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童庆炳老师

听到童庆炳老师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虽然迄今已有一月，但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与童老师是1987年10月由国家教委（即当今之“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发起的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文艺学研讨会”上认识的，真可谓“一见如故”！他读了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十分欣赏，就主动向我提出叫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去，说黄药眠先生去世了（以黄药眠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北师大的文艺学博士点是全国最早的三个文艺学博士点之一），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很需要充实力量。当时的博导还很稀罕，不像现在那样多如牛毛，许多人都为之梦寐以求，他自己那时还只是个副导师，但他却这样说服我：“你在杭大要提博导是没有条件的，到我们这里来马上就是了。”他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主持常务工作，这话自然是不会随便说的。后来之所以没有去成，就我这方面来说，一方面学校不放，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到新单位去一切从零开始，压力太大，自己可能也未必能适应新的环境；就北师大方面来说，听说在中文系领导中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对童老师的知遇之恩我已铭记在心！

自这次会之后，由于教育部的有关文科的不少评审会议都邀我参加，不久又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由北师大等高校以及一些民间组织发起的学术会议也都向我发出邀请，我与童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还时常有一些信件交往，让我深感他是一个待人真诚、谦和、宽厚、心胸阔广而很有容人雅量、非常体贴关心别人的在当今学界已经为数极少的人。每次见面和来信，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说我的文章“是钢骨水泥浇筑的”，他“经常拜读”我的文章，给予他“很多启发”。而且在他发表的论文中，也时常对我鼓励有余，如他多次谈到我“从反映对象、反映目的、反映形式三方面来阐述‘审美反映’论的要点，很完整也很深刻，大大深化了对‘审美反映’论的理解”。由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辟有专章把我的观点作为重点介绍的内容之一。在他主持的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所编《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经典》《文学理论教学参考资料》等文献资料中也都全文收录了我的文章，或摘编了我的一些文章中的论点。他的学生像赵勇、陈雪虎等同志也多次向我谈起：“童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谈到你”，足以说明他向我说的绝不是一些客套话。其中有两件事特别让我感动：一件是大约在十年前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分册上看到我们这里两位研究生合写的一篇评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文章，文中对童老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提了一些意见，而对我的《文学原理》倒都是肯定的。我看了有些忐忑不安，怕童老师误以为是我授意写的，为的是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就立即写了一封信向童老师作了解释。很快我就收到了童老师的回信，说“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现象”，叫我不必为此介意，并认为我的《文学原理》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事后才知道他当时正因胃癌手术住院，这封信是他在病床上写的，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宽慰我。另一件事是20世纪末教育部在京郊龙泉宾馆召开评审“跨世纪优秀人才”的会议上，我的助听器突然失灵了（我的耳朵是1973年春在防空工地劳动时震聋的，虽然经治疗听力有所恢复，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听力又迅速下降，以致不戴助听器就听不清别人的谈话），什么也听不清楚，非常尴尬。童老师发现后就立即坐到我的边上来，把大家发言内容笔录给我看，我在感动之余深感不安，为了不使他劳神，后来我就坐到记录员旁边去了。但是一股暖流在我胸中涌动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与童老师最后一次开怀畅叙是在2009年在贵阳召开的“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年会”期间，会议结束后从黄果树瀑布回贵阳的最后一个晚上，因为我们同住一室，所以临睡前海阔天空地聊了将近两小时，他向我说了不少是在一般交往中很难听到的肺腑之言，还谈到他最近已被北师大聘为“资深教授”，同时被聘的还有教育系的顾明远、心理系的林崇德和历史系的何兹全。他向我谈这些在我听来完全是为了朋友之间的分享喜悦，而毫无在我面前自我夸耀的意思，因为他说：“与你们浙大不同，师大对文科很重视，把文科放在第一位。你们浙大原是工科院校，文科没有地位。从水平上看，你完全应该聘为资深教授、一级教授的！”我说，我没有这个非分之想，新浙大的领导都是原浙大的，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人需要照顾；加上我这个人向来是特立独行不会巴结领导的，即使大家见了面，彼此也不认识，我在浙大能不遭羞辱、排挤就算是很好了。他听了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无话可说。但我从这叹息声中听到了他内心的语言，让我顿时对亚里士多德说的“朋友是另一个自己”的这一格言深刻含义有了实际而真切的感受。

由于我感到这些年来，学会已背离当年发起时繁荣学术、推进文艺学发展的宗旨，也成为一个名利场了。所以自贵阳会议后我就不出席会议了。再加上年事渐高、耳朵不好，其他会议也很少参加，我与童老师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直到2013年春出席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我们才再次相聚，他告诉我他得了心脏病，并做了两个支架，我听了心头一沉。由于这次会议安排比较紧凑，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交谈，只是默默祝愿他身体健康。虽然这两年我没有去信问候，但心里是一直在记挂着他。2014年在《文学评论》上看到他关于《文心雕龙》的长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看到他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谈话的文章，在《文艺研究》上看到他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为实现童年的梦想，他去年还去过非洲好望角，在教师节期间电视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视察北师大召开教师座谈会上他也在座，看上去只不过是脸上长了许多老年斑而精神尚好，我很欣慰，估计他还会继续为我国的文艺理论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的。他与我都是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审美反映论”的倡导者和宣扬者，我最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十分盼望有朝一日与他见面时再向他请教，绝没有想到他走得那么突然！这不仅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在当今学界十分难得的良师益友，写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童庆炳老师，安息吧！

2015年7月12日上午
（原载《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X73Z7ctFTXd1n5mo5s3iZFkcEirL0ys5e06m+AcZ+eoKrmyQfA5adEEjRS12Ep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