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要中介：电视如何沟通日常生活？

首届春晚（1983年）无章可循，倒采取了不少创新。电视节目曾经只有报幕员，没特定主持人，但这场晚会却靠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撑起了场子……采取直播，还提供电话点歌项目：李谷一连唱七首歌曲，包括破例演唱的那首“靡靡之音”《乡恋》……黄一鹤（总导演）对当时的景象颇为津津乐道：节目开播时北京城里鞭炮此起彼伏，后来渐渐稀疏，等到晚会结束鞭炮声才又骤然响起，“原来都看晚会呢！”……时至今日，“看春晚”与“吃饺子”“放鞭炮”一样，已经成了人们大年三十的传统。没听到零点后的《难忘今宵》，就总觉得少了点儿年味。

八十年代大多数人家里都还只有黑白电视，这也让少数人才拥有的彩色电视成为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为了“面子”，很多人会在电视机套上绣上“彩色电视”四个字 ……农村里看彩色电视的欲望强烈，于是流行起了给黑白机贴彩膜，把黑白电视改造成“彩色”电视。 （如图2.2）

电视剧《渴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形成了怎样空前绝后的影响力呢？有流传坊间的鲜活例证能说明一些状况：某地突然停电，检修线路的值班电话随即被打爆，打来电话的人纷纷表示“看不到《渴望》，急死了！”；某地公安局在当年受到了表彰，原因是《渴望》播出期间，没人在街上晃荡，就连小偷都回家追剧去了。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一生会有电视陪伴，这种陪伴绝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 ^[16] 电视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与发展，以及电视世代不断的延承与壮大，都让这一方小小的荧光屏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全方位塑造着主流社会的面貌，尽管它常常以一种似乎不言自明的熟悉状况安静地存在于大众生活之间。有如上述案例的存在，在中国电视史中不胜枚举，与电视有关的社会记忆之丰富或许远超人们的想象：电视构造了中国社会诸多的仪式性传统，成为无论历时还是共时意义上都颇具显著性的国民记忆书写；电视也构造了中国社会化进程提速的步履，曾经再现了包括社会阶层、地域差异和物质水平的鸿沟，也在其主流化之路上慢慢消解了这些分野（或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新的矛盾）；电视还构造了关于“自我”的身份，“看电视”既是一种消费性的文化主张，更成了一种人们参与社会互动的文化权利。电视对于国人的“陪伴”，交织出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意义网络；它的“中介”意义，绝不仅限于作为传播介质的工具属性，更印迹有带着充分日常性的经验属性。

就某种本质而言，电视扮演了沟通日常生活的重要角色，也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社会生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电视的传播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来源，人们接受电视的方式也像是人们接受日常生活那般顺理成章，电视创造了一个微缩但一应俱全的社会空间，无论你的注意力是否集中、无论你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通过电视沟通社会生活，却也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电视的日常接触纳入社会生活本身，电视与中国社会之间由此形塑出了无法加以简单化和本质化阐释的紧密关系，这也为审视中国电视的发展之路提供了另一条理应予以重视的考察脉络。

一 电视：公与私的空间

电视构造了一个媒介化了的社会空间：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电视是“理性”的，传递信息、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关系、培养教育、提供娱乐，在一整套媒介运行的机制下寻求传播效果的价值多元化、最大化；作为一种社会要素，电视又是“感性”的，沟通日常生活、关联情感表达、再现社会文化，在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同时让看电视这一社会行为构筑成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生活方式。电视的日常性是不同社会维度的多元体现，其展开的意义生产也体现出不同侧面的落脚点，既是属于媒介功能范畴的，也是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有如西尔弗斯通所言，电视沟通日常生活的路径有许多：既能告诉人们准确的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价值所在；既可以是一股打搅的力量也是一股宽慰的力量，这是它的情感价值所在；既浓缩于一方荧光屏当中又扎根在社会生活的轨道里，这是它的时空价值所在…… ^[17] 电视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不仅仅存在于“电视机”这个实体对象当中，更散落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家庭的集体活动中、在青少年的成长教育中、在人们的社交谈资中、在社会经济的焕新中、在国际政治的较量中……就某种本质而言，电视的日常性正是其政治性的直观体现，作为描摹国家和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社会机制，电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参与式建构，以及赋权于人们“看电视”这一生活方式实践当中的民主性，便是电视传播的“热门政治”所在。

