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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就进入了古稀之年。这七十年可谓中国历史上变化最激烈的年代。世道之沧桑，人事之沉浮，不仅在每个人身上都打上深深的烙印，同时对每个人也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人总是社会的存在物，所以回顾和总结一下自己这七十年的经历，于人于己，或许也不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于1934年10月出生于浙江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镇——玉环县（今玉环市）楚门镇。父亲王慎安是浙江永康人，在楚门复利盐廒任内账。因为母亲是玉环人，这样就在玉环定居了。抗战时期交通阻隔，自我出生以来，父亲从没有带我回过永康，我对永康一无印象，也不知永康还有什么亲属，所以我也就一直视自己是玉环人。后来复利盐廒倒闭了，连房子也毁于日寇的炸弹之下，父亲又经朋友介绍到黄岩路桥和临海久如油行继续任内账工作，一直到他退休。父亲到黄岩、临海工作之后，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因而我就在母亲身边长大。我小时虽不算顽劣，但由于母亲对我娇宠有加，所以比较任性。不过母亲对我还是管得很牢，加上当时周围邻居的孩子也不多，这样就渐渐养成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自由自在地画画和无师自通地做一些小玩意的习惯，以致我六虚岁上学（东方小学）后由于不习惯学校的生活而常常逃学。当时楚门庙宇很多，常年都有戏班子在庙内演出。我常常背着书包出去，往墙洞里一塞，就跑到庙里去看戏。无钱买票就在门口等着，碰到认识的大人请他带我进去，或一直等到演出临近结束“放山门”时去看个尾巴。不仅白天看，有时晚上也看，记得有一回“三官堂”上演连台戏《孟丽君》，演12晚我就去看了12晚。到了最后一晚，由于过于疲劳就趴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戏散清场时一位老爷爷把我叫醒，我才睡眼惺忪地回家睡觉。母亲根本管不住我，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很差，常常留级。
大概1944年冬天，日寇入侵楚门，母亲带我和妹妹到芳杜乡柏台村外婆家去避难，一住两年多，我在那里过的很像鲁迅《社戏》中描写的小时在外婆家的生活。当时柏台村没有小学，父亲看我这样下去学业全荒废了，就于1945年秋天带我到他工作的所在地临海的赤城镇中心国民小学去读书。1948年夏小学毕业，鉴于我从小喜欢做一些小玩意儿而不爱读书的习性，父亲就准备送我到临海一家银楼去当学徒。母亲来信说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希望父亲暑假带我回楚门一趟。回到楚门，适值刚建立不久的楚门玉环县立初级中学招生，由于邻居的动员和劝说，我在一无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前去应试，结果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被玉环县立初级中学录取了。
玉环县中学学习的三年可以说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这三年间不仅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而且通过语文教学和课外阅读，也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当时教我们语文课的先后有戴汉节、赵灵筠、赵铁铮、庄钟庆等老师，而其中戴汉节、庄钟庆老师的课对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十年前我为《玉环文史资料》写的一篇《家乡生活琐记》中曾这样的记叙过戴老师为我们上的第一堂语文课的印象，我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转引在这里：“那时新生入学没有什么始业教育课，我进入初中读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就是语文课。由于一下子跨越到一个新的学习阶段又是第一堂课，所以颇有些兴奋和激动。我们静静地坐在课堂里，新奇而又热切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一阵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30岁左右，穿着一身白色衣服，面孔黝黑，目光深沉，额头飘着一绺微曲的头发的老师走上讲台，情态优雅而又安详，这就是戴老师。我已记不起他是怎么开讲的，总之他没有按照课文的次序来教，而是叫我们翻到许地山的《落花生》，接着他就从容不迫、娓娓动人地讲授起来。他的声音很优雅而安详，就像一股山涧中的清泉，幽幽地流淌出来，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像沐浴在春风之中，感受到一种生命复苏的喜悦。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棵吸足了甘泉和阳光的小草，似乎一下子长高了不少。这不仅是一堂语文课，而且还可以充当一堂始业教育课，不仅是我进入初中，而且也是进入人生、进入社会的一堂始业教育课！课文中爹爹教育孩子说的一段话：‘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象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所以你们要象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经由戴老师的讲解，就感到特别深情感人，迄今回想起来仿佛还在耳边！课文中点题的话：‘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也就有意无意地成了我的座右铭。直到今日，我还是喜欢默默的干而不习惯于抛头露面。”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在老师的倡导下，学校里还成立了很多社团，我参加了文学和美术的。文学方面的书学校图书馆里不多，楚门也没有书店，我就写信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骆驼书店、作家书屋、万叶书店，……要来各种图书目录，选择所喜爱的书，写信要求父亲在临海买或节衣缩食省下钱来托到温州办事的人带。如果临海、温州都没有，就汇钱到上海邮购。由于这些书都来之不易，我就倍加爱惜，以至养成爱书的癖好。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大愿意把书借给别人而宁可送给别人。像鲁迅、屠格涅夫、巴金、斯托姆、普希金、叶圣陶、朱自清、冰心、高尔基、沈从文、王鲁彦、夏衍的一些作品，就是在那时读的。在阅读的同时，我还喜欢写作，作文也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以致有些同学叫我“小鲁迅”，自己也很希望长大后当个作家。当时虽然有些偏科，但却学得相当主动而又生动活泼，从而使我一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的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到1951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玉环县中还没有高中部，少数家境比较富裕的同学就到温州去继续读高中或工业学校，这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家正在犹豫彷徨之际，不知是哪位老师还是同学倡议：读师范去。因为师范生当时是国家包下来的，不要家里多少资助；同时由于受了冰心等人作品的影响，认为儿童是最天真、最纯洁的，自己也有志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这样，余下的十几个同学就结伴同行去平阳郑楼，成了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的第一批玉环学生。
由于我从小不爱运动，到了十六七岁时长得面黄肌瘦，别人和自己都怀疑我有肺病，因而在温州师范开头两年变得比较消沉，也没有初中阶段那种美好的梦想推动自己去学习了。加上由于初中阶段偏科比较厉害，数理化的基础没有打好，所以要花很多力气去进行补习，在语文学习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长进；但倒是意外培养了我对音乐的浓厚兴趣。
