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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自1958年诞生至今，筚路蓝缕，已走过六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电视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定义着这一主流大众媒介的强势面貌，也建构起了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文化记忆。对中国电视的历时性考察，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从不同侧重维度，都有着值得深掘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电视史的关注方兴未艾，这源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电视持续输出的新现象、新状况、新问题。尤其到了当下，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更为电视发展的纷繁图景带来诸种迷思，“电视的时代”是否会终结？赛博空间是否会重构今天的媒介化生存？在历史中厘清脉络、找到线索，构成一个常谈常新的学术议题，呈现出相当的重要性和显著性。从这一层面看来，面对汗牛充栋的中国电视史料，基于不同视角、路径和落点对中国电视史展开的研究，不仅能对在媒介/传播层面的洞悉形成相应的启示；将其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下的多元考察，更有助于管窥媒介与社会外部场域的互动，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解释社会文化史的变迁。
另一方面，电视的社会功能构建，并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除了媒介功能史与政治经济史视角下的电视事业发展研究，社会文化的叙事作为一条“自下而上”的关键线索，同样内在于中国电视的演进之中。纵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人类历史，恐怕没有什么比电视对人的日常生活嵌入更深、影响力更大。
对于在电视机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电视输出的看起来只是关于价值、伦理、道德的模糊认知，但它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基本观念的普及。
“看电视”的过程，就是通过传播（communication）将人们带入意识的过程，并使之沉浸于荧屏的“超脱尘世”（other-world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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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完成一个谓之“共同体”（community）的构建。因而，电视对基本社会秩序的结构稳定与功能延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对这种作用的剖析，则需要从传播的另一端——受众——找答案。本书对中国电视的社会文化史考察，同样是基于从这样一种具有现实性但在主流学界尚显稀缺的逻辑出发。能够看到，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容器，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诸种社会意义的再现，其影响可谓无远弗届。电视如何“伴随”大众成长？如何形塑人们共同的思维方式与集体记忆？如何系统性地介入社会生活并将其统一成一个“家庭式国家”（Nation of Family）
[3]
的牢固结构（以及如何逐步走向解体）？这些议题不仅作为本书的重要对象以及指导阐释的关键线索，同样也是洞察电视参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注脚，能够更进一步地在延展本土电视研究视角的同时丰富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对文化史展开社会史的考察，或言“社会文化史”考察，这一研究取向在中国史学界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传统。其作为一种广泛的研究思潮出现，则是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对接更趋紧密，其着眼点在于“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烙上人类时间活动特殊印记的整体……将文化定义为观念形态，在承认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同时，又承认它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
；而对社会文化史的认知，便发轫于这样一个基本共识：文化与社会亲缘共生的状态，彼此难以割舍。
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后，对某种（大众）文化的日常社会实践开展整体性的解释则更显现出其重要价值，这一研究脉络的转向构成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崛起的重要背景（有学者认为，新文化史在相当大程度上可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来替代
）。
新文化史研究，是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的一种阐释框架转向，即对“文化”的研究“区别于思想史，主张将重心置于心态、习惯或情感上，而非尽然放在观念或思想体系的框架之中”
。这也是本书之所以选择从“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建构的视角来重返中国电视史的动因：电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并非琐碎而无意义，恰恰有超乎想象的建构性力量在彼此之间产生作用，因为“即便是最普遍且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会是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有力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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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构成理解电视与社会变迁的一条显性线索。
因而，本书立足于史学研究在“文化转向”后勃兴的新文化史阐释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视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传统视野下的中国电视史研究，“主要以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变革为背景，将电视视作一种国家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媒介，在国家传播政策及体制框架内阐释电视内容及其媒介技术体系对民众和社会产生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
。但另一方面，中国电视构建起一种主导型媒介地位的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媒介技术体系、电视节目内容、民众日常生活等多重社会因素复杂互动之下的结果。大众在整个中国电视历史演进中并非一个被动接受者（很大程度上正在不断变得更主动），其在不同阶段塑造出的群体性电视观看行为和接触习惯，也催生更丰富的电视解读方式，促成电视成为重构社会活动的重要中介。而“对于由此可能体现的民众基于电子媒介的新型文化生产、协商与主导能力等问题，目前国内学界还甚少涉及”
。本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关注与电视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相比诸种制度建设对中国电视的形塑作用，在中国电视的主流化之路中，社会生活的日常实践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对这种力量的关切和发掘，则有助于提供审视电视媒介演进的新视角。
更进一步地，本书借助史学研究中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也源于上述考察路径的需要。新文化史更重视叙述“人”的历史及其背后的塑造力量，关注个体生活经验的发掘，也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进了包括个人史、心态史在内的鲜活素材。如埃文斯（Richard J.Evans）指出：“历史学中宏大叙事和伟大目的论的瓦解，让作为个体的‘人’恢复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历史重回‘人’的书写，尤其是那些卑微的、平凡的人们，历史中的无名之辈，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败者和旁观者。” [5] 总体来看，新文化史对“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史”的解释更温和而包容，“一切皆文化”的立场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历史的“碎化”现象展开了纠偏；较之重宏大叙事的传统历史写作，这种更偏重个体经验和生活实践的微观史学视角采纳，也更有助于本书完成对“自上而下”的电视史研究传统的一种补充，构成了另一层学术意义。
基于上述特质，本书总体将呈现出一个史论结合的架构，不尽然拘泥于编年史的体例：既要描述历史，但重在阐释历史。一方面，在对“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建构的四十年历史考察时，主要以传播过程里的接收端——观众——的视点，从电视这一主流媒介之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意义构成和流变切入。从新文化史的视角来看，电视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的兴衰，是能够从主流社会生活的运行和变迁中得到解释的。此外，本书中所涉及的史料及研究方式，除了各类文献、档案、数据、年鉴、节目文本等客观史料的取得，也将更为重视对主观史料的充分解释，也即，对个人史、心态史的开掘。另一方面，对作为“生活方式”的电视观看传统变化的历时性研究，背后折射的则是电视作为一种主流媒介构造和再现社会文化的力量消长。而对历史的描摹和阐释，最终仍要归纳到一个现实命题的探讨中——当前中国电视面临的转型问题。从如何重构“看电视”这种生活方式的角度商榷未来电视的发展，这也构成了本书最终指向的现实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