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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好心的同志和朋友都向我建议把历年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而我却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打算；主要原因是怕麻烦。1990年春节，学校科研处主管文科的科研处长李寿福同志两次向我转达沈善洪校长的意思：要我编一个集子给杭大出版社去出，篇目、书名都由我自己决定，而且我只要把稿子编好交给他们就好了，其余像经费、发行等问题一概毋须我操心。这条件应该说是很优惠的，所以当时确实也心有所动，犹豫一下就答应了。但事后想起：现在出版学术著作多半都要赔钱，学校经费紧张，何必再要学校为我增加一笔支出？何况杭大出版社成立不久，出书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可能其他同志更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等待出版。我出了一本，别人岂不就少出一本？这样一想，原先的兴致也就随之荡然，自然也不会动手去编了。直到今年春天杭大出版社编辑张节末同志又两次前来催询，谈得十分恳切，觉得再行推诿，是有负学校领导和出版社的一番好意了，于是才着手进行选编。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大学毕业不到一月就开始担负起文艺理论等课程的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五年之外，一直未曾中断。多的时候一周竟有十八节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研究工作？但也正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在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向我提出的不少疑难问题，仅仅根据教科书以及当时流行的理论观点，似乎很难向他们作出准确、深入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于是，到了1962年左右，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很有必要把这四五年教学中积累下来的疑难问题清理排队，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攻克。这想法颇得到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林淡秋同志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于是就从典型人物问题入手，开始了我研究生涯中的艰难跋涉，并利用1963年暑假时间先后写成了我的处女作《对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收入本书时改名为《关于阿Q典型的研究》）和《关于人物形象的阶级分析——兼评对于周朴园形象阶级性的论争》等文。其中阿Q典型研究一文于一年后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不想文章一经发表，就横祸飞来：有人罗织罪名，向中文系总支诬告；个别总支领导看了这些诬告材料之后似乎也颇有兴味，认为中文系出了一个“白专”的“典型”，又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材料可以向上级汇报以表明自己工作的“成绩”了。据说还曾考虑过要开会整我。我当时年少气盛，一怒之下就把原来投寄到《文艺报》和《上海文学》的两篇稿子都要了回来，心里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不久由于“四清”运动开始，中文系全体师生都分别下到诸暨和萧山参加“四清”一年，回校后又旋即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毋须发誓也不允许你再去写作，原先要整我的打算自然也不了了之。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原先书呆子气十足的我，对于世道人心，似乎也看清了不少。所以，回想当年由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实在不过是一场闹剧！人活着总得要干一点事情的，而对我来说，力所能及的也无非是教书和写作。由于个别人看不顺眼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实在是很不值得的！我决心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禁锢有所放松，智育重新抬头的情况下，我又开始拿起笔来，为学校函授辅导的刊物写一些中学语文课文分析和文学基础知识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当时还作为内部教材结集出版过，颇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但由此又惹出一场风波，花去了我很多的精力。所以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我才重新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已经中断十余年的研究工作。记得当时翻阅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前写的文稿，连自己都感到非常新鲜，就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学术世界！也说明这十年间已使学业荒废到了何等程度！
当时虽然恢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延续下来的。这里收集的《典型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原则不能否定》和《论典型化》两文，就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研究的风貌。同时，在写作过程中也使我深深感觉到：由于中断了十多年的学习与思考，底子毕竟太薄，当务之急，更需要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地看点书，以求充实自己。而且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居住条件也不允许我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写作。1985年以后，居住条件虽然略有改善，头晕、耳鸣、心律失常等症状似乎也好了一些，但是，文艺理论界掀起的一个又一个的热潮，首先是“方法热”、然后是“观念热”，接着又是“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使得我像乡下人逛“大世界”那样，简直被搞得眼花缭乱，六神无主。就这样，我又静静地观察和思考了两年，经过反复比较，我觉得这些“新方法”和“新观念”虽然也有一些给予我们启示，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若要以此来推倒和取代传统，统霸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那离它的成熟和完善程度都还相去甚远！文艺理论的发展也像其他的科学研究一样，这当中都有一个批判继承的关系，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同时在与有些极其片面而且偏激的新潮文论的对比之中，也更使我感受到了传统的理论生命和活力！许多传统的理论命题、观点在我们今天并没有完全过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它、充实它、对它作出新的阐释。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如同创作，它也需要有自己的个性。唯其这样，学术界才会真正形成我们多年来所追求的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兴旺、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若是大家都亦步亦趋地去凑热闹，到头来不仅会丢掉了自己原有的优势，而且学术界也岂非又形成了另一种新的一统天下？！所以，我决心在这个“热”、那个“热”的夹缝中去探寻自己的路：在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分析、鉴别的基础上，继承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并力求以新的科学成果来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一文，就是我当时在这一思想认识指导下对文学的性质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小结。