师范毕业应该是由国家分配到小学教书的，但当时正是我国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已经不能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求。所以到了1954年夏天，正当我们师范毕业的前夕，省教育厅下了文件，说要推荐一批普师毕业生去考大学，但必须对口，即必须报考师范院校。我也是被推荐报考的对象之一，这样于1954年8月我就被当时浙江唯一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即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之江大学和杭州俄语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而新成立不久的浙江师范学院录取，成了浙师中文系的一名学生，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
我知道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像我们这样家境的孩子是读不起大学的。所以，到了浙江师院之后就暗中发奋努力，以求将来好好地报效祖国。但是在浙江师院四年，我们实际上只学了两年，因为1955年春夏之交就开始“反胡风”，接着是“肃反”，1957年春夏之交又开展“反右”，以后又是“大跃进”以及“教改”等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停课进行的。而在这两年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又是1956年。当时党中央宣布我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毛主席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文化建设高潮的思想，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学校里也闻风而动，召开了“向科学进军大会”，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成果展览会，并邀请了许多著名学者来浙师讲学，属于中文专业的在我印象中就有冯雪峰、巴人同志和刘大杰先生等。同时，中文系在我们年级还尝试、推广学年论文写作，这更是把我们学习的积极性推到了最高值。在中文系当时所学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所以我所选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屈原的〈九章〉》。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分析总是深入不下去，这样，就使我回过头来去找一些文学理论的书来看，从而对文学理论的兴趣也开始与日俱增。
1958年夏天浙师毕业，我被分配到刚成立的杭州大学。当时杭大中文系教职工只有六人，一位系主任，一位总支书记，两位讲师和两位助教，我就成了两位助教的其中之一。中文系一年级的主干课是“文学概论”（当时叫“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现代汉语”，“毛泽东文艺思想”由中央下放到浙江的原《人民日报》副主编、文艺部主任，左联时期的老作家、老翻译家，现杭大副校长林淡秋同志主讲，我做他的助教。从此，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成了我终身的工作。
不到半年，省委决定将浙师并入杭大，林淡秋副校长就不再负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讲授了。浙师的家底虽然是以老浙大等历史悠久的学校和院系为基础，但以往浙大等校的中文系（当时叫“国文系”）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像“文学概论”等理论课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而新设的，所以浙师当时主要从事“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的也只是一位古代文学转行过来老讲师；原先曾有两位从北师大等校进修回来的年轻教师，“反右”以后也不知什么原因被调走了。虽然浙师当年也留了两位与我同届的同学充实文学理论教学队伍，但两校合并之后，其中一位就完全转到系总支去工作了，她只是在总支工作之余承担三个班的辅导任务；另一位是浙江省的短跑健将，是浙江省100米短跑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平时在外地集训的任务非常繁重，自然没有时间再去从事经常的教学工作。所以，实际从事“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的主要是那位讲师和我两人（原本规定助教三年后能上讲堂的，但那正是一个“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大跃进”的时代，所有框框都被打破了）。那位老讲师身体不好，患有较严重的肺气肿。这样，一旦他病倒不能上课，不仅中文系一年级360多位学生的课（分两个大班上），还有新闻系的课、中文系全省（还有一些邻近省份，如江西、福建的）1000多个函授生的答疑工作，就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浙江师院并入杭大后，由于浙江没有高等师范院校，就由原先杭州师范学校“戴帽子”成立了一所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他们没有文学理论教师，也要由杭大教师去兼任（因为那时是一个“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时代，我去兼课不仅没有拿过他们一分钱的报酬，而且还自费坐车前去。但我依然觉得非常光荣，非常骄傲。这也培养了我以奉献为荣的思想，直到今天，我还不习惯于什么都可以以金钱来交换的）。承担这么多的教学任务，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助教来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的了。
就这样勤勤恳恳，全力以赴地工作了一年多，我却被总支书记叫去挨了一顿迄今都使我茫然的严厉的批评。这位书记是从外交部下放到浙江的一位女同志，她姓蒲单名光。她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王林祥（我在学校里所用的姓名），你说，你留在杭大这一年多走着什么样的路？！”我一时茫然，什么都说不出来。她接着就自问自答：“你走的是一条白专的路！你跟着×××（即那位由古代文学改教文学概论的讲师）跑，……听说你对教改也很有抵触情绪，说：‘什么叫革命？’是不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她对我这样不满和叫我去谈话的原因了。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我国正在掀起一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文学理论领域被看作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重灾区，所以有些领导提出文学理论教学内容必须“彻底革命”，这位书记在会上也曾多次强调。大概1960年春夏之交，我们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教学大纲》，我看了后问教学小组（当时我们还没有文艺理论教研室，还只是附属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下的一个“教学小组”）的一位同志：“你看这个大纲是不是彻底革命的？”他没有听清也许误解了我的意思，并按他的理解向总支书记作了汇报，以致她对我这么恼怒。我立即就向这位书记作了解释，她倒还听得进我的辩白，说：“呵！他可能听错了。”但接着又换了话题，说：“你打过入党报告，我们一直在考察你，想发展你，但是你好像没有这个要求，一年多来你没有向我们汇报过一次思想，我们是不做拉夫的……”这次谈话我有些不能理解：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在教学上我是尽心尽责的，这难道不是为党和国家在工作？难道不是在向党组织汇报？何况，我当时思想非常单纯，几乎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对领导的话也从无有过丝毫异议，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不过，我觉得她是一位心直口快、对我坦诚相待的人，她批评我是因为恨铁不成钢，而并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看待，我内心还是非常感激她的，所以当时似乎也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思想压力，但是尽管她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却很不争气，因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是那种环绕领导转的人。据说当时中文系教师和学生中有的入党积极分子一个星期找组织汇报一次思想，一次书面思想汇报竟写了70多页，这更是我一辈子都学不会的，何况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去做。当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中心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运动不断。不久又来了什么“反右倾”运动，原来浙师深受师生尊敬和爱戴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焦梦晓同志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接受批判。有些批判大会和小组会议也邀我参加，由于我不会唱高调，不会不负责任地讲一些违心的话，因而时时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当时中文系每年都有一些青年教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调到中学里去，所以我常常依稀仿佛觉得这也必将是某一天我要走的路，内心是相当焦虑而不安的。
