好浙大而舍生忘死，才会使浙大有辉煌的历史而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今天，焦梦晓、林淡秋等原浙师和杭大领导在浙师和杭大所创造的业绩都已汇聚到了新浙大；我认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范、他们的人格力量，也应该与竺可桢校长的精神、风范和人格力量一样，成为新浙大的优良历史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大力宣传、效法和弘扬！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