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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您认为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答： 我不知道知识分子精神的具体内涵是指什么，但我知道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是以天下为己任，都很有责任感、使命感，都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都很有骨气，很有操守。但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是愈来愈少了，可能是以往的政治运动把他们的锐气磨平了，而现在的市场经济又把他们的灵魂吞噬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所以我非常崇敬那些正直、爱国、有理想、有骨气、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那种知识分子。
问： 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答： 我觉得还是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他们。
问： 您最痛苦和耻辱的经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答： 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自尊心受到伤害，至今印象最深的还是1982年学校分房。当时学校造了72套“高知”房，按规定是分配给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的，但有些有门路的讲师都分到了，而唯独把我这个副教授排除在外。我倒不是认为“副教授”有什么了不起，但既然学校有这个规定，就应该按照规定来办。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别掌握分房大权而又作风不正的领导在侮辱我，因此我打报告决意离开学校。在给学校报告中我说：“我名不要，利不要，但自尊心是要的，既然学校把我看作‘编外’的，那么就让我离开！”为此事我耗费了很多精力，几乎有两三年没有安心工作过。后来学校领导班子换了，新领导竭力挽留；我想他们是无辜的，应给他们一个面子，因而也就留下来了。这说明我很善良，也很天真！我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但别人却未必为你考虑。
问： 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
答： 恐怕还是自己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我这个人百无一用，只能教教书、附带搞点研究，要说能对得起国家、人民，对得起祖宗、父母、老师，一切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人，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也只能在这方面努力。
问： 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谈谈您和它（他或她）的故事吗？
答：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似乎一下子很难想起来，倒是一篇小文章，曾给予我强烈的震撼，并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我为家乡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写的一篇回忆录中，曾把初中一年级入学第一课听老师讲解《落花生》的内心感受描写得淋漓尽致，可惜一时间没有找到那篇文章，否则我可以摘录一段在这里。散文的大意是写落花生尽管很有用，但寂寞地长在泥土里，毫不为人所注意，直到被人挖掘出来，才发现它的价值；不像苹果、桃李那样炫耀枝头，招人眼目。从而向我们点明主题：“要做有用的人而不要做体面的人。”这思想影响了我一生，我平时就是不喜欢招人眼目。何况，我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那就更应该甘于寂寞，不论在什么场合，就更不应该自我招摇；所以直至今日，我还是很怕出头露面。
至于说对我影响的人，也很难说；但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我的父母，其中又以我的母亲为大。因为我父亲在外工作，我从小在我母亲身边长大。她是一个非常勤劳、俭朴、善良、慈祥、通情达理而又坚强的旧式妇女，能做一手精致的针线活，我们一家的衣服、鞋子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为家务操劳了一生，自己却没有享受过一天清闲的生活，左邻右舍都非常敬重她。她很能忍受，什么事都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就是生病了，也还是默默地苦撑着，不肯告诉我们。直到实在支撑不住了，躺下来休息，才为我们所发觉。她1995年去世时按虚龄算虽是米寿了，但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十分内疚，总觉得平时对她关心、照顾得很不够。我曾经这样梦到过她：我好像一觉醒来躺在床上，看窗外有一个人影晃动而过，我开门出去，只见天色昏暗，分不清白天还是晚上，看到母亲默默地坐在窗前，浑身颤抖，脸色蜡黄，我说：“妈，这么冷的天气，你一个人坐在外面，怎么不进来呀？”她说：“我看你睡着了，不来敲门打扰你！”这梦很能说明她的性格。我与父亲不像与母亲那么亲近，他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刮了后也还是青黝黝的，邻居的大娘大婶们说也都有点怕他。他平时对我严厉有余而亲近不足，甚至有点粗暴。小时候我的头上不知吃过多少他的“粟凿”，所以尽管我在母亲面前比较放肆，但一等他回来，我就收声敛气了，以致邻居老太太说是“老鼠见到猫了”。我读初中时长得比较瘦，有些同学说我有肺病。我回家后告诉他，可能正值他心情不好，他非但没有宽慰我，还冷冷地说了一句：“要不要送你到瑞士去疗养？！”从此我更不愿意和他多讲话。但是，他正直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爱读鲁迅的杂文，在某些方面，给我影响一点也不亚于母亲。在读小学之前，他带我到外面玩的时候，每看到乞丐，就会主动掏钱要我送去给他们，我还听到他多次和母亲说：“不要与小贩讨价还价”，母亲赞他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良心好！”他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是有些头面，平时穿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人们都叫他“王先生”。但他从不与富人往来，常说“为富不仁”。长大后，给我影响人都多起来了，像鲁迅先生，周总理等，我都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也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当作人格的榜样。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正是由于我的父母从小给了我好的影响，然后我才有可能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向着这些伟大的人物。
