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构建生活方式（1978—1990）

谁能想到，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还有“看电视”介入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隐喻性场景：人们步入家门，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打开电视机，而睡觉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也通常都是关掉电视机。

1958年，电视在中国落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大电视网，彼时不但已形成相对独立和成熟的内容生产体系，更是在录像、彩色电视等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中国电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从无到有，在实质上缺乏较为充分和自洽的社会历史逻辑，更表现为一种“偶然”中的“必然”状况。“偶然”，是因为中国电视与世界电视的发展轨迹并没能在路径上寻求到同频共振，其起步并无法在实质上纳入全球性的电视发展浪潮的一部分（尽管在时间阶段上并没有太大差异），更多体现为政治话语全面主导下的一种行政行为驱动。这一年，若干个关于中国电视的“第一次”先后亮相：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试制成功，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从试播到正式播出，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几乎可以说是在不知“电视”是何物的情况下“土法上马”的。中国电视，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众认识水平都不足以支撑起其繁荣发展的简陋条件，就这样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当然，刚诞生的中国电视很快也被这种超越社会既有发展状况的不切实愿景所迷失，出现过短暂的“失利失策的电视大跃进” ，这也成为所谓“偶然性”的一个侧面印证。“必然”，是因为五十年代末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政治和文化上颇为复杂的意涵造就了彼时电视这种“新媒介”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参与国际政治话语权竞争以及介入国内外公共事务的必要性。政府层面意识到围绕这一方荧光屏的技术生产、内容生产和影响力生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受到政治上对发展电视的强烈呼唤，“在电视领域的奋斗便因其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体现出了特别的紧迫性”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发展电视所取得的国际交流成就或言尝到的对外开放红利其实也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电视技术竞争（但实质来看也几乎没有可与发达国家电视业相竞争比较的空间） 、出国片的交换以及国际电视活动的参与（见表3.1）。

尽管规模有限，但上述实践至少为初创期的中国电视迎来一番独特的传播景观：因为（国内）电视节目的覆盖范围不大，电视机的数量也不多，国外电视观众的数量反而比国内观众多，故而电视在外宣工作上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比内宣工作来得更显著。 总体而言，在中国电视促成实质发展前，政治话语先于媒介功能话语对电视进行建构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性的特征：“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 的电视传播任务，折射出中国电视在此后几十年发展中最为鲜明、突出的媒介特征，“电视国营”意味着这一媒介在五十年代末骤然诞生后便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而存在的。 国家对电视媒介的建构性力量，成为中国电视历史演进的基本社会底色。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电视发展“前夜”，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电视首先形成了一种“小众化”的媒介样貌。受制于电视机的不普及、电视传播的有限规模，彼时电视面向的对象主要还是领导干部和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这也从底层逻辑上厘清了技术、政治和视觉媒介在最初的互动关系。可以说，中国电视的发轫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新媒介”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但也正因这一段漫长的培育期，让最初四分之三时段播映电影、四分之一时段播出简易自制节目的电视媒介，逐渐酝酿出了此后得以真正实现大众化传播的社会基础。

电视走向大众、走向主流的过程，就是“看电视”作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走入千家万户、走向社会生活的过程。自“华夏第一屏” 问世后，电视终端以及电视节目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而也在数十年之间，人们在下班后、晚餐时打开电视机，关注家国大事、共享天伦之乐，带着对明日剧情的期待意犹未尽地进入梦乡，这曾是大多数中国人分配日常生活时间和起居规律的重要参照，“看着看着电视就长大了”也成为“70代”“80代”“90代”等的现实写照，这一切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变为现实；从这里开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那一方荧光屏的跃动里悄然发生了变化——我们俨然可以从中找到关于时代的无数鲜活叙事，就在那些家长里短的市井生活中，电视的见证也就成了人们审视自我、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承载。 H81+NGv2woE3RMTXsCig86PAsw03xZz2AelXU2tMyYddqSpYUG8YaLBxewW/mu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