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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作为“二战”以来影响人类文明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入的大众媒介，以充分的视觉性潜力开掘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想象空间，成为再现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重要载体，也深度嵌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构成塑造人们身份的文化模具。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电视传播在社会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电视机”作为客厅文化的中心重构的家庭生活，诸种电视文本作为“社交货币”生成的互动价值，一并交织出专属电视的“社会图景”：文本意义上的现代性（modernity）、施于过程的受众的能动性（agency）、植根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语境，令电视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大众传媒的独特媒介底色。 [1]
在与社会共同成长的过程中，电视媒介所催生出的电视文化，“为人们创造并逐渐使之适应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秩序与价值规范”
，对削弱文化和社会交往的“距离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一方荧屏容纳各种社会交往并借此消解了世界的“他性”而真正构成大多数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电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力量所释出的文化性、所共享的世界观、所形成的阐释空间，其价值远超其媒介功能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容器，电视同时对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诗学、美学乃至哲学的传统进行着颠覆与重构，并最终塑造了人类历史迭代中极为特殊的‘电视世代’。”
对应着二十世纪美国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Boomer Generation），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后半程伴随着电视发展成长起来的人们，都印迹有电视文化普遍影响之下的群体性特征：在电视中寻求的专属观看与审美对象、得益于电视传播形塑出的主流价值观、源自电视启发的思维方式、受到电视文化影响的精神世界……最终赋予电视这一强势视听媒介以更强劲的社会属性。
因而，对电视的社会文化史考察——而非单纯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史或媒介政治经济史考察——则呈现出更鲜活的研究价值。将电视视作一种普遍的社会话语并由此展开对其的历史解释与进路商榷，其落点不仅仅是对媒介本身的一种研究关注，更构成了对这一媒介的主流化之路如何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社会文明变迁进行系统化阐释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