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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不在中小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所以对这方面平时很少关注。依稀地记得十多年前教育界仿佛有语文课应是思想课还是工具课之争。我当时也曾想撰文谈点自己的看法，但由于缺乏感性认识和具体材料，这想法也就放弃了。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的情况稍有具体了解的是在五、六年之前，那时家里的小孩在读高中二、三年级，正面临着毕业会考和升学考试，经常带着一大叠学校从全国各地收集起来的“模拟考试”的试题回家来做。我随便翻阅了一下其中的语文试题，发现大部分都是些填空题和选择题，或填写某某作家的字、号、籍贯、生卒年月和代表作品；或要求在诸多同义词如“激励”“勉励”“鼓励”中，选出一个填入到一个句中的空缺地位，是对是错，唯一的标准只有根据“答案”。我有些百思不得其解：这种死记硬背、唯答案是从的试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吗？这简直像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以学生为敌！”难怪现在许多学生都有厌学情绪！我当着小孩的面发泄了我的不满：“要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你完全不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题目。”
我非常赞成梁启超的名言：“趣味是人生的原动力。”回顾我们当年爱上语文，首先就是出于兴趣。
我小时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直到上小学三、四年级，还经常逃学溜到戏院子里（其实是庙宇或祠堂）去看戏，看完戏回来，就根据记忆画戏里的人物、场面，或找来各种色纸等物，无师自通地制作头盔、蟒袍之类来说。挨到1948年夏小学毕业，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另一方面因为我有这种爱好各种制作习性，父亲准备把我送到一家银楼去当学徒。当时适值家乡唯一的一所成立不久的初中招生，在邻居的劝说下，父亲终于打消原来的想法，让我前去报考。我在一无准备的情况下前去应试，居然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当时的新生入学没有“始业教育”，第一堂就是语文课。可能是由于上中学的机会难得，也可能出于对新环境的好奇心理，一进入课堂就感到特别兴奋和激动，和新同学一起都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一阵铃声响过之后，进来一位三十左右、身着一身白色衣服、举止优雅、情态安详的老师，这就是我的语文启蒙老师戴汉节先生。我记不清他是怎么开讲的，总之，他没有按照课文的编排次序来教，而是要我们翻到许地山的《落华（花）生》，在介绍了作者生平之后，就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朗读和讲解起来。我一下子就被课文的内容吸引住了。经戴先生这一讲解，只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有生活情趣，也非常平易亲切。因为文中写到的在后院开荒、种地以及享受丰收的喜悦等，我都有相似的经历。听着听着，我就完全沉浸在课文描写的境界之中，似乎自己也成了这家庭的一员，一起围坐着享受丰收的成果，听文中的父亲讲述落花生的哲理。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追忆当时听课的心情和感受：“戴先生的声音也很优雅安详，就像一股山间的清泉，幽幽地流淌出来，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像是沐浴在春风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复苏的喜悦。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棵吸足了甘泉和阳光的小草，似乎一下子长高了不少。”从此，我就特别爱听戴先生的语文课，也渐渐对语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戴先生教我们语文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戴先生除了选教了一部分课文外，还针对时弊，选了一些名家名作以及当时报刊上发表的优秀作品，由他自己刻写、油印出来，作为补充教材发给我们，还在讲课过程不时引导我们自己去找一些名家名作来读。当时的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也很少，除了作文之外，其他作业几乎没有。作文也可以不按照老师的命题，根据我们自己平时的观察和感想，由自己拟定题目来写。所以，我们不仅有大量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自由想象来进行写作。如果在习作中发现有好的文章，戴先生除了在课堂上进行讲评，还要班级学习股长以墙报的方式刊登出来，在同学之间进行观摩和评比，并参照我们平时的阅读与作文情况来评定我们的语文课成绩。这样，就把课内与课外、老师教学与同学自学、阅读与写作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对于语文课，我们都学得非常轻松、愉快、自由、自觉，没有丝毫的强制和压力，从没有想到要怎么去应付考试，或为了考试去进行学习。