虽然我最终没有被调出杭大，但逆浪却一个一个地向我扑来。“毛泽东文艺思想”课到1961年又被改为“文学概论”课，根据从事“文学概论”数年的教学实践的经验，我逐步认识到若是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不搞科研是难以提高教学质量的。所以我想把教学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加以清理、排队，一个一个地去进行研究。当时学校里分管中文系的是林淡秋副校长，他平易可亲，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或到教研室里同我们个别聊聊。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说了，颇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由于那时是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学界也流传这样一种理论：典型性就是阶级性。但上课之后同学总是要问：阿Q是什么典型？贾宝玉是什么典型？奥勃洛摩夫是什么典型？福玛·高尔杰耶夫是什么典型？他们难道可以作为他们所属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性格难道是他们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吗？为了辅导时能有说服力地回答同学这些疑问，我就把艺术典型问题作为我研究的首选题目。我是不赞同典型性就是阶级性的，但也反对把典型形象加以肢解、抽取出其中某些性格特征做孤立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由一种简单化走向另一种简单化，所以当1963年年初我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读到蔡仪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对其中所谈到的人物的典型性可以不从整个人物性格，而可以从其中某些性格突出的点，即所谓“性格核心”来做定性的观点，我认为是一种排除社会历史内容的抽象的机械的分析方法，同样是不足以真正解释典型人物的典型性的，因而就写了一篇文章寄到《文学评论》与他商讨。过了三个月，我收到《文学评论》的退稿，并附有编辑部给我的长达十页的信，说考虑到这篇文章“对于典型问题讨论有所帮助，曾考虑发表，因此在原稿上作了些删节，并用红笔批了版式”。“后来由领导做最后决定时，认为您的文章对蔡仪同志的批评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因而决定不发了。但我们还是把您的文章转给蔡仪同志看了，并嘱有什么意见可以与您直接通信讨论。”我看了这封信后首先是惊喜，因为写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费多少力气，邮寄时也并没有寄希望于作为论文发表，认为至多也只不过当作“读者来信”摘录部分作为刊物的补白而已，竟想不到现在差一点在《文学评论》上作为论文刊出。这使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水平似乎也还可以。其次是感动，当时还没有复印的条件，随信之后这位给我写信的编辑同志就以手抄的方式，大约以五六千字的篇幅向我转述了蔡仪同志的书面答辩要点。后来我从笔迹上认出，这位编辑就是王信同志。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他对读者极其热情、负责，算得上是一位编辑工作者的楷模。1985年我出席《文学评论》优秀论文颁奖会，回杭时他还亲自送我到北京站，并坦诚地指出我文中的不足。我一直深深地怀念和感激他。自那次分别之后，近二十年就没有再相见了。我衷心祝愿他健康、幸福！
由于发现了自己还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写作的欲望也就陡然增强了。大概在1963年9月，我又写了一篇《对阿Q典型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寄给《文学评论》，不久就收到编辑部11月20日的来信（也是王信同志的手书），说我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曾准备于本刊第六期上发表”。“后来因为第六期有别的重要文章（按：事后我知道是指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论文），不得不将您的文章暂时撤下，留待明年第一期再发。”并将原稿寄还给我，嘱我“再作思考研究，补充和修改得更好一些”，“不要迟于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稿子寄还。而修改稿寄出不久，我收到《文学评论》编辑部1964年2月10日的来信，又是因为最后领导没有通过而不能发表。这一下我懵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当时我父母和舅妈的灵隐白乐桥住处收到这封信的。看了信后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让我茫然若失地在灵隐至上天竺的小路上徘徊着想了好久，觉得他们这样处理使我太尴尬了。因为当时搞研究在有些领导眼里就是一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所以我寄稿子就是偷偷摸摸的，并且换用了王元骧这个名字。1963年11月20日《文学评论》给我的挂号信寄到中文系时，不知怎么搞的落在当时的总支秘书马锦书同志的手里，当他转交给我时，信封已经破损了，信也被他看过了。因为当时全国专门发表文学研究文章的刊物只此一家（另外，北京的《新建设》、山东的《文史哲》、上海的《学术月刊》、广州的《学术研究》作为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也有专门的栏目），而杭大中文系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唯有夏承焘先生一人，所以这事很快就传遍了中文系，在有些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马锦书同志是新闻系的毕业生，我辅导过他们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课，他是当作一件喜事来传的；但是我在接触有些同辈教师中，就发现了他们一种妒忌的眼光、散布了一些热嘲冷讽的言语。我当时就感到有点压力，所以请《文学评论》编辑部以后给我写信就寄到灵隐白乐桥我父母和舅妈的住处，以免再发生类似情况。现在编辑部又说“不宜发表”，岂不把我推向更为狼狈的境地？我猜测到这位阻止我文章发表的领导就是当时中国科学院
文学所所长兼《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因为这篇文章是分析阿Q典型的，所以文中所批评的对立的观点不再是蔡仪的“性格核心说”，而是何其芳在《论阿Q》中所提出的“共名说”。我觉得这两者尽管说法不同，思维方式却完全一致，都是排除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对典型形象作抽象化的理解。于是我在修改时为了加强理论上分析的分量就把何其芳的观点写进文内。我认为这就是“领导”不同意发表的原因之所在。这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总支书记唐棣华同志提出了我两点意见：一、何其芳以他的观点为真理标准，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在《文学评论》中搞学阀式的统治；二、我两次向《文学评论》投稿，都得到如此的遭遇，编辑部出尔反尔，对作者是够负责的。很快，我就收到当时的《文学评论》副主编毛星同志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我的五页篇幅的长信，说我的信文学所领导全看了，由他代表向我解释，并非常详细而坦诚地向我说明了我的两篇稿子的处理经过，最后表示“如果能把那些有缺点的地方修改得完善一些”，这两篇稿子“仍然可以再寄给我们”。这样，我就把后一篇再寄了去（因为我觉得前一篇有些观点都已写到后一篇中去了），《文学评论》也就在1964年第3期上刊发了。