一方面，电视的文化是一种私域的文化，在个体和家庭的情感与经验层面形成张力。“家”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建构而来的精神空间。这个“隔离”公众世界之外的私领域，有属于个人的快感、私密关系的维系以及各种不必屈从于主流的所谓个人成见，是“支撑个体幻想世界的隐秘空间” ^[18] ；而电视，恰恰是壮大这种想象和幻象的所在，以视觉化的方式将抽象之物具象化，以富于浪漫主义的手法强化幻觉的快感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施予了大众以消遣、解压与娱乐，也经常性地导致误解、偏见与怠惰。与此同时，“家”的概念伴随地域、阶级和文化属性而起，“家”的日常化则源于其内部冲突的显著性取代外部矛盾而形成（哪怕这种取代只是假想性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来调和这种不稳定的因素？电视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投射于（人们使用）电视的历史之上，电视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成为稳定家庭秩序、将人们带入消费文化的一种方式，人们观看它、讨论它，也熟悉它、时常忽略它，由此便构成了电视之于个人和家庭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甚至于可以更进一步被细化，关涉性别、代际、情感心理等各种要素。

众多学者从不同视点对电视之于家庭的关系进行阐释，都是对上述意义的具体回应。例如从家庭功能的角度理解电视，电视进入家庭生活的过程就是家庭结构得以组织确立的一个缩影，电视“成为家庭成员的亲密陪伴者、顶罪者、调停者、规范的制定者，电视的时间编排机制也组成了家庭生活的时间表……成为了家庭互动中的一个重要机制” ^[19] ；电视对家庭时间的影响一度是学术上的热门议题，包括布莱斯（Jennifer Bryce）、莫利等都对此有过相关论述。布莱斯指出，看电视就如同其他家庭行为一样，无法跳脱于家庭时间组织和运行的权力之外。看电视的时间及其安排，体现了家庭互动中不同家庭个体的选择、优势和妥协。 ^[20] 莫利则交叉考察了电视与家庭时间、性别权力之间的关系，家庭中的男性与女性在电视使用时间以及使用时心态的差异，尤其是男性对电视时间的高度掌控权 ^[21] ，背后指向的则是父权制影响之下家庭的历史与文化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电视是家庭生活的情感中心，也是能直观体现家庭权力结构及其变化的象征物；家庭结构秩序的生成，不只是“家”这个物理意义上的私人空间作用之下的结果，也是电视这个媒介空间建构而来的结果——除了电视机中展现的有关个人和家庭叙事的影响，更在于电视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参与者影响之下的个人和家庭的现实生活。

另一方面，电视的文化是一种公共的文化，包孕着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潜力。从电视勃兴和发展的阶段来看，正如前文所述，是伴随城市化、都市化的社会转型而来的；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终端或媒介的诞生与普及，就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依托于有线电视技术、信号传输和落地技术等的臻于成熟，由频道搭建起的电视网络连接着不同的电视文本，也联通了不同的个体、群体以及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带来的是包括地域、阶级等一系列社会结构问题的加剧撕裂，电视的走向大众于一定程度上恰逢其时地弥合了个中的裂痕，当然也制造出了新的社会矛盾。但无论如何，电视在媒介功能抑或社会功能层面的公共性也由此得以逐步确立，即便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电视所营造的“在消解现实的同时从中生发出新的对日常生活的虚构” ^[22] 的效用，也为置身转型社会中的大众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解决路径参照。更重要的是，电视走向大众的过程，也是（视觉）文化走向主流化、为大众所共享的过程，这种民主化的影响无疑是意义深远的，其赋予了大众评价、参与甚至创造文化的能动性，与之相对应的，电视也在这种公共性的实践中完成了对大众的意识唤起——人们通过对电视的积极主动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实践参与实现自身权力的表达和彰显，电视的媒介化过程中所潜藏的政治性潜力也为电视与社会的关系添上了更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看电视：“阅听人”的身份与权利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未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当代社会文化的视觉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回应着其现代性本质的揭示。而在这其中，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的勃兴与发展则是让这种“世界图像时代”变成可能的重要推手。电视作为最为主流的一种视听媒介，其带来的图像意义的增殖使得这种视觉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米歇尔（W.J.Thomas Mitchell）也曾提出“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概念，用以描述关于理解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在这场“转向”中，视觉的力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文化构建的核心要素，对视觉文化的研究，脉络逐渐清晰、触角逐步深入，本质性的探讨开始显山露水，如周宪所指出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关键是观看背后隐藏的复杂的视觉观念，即：人们如何看并如何理解所看之物的方式。