问： 您是否有成功和成就感？
答： 没有，丝毫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离应该达到的目标相距太远！但是我也并没有抱怨自己，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过失。我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当时从事中文系一年级“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就是一位半途改行的老讲师和我两人。他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一旦病倒，全部教学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当时本校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有360人，还有1000多名函授生，遍布全省各地，加上杭州师范专科学校（今浙江师范大学前身）刚刚成立，没有文学理论教师，也是由我去兼任的（我没有领过他们一分报酬，喝过他们一杯水，还是自己出钱坐公交车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年代。我之所以作这样的说明，因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感到不可理解）。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了，一个人干了相当于现在四五个人的工作量。但是，就这样苦苦干了一年，却被总支书记——一位外交部下放的女同志，她心地善良，但却“左”得可以——叫去批了一顿，说我只管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留校一年来，走着一条“白专”的路，没有向她汇报过一次思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能搞业务吗？再加上当时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去研究，搞古代的吧，说你是封建主义；搞西方的吧，说你搞资本主义；搞苏联的吧，说你搞修正主义！我在课堂上讲了点别林斯基的观点，就有人责问：“你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挂帅？”真搞得你哭笑不得，左右为难！倒是不学习、不研究的都成了“积极分子”。就这样我在学校里战战兢兢地过了八年（我时刻感到有被调到中学去的可能，因为当时一些领导不满意的教师都先后调到中学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索性什么也都不研究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你看、我们还有什么“成功感”“成就感”可谈？所以我确实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轻人，要是有他们今天的条件，我现在肯定会是另一副样子！当然，就我个人说来，是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因为这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说这些是想通过这次访谈的机会来与青年同志进行交流，增加彼此的了解。现在我的一些研究生学得很不错，不要说外语比我好，新的东西了解得也比我多。但是我除了再三告诫他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之外，还特别提醒他们要注意谦虚谨慎，我常在他们面前说：“如果你们处在我当时的环境中，你们决不会比我好；如果我处在你现在的条件下，我决不会比你们差！所以大家还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吧！”
问： 那么这种环境有没有带给您什么好处？
答： 当然也是有的！它磨练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精神，使我比之于现在的年轻人更能经受各种挫折逆境的考验，更能够把自己目标和追求坚持到底！有时甚至认为一帆风顺，没有经受各种挫折考验的人生是不完善的、不充实的。有一次我去济南开会，会议的承办单位安排我们去游泰山。他们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中天门，再乘缆车把我们送到南天门。过去就是天街和玉皇顶了。我很不过瘾，别人问起我是否去过泰山，我也很难作肯定的回答。我想到人的一生也好像登泰山，也应该从山脚拾级上去，哪怕爬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这是我们自己上去的，我才能说我真正去过泰山。人生也是这样，只有酸甜苦辣都尝过了，你才没有白活，你这一生才会感到充实。我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和态度看待生活中所经受的挫折和逆境的。我觉得我的意志还比较坚强，也不太会轻易地受各种思想的影响，但当我经过反复比较，接受下来把它认为方向之后，我就会排除种种困难去为之奋斗。这种性格的形成不能不归功于生活中所经过的这些挫折和逆境。
问： 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主要弊端是什么？
答： 我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即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因为我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我中师毕业那年（1954年），适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人数还不能满足大学招生数的要求，所以国家就选了一批师范生去报考大学，但是必须是定向的，即凡中师毕业生都必须考师范院校。这样，我就被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分专业、学习期间我比较喜欢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因工作需要才改攻文艺理论。
关于目前大学教育主要弊端，由于我这十年都从事研究生教学，没有再与本科生教学接触，所以了解很少。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主要是学得不够主动，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梁启超说得好：“趣味是人生的原动力”。这就是说，不论做什么事，首先都得要有兴趣，有了兴趣，就会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才有可能做好它。学习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需要这样。但现在我发现有些学生到学校里学习，往往不是出于自己的志趣，而是出于将来就业的需要或家长的压力，因此学习都比较被动。尽管看起来他们也还用功，但主要是为了考试，为了能毕业，为了将来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这样，学起来也难免事倍功半。我们大学期间的学习负担，比之于今天的学生来，可以说还算是轻松的。那时学校是统一作息的，晚上9时半熄灯铃一响，灯就灭了，你想开夜车也开不成。所以大学四年，我从未开过一次夜车。但由于学得比较主动，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有一腔报国豪情在驱使，所以就学习效果来说，却不比现在的学生差。