文章发表了也就大祸临头。当时一位正在文学所进修现代文学的和我同届毕业留系的教师，写信到中文系总支，说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到了极点，竟然去信给所领导强迫他们发表我的文章。再加上我自己也不够注意，收到300多元钱稿费后买了一台收音机和一台四速电唱机，这些在当时都算得上是奢侈品。我当时买的动机是这样的：父母年纪大了，住在灵隐；我舅妈是一位孤老，与舅舅早年分居了，一个人在上海纱厂做纺织女工，退休后也与我父母住在一起，她非常喜欢越剧。我只能星期天去看看他们，平时他们生活比较寂寞，所以就花了70元买一台收音机给他们听听，我自己当时对音乐和京剧也非常入迷，因而也花40来元给自己买了一台四速电唱机，借了些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的唱片，星期天回家偷偷欣赏。还有，我怀着好奇心在检测收音机的灵敏度时曾收到过莫斯科中文台的信号——杜纳耶夫斯基《祖国进行曲》的旋律（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台被视为“敌台”）。这些事情被早想占据白乐桥杭大宿舍而把杭大家属赶走的邻近的西湖中学领导反映到学校。当时那位从外交部下放的蒲书记已调回北京，据说新来不久的总支书记综合这些情况，认为在我身上所反映的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仅取消了我入党的资格，而且还专门叫人审查我的文章，为批判我作准备。如果说，以前那位蒲书记还把我当作“自己人”、当作“挽救对象”；那么，现在这位书记则把我当作“异己分子”（据说当时有“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列为批判的对象了。我当时还有两篇文章在《文艺报》和《上海文学》，得悉这些情况后我一气之下就写信都要了回来，发誓以后再不写文章了。过了半年，中文系全体师生都分别下到萧山和诸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时间长达一年，回校后接着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才使我逃过这次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三十出头，历史上清白无瑕，学术上又一无成就，不仅不是“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勉强还可以算得上一个“红卫兵”小将。于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随着学生一起出去“大串连”，有幸免费游遍了北京、南京、青岛、济南、郑州、武汉、广州等地。回校后由于我不会打派仗，所以1967年春“造反派”组织就分派我去编辑他们创办的《东方红》杂志，负责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板块，自己也写了一些批判“文艺黑线”和“大毒草”《十五贯》的文章。后来“造反派”组织领导大概觉得我写的文章学术气太重，不会“上纲上线”，不太像“大批判”文章，又分派我到嘉兴东栅去参加“教学革命小分队”工作，不久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学校革命委员会在余姚梁弄办了一个“四明山文史哲教改试点班”，主要是为全省各地推荐上来的新干部讲授一些文化知识，这样，我又受学校委派到四明山试点班先后达一年时间。接着，在吸取四明山文史哲试点班经验基础上，校革委会又分别在温岭、玉环、丽水、云和为当地办了四个师资培训班，我一方面觉得在“试点班”的生活比去学校里愉快，同时也由于玉环老家我自1956年暑假至今已有14年没有回去过了，非常怀念，很想趁机到老家看看。于是我就主动报名了，结果被领导分配到玉环的邻县温岭师训班，直到1970年年底才回到杭州。当时首届工农兵学员进校已有半年，系里的教学任务都已安排好了，这样我就成了一个编外人员，被安排到由《光明日报》约稿而成立的《红楼梦》资料编写组工作一段时间。这任务半途而废，没有进行到底。不久，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备口号，各单位都“土法上马”开挖防空洞。我因为没有教学任务就被分配到杭大防空工地劳动，以致1973年春在一次劳动中耳朵被震聋。这样教学就有了困难。当时杭大中文系办了一个面向中学教师的语文辅导刊物叫《语文战线》，我就到《语文战线》杂志社任编辑工作，同时应刊物的要求写了一些文学知识、如何分析文学作品以及语文课文分析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曾作为杭大内部教材和函授教材出版过，在当时这个知识类著作极其匮乏的年代里还颇得不少中学教师和业余作家的欢迎。直到听力稍有恢复之后，我才回到教学岗位。“十年浩劫”，相比之下，还算过得平安。
1976年是一个大悲大喜的年代，粉碎“四人帮”对于经历了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这样深创巨痛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见天日、重获解放的狂喜的日子；但是对我来说，盼到的却是一次比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更大的迫害。大概从1977年春开始，浙江掀起了一场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后期，“浙江省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分裂为“山上”和“山腰”两派。杭大以及中文系的两派都是由这两个系统贯穿下来的。但是到了“揭、批、查”运动时，不知怎么搞的，前者的头头倒成了浙江省运动办公室的主任，相应地杭大隶属于前一派的中坚分子也都成了“革命派”，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而属于后一派的则成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物，成为“揭、批、查”的对象。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什么派都不是，但鉴于我在学生中尚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所以两派实际上都在做我工作。在这两派的教师中，我觉得后一派的几位教师为人比较正派；而对前一派的某些人在不同场合中可能有些得罪，这就使得他们把我看作是后一派的人。确实，从私交方面来说，我与他们也比较亲近一些。因而当他们前来做我工作时，我常常反过来就对他们进行规劝，叫他们“不要再搞了”，说“再这样搞下去是不得人心的”，“经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显得出来？”并向他们转述了我从北京方面听到的为后来事实证明是完全确实的消息。这些人后来在“揭、批、查”运动中都成了审查对象被隔离起来，要他们交代问题。当他们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把我对他们好心规劝的话去头却尾当作材料抛了出来。另外一派的个别头目和军师看到材料后欣喜若狂，连夜策划如何来整我。这些在“揭、批、查”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的造反派头目和军师能量极大，排斥曾在中文系工作20余年，对中文系情况有较为深入了解的主要领导，推举一位新来中文系工作不久的总支副书记为中文系运动办公室主任，并组织了一些刚从国外回来或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自己躲在幕后，一般是不出面的），以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罪名对我进行“批判”。这真使我感到既气恼又滑稽，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英雄”，现在竟都成了正确路线维护者，而像我这样老老实实坚持工作的人倒是成了“揭、批、查”的对象。这天下还有什么真理？什么正义？什么公道？我似乎突然领悟到了真理、正义、公道不是现成的，它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斗争去争取！我不甘愿再这样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了，我应该为维护真理、正义、公正去进行奋斗！我在“批判”会上明言“我是正确的，而历史将进一步证明我是正确的！”并拍着桌子和那些对我肆意诽谤的人进行斗争。由于我“不肯认错，还刻意美化自己”，这样他们就召开了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我围攻了十来次，还指令《语文战线》把已经完成三校，即将付印的我的文章撤下，不予发表。我也就学着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通过演讲揭露敌人的罪恶一样揭露他们，以致那位运动办公室主任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当最后一位“批判”我的教师发言之后根本不容我插话的余地，紧接着就宣布“散会！”
