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文艺学的守正与创新》编者问

在我们收集到的关于王老师学生的回忆文集中，几乎都谈到王老师多才多艺，对于许多艺术门类无不精通，而平时生活却十分俭朴；几十年来穿的旧中山装、解放鞋，让人似乎有些不好理解；同时，他早年的学生也多按习惯称他为“王林祥老师”，而这名字目前学界几乎是没有人知道了。为了作进一步了解，我们把这些问题向王老师提出，很希望王老师给我们作些解答。

问： 您早年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都按习惯叫您“王林样老师”，后来您怎么改名为“王元骧”的？有没有什么缘故？

答： 我的小名叫“阿猫（毛）”，入学报名时所用的是我父亲一位朋友给我取的名字，叫“麟祥”，取《诗经》“麟趾呈祥”之意。长大后我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一是有点封建，二是难写，有时贪图方便就取“麟”的同音字写作“林祥”，这名字后来一直沿用下来。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教学积累下了一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研究并把这些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写成文章，偷偷寄到刊物上去发表。由于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时代，青年教师搞研究、写作往往被某些领导视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于是就换了“元骧”这个名字，这事我在《七十感怀》中曾有详细记述。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为学校造反派主办的《东方红》杂志所撰写的批判“文艺黑线”文章以及中文系主办的《语文战线》介绍语文知识和中学语文课文分析的文章时，还是在不断变换名字，如林翔、汪森、沅湘等，到了70年代末，还是听了一位工农兵学员的劝告，才把发表文章用的名字固定下来。80年代初开始招研究生，为了考生了解我的学术思想，在学校印发的招生目录里才正式用王元骧这个名字，以致目前外界很少知道我还有另一个名字。其实我对王元骧这个名字也不喜欢，主要是这三个字笔画简繁不够均匀，写起来并不好看。

问： 我们初次来您家与您商谈文集内容的时候，有同志提出请您写一些自传性的文章，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您为什么没有撰写？

答： 关于自传性的文章，我曾写过两篇。一篇叫《家乡生活琐忆》，刊于1997年玉环县政协主编的《玉环文史资料》第6辑；另一篇就是《七十感怀》，刊于2004年所里编的纪念文集《在浙之滨》中。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不是读书就是教书，很少有什么社会交往，也不善于交往，生活十分平淡，几乎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写的了。所以我只好用以往发表过的《答〈文艺争鸣〉杂志社朱竞同志问》和《深切怀念原浙师和杭大两位老领导》等几篇来充当，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父母、老师以及一些曾关心过我的领导的关爱和培养下成长的，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在那个兵荒马乱、米珠薪桂的年代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成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尽管我的父母以及我敬爱的一些老师和领导都已离开多年，但我对他们一直非常怀念，对他们始终怀有一种感恩之情，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生命和动力的源泉。我写自传性的文章是不能不提到他们的，以前未曾提及那是一个很大的疏忽！我今年80岁了，但只要精力许可，我还是在坚持研究和写作，这除了出于兴趣和责任感之外，那就是感恩意识在驱使着我，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中，仿佛还时时在看着我，我应该尽自己的努力而不让他们失望，否则我就会感到愧对人生。我选择《答〈文艺争鸣〉杂志社朱竞同志问》一文是由于这里谈到了我的父母。因为对于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我一直想写一点回忆和纪念文章，但千头万绪感到有些难以下笔，以致迄今未能如愿，只是在与朱竞同志的那篇对话中稍有涉及，把它转载在这里只是聊胜于无。后一篇曾在《浙江大学报》上刊出，引起很大的反响，许多年轻的老师看了都很有感触，有些原浙师、杭大的师生甚至领导随后也写了他们追思的文章，原来想结集出版的，据说由于新浙大的领导没有同意而宣告流产。这篇文章后来在网上转发了，有些外地的同志看了写信给我说让他们“深为感动”。鲍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说：“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与其说是表现这时代所拥有东西，毋宁说表现这时代所缺失的东西”，人的心理大概也是这样。