可以说，对电视文化或言视觉文化的研究，受众的视角是内在其中一以贯之的重要考察线索之一，如何“看电视”便成为理解电视的一个重要组成。伯明翰学派从不同维度对此开展了丰富的考察。霍尔强调了电视话语的意义生产不仅仅是编码层面的，编码后所形成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与多义性令“意义不只是简单地被传递，而可以被解码者加以生产”。重视受众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积极角色，这种研究视角的开掘具有突破性意义：不仅打破了此前大众传播研究紧扣媒介研究的思维传统，亦为受众研究提供了一种符号学范式以及论述路径的合理性；洪美恩（Ien Ang）循着“霍尔模式”更进一步地围绕电视受众的视角以1978年在美国开播并连续热播十余年的电视剧《达拉斯》（Dallas）为个案展开考察，这部以西方中产价值为旨归以及当代美国社会生活为主要对象的肥皂剧（soap opera），一度影响众多西方观众；对作为此类肥皂剧的忠实观众的研究，可以描摹出电视作品如何影响观众、观众如何形成差异化的解码机制及其背后动因等相关议题的答案。洪美恩结合对女性受众的话语分析阐释了观看《达拉斯》的快感机制与“现实主义”（realism）存在的紧密联系：观众对文本的优劣评价受到该剧的“现实”与否的决定性影响，如她所论及的：“《达拉斯》的‘现实主义’是观众心理现实建构的结果，本质上来说与（社会）外部可感知现实的契合无关。” ^[23] 洪美恩对《达拉斯》在受众层面的电视文化解析，不仅进一步阐释了观看的快感机制及其能动性，也为电视的受众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发。

而莫利、菲斯克等学者则逐步将电视的受众研究进行学术化提炼和体系化建构，发掘其中的能动性力量及其阐释，“新受众研究”或称“主动受众”（active audience）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莫利认为，受众的解码过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环节：一方面，受众是具有充分能动性的；另一方面，媒介内容并不是铁板一块，具有开放的意义解释空间。而更进一步地，受众主动性的赋予文本以多样的解读背后暗含一整套权力结构的运作关系，“通过权力，权力阶级才得以与无权阶级发生联系” 。从关注受众到关注受众的权力，在莫利对《全国新闻》栏目的受众研究中得到具体体现，通过若干家庭的深访发现，无论基于节目怎样的内容文本，“看电视”这一动作都始终交织在家庭的权力网络中，不同的看电视方式都必然伴随着不同的权力关系与秩序，例如性别影响下的家庭分工带来不同的看电视状态 、作为步入工作场合的社交谈资、作为转移家庭矛盾（夫妻、亲子）的谈判筹码、作为规划时间的机制……莫利指出，家庭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无法避免地潜藏着权力关系，对家庭语境下的“看电视”行为的研究，就是在考察“看电视”如何再现出家庭当中的权力结构，包括家庭成员的角色、性别、年龄等层面上的权力的差异。 ^[24] 观众对电视及其内容的消费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产社会意义的过程，莫利的相关研究则是将更广泛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分析纳入到日常生活里的个体对电视进行消费的考察中，由此来反观电视的社会组织功能；菲斯克则对受众能动性的“程度”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电视观众的主动性是如何来反抗乃至于推翻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加诸于人们的权力秩序，其提出的受众的对抗性解读以及受众作为文化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等重要观点，都在消费主义不断壮大的社会阶段中体现出现实意义。当然，再来商榷菲斯克的理解，上述观点似乎也有其自身的激进性，毕竟“电视观众作为消费者的反抗实质上只是在有限的文化意义的解读里所作出的，对权力集团并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其将电视及其受众置于大众文化语境中考察并得出的有关“迷”的论述，也即“对文化的投入是主动的、热度的、参与式的，甚至是过度的读者” ，似乎也颇暗合了在今天蓬勃的消费文明语境下不断分化的“观众”及其奇观构造，例如追星的粉丝或不同的亚文化群体等在今天对“看电视”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动，是家庭空间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哪怕是临时聚合的）通过“看电视”来构建和表达自身权力的一种有力回应。