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或许党内还有什么文件下达，他们也意识到搞错了。这位办公室主任几次来我家向我道歉，说自己“水平不高”。我同他说：“这不是你我个人之间的事，既然你是以中文系运动办公室的名义组织群众来批判我的，那么，你在什么场合批判我，就应该在什么场合给我讲清楚！”他说：“现在群众都看得很清楚了，还有没有必要讲？”我说：“其实，当时群众心里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你们坚持要这样搞，你们现在既然认错了，那就不要怕丢面子，当众表个态也是必要的。”我一直坚持这要求不放，还几次找到学校党委，搞得他颇为狼狈，以致他调离中文系时连一个欢送会（一般领导调离系里都开欢送会的）也不敢开就偷偷地跑了。生活毕竟不像小说，我为此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正义终究没有得到伸张，以致在运动以后中文系特别是文艺理论教研室陷入了空前的矛盾旋涡。
大概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在逆境中抗争的，一波未平，而另一波又起。1982年杭大造了72套所谓“高知楼”，按规定是分配给副教授以上教师的。我是1980年提，1981年批的副教授，当时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半20来平方米的宿舍里。由于地势低洼，潮气很重，地板都霉烂了，到处都是窟窿，一不小心，就会踏穿地板，我曾因此腿上划了两道长长的口子。而且老鼠日夜横行，有一次用一个老鼠弶竟同时弶到了两只。抽水马桶里我还看到有一次钻出一条蛇来。分房前夕，我也听到有些人为了房子四处“活动”，但根据学校的规定以及我当时的住房条件，我认为这次我是可以分配到房子的，无须自己活动。何况我从来就不会活动。若是要靠活动才分得房子，那么，这分房条例订出来干什么？但事实说明我这些想法都非常书生气，房子分下来，不是不够，还有多余，有些有背景、有门路的讲师都住进去了，就是卡了我一个副教授！那位从中文系调出的中文系运动办公室主任就是这次分房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有一次晚上，我在路上碰到他，他竟这样告诉我：“你的情况我本来是可以为你反映的，但是……不过，现在房子已经分完了。”这话的“潜台词”显然是：他是有权势的，与他过不去你自己也没有便宜！这就使我更看清了他的人格。这次分房对我又是一次伤害，我绝不仅仅是为自己应有的利益被侵害而恼怒，而更是感到在这个没有真理、正义和公道的环境中简直是无法生存！所以我就给学校打了报告，要求调离杭大。我在报告中说：“我名不要，利也可以不要，但自尊心是不能侵犯的！既然学校把我当作编外人员，那么就让我离开！”我为此一直上告到省委宣传部部长那里，同时也与浙江大学进行联系。当时浙大（即现在新浙大玉泉校区）正要成立中文系，当时浙大的校长路甬祥同志、教务长薛纪良同志等都来过我家，欢迎我去那里；他们的中文系副主任乐承忠同志更是频频光临寒舍，有关中文系的建设和人才引进之事也无不与我商量。路校长以为调动的事我还在犹豫，说，“以后隔周星期六下午来请一次还是可以抽得出时间的”，意思是要我一定答应下来。浙大方面的盛情邀请倒反而使我犹豫起来了，因为接连两次遭受欺凌已使我当时的身体相当不好，心区隐痛并时时伴有“早搏”。我想我在杭大工作二三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使病倒休息它一年半载，我也心安理得。而到浙大则一切从零开始，若是生病休息，虽然领导没有怨言，自己也于心不安。不过我还是处处在做走的打算，但是杭大就是不放。这事情一直拖到1987年。据说，当浙大校方与杭大校长商量关于我调动的问题时，杭大校长很不客气地回答：“这事谈到今天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还听说杭大为此上告到省里，说浙大挖杭大的墙脚。当时浙大的党委副书记朱深潮同志也同我说：“这事看来只能拖一拖了，两个学校经常碰面，大家板着脸孔也不好。”为了不使浙大方面为难，同时也考虑这情况是由于以前杭大个别作风不好的领导造成的，现在不仅他已调离杭大，而且杭大整个领导班子都换了。新领导也为解决我的住房问题尽了努力，我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既然调离已经无望，自1987年以后我也就不提此事了，这事又花去了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这些事情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苦涩的，甚至还使我感到愤怒。但现在看来似乎也不是对我完全没有好处，它至少磨砺了我的意志，提升了我的品德。歌德说过：“人只有通过欢喜和痛苦，才懂得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正是我这种切身经历和体验，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真理、正义、公道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贵，并逐渐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得失，把个人的要求升华为真理、正义、公道而奋斗的决心和动力，从而也使得我把个人的事看得非常渺小，从来就不屑于完全以个人的利害得失来指使自己的行动。所以直至今日，在一切工作中，凡是我能够发挥作用的，我总是力求维护真理、正义、公道，即使是遭人误解、招来怨恨，也不会轻易退让！在校内和校外都是一样。比如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参加全国哲学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其间还有几次参加教育部的同类项目评审，我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行事的。否则我觉得对领导、对学界、对自己的良心都不好交代。所以，有些不合要求的项目我就坚决地顶掉了。有一位支持我的意见的评审组成员曾收到过两位项目被否定了的申报者的电话，说是由于我和这位同志的反对，使得他的项目没有得以通过。这位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写信向我诉说。我就这样回信给他：“你让他去，我们是问心无愧的！”同时也决定我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也总喜欢站在弱势的、遭遇不公的同志这一边，甚至公然出面为他们打抱不平。要是没有经历这些逆境，我对于人世间的善恶、正邪肯定不会体会得像现在这样深切，也不会对真理、正义、公道这样不顾一切地去加以维护。学界的有些相识或不相识的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常常说“仰慕”我的“人品、学问”“道德、文章”，而在我自己看来，“学问”“文章”都谈不上，而“人品”“道德”确是当今社会上所不多的。这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逆境对我的磨练和教育。我常常联想起一次在山东开会期间游泰山的经历。会议的东道主好心把我们用汽车送到中天门，再由索道送到南天门，再过去就是平坦的天街和玉皇顶了。后来人家问我有没有去过泰山，我总是难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我认为只有从山脚拾级而上，自己一步一步地到达玉皇顶，我才算真正登过泰山，哪怕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登得精疲力竭，我也觉得非常值得。人生也是这样，就像但丁《神曲》的主题所昭示的，只有经过炼狱，才能上达天堂；同样，也只有遍尝了酸甜苦辣，他的经历和体验才会丰富、充实，他对人生才会有真切的领悟，面对困难和挫折他才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他这一辈子才没有白活，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人文社会科学而生活圈子又十分狭小的书生来说，这些经历和体验更应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仅对于我理解社会、人生、学会怎样做人，而且对于我理解文学，从事文学理论研究，都大有好处。但是，不管怎样说，所付出的代价，毕竟是太大了，所荒废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太多了。