这篇文章是我为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高校第二届文艺理论研讨会”而写的，在会上宣读之后，出乎意外地得到不少与会的领导、师长和同行的肯定。特别是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武兆令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陆梅林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吕德申先生，更给予我无比热情的鼓励！这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更坚定和增添了我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艰难地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此后发表的文章，我基本上就是按这样的思路来写的。我自己也认为这些文章才是真正具有我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东西，是我这些不成熟的东西中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篇什。所以，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20篇文章中，除了1篇发表于60年代中期，2篇发表于80年代初期，其余17篇都是从1987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艺术的认识性与审美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文学与语言》《艺术创作中的意识与无意识》诸篇可谓代表。发表于60年代中期的那篇《关于阿Q典型的研究》，我当初并没有打算要把它收集进去。后来偶尔看到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邵伯周先生的《〈阿Q正传〉研究纵横谈》一书，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这些缺点在选编过程中已作了修正）但却“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很有价值的见解”，其中对于典型性与典型的社会意义的关系以及鲁迅塑造阿Q典型的方法的论述“是十分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突破意义的”。邵伯周先生的这部著作涉及的范围横亘五十余年，是在占有和研究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来开展述评的，我相信他的论断绝不会是姑妄言之；加上这又是我的处女作，是我迈出的、也是确定我日后研究道路的第一步，虽然现在看来相当稚嫩，但毕竟对它还怀有一定的感情。所以，犹豫再三，也终于收了进去！
我前面说过，我从事研究工作并非初衷，完全由于教学的推动，不仅当初如此，直至今日，除了约稿和为参加学术会议撰写的文章之外，我还没有完全脱离教学工作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始终认为教学是我的本职工作，抛弃教学另搞一套，或者反过来把教学当作业余，采取应付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都是一种失责的行为。有些同志看到我这几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定的数量，以为我教学任务十分轻松，殊不知这当中有许多都是我在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客观上也决定了我所研究的都是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这些文章虽然缺乏文艺评论的那种敏锐性和犀利性，联系当前的创作现象尤其显得不够；但自问也并非纯学术的研究，其中大多都是根据现实向理论提出来的挑战，经自己的认真思索后所作出的回答。我认为不从根本上来搞清这些理论上的是非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都难免会像飘萍似的失去根底，而流于一种感想式的清谈。当然，文中所论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我的认识不一定正确，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都是我经过严肃、认真、反复比较思考之后的自己思想的真实流露，所以我自己自然十分坚信这些观点。只要还没有人以充分的材料和理由来驳倒我（我非常欢迎而且热切地期待着那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坦诚的批评），我自然不会轻易地放弃它。这也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工作者所应有的最起码的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于真理的真诚的态度。我总相信真诚不仅是作家、艺术家，而且也是一切严肃的理论工作者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品格。我在上课时就曾再三地告诫过同学：治学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两者都需要真诚！不要把做学问当作一种手段，为达到某种目的、利欲，或迎合某种潮流、巴结某种势力、圈子、小团体去讲那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违心的话！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理论虽然是属于科学的领域，但这一点与创作是同样的：奉献给读者的都同样需要有一颗坦诚的心！所以，写作虽然是一件苦事，它往往会使得我们为了一个疑难的问题弄得食之不甘、寝之不安。但另一方面，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也确实常常领略到一种像是与亲密的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倾吐衷情那样的乐趣！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约占我发表论文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在主观上我总尽量想选得精一些，以免无谓地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读者。每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花了一两个钟头去读一篇题目花俏而内容贫乏的文章之后，就像是从市场上买了一件伪劣商品回来似的，心中总不免泛起一种上当受骗的懊恼。我很不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这些文章时再去经历我的这种不愉快的感受。出于同样的考虑，在选编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也把所收入的文章在文字和表达上或多或少都一一改了一遍，在保留历史面貌、特别是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希望把所论的问题尽可能阐述得明白一些、透彻一些。就不知我的这些努力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在批评刘再复的文章中曾经阐明：我是不大赞成把“主体”视同“个体”，又把“个体”的地位和作用无限夸大的。人总是社会的动物，要是没有社会和周围的人的支持和帮助，他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之所以能选编出这样一本篇幅不算太小的集子来向大家汇报，就是与一些领导、师长、同行和朋友们的关心和鼓励分不开的。除了我前面谈到的武兆令、陆梅林、吕德申、沈善洪、李寿福、张节末等领导、师长和同志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侯敏泽先生、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孔阳先生、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文史研究室主任牟国胜同志、既是我中学又是我大学的老师、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以及我的年轻的朋友龚钢、潘临庄等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那样真诚地关怀着我的研究工作，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和鞭策，这都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1991年7月26日，杭州酷暑之日
（原载《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