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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底，我应邀出席在合肥召开的“新中国文艺理论五十年”学术研讨会，有幸再次遇到了童庆炳先生。他向我谈起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状况，认为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现在主要是缺少介绍，以致许多成果都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所以，他与钱中文先生正在着手主编一套“新时期文艺学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推出30位学者的专集，为了体现个人研究的特色，要求每本集子都围绕一个主题收集文章，并告知计划中也有我的一本。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不论从事业还是友情上来说，我都应该予以支持的，因而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但是回到杭州后，由于忙于教学以及其他杂务，选编的工作一直没有进行。直到1999年12月中旬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稿函”之后，才开始着手工作，因而首先就考虑起集子的主题来。现在我之所以把文集定名为《探寻综合创造之路》，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只有在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才能认清它的面目，对它做出全面而准确的把握。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了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而兴起的知性方法的影响，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分析与综合这两者分割开来，离开了综合的前提和目的，孤立地只是从某一视角、某一层面、某一维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这样，不仅所得到的结论都难免陷于一隅而很难展现文学的全貌，而且理论界各派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也往往都源出于此。所以，我觉得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造”的口号，不但对于哲学界，就是对于文艺理论界来说，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回顾自己这20年对于文艺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似乎自觉不自觉地也正是在走着这一条道路，用我为自己所确立的目标来说，就是“融合百家，独创一格”。当然，怎么理解文艺理论的综合创造，如何进行综合创造，对我来说不论在认识还是实践方面，也都经历过一个艰难的自我突破过程。起初，我主要把文学当作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精神产品，从反映活动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个层面上，吸取相应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融合，主要是围绕着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语言形态这一命题来开展论证和阐发。这些研究对于克服传统文论认为文学与科学在性质上是一致的片面理解，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现在看来显然只是停留在一种静态的、认识论视域的考察上。尽管我当时也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不仅限于对世界的认识，即认识论，而且同时还应包括对于世界与人类自身的意义的评价，即价值论”，而“一切审美活动，特别是艺术活动及其成果，就其性质来说都是主体对客观现实和社会人生的一种审美评价”，它所要解决的不只是“是什么”而同是“应如此”的问题，“它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家的审美评价，去教会人们正确地识别和对待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并为消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探求和创造美好的社会人生增添信心和力量”。这些观念虽然都蕴涵着我日后试图从认识与实践、认识论与价值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去探寻文学本质的内在契机。但是毕竟由于受了传统认识论文艺观的影响太深，以致这些合理的思想在当时的文章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挥。所以尽管也谈到了实践，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黑格尔、朱光潜的理解，把实践看作只是一个生产的问题、制作的问题和技艺的问题。
我的这一思想认识大概到了1994年才发生较大变化。现在回想起来，促使我认识变化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物欲的膨胀、精神的滑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消费文艺的畸形发展的深刻忧虑：而直接原因则是在1994年暑假前后偶尔阅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以及其他一些人生论的著作所得到的启示。它使我认识到了从完整意义上来说，实践不但是一种物质的活动，一个生产与制作的问题，同时是一个人的生存活动，一个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去生活的问题。因为对于人来说，唯其有了这样一个生活的理想和目标，他行动上才可能有所追求，有所创造，他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这样，我似乎忽然领悟到了以往我所寻求的文学的目的是通过作家的审美评价，去教会人们去正确地对待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一种实践的理性，一种有目的的意志，一种指导人们生活的行为法则。从而使我更明确地坚信文学的价值不能看作只向人们提供知识，服务于认识；而更主要的是帮助人们确立人生的目的，服务于人的实践。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分清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因此，要对文学性质有全面的理解，我认为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只限于从认识的维度，而且还应从实践的维度；只限于从静态的、从不同认识层面之间，而且还应该从动态的、从活动结构方面去进行综合。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从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的思维空间来进行运作。在作于1997年的《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一文中，我从方法论的高度对于这一认识初步地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描述，也可以说是我对所要探寻的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造之路在认识上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是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因此否定认识维度研究的重要，我始终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所以对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始终应该作为基础层面的考察而纳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域。我不敢说这就是我所探得的“终极真理”，我以后的认识就不会有什么发展、变化了；但在目前看来，我觉得这想法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收集在本文集中的，就是我自认为在这一探寻过程中认识发展各个阶段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它的内容大致包括对于综合创造的基本原理的探讨，根据这些基本原理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实际应用，以及从这一原理出发对理论遗产所进行的清理和重估等这样一些范围。为了使对我的探讨还有一定兴趣的同志便于把握我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所以我把这些文章完全按照写作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编排。另外，集子中还收集了两篇与学界同志开展商讨的文章。我一直认为商讨是深化和发展理论的有效的途径，因为它不仅使我们面对问题，更加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通过思想交流还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完善自己的认识，推动彼此认识的不断朝前发展。我很高兴我的这一想法能够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认同。我所接触的不少理论界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心情，大家在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活跃和繁荣而喜悦的同时，深切地感到真正的理论突破和建树似乎还不能尽如人意，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对话，缺少争鸣，缺少商讨。我写这些文章也就是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以提倡，使之逐步发展起来。
根据“丛书”的统一要求，我也整理了一份和“学术反响综述”和“论著目录”。要说明的是，我对自己的文章很少有真正满意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发表之后我就不愿再去看它，有的甚至希望它很快在世上消失；所以，对于自己发表的文章从来未有意进行登记，过了几年连自己也都淡忘了，现在似乎很难再收集齐全，而且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至于“学术反响”，所摘编的也仅就我个人在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所见到的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为限；有些朋友来信中所谈的，因为对方写信时未必考虑到会公诸于世，纯作为私人之间无拘束的思想交流，且颇多溢美之词，可能不一定都词斟句酌，我自然不能全部当真，所以我认为似乎不宜在此公开，因而一概都没有摘录。
最后，还必须说明，本书之所以得以编辑出版，完全是由于钱中文和童庆炳两位丛书主编的垂青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支持。在这里，我觉得除了向以上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之外，更应该学习他们甘心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繁荣而效劳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以此进一步激励自己努力进取，发奋工作。
1999年12月29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原载《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