问： 从您的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到您多才多艺，音乐、书法、绘画无所不通，您能否再给我们谈谈您是怎么练就的？

答： 说“多才多艺”“无所不通”显然是过誉了，不符合实际。不过我的兴趣爱好确实比较广泛，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唱歌、看戏，初中阶段适值解放，配合各种运动，学校所组织的对外宣传活动较多，因此不仅画宣传画，而且写美术字、绘制布景等工作往往都落实到我身上。初中毕业后我读的是普通师范，一般师范生毕业后是当小学老师的，所以教学的内容比较全面，写、画、弹、唱都得要会一点，但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指导和训练。工作后由于教学任务繁重也早已放弃了。字当然天天在写的，但谈不上是“书法”。因为我从没有练过毛笔字，练过楷书，许多人说我字写得好，多半也不是“练就”而是“看来”的，倒是最近几年，有朋友送给我一块约一尺半长的印有冯承素临的王羲之《兰亭序》的铜匾，我一直摆在案头。看书或写作累了欣赏、欣赏，揣度和品味王字的笔致和韵味，在废纸上照着练练，似乎有些进步；但我始终是眼高手低，不但对自己的字很不满意，感到基本功太差不上档次，甚至连当今一些“书家”的字也不看好，认为不少报刊上作为“书法”发表的“作品”充其量是一些“鬼画符”。所以有些出版物刊发我的字的时候，我把原来的“王元骧书法”中的“书法”二字一概改为“手迹”。奇怪的是这些年来北京等地的不少书画院竟纷纷来函要我出任“名誉院长”“终身院长”之类。我自然一概不予回应，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二十多年来，由于外出开会旅游的次数较多，看到一些美景就想把它永远留在感觉和记忆中，所以对摄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佰由于我的目的只是记录实景，这样，一个烟盒大小的“傻瓜机”就足以满足我的要求，倒反觉得单反机用起来太麻烦，也不想专门去学习、研究摄影技术之类，所以尽管我拍的照片的画面都很美观，但都说不上是“摄影艺术”，总之，都属于“野狐禅”之类的东西。

问： 您一直说从先天素质来说，您是属于“艺术型”而不是属于“思维型”的，您不仅对许多艺术门类都有兴趣，而且在初中时期还梦想当作家，所以进入大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中文系；工作后又从事美学与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您觉得您的兴趣爱好对于您后来研究美学、文艺学有什么帮助？听说您以前还写过不少文学作品，不知这些作品还有否保留？能否选一些发表于此？

答：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喜欢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为了加深理解，在评点、翻译上下了一些功夫。我对书比较爱惜，很少在这上面写写划划，但偶尔也会在这上头做一些眉批和旁注，使有些评点能保留到今天，我可以抄几条在这里。

比如对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我的评点是：

“景大、气雄，引人登高望远。”

对李白的《静夜思》的评点是：

“‘霜’不仅比喻月光之‘白’，也比喻月色之‘冷’，这就赋予感觉以情感色彩，故能见月思乡，全诗构思全着眼一个‘霜’字。”

又如对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评点是：

“有酒有火，足以为寂寞寒冷的冬夜增添乐趣，‘绿蚁’‘红泥’诗人以这两个色彩浓烈的词，为这种乐趣设色。”

其次，是通过今译来深入体味，先后大概以白话文译过五六十首《诗经》和“宋词”，但都找不到了，只是前几年偶尔在一本书中发现夹在那里的一篇吴文英的《风入松》 的译文，那是大二时的一篇课堂作业，是当时教我们宋词的盛静霞老师布置的，现不妨抄录在这里：