所以，对我来说，在教学之余真正沉下心来去从事研究工作的，还是在1987年以后。因为一方面，调离杭大已经无望，我自己也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总不能把自己一辈子就这样赔进去。个别人一向就容忍不了我，对我尽排挤、压制、打击之能事。我这样耗散精力和时间岂不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样下去对不起那些支持我，关心我，爱护我的老师、领导和同志。
我1980年被提升为副教授，按规定五年之后就可以转正了。可我自己根本没有想过这问题，而当时的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却先为我考虑到了。1985年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我的时候告诉我，学校正在考虑我的晋升问题，要我自己填一个表格，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说我要去浙大。同时也确实感到以前荒废太多，现在尚不够水平。记得1980年与我同时提为副教授的郭在贻同志来向我动员时，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与你不同，你‘文革’十年没有中断，买菜排队手里也捧着一本书在看。我不仅这十年没有干什么，而且这几年你也知道，我没安心研究过，我怎么可以申请？”到了1986年，徐先生又来劝说我，而且不止一次，最后一次谈话他要我打消去浙大的念头，说他不是替杭大作“说客”，确实是为我着想，他认为浙大是理工科院校，“对文科未必重视”，叫我还是留在杭大为好，所以还要我填个表格上报。我这样回答他：“徐先生，我确实不想申请。我的一些老师还只是副教授，我要申请教授干什么？”他好像有一些不高兴，说：“你思想很高尚，我很庸俗！不过我告诉你，现在的手续是如此，你不申请，我们是无法考虑的。到时你们的同届同学都提为教授了，你还不是，可能你心里又不平衡了！”直到他讲到这一步，我才填了一个表格递上。不仅提教授我是反复推辞的，1980年提升我为副教授也是如此。当时我正好为准备开设“美学”课，到南京、北京等地去“取经”、听课半个多月，回杭后教研室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李寿福同志找我去谈，说领导（我知这是当时的总支书记李行同志和副书记吴铃同志）已向学校申报提升我为副教授，要我提供相关材料，我当时就竭力推辞的，直到听他说：“这事领导是顶住压力的（后来知道，在中文系教师中有六人联合向省里上诉，表示反对。因为在当时“副教授”还是比较稀罕的），现在已到了这个地步，你不提供，这不是要领导为难吗？”我才送了几本刊有我文章的杂志前去。这说明我对自己的估计一贯就很清醒，但从这些事情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中文系是有不少真正理解我，关心我，爱护我的领导、老师和同志的。狄金森诗说：“经历了寒冬的人才会更觉得春日阳光的温暖。”我深切感受到这种理解和关爱的宝贵，我若不再好好努力，实在也太对不起他们了。
除了以上几位，我还深切地感谢当时的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兆令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陆梅林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吕德中先生，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闵开德同志。大概1987年9月，我收到闵开德同志的一封信，说叫我把会议的论文尽快寄去。我当时莫名其妙，就写了一封信前去询问，才得知国家教委社科中心，北京大学以及重庆师院联合发起举办的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文艺学研讨会将于当年11月在重庆召开。他说由于1986年10月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一次文艺学研讨会上听了我的发言，“印象很深”，所以特寄给我一封邀请函。信是当年2月20日用挂号寄出的。显然，这是被当年“揭、批、查”运动的领导成员和积极分子、后来又是一直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要负责人的那位给扣压掉了，想不到现在还这样排斥、压制我！他越是排斥、压制我，我就偏偏要去！我收到闵开德同志的信之后就立即写了一篇《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的长文带到会上，大会领导看了就要我在开幕式当天上午的大会上发言。我一向是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或许是由于我赌着气前去的，那天上午我竟一鼓作气在大会上讲了半个多小时。会后，陆梅林、吕德中先生又细细地看了我的文章，都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当天晚上，武兆令同志还专门找我去开座谈会，会议结束回校不久，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又发了一份电传给学校，邀我到北京大学出席27日至30日在北大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首批项目论证会”。接着，又先后邀请我出席国家教委和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我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我写这些并不是因为“受宠若惊”而自卖自夸。这些年所受的排挤、欺凌、压制、打击，确实使我感到这些支持、鼓励所给予我的莫大的精神力量！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孔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原《文学评论》主编侯敏泽先生在见面时或来信中也常常给予我许多鼓励和鞭策，拳拳之心，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若不好好努力是太有负于这些领导和学界前辈的期望了，我应该振作精神，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他们！
所以，从1987年以后，虽然我已年过半百，精力有限，但自问我还是比较勤奋努力，不敢怠懈的。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建设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竭尽全力。我最近在《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上看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郑元者教授的《学术原则与美学生态》一文，其中谈到我的有这样一段话：“记得1988年本科毕业时，杭州大学王元骧教授给我题词留念：‘为了追求真理，就要甘于寂寞。’这样的题词完全是一些前辈学者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准则。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以自己的整个学术生命来担当的，决无时下一些所谓的学术大腕那样的自我作秀甚至自恋自狂的气息。在当今学界，如某些前辈学者那样对学术抱赤诚之心，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爱护学术的学者不知还有多少？……”我虽然与郑元者同志接触不多，但他倒是真正了解我的。我对学术确实绝无私心，终生只是以追求真理为鹄的。所以，不管潮流怎么变化，我都坚持一些自己认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又能不断地在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以求不断地自我超越，与时俱进。我学习鲁迅那样，常常对自己作不留情面的解剖。看过我文章、熟悉我观点的同志都知道，我是在“反映论”这个基点上建立我的文学观念的。这不仅与我们以往所接受教育有关，而且更由于我认为这是真理。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可能是主观自生的，不论它怎样主观，怎样虚幻，归根到底总是对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但是与传统的“形象反映”说又不同，我认为它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和艺术想象的心理中介去反映生活的，因此其中必然渗透着作家的评价和选择，作家对人生意义的体悟和理解，作家对应的人生的企盼、追思和梦想。这决定了文学反映的内容不同于科学，它不属于“是什么”，而是“应如此”。