社会空间的普遍性和电视空间的特殊性，两相交织之下构造了电视观众作为“阅听人”的身份与权力。“阅听人”是当代多种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近身环绕每个人且令人深度浸润其中带来的社会结果，它不仅简单指代的是“使用媒介的人”，囊括了人们在媒介化生存过程中所做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一系列社会反馈的机制，更再现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语境中一般性的经验过程和权力结构。大众作为“阅听人”的身份与权力构造全面性地纳入真实生活的脉络当中，“媒介使用总是和这些生活特质及人际关系交叠与互涉，因而媒介经验本身就是造成阅听人身份的一个复杂过程和结果。甚至随着全球化与新科技的发展，人们变动中的媒介使用经验令由此带来的生活经验更呈现出流动性、复杂性、变化性……阅听人的权力不再是一种静态固定的产物，其自我和认同都富于变化” 。

在受众观点的变迁中，“阅听人”概念的浮现以及其作为意义诠释者而非信息接受者的本质特征揭示，让人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的媒介传播是一个值得重阐的建构过程；而相应的，阅听人也不是一个笼统而宽泛的概念，他们有认知能力、有阅听动机、有共识也有矛盾、有主流也试图多元，在观照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丰富的解读面向。

三 电视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余暇社会学，是近年来研究社会生活结构特征的一个热门议题。其核心着眼点在于从“闲暇”和“工作”的对应关系来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及其变化。对于日常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安排，体现了人们生活水平与社会整体生存质量。尤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伴随物质水平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精神生活诉求，却面临实质上无法落地的窘境，为维持或继续提升物质水平而面对的紧张的工作节奏与富于压力的生存状况，导致闲暇时间的大幅挤压和缩水。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超半数中国人每天休闲时间不足2小时，与当前的“无暇休闲”现状相对的是，国民的自我生活质量评价徘徊不前，甚至呈下降趋势。 暗合着如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七十年代便指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幸福感—收入之迷思” ^[25] 的状况。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品质生活”愿景，现实距离尚远（甚至差距仍在持续拉大），因而，增加闲暇时间正在变成一种全球性运动，这同样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主流的闲暇方式的变化，也缩影着主要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观看电视，作为一度影响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休闲方式，伴随电视媒介的兴衰也呈现出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的建构和影响。有研究对北京地区从1996年到2016年二十年间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的变化进行了调查（见表2.1）：

能够看到，北京居民在二十年间对生活休闲时间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尤其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下，这种更低成本的“自我休闲”伴随传播环境的变迁体现为更依赖于媒介的丰富选项。总体上，看电视、上网成为今天日常生活休闲的主导选择，尽管后者正在显著性地分取前者更多的日常份额，但也让人从侧面看到“看电视”作为一种长时间培养而来的主流生活方式，其衰退的过程也因这种媒介使用的牢固性和惯性的存在而显得并没有那么迅速。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曾经以及当下仍作为主流生活方式的“看电视”，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持续滑落。仅以北京地区的样本或许无法说明全面的状况，考虑纳入地区、民族的差异，纵然是推及全国范围内，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中国人平均每天花费在看电视上的时间也仅为100分钟。 与之相对应的，新媒体使用的程度和频度持续走高，移动小屏对于从集体主义走向彰显个性的消费社会而言也有着更显著的吸引力。这种消长关系的背后，恰恰构成了理解电视文化之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意义的特殊张力：一方面，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崛起的二十余年间，电视相较其他作为生活方式的媒介使用滑落速度是相对迟缓的，其至今仍然能够维持“第一媒介”的惯性何以形成、何从体现？另一方面，伴随媒介使用习惯迭代而来的是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重塑，面对这个不可逆的过程，“看电视”这个动作本身可以走向何方？对这组矛盾关系的回应，要回到历史的阐释里、落到现实的趋势里。

微观意义上，电视文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对个人身份的塑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用陪伴（companionship）、愧疚（guilt）以及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26] 来阐述电视之于个人的意义生成：它可以是快乐的源泉、提供陪伴；也可以成为焦虑、愧疚的根源，为个体及其所在空间制造紧张；还是体现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启动机制（无论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的层面）。对于组成电视世代的每一个个体而言，电视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曾是鼓舞和凝聚人心的重要纽带，围绕一方荧屏酝酿出的活力和生机回应着时代快速前行的积极图景。有观众回忆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迎来的生活工作新气象，与电视的结缘从这里开始，恰逢其时，彼时的电视便构成了人们憧憬美好生活的重要情感出口。

