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应该是谁？

二千多年的欧洲绘画史上，流传着这样一则佳话：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宙克西斯和帕尔哈西奥斯。有一次，他们举行绘画比赛，让雅典的公民来决定他们的高低。宙克西斯画的是一个小孩头上顶着一筐葡萄。由于葡萄画得非常逼真，以致麻雀都误以为真的，飞来啄食。看到这种情景，大家无不为之赞叹，宙克西斯也自以为一定是胜利者，洋洋自得地走到帕尔哈西奥斯的旁边说：“快把蒙在你画面上的幕布揭下来吧，让大家看看你画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帕尔哈西奥斯却若无所闻，仍然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宙克西斯忍耐不住了，便自己动手去揭。当他的手指一碰到那块“幕布”时，就猛然叫道：“我输了！”继而对大家说：“我的画只不过骗过了麻雀，而帕尔哈西奥斯的画却骗过了我的眼睛！”原来，帕尔哈西奥斯画的就是一幅幕布！

这则佳话为后世的许多美学名著，如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辗转引用，说明它在欧洲流传之广。

其实，性质类似的故事在我国绘画史上不仅也有，而且还很多。记得《宣和画谱》里，就记有这样三个：

有一次，东吴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不小心将一点墨滴在画面上，他灵机一动，就将这点墨迹画成一只苍蝇。孙权来看画时，竟把它当成真的苍蝇，伸手去弹它。

五代画家黄筌以画鹰见长。有一次，后蜀主孟昶叫黄筌为新落成的八卦屏画花竹、兔雉，因为他把兔雉画活了，一只老鹰看到壁上的兔雉，竟飞起来猛扑过去捕捉。

五代画家董源，他不仅以画山水著称，而且也善画人物。有一次，南唐中主李璟召权臣冯延巳进宫议事，冯延巳到了宫门口，却驻足犹豫，不敢进来。李璟看见了，问他为什么不敢进宫？冯延巳说到宫门口，猛一抬头，忽见一宫娥当门而立，似有不便，因而退去。后来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什么宫娥，而是画在琉璃屏风上的董源的美人图。

但是，这些故事在我国画坛上却很少流传，甚至不大为人知晓，脍炙人口、传为美谈的倒是顾恺之画裴楷的故事：他画的裴楷像原本十分平常，但后来在裴楷的颊上增添了三根毫毛，就把裴楷俊朗的神态和气度表现出来了。

从中西绘画史上所流传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中西绘画（甚至包括雕塑、戏剧艺术门类）两种不同的风格，以及由此形成人们不同的审美趣味。简单说来，就是西方艺术偏重于写实，而我国艺术偏重于写意。

许多人都谈到，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艺术思想一直是标举模仿的。既然是模仿，那自然就要求形态毕肖。这当然是西方艺术重写实的最根本的原因。但就绘画来说，恐怕原因还不止此。因为绘画、同雕塑一样，都是手工生产劳动，所以从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画家、雕塑家的社会地位都非常低微，在贵族们的眼型，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匠人；非但不能与科学家和哲学家匹敌，甚至也不能与诗人和音乐家相比。为了改变自己的这种处境，许多画家和雕塑家都力求证明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实际上是一门科学。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画家和雕塑家，几乎没有一个未曾潜心研究过透视学、光影学、解剖学，并在实践中自觉地予以运用的。达·芬奇断断续续花了四年工夫画成的举世名作《蒙娜·丽莎》，就是融科学于艺术的例证。达·芬奇的同时代的画家和传记家瓦萨里对作者在这幅画中惟妙惟肖刻划出来的一切细致的神态和容貌特点，曾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双眸明亮，略带润湿，恰似实际生活中所见的眼睛；眼眶周围那些淡红、微发青紫的圆圈也好像天然所生；睫毛的画法尤其是倍见苦心；双眉表现得酷似真实，或纤或浓，每根细毛都植根在皮肤里，弯曲翘转，各有法度，连所有的毛孔都画得极为逼真。鼻梁和娇红的鼻孔宛如生人所有。嘴的轮廓很美，双唇的玫瑰色调又和脸色融和调谐，颊上的绛霞完全不像经过画工渲染，而像真正的血肉。不论何人，只要仔细观察喉部，一定都感到他能看见脉管在搏动。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幅画足以使最高傲的艺术家浑身颤抖，最见多识广的鉴赏家赞不绝口。”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从以上描述来看，瓦萨里显然忘记了这幅画背景描绘上的独到成就。对于物体的空间关系即透视学的研究，在达·芬奇以前虽然已相当完备；不过多数画家所研究的还只是限于线透视方面，至于空气透视，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画面上物体的空间位置不论远近。看上去都一样清楚明晰、一览无余，一切都像处于真空之中。是达·芬奇最先发现了空气的半透明的性质，于是在《蒙娜·丽莎》中，他就把作为这幅画的远景的山峦笼罩在朦胧的氛围里。这样，空间的深度也就显示出来了，使画面更富有立体感。由此可见，西洋画在表现的科学的准确性方面，确是有其值得赞叹的独到成就的。

不过，西方艺术思想的局限性也在这里。绘画虽然不离科学，但毕竟不是科学。艺术都是通过人的感觉去反映现实的，人的感官不同于科学仪器，因而艺术家从自然界所得的印象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总不免有所选择、有所舍弃、有所强调，以求把自己最感兴趣、认为最能反映对象特征的东西显示给观众看。所以观众从画面上看到的形象，总要比原物给他的印象更为鲜明、更为深刻。这个道理，倒是被我国古代的艺术家最先认识到了。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说，所谓“神”，也就是人物和事物的精神特征。他认为绘画就得要从这些特征入手。他画裴楷的像没有留意其他细微末节，只抓住他颊上的三毫作夸张的表现，就因为这是裴楷的特征之所在，所以看画者觉得正是借这三毫，才把裴楷画活了。这说明艺术家观察事物不仅要用眼，而且还要用心；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体察去领会。这是艺术不同于科学的根本之点。完全以科学的观点来从事艺术创造，也就难以达到艺术的极境。

我这样说，并没有想贬低西洋画的意思。因为尽管欧洲画论上是那样说的，但既然艺术是靠艺术家去反映的，面对丰富生动的感性世界，艺术家就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在表现的时候总是有所追求。瓦萨里曾谈到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的时候，为了捕捉她的笑容，他特地请人轮番地在她旁边歌唱、弹奏或讲笑话，为的是使她忘却丧子的悲哀而保持舒畅的情态。由于这样，画面上才给我们留下那种“真是天仙化身，绝非人间所有”的勾魂摄魄的嫣然微笑！这说明达·芬奇为实现自己创作意向用心的良苦！虽然他理论上一直是严守科学的真实，但是实践中他还是认识到艺术是“第二自然”。不论把事物画得如何妙肖、逼真，作为艺术家的产品，它毕竟要表现艺术家的心灵和意向。所以，艺术上的写实、写意之分，也只是相对的。

这才是一切真正艺术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律！由此看来，在宙克西斯和帕尔哈西奥斯这两人的比赛中，宙克西斯固然不是胜利者，但如果仅仅以能够瞒骗人的眼睛而论，那么，帕尔哈西奥斯又何尝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1983年12月24日
（原载《文化娱乐》1984年第3期） eZDLpsUP5XjZibAmB2KqnqpNjZmnzMB8TN6MlFCPVqYI4j439QjYQK1YDHJP7q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