“应如此”不同于“是什么”，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意识。这就使得创作不仅是作家对读者的召唤，同时也必然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我就把反映论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实践论。后来，我又觉得这样对“实践”似乎还只是作价值论理解，其实文学创作不仅要指向实践，而且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作家的人生实践的产物，是与作家的生存活动、作家的整个人格血肉不可分离的。要是作家自身没有高尚的人格，他也就写不出真正美的作品。这样，我又把对实践论的研究推进到“本体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人”的学说，认为文学不仅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而且也是“活动的人”的一种存在的精神方式。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多层面、多维度地进行观照，我们才会对文学的性质有更全面而完整的理解。记得1985年12月我出席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我和同去的一位中年同志同住在北京大钟寺前的一家宾馆的同一房间，闲聊中他说我“快要成为‘御用文人’了”。我知道他说这话并没有恶意，所以只是一笑了之。我相信他不会认为我从事研究会有什么不纯的动机，会以学术去做“敲门砖”和“进身之阶”的，也不会放弃独立思考按照别人的旨意去进行写作；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的观点，因为在学界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他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不是由于听从了什么政治宣传盲目地接受下来的，而是以我的生存体验为根基，是与我的生命和灵魂融合在一起的。若是要我改变观点，那就等于毁灭了我的生命再要我活下来。我实在难以接受那种过于“贵族化”（如“纯审美论”）或那种过于“世俗化”（如“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理论。八年前有一位学者寄给我一本他的新作，叫《中国六大文学批评家》，这应该说是一本写得很不错的书，但是他所持的主要似乎是一种“纯审美”的观点。他认为标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近代向现代转变是“五四”时期“人的主题”与“文学的主题”的确立，但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后，这两个主题就解消了。以致造成“人的萎缩”和“文学的萎缩”。直至20世纪40年代“京派批评”出现，这两个主题才得以新生和复活，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才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对这观点很不以为然。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大的不说，我只想在这里谈一点我自己的个人亲历：大概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睡梦中我们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进来的是邻居子莲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母亲：“快逃，快逃，日本人打进来了！”我母亲匆匆地整理了两个包袱，背着我不到两岁的妹妹和我星夜出门。当时街上逃难的人已经不多了，到了十字街口，母亲说出西门，到外塘舅公家躲几天，而我却要求出东门。母亲不同意，我就把我拎着的包袱往地上一摔，转身向东门跑。这时母亲才捡起包袱盲目地跟我向东门跑去。后来听说向西门去的人都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所以我们三个人的命都是捡来的。至于此前，日寇飞机来楚门轰炸、骚扰更是经常的事情。我在给这位学者写信时简述了我这些经历之后问他，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经历，那么在当时情况下，您希望听到的是《毛毛雨》《桃花江》《淡淡江南月》，还是《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当然，今天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理论和批评，任何时候，唯物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总是不能丢弃的。文学只有不离现实，扎根于群众、反映群众呼声和愿望、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会有生命活力。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群众不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倡导者们所指的“引领时尚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封自己的理论为“大众的观点”——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我的经历告诉我，中国农民虽然生活贫穷，缺少文化，但总体来看，他们是最纯朴的、最善良的，在道德上也是最高尚的。我的出生地玉环县楚门镇是一个小城镇，有些居民实际上就是农民，或农忙种田、农闲务工的半农半工者，我就在他们中间长大。抗战时期我在乡下外婆家先后住了一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常下乡，对他们纯朴、善良、高尚的品格又有了更多、更深的体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可以举很多的。在这里我只想谈两件事：一、我小时大概还讨人喜欢，几乎整天轮流地被人抱在怀里。据母亲说到了四、五岁，放到地上还不太会走路。大约六岁时，有一次日寇飞机来楚门轰炸、扫射，当我们逃到郊外的田间小路上时，我一晃就掉到了水田里，半个人都是污泥。距我前面约十米的一位比我大十来岁的邻居青年（他家里是农忙种地，农闲弹棉花的）“（罗）邦富大哥”不顾危险，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回来，一把把我拉起背到身上再跑。这说不定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呢，可当时他哪里还想到自己？！另一件事是：1945年夏秋之交，因逃避日寇侵略住在乡下外婆家，父亲看我长期在乡下荒废学业，把我带到临海去继续上学。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到临海先要在温岭坐小火轮到路桥，由路桥坐小船到海门（即现在的椒江），再在海门坐江轮由灵江上达目的地，现在汽车不到2小时的路程至少要走24小时。为了节省旅费，父亲决定趁着皎洁的月色半夜从柏台村外婆家出发，这样就可以清晨赶到温岭乘上小火轮。但当时我疟疾初愈，也是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母亲的远房亲戚“（郑）祖俊大哥”自告奋勇地来背着我这已经十一岁的躯体，走了三十多里路，翻过两座大山于清晨赶到温岭。对于这些，我年轻时似乎还不感到什么，到了阅尽人世之后，回想起来越来越感到他们纯朴、善良和高尚。所以凡是有便人或我自己回老家，我总要带一些滋补品之类去感谢他们；否则，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对他们回报了。令人悲痛的是郑祖俊前年就因患病无钱医治而去世，我觉得对他的回报太少！罗邦富的晚境也很凄凉，2004年春节时我去看他，才得知他老伴已先他而去，儿子“办厂”（大概是些作坊之类，因为我们那边个私经济很发达）亏了本，在广州打工。他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家里。谈到小时背我逃难的事，他眼睛一亮，显露出欣慰的笑容，说：“这些事你还记着？”我说：“如果我忘了，也就不会来看你了！”虽然中国现在已渐渐富裕起来，但是比之于“引领时尚的中产阶级”来，像郑祖俊、罗邦富这样的弱势群体毕竟要多出许多倍，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的地区。他们不仅从来没有进过酒吧、舞厅、美容院和健身中心，其中有的恐怕连维持起码的温饱都非常艰难！“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在创作宗旨中就提出了“文学为人生”，要关注“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要表现他们的“血和泪”。