只听得萧萧的风雨，

不觉又过了清明。

我怀着忧伤的心情，

抒写那葬花的铭文。

楼前昔日分手的路上，

如今已绿柳成荫。

那一线线飘拂的柳丝，

恰似离人万缕柔情！

春已将尽，还是这般寒冷，

我姑且以酒来消愁解闷。

无奈晓来交加的啼莺，

又使我春梦不成。

来到往日惯来的西园，

在掃林亭里俟坐日尽，

我只能独自欣赏，

那初晴明媚的风景。

黄蜂儿频扑秋千索，

嗡嗡地飞绕不停，

料想是当年那纤手上，

还有余香索上凝。

到何时再见“双鸳”到来，

消解我满怀的愁恨。

你看那幽静的台阶上，

一夜间又增添了多少苔痕！

我当时受了郭沫若说的“翻译也是创作”思想的影响，并不十分重视字面意思的直译，比较看重对原作韵味和情调的传达，所以这首译诗让盛老师非常欣赏，给我打了一个满分，说我译得“很传神”，还在课堂上当众诵读过。但我至今已想不起为什么选译这一首。因为我读书时喜欢王维，后来又特别钟情于苏轼；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不会选择吴文英的，可能当时上课刚讲到这里，是老师指定大家去翻译的。

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之外，我当时还迷上了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也都写过一些，我的诗歌也数次被当时教我们写作的马骅（莫洛）老师以在课堂上以宣读的形式表扬过，但由于没有真切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大多是一些凭空想象的东西，自己也感到在这方面没有发展前途，后来都放弃了，所写的东西也都散失了。不久前找到一个大约在1970年随首届工农兵学员去萧山临浦开门办学时写的戏曲剧本的油印本叫《夺称》，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现在简直不敢相信当时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这说明我虽然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还是很天真，还是积极在跟的。这东西当然不适合再发表在这里，倒是前两年心血来潮写了两篇小说，大家看了也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不过是“戏作”，从不奢望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倒是可以收入到这书中，可以说明它与我的理论是一个整体。我常说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作家不在作品之外而就在作品之中，这思想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我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我无意地发现《过在上帝》中的情节开展，《请原谅他》中的马晓阳的整个思想活动就是按我自己的思想方式所做的一种揣度和推测。我总是不想把人想得太坏，而希望通过文学来唤起人的良知，加深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理解，而使社会变得美好一些。现在很多人总是把理论与创作看作是对立的，认为理论会窒息艺术心灵，唯有“告别理论”才会使创造力获得解放。我一向不赞同这种观点，相反地认为唯有深得艺术的三昧才能掌握理论的真谛，那种窒息艺术心灵的只是一种教条而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理论的。所以虽然我后来没有向古典诗词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方面发展，而我的理论之所以没有完全成为教条，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当年学习古典诗词和创作训练的心得，它对于培养我的鉴赏能力和对创作规律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尽管我们理论文章一般偏重于思辨，但并非都是隔靴抓痒的泛泛之论，多少还是能谈得出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来。

问： 不少同学的回忆文章中都谈到您常年穿的是中山装、白衬衫、解放鞋，且一直不变，数十年都是如此，您为什么总是这样，是出于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吗？