问： 您作为一位博士生导师，在您看来，要带好学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答： 这个问题前面实际上已涉及了，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要有一种对学术的痴迷的心态。我觉得做人和治学，都要讲求真诚。所谓真诚，就要排除单纯功利、实用的目的，把关系建立在对事情本身情感的基础上，甘愿为它牺牲、为它付出一切代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个人的学问做得是深是浅，他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境界是高是低，就是与这种痴迷的程度有关。现在是一个讲求功利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年轻人完全不讲求利害得失；但既然你选择了一条治学的道路，你就得要放弃一些东西，对某些个人得失就要看淡一些，超脱一些；这样才会做出好成绩来。这就是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嘛！这是不是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我说不上来。至于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也谈不清楚，就我所带的学生来看，我觉得他们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问题意识”，凭自己的一孔之见，抓到什么就搞什么，这在我看来还不能说已真正进入研究的轨道。因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我认为应该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研究、梳理，去发现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难点、疑点、争论的焦点、突破的关节点，来把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然后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样，对于学科发展和建设才会真正有所推进。要做到这一步，当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思考，非甘愿为学术献身的人是难以达到的。这当然不能责怪他们本人，因为若是这样去做，在目前条件下，不用说提升职称、工资，恐怕连生存也成问题。这也是当前“伪学术”得以盛行原因。
问： 您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
答： 像我们这些人的命运都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党和国家安排的。我原本形象思维能力远比逻辑思维能力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绘画、制作一些小玩意儿。我去街头看了喜欢的年画回到家里，凭记忆就可以基本上按原样画下来，所以若是我当年能从事艺术创作，一定会比现在从事文学研究有出息得多。但是我能干一行爱一行。现在既然命运安排我做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觉得也与我原来的志趣并非完全不相容，我的艺术爱好使我在研究理论时不至于完全脱离感性经验而从概念到概念，还多少能谈得出自己一些的感受和体会来。何况我觉得这工作也很有意义，尽管现在社会上普遍对人文社会科学很不重视，但我并不感到自己就比搞自然科学的低一等。要人家看得起你首先得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他不仅要使自己生活得好，而且还要考虑为什么活；这样，他的生活才充实，才有意义。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里我觉得也有文学理论的一份责任。因为文学理论在我看来要解决的不只是或主要不是一个“技”的问题，它首先要一种“道”，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界，一种看待文学问题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通过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引导着文学工作者向更高的方向和目标去努力。
问： 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看重的素质是什么？
答： 要有理想、有信念，并坚定不移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奋斗。因为作家和批评家的工作所面对的都是美，作家所创造的是艺术美，批评家评判的是艺术美。美不是一种“实是”的东西，而是一种“应是”的东西，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它向我们所显示的是一种“应当如此的生活”。这种“应当如此的生活”可能是永远得不到验证，它只是一种梦想、一种追求、一种乌托邦，但却是人生存在世界中所不能缺少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抚慰，一种激励，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使人从当下的生存境遇中摆脱出来而实现对自我的超越。所以王尔德说：“要是世界地图缺少了一块乌托邦国度，那就不值一瞥。”既然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职责就在于创造和评判艺术美，试想，对一个缺乏理想、信念，不能坚定不移地为此进行奋斗的人，他又怎么能担当起这个职责呢？
问： 文学研究是您终生要从事的事业吗？如果离开文学，您最想干的是什么？
答： 这个问题前面我也已回答了，除了目前所从事的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之外，我几乎干不来其他事情，因为我对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那一套职场规则一概不会！何况，研究愈深入下去，我愈觉得自己仿佛刚刚开始，涉及的问题很多，要看的资料很多，即使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花费上去也用不过来。再加上我已是过了65岁的人了，精力十分有限，我也只能尽力而为，干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不管能取得多少成绩，但对我自己来说，已经是无愧人生了。
2001年6月30日
（原载《世纪印象》，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在《文集》中略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