乡亲们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精耕细作，日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村里有了积蓄买了一台16寸黑白电视机，乡亲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那是个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在连队，我和战友们高呼“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在电视机前为女排姑娘们加油助威；在农场，我们从洒满晚霞的稻田拔出泥泞的双脚，迎着《霍元甲》铿锵有力的主题曲，迫不及待地向场部冲去，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十五的月亮》让我思念故乡，《血染的风采》让我热泪盈眶……

农村社会生活的转型似乎更具阐释中国社会变迁“自下而上”的历史叙事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改原本人民公社体制以“一大二公”为特点所塑造的社会生活政治化、集权化面貌，中国乡村生活由此开始了彻底而深入的转型。相比城市而言，农村生活方式的演进有内在的顽固性和保守性滞阻；也因为如此，曾经根深蒂固的“早听鸡鸣、晚观犬吠、无事睡觉”的农村生活习惯，被电视的到来所打破，而这种电视的物质性的建构力量是影响深远且有持续性的。直到今天，看电视依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最为主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带着情感陪伴和信息普及的双重属性，也进一步壮大了所谓“定居”的意识。

当然，反观城市中的个体，电视深入日常生活对于个体而言也未必总是那么乐观。“电视瘾”作为一种“现代病”，伴随电视步入千家万户同样制造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电视眼、电视胃、电视肥胖症、电视斑疹……电视甚至创造了许多专门性的病症；也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电视迷”综合征、电视孤独症……面对高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电视成了人们逃避现实压力的有力抓手，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尽管人们时常警惕和恐惧“怕上瘾”，但人们在“看电视”中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也让电视带来的道德危机无从避免。

宏观意义上，电视的文化也是再现中国社会关系、构造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机制。电视文化向来是一种强调共享和分享意义的文化，这意味着“看电视”这个动作本身就隐喻了诸多潜在的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场景，而这与中国社会长期延承而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春晚”的电视文本便是这种特征的一个典型缩影：作为“全球华人在电视文化巅峰期的一种共同文化仪式”，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收视调查技术尚不成熟完整的情形下，彼时还显艺术形式简陋的央视春晚就已经创造了份额破90%的收视记录，“作为中国影响力最广、受众规模最多的电视节目，春晚承载着国人对电视文化的期许，也观照着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所面对的历史与社会的转型” 。除夕看电视春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届电视春晚开始，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中国家庭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必不可少的固定年俗活动，成为团结家庭关系、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仪式。

也可以看到，电视对中国社会关系的诸种再现，大多是从家庭这个微缩社会单元发轫的。尽管今天的跨屏环境让电视的存在显出捉襟见肘的困境，但“只要中国家庭的结构没有被完全打破，那么到目前为止还尚且找不到一种媒介手段能够完全替代电视” 。电视因其“双重连接”（double articulation） ^[27] 的属性，终端（电视机）的家庭连接创造场景、文本（电视内容）的家庭连接创造互动，其特征为亲密社会关系（如夫妻、亲子等）维系亲密化提供了重要机制。某种意义上，电视文化的牢固性就体现在它本身便是一种能够再生产亲密关系意义的社会文化，而伴随电视文化的变迁，这些看起来最具稳固性的社会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亲子关系——电视与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指出：电视因其视觉化的特征放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因而进一步造成了“童年的消逝”和“成年的消逝”，图像意义的生产让电视较之其他文字媒介更体现出“儿童特征”（paedocratic）的状态，过度或不恰当观看电视可能造成人的退化（尤指社会化层面），因而“看电视”在全球范围内都构成了影响儿童/青少年教育的一个重要变量。 ^[28] 在本研究的部分访谈中，有“80代”“90代”父母在自身从子女身份向父母身份让渡的过程中论及一个中国电视与中国儿童的共同记忆：

小时候我们看电视，留下了“食鹰猴”和“螳螂之死” 的童年阴影；而今天我们的小孩，却会对着什么也没做的“小猪佩奇” 傻乐半天，念念不忘。

无论是浓墨重彩的“启蒙”还是无关痛痒的“娱乐”，电视之于儿童的功能价值体现显然不是铁板一块，也在不同的使用方向和程度上形成差异化的表现和特点。甚至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一度在多频道电视崛起后“由于有线电视节目的供应远超实际需求量（相对有限的受众群体规模），进一步刺激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花费更多时间在电视机前；亲子之间为看电视而发生的冲突，比没有接装有线电视时更多” ；而在成人关系方面，这种情况则更落实在一种自觉内化的道德规训当中：“爱就是陪他们‘看电视’” ，着眼于华人社会以家庭、宗族、群体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文化 ，无论是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是成年子女的孝道实践，对电视的日常消费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家庭乃至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情感价值增值。