而奇怪的是在今天有些趣味“高雅”的论者突然发现这些都不算文学艺术，甚至认为今天的艺术就在酒吧、舞厅、美容院、健身中心里，艺术活动就是商业活动、交往活动、休闲娱乐活动。我不知道他们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还有没有自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当然，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只要不触犯法律，任何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将是被允许的。正如我们不能因同情进城的民工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露宿街头而反对大款们吃“黄金宴”，洗“人参浴”（肯定还有什么更刺激、更销魂的享受，只不过我孤陋寡闻讲不来而已）那样，同样也不能反对这些理论的存在，何况它们能紧跟潮流，能有轰动的效应。但是要我去接受它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原因就在于我的思想都是在我人生经历、体验的根基产生出来的，是与我的生命、与我的灵魂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要理解我的理论，就得先了解我的人生。我的学术与人生是一致的。如果我的这些理论观念都错了，那么我也只有一错到底！我相信历史，是错是对，就让历史去检验和作结论吧！
回忆往事，难免思绪万千，心潮澎湃，信笔写来，用语上更少有推敲。但我没有像写论文那样字斟句酌。王若虚说，“经营过甚，有失其本”，我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本真的东西。我这一生无甚作为，但有一点我还是十分欣慰的，因为无论是过去“阶级斗争”的年代，还是现在“自由竞争”的年代，人们都是把别人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对立面”的，但我这一辈子却从未做过伤天害理、损人利己、愧对天地、党国、父母以及自己良心的事，我的一生只是被人家当作“对立面”来进行打击、压制和排挤（甚至直到今天），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说我已经受了一切严峻的考验，已经无愧于人生了。至于我在这里所叙述的自己这些年来所遭受的欺凌和迫害，我也确实常常在反问自己：事情已过去多年了，还这么耿耿于怀，是不是自己的心胸太狭隘了？但我每次都否定了这样的反问。我之所以花几乎五天时间去写它，固然也有把多年积聚在心头的思绪表达出来，以求一吐为快的意思，但若仅仅为了自己个人情感的宣泄，我恐怕也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因为我认为世界上许多事情为了处世宁人之所以会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就在于人们总喜欢把真相掩盖起来。要彰明真理，伸张正义，使公道在人世间真正得以实现，就要先把真相暴露出来。所以在当年他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我进行迫害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把这些事实公之于世，这不仅是为自己讨回公道，也应该是我为真理、正义斗争的一种实际行动。这是我们这些弱者的唯一的斗争方式。我总觉得中国人受中庸之道、恭恕之道影响太深。它们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助纣为虐。何况，这就是我生活经历的一部分，要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离开这些经历就难免显得空洞浮乏。另外，对于那些没有经受像我们这种遭际的年轻人来说，恐怕也可以多少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按照我个人的体验，至少有这样三点。
一是可以使他们从我的这些经历和遭际中看到今天学习条件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更大的成绩来。我所指的这些优越的条件包括自由的学术环境。“自由”就是“自主”，就是把社会责任交由自己来掌握，而不是说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为所欲为，否则那是对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学术自由的一种践踏和糟蹋。当然，在现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文社会科学受到了空前的冷遇；但是，我们的眼光是否应该看得更远一些，应该相信，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相信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物质财富而且同样需要精神文明去推动的。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对于学术的进步能否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耐得住寂寞，像朱光潜先生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业。”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愧对今天来之不易的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学术环境，也不至于愧对自己的美好人生。
二是生活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委屈，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而气馁，而应该把这些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和考验，并以顽强的精神去面对这种考验，不必太为自己在生活中所遭受不正平的待遇而抱怨和痛苦。要相信康德的话：“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痛苦必定是走在任何快乐之前的”。现实生活中当然也有一些“幸运儿”，他们如鱼得水，到处沾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少完整的人生经历，甚至是出卖自己的人格而求得的。人只有饱尝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他的意志才能坚强，人格才能得到锻造，境界才能达到升华，这种经历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笔财富？！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去羡慕这些“幸运儿”。何况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生活又是怎样？因为“幸运”不仅消解了人的意志，还会使人变得自私，而私欲总是难以满足的，它会把人推向苦海，而让人在苦难的精神深渊中挣扎不能自拔。
三是真理、正义、公道只是我们的一种社会理想，它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共同去创造的。在争取真理、正义、公道的斗争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不能等到自己受到某种欺凌、委屈、甚至迫害的时候，才想到真理、正义和公道。所以为了维护真理、正义、公道的神圣性，至少我们自己平时不做有违真理、正义和公道的事情。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在遇到不公的现象时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但过于世故也是一种私心的表现，助长了不正之风到头来也会造成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个在真理、正义、公道照耀下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才能和谐，我们自己的心情才会感到舒畅。
拉拉扯扯地写这些，也不知道已离题多少里？最后把文章收回来是必要的。这使我想起两年前写的一首打油诗，叫《感怀》，诗虽不好，但倒是很能言简意赅地概括我的一生。诗的第二句“五十岁”在当时是约数，在今年倒是实数了。我把它引录在这里，就算作对这篇回忆文章的一个收尾和小结吧：
命运向来不由己，
负笈杭城五十岁。
隙缝求生岂逞强？
夹尾做人还遭欺！
道德世上称少有，
文章腹中几多许？
一生光阴半生废，
夕阳虽晚犹奋蹄。
2004年3月6—11日
（原载《在浙之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