答： 哈哈，这怎么说呢？有些看似很简单的事情，恰恰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就掀起一股“西装热”，到90年代达到了高潮，街头巷尾、男女老少，都以穿西装来表明紧跟改革开放的潮流，有些老相识时隔几年见了，也都西装革履，风光无限，真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我外出开会始终是中山装、解放鞋，有些同志认为我思想保守，脱离形势，我的思想多少也是有压力的；伹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从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怎么说的，只要自我感觉好就行，这也不完全是一个性格的问题，深挖下去，也有它的思想根源。抗战初期，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黄岩路桥人，叫郏朗秋（五十多岁的样子，我叫他“大伯伯”，据母亲说他原本是在温州经商的，但我丝毫看不出他是商人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或许是投资者，像股东、老板之类，而不是经营者），大概是为躲避战乱，一家三口（他的老伴以及一个十六七岁左右的养女）来到玉环楚门。当时我家也只有三个人，租住的房子楼上楼下都各有三间，比较宽敞，父亲就把楼上三间让给他们，住了两年左右。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不仅邀他们同住，而且还同吃，不让他们单独开火，也从不肯收他们一分钱。郏伯伯是一位居士，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听母亲说即使抓到一个跳蚤也要把它放生窗外，而不把它掐死。由于他定期吃斋，为此不仅要烧两份菜而且还要用两口锅（荤锅和素锅），很不方便。有一次，可能由于烧菜时把锅搞混了，他在菜中吃出了荤腥味，盛怒之下，竟把一桌菜都掠在地上。母亲告诉我，那天的菜幸亏是大伯母烧的，否则她更是过意不去。后来由于他再三要求，父亲才答应他们自己开火。他平时就在楼上念经，也教我母亲念经，所以我也“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在旁边跟着念，虽然经文的内容完全不懂，但佛教徒的“慈悲为怀”却无意中渗入了我的心灵而成为我做人的道德底色。而且还有两位邻居的老太太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们都非常善良，对于我日后的生活方式乃至饮食习惯（我基本吃素，鸡鸭牛羊也都不吃，只是开会聚餐，觉得浪费心疼，偶尔吃一点白斩鸡和酱鸭）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抗战中期，楚门常受日寇骚扰，当时父亲在临海工作，母亲就带我与妹妹到乡下外婆家避难，那里没有小学，学业全荒废了，所以到1945年秋父亲就带我到临海（大约过了一个月，日寇就投降了）去读小学，先后有两年半时间。他工作的商行——“久如油行”订有一份《大公报》。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就是连续刊登在这上头的，所以我对这报纸特别关注，凡刊登有《三毛流浪记》的，就一期不漏地把它收集起来。我不仅从《三毛流浪记》中看到了人间的苦难，而且也从报纸上时常看到一些难民卖儿鬻女、冻死饿死的报道。其中报上刊登一幅被出卖的小女孩的照片，看上去很像我的妹妹，我还为此哭了老半天。所以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长大后开一个大工厂，赚了钱办一个“施粥厂”，让那些难民都有饭吃，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认为劳苦大众从此即可过幸福的生活，这梦想才从脑子里消失。当然，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天真的想法，日后半个世纪所听到和看到的由于天灾人祸降临到劳苦大众身上的灾难所造成的悲惨故事，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大公报》的报道！对此，我虽然无能为力，但思想感情的脉搏却终始是与劳苦大众在一起跳动的，这使我一直过着非常简单、俭朴甚至是清苦的生活，总感到有中山装、白衬衫、解放鞋穿已经不错了，自己充其量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不再挨批挨斗、遭人欺凌羞辱，已经很好了，没有什么可值得风光的！我觉得记忆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都很重要，唯此才会有心理上的成熟和精神的成长。但中国人向来是很讲“面子”的，俗话说“不穷衣衫只穷人”，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穿中山装、解放鞋往往是被人很看不起的。大约20年前我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学校来，一位新来的年轻的保安竟把我挡在门外，恰逢系里的任平老师骑车过来，叫了我一声“王老师”才放我进门，这让我既生气又好笑，情不自禁地教训了他一番，“年轻人，不要貌相！这样你要上当的！现在小偷、骗子穿得可漂亮呢！你看我这副穿戴无非是以为我穷，但穷人未必卑贱，富人也未必高尚！你来这里当保安大概也不富吧？为什么穷人看不起穷人呢？”旁边的人听着都笑了，使他十分尴尬。但却让我感到非常痛快。类似的情况后来到世贸中心参观也遇到过一次。没有想到在一个刚刚摆脱贫困的社会里，人们就是这样以衣着的风光、时尚、体面来看人！以致连一件普通的衣服，若没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敢穿出去，我对此深有感慨。以后我更有意无意地以穿中山装来表明自己是一个向世俗挑战的勇士，好像非常自豪，很值得骄傲似的。另外，我这个人一向很讲求“名实相符”，而且把“实”看得远比“名”重要，这最初大概是受了进入初中读书的第一课老师讲授的许地山的《落华生》（原文作“华”）的思想的影响。我在前面的两篇自传文章中都谈到这件事。所以我立身处世都是以名实相副作为我思想的原则，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校为我提副教授，80年代中期为我提教授，我不但从没有自己去跑过（浙江教育学院的沈济萱老师告诉我，姜亮夫先生的女儿姜昆武同志曾对她说，“每次提升职称，我家的门槛都要踏破，就是王林祥没有来过”），而且每次我都是推辞的，特别是1985年提教授那次，徐朔方老师（他当时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找我谈了约有三次，当时的系主任以及与我同时提副教授的郭在贻同志在申报教授时也来动员过我，但我都没有动心（到1986年，徐先生又来劝说，说：“现在手续如此，你不申报，我们是无法考虑的，等到你们同届同学都提了教授，你还不是，你心里可能又不平衡了。”直到他说到这地步，我才写了一份报告送去），因为从内心觉得以往时间浪费太多，书读得太少，有些名不符实，觉得把这些虚名套在自己头上实际上是给自己戴上枷锁，造成压力，自己不能活得轻松自如，完全是很不值得的。所以我一直很看不起那些“虚有其名”的称谓和头衔，并把“虚有其表”看得如同“虚有其名”那样，都是让人鄙薄的！因而觉得穿中山装、解放鞋与我的身份、地位还是最符合、最相称的。即使从审美的观点来看，中山装也未必就是不美的，圣·古斯丁早年提出的“美在适宜”，衣服是穿在人身上的，相比于衣服来说，人自身的条件是第一位的，衣着也应该与人的个性、年龄、气质契合才好。我在穿着时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无意识中倒觉得自己是老土的，还是这身穿着与自己的性格气质最符合，有意无意地受着习惯势力在驱使。

