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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易虽然算不上是我国绘画史上的名家，但是流传的关于他给人画像的故事，却颇为有趣，在艺术上也很能给人以启示。
在照相术发明之前，有钱的人为了让自己的肖像流传后世，都要请画家来给自己画像。不论中西，都是这样。这按我国传统的说法就叫“写真”。解易就是明代中叶常以写真为业的一位画家。
给人画像，除了被画者脸上有明显的缺陷，需要画家费心运思加以掩饰之外，按一般作法，只要对方端坐不动，画家就可以挥毫作画了。然而解易却与众不同，他被人请去之后，从不急于立即动笔；与主人或是对坐终日，或是谈天说地，或是索性不理人家，管自踱步吟诗，有时甚至假装睡觉，故意把被子蒙着去进行偷窥。直到他捕捉到他所需要的脸部表情，才飞速地在他早已准备好的纸上把这一印象勾勒下来，然后细细加工。所以他的画像都非常生动、传神。
肖像画原先尽管主要是为人留形传神，起着替代照相的作用，但是在照相术发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始终没有被照相所取代，在绘画的百花园里仍然有着它特殊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可以达到比照相更像本人的效果！
许多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都曾经提出过这一点。如别林斯基说：“一个伟大画家所画的肖像中，甚至比他在银板照相上的映像更像自己。”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认为：“照相是很少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很少像自己。只有在稀有的瞬间，人的脸上才显现出自己的主要特征、自己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而这“稀有的瞬间”通常是很难被照相机所捉捕到的，所以，就被镜头摄入的人像来看，“很可能拿破仑在这一瞬间的表情显得愚蠢，而俾斯麦却显得温柔”。
这最后的一句话很需要我们再作一些解释：学过世界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就狡黠和野心而论，拿破仑可以算得上是它的代名词。他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炮兵少尉，爬上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宝座，而且还不知足，还想称霸欧洲，做欧洲的霸主。他用的是什么手段呢？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前者，什么时候应该是后者。”俾斯麦是19世纪末普鲁士容克贵族最反动的政治家，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为首相，也够得上是强权、专制和武力的化身了。他曾在议会上公开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与过半数的表决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铁血宰相”。陀斯妥也夫斯基竟然说：在照相中很可能拿破仑的表情显得愚蠢，而俾斯麦却显得温柔，这不就等于说照相是完全不能反映人的“本真”，即真实的思想性格的了吗？
这话很可能会引起一些摄影家们的异议；但细加体会，却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因为现象与本质是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总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因而可能“在稀有的瞬间，人的脸亦能表现出自己主要的特征、自己最有代表性的思想”；这就为艺术家透过人物脸部的表情来把握他的思想性格、表现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又并非任何现象都是与事物的本质相一致的，有的甚至是一种假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现象的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所以，人的思想性格也只能在“稀有的瞬间”才会得到充分的显示和表露，艺术家在描写人的时候，也只有抓住脸部这“稀有的瞬间”的表情，才能透视他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他的思想性格来。唯有做到了这一步，人物形象才会有思想深度，才会有可能与读者和观众开展情感上的交流。就这一点论，一切艺术品种可能都莫过于文学。因为文学使用的媒介是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物的所有思想活动，哪怕像是一缕游丝似的从他的心头飘过，只要被作家捕捉到了，都可以形诸笔墨。所以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等人都把作家称作“心理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还由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深刻、细腻，而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心灵辩证法”的大师呢！
与文学相比，绘画在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方面，就要逊色得多了，更何况照相？但是倘若说所有照相都完全不像人物，那也未免失诸偏颇。照相机尽管没有头脑，但它是由人掌握的。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崎昶曾把电影摄影机比作眼睛，说它“可以转变方位和角度，代表人物去观看，去思考”；而照相机在高明的摄影家手里，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在拍摄人像时，总是尽力掌握一定的时机，力求捕捉人物面部所显露出来的富有特征的表情，来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由于摄影家的这种努力，使得有些摄影作品也在艺术殿堂中取得了一席地位。不过，如果按照黑格尔的以能否见出心灵性的内容、表现心灵性的自由来衡量照片的话，它的艺术价值还是有限的。因为照片反映的毕竟是对象的直接形态，对象的各个部分，不分巨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都是“一视同仁”的：既不会舍弃一些无关的细节，也不会强调出其中主要的特征，这在画家看来，就未免有“谨毛失貌”之嫌了。在绘画中，画家的心灵性的自由就要远远超出照相，即使是以写真为本的肖像画，正如黑格尔所说为了充分表现对象的性格特征，画家也总要对对象进行一番必要的“清洗”。尽管“人们可以把这种清洗说成艺术的谄媚，但是就连最不过问理想的画家也必须谄媚，这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的：他必须抛开形状、面容、形式、颜色、线条等方面的一切外在的细节，必须抛开有限事物的只关自然方面的东西，如头发、毛孔、斑点之类，然后把人物的普遍性格和常住特征掌握住，并且再现出来”。就像拉斐尔笔下圣母像一样，“它们向我们所揭示的一些面孔，腮颊，眼，鼻和口的形式，无不与幸福的快乐的虔诚的和谦和的母爱完全契合”。那些，“逼肖自然”的画法之所以不足为训，就是由于它违反了这一原则。正因为这样，肖像画就可以达到即使最高明的摄影家的作品都无法达到的真实效果！不信，我们就不妨来看看委拉斯凯兹为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画的肖像：撇开他左手的那纸敕令不论，仅从他紧锁的眉弓、严厉的目光、冷峻的脸色，还有那虽然紧闭、但好像随时会发出生死予夺的指令的嘴巴，都足以使人感到这位“基督在世的代表”的专横和威势，以至连教皇本人看了也悻悻地说了一句：“画得太像了！”
所谓“画得太像”，说穿了，无非是对于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了毫无掩饰的揭示。其实，这正是一切优秀肖像画家所追求的目标。为此，就需要画家煞费苦心地去进行捕捉。苏东坡早就提出过“于众中阴察之”，即在大庭广众中暗地里观察的办法。而解易在被画者面前的种种不寻常的举动，更是人为地创造条件，来逗引出对象的“本真”。因而，当照相中不能显示的思想性格，在肖像画中则被暴露无遗了，对于一个伪善者来说，有什么比被人揭开虚伪的面纱更使他恼羞成怒呢？这就不难理解英诺森十世看了委拉斯凯兹为他画的肖像之后，为什么“悻悻地”原因了！
肖像画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之所以在有了照相机以后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是经过了多少像解易、委拉斯凯兹等画家的不懈努力才取得的啊！
（原载《文化娱乐》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