另一方面，电视与现代人的紧密互动也体现为一种互相“驯化”的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本身就描摹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充分潜质。电视的物质性催生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建构力量，它不仅如上所述形成了有如对家庭单元的归属感，也为不同的社会个体、社会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维系创造出安全感，背后关涉的是其作为一种主流媒介的社会信任所在，国人会参照“看电视”的经验来保护自身或者采取行动。这种意义的释出较为典型地体现在电视新闻领域，一方面是电视新闻对社会信任的回应，甚至有反哺现实、引导社会变化的积极作用。例如，曾在1987年获得全国优秀电视新闻特等奖的《一条马路隔断了两个企业的产需联系》，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产需关系无法顺畅衔接、物资流通极为不合理的状况。播出后反响颇为强烈的这条新闻，让人们明确意识到乏于活力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生产力浪费，并由此从民众“动员”的角度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再如，于1991年开播延续至今的“3·15”公益晚会以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为现实旨归，历年来作为“中国消费者最信赖的守护消费品质的舆论阵地”作出了极大贡献，至今热度居高不下。1993年开播的《质量万里行》通过实地寻访和调查曝光大量伪劣产品案例，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促成了一系列问题的妥善解决，等等。另一方面是电视新闻发挥信息普及、舆论监督功能等为国人全面营造出的“安全感”。在信息相对闭塞、滞后的中国农村社会中，电视新闻至今都是其中的个体掌握国家政策信息的“接收器” ，具有至关重要的托底社会价值。而在常常因为语言、习俗等的差异造成传播屏障的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电视机构对“部分少数民族听不懂汉语而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及时译播中央电视台重点节目，以便尽快把国内外新闻和中央方针政策传送到当地” ，也同样是践行社会“安全感”的诉求使然。更进一步的，电视新闻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各领域的变革。 如在《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惜哉文化》《仓储粮是怎样损失的》等报道，都有效地反映并记录了社会现状，实现了电视的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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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G.Webster，“Audience Behavior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6，36（3），pp.77-91.

[2] Mats Ekström and Johan Fornäs and André Jansson（eds.），“Three Tasks for Mediatization Research：Contributions to an Open Agenda”， Media ， Culture & Society ，2016，38（7）.

[3] Andreas Hepp，“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28（6）.

[4] 前四种过程参见Winfried Schulz，“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19（1）。“制造”的过程为后来补充，参见Olivier Driessens，Karin Raeymaeckers（eds.），“Personalization According to Politicians：A Practic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0，35（3）。

[5] James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92.

[6] 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著如：Millard J.Bienvenu，“Measurement of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The Family Coordinator ，1969，18（2）；Frances H.Scherz，“Multiple-Client Interviewing：Treatment Implications”， Families in Society ：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1962.

[7]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ix.

[8]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xi.

[9] Robert F.Murphy， The Dialectics of Social Life ： Alarms and Excursions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2.

[10]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79.

[11] Alfred Schutz，“On Multiple Realities”，in Maurice Natanson（eds.）， Collected Papers ，Vol.1，1962，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p.220.

[12] Herbert Schiller， Culture Inc ：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3]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87.

[14] Dolores Hayden，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 The Future of Housing ， Work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W.W.Norton，1984，p.105.

[15] Anthony Giddens，“A Reply to My Critics”，in David Held and John B.Thompson，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78.

[16] David Gauntlett and Annette Hill， TV Living ： Television ，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9，p.1.

[17]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3.

[18]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London：Verso，1976，p.176.

[19] Irene F.Goodman，“Television's Role in Family Interactions：A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83，4（2）.

[20] Jennifer Bryce，“Family Time and Television Use”，in Tom Lindlof（eds.）， Natural Audiences ，New Jersey：Norwood Ablex，1987，pp.122-123.

[21] Davi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Comedia，1986，p.174.

[22] Margaret Morse，“An Ontology of Everyday Distraction：The Freeway，the Mall and Television”，in Patricia Mellencamp（eds.）， Logics of Television ，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d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0，p.195.

[23] Ien Ang， Watching “ Dallas ”：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Methuen，1985，p.47.

[24] Davi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6，p.153.

[25] Richard A.Easterlin，“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Paul A.David（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pp.89-125.

[26] David Gauntlett and Annette Hill， TV Living：Television ，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9，p.110.

[27] 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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