问： 您真不愧是搞理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您也会想得那么多，您认为您的个性、性格、气质与您的文风有怎样的关系？我们把收集起来的文稿请您过目，您都看了吗，不知您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答： 中外文论史上都有“文如其人”之说。当今文论界评文也就像看人，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把“反映论”看作是前人重复了千百遍的腐朽的道理，我把“反映论”（能动的）视为文学的哲学基础，就像我穿中山装那样，要没有坚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不敢说的。当然与传统的反映论文艺观不同，对此我也作了不少新的阐释。所以将文集名为《文艺学的守正与创新》，我认为还是比较切合我的文艺思想的精神的，但也正如看待穿着的那样，也只有排除表面的时尚眼光才能发现。文稿我只是粗粗地看了一下，我非常感谢选编的同志为此花去很多时间。我主观上原本不希望出这样的文集的，主要是怕给别人增添麻烦，既然你们说早已定了，而且已与出版社签订合同，我也只好是同意了。但在组稿的方式上我原本主张原则上不落实到个人，只要发个通知让大家知道就好了，让大家自愿决定要不要写，以免使人感到为难，无话而找话说，或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现在不少同志不仅自发地写稿来，而且写得情真意切，让我非常感动。关于回忆文章部分，我大致也都看了，订正了个别有出入的事实，因为有些事情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我也不完全记得起来了，只是请作者再追思、核实。关于评论部分，我只是有选择地浏览了一下，但印象中不少同志对我的理论评价很高，使我颇觉惭愧，我怕在看的过程中会随手去作一些改动，影响文章原有的风貌，所以只好等出书后再一一拜读。我把这些评论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其实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对我的学术思想提出批评和商榷，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思考，这同样也是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深感“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所以这些同志的肯定、鼓励是不会使我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和对自己作客观评价的。另外，所里的同仁特别是苏宏斌和朱首献同志为编辑和组稿花去了很多精力，我都铭记在心，在此一并致谢，如果这本集子大家看了能从某方面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那么他们付出的劳动我觉得也就值得了，再次向作者和编者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2004年9月20日
（原载《文艺学的守正与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a/qmMzynV2Cy3wBLbpD/N8E4GaaB+kWZf7wG5/lqCS5GttEmC9SbzXECrEHBnw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