在戴先生之后，教我们语文的老师虽然也换过几位，但是教学的路子大致还是相同的。因此，在初中阶段，我就读了许多作品，除了鲁迅、茅盾、叶圣陶、朱自清、闻一多、老舍、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之外，对高尔基、屠格涅夫、安徒生、斯托姆、王尔德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也偶尔有所涉猎（古代文学除了王维之外，我似乎很少看，因为是文言文，看起来很是吃力，或几乎完全看不懂）。我当时还是一个颟顸、懵懂、不明世事的少年，对老师讲授的课文和课外阅读的作品的领悟和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但是回想起来，在那些与自己生活比较亲近的作品中，我还是得到不少启示和教益的，它使我把抽象的认识化为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比如：我父亲对我从小十分严厉，加上他长期在外工作，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比较疏远，虽然抗战期间，由于逃避日寇的骚扰，我辍学住在乡下，是他跋山涉水，带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读小学，在他身边生活了两年半时间，但一看到他那副古板的、不苟言笑的面孔，我几乎连话也不愿与他多谈。是朱自清的《背影》、王鲁彦的《旅人的心》、亚米契斯的《少年笔耕》（《爱的教育》中的一篇），使我认识到在这战乱动荡的年代父亲生活担子的沉重、养育我们的艰辛、以及从细微之处体察到父亲对我的不露声色的关爱，我渐渐也变得能理解他、敬重他、感激他了。
我从小生长在浙南的一个小镇，抗日战争期间又在农村先后住了一年，还经常随村里的孩子到山上放牛、打柴，去溪里摸鱼、捉蟹（当然只是玩玩而已）。农民的生活在我眼中已是司空见惯，感到既平淡而又平常。是鲁迅的《故乡》《祝福》，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使我真正看到了旧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发现了农民的勤劳、纯朴和善良，以及他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境遇的悲惨，从而更进一步对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于遭受压迫、蹂躏最为深重的农村妇女，更怀有深切的同情。
我的家乡濒临东海，那里青山起伏、绿水蜿蜒，算得上是一个秀丽的地方。我平时贪玩，家乡的山山水水几乎都留有我的踪迹。到了夏天，举家搬出椅、榻到院子里纳凉，面对的就是天上的星星和皓月，听大人讲有关月亮的神话故事，我可以说完全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长大的。但是除了嫦娥、吴刚、牛郎织女的故事引起我的一些遐想之外，我几乎感受不到什么自然的美。我看到的只不过是自然界的“山”“水”“树木”“大海”“月亮”“星空”，……是朱自清的《绿》《荷塘月色》，冰心的《往事》《寄小读者》，闻一多《秋色》《忆菊》，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再别康桥》，使我睁大了眼睛、开启了心灵，渐渐感受到了夜色的温柔、月色的神秘、晨曦的烂漫、夕照的辉煌、山川的灵秀、大海的壮丽，还有春光的明媚和秋色的斑斓……
我还从不少作品中获得种种人生哲理的启悟，并无形中影响我的一生。在前文所引的追忆戴先生讲《落华生》那篇文章中，接着就有这样一段抒写：“这不仅是一堂语文课，而且还可以说是一堂始业教育课；不仅是我进入初中，而且也是进入人生、进入社会的始业教育课！课文中爹爹说的一段话：‘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的、好看的东西。’经戴先生的讲解，就感到特别深情感人。迄今回想起来，仿佛还在耳边！课文中点题的话‘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也就有意无意地成了我的座右铭。直到今日，还在影响和支配着我的思想和行动，教导我怎么去做人！”
以上所写的都是距今五十年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面的扩大，感悟和理解能力的加强，我从语文课以及课外阅读中获得的精神滋养也越来越多，许多作品中的人物、场景、事件、警句和格言，……都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里，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迄今还时常会浮现脑际，让我细细品味，细细体会。它们扩展我的阅历、开拓我的视野、丰富我的情感、涤荡我的襟怀，帮助我发现世界、洞察人生、认识社会，教导我学会观察、思考、明辨是非、善恶、美丑，懂得同情、理解、爱憎，以及许多做人的道理……，总之，没有什么像语文课那样，给我的全身心以这样的全面的熏陶和滋养。回忆我经历的这半个多世纪，世事多变、风风雨雨，但我自问从未做过对天、对地、对人对不起的事，也没有被潮流吞噬，或被名利征服，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工作。究其原因，从学校的教育方面来说，我首先就要感谢语文课，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
2001年11月23日
（原载王丽主编《我们怎样学语文》，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