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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视觉性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特点，视觉传播成为当前最主流的传播样态，作为当前中国用户规模最大、发展基础最坚实的主流视觉媒介，中国电视的现实价值在短时间里自然不会被尽然瓦解，即便在当下的新媒体环境中视听传播正在迎来结构化的全面升级，电视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在实质上有别于其他传统媒体，并没有受到演进中的媒介环境实质性的颠覆。恰如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所言“视频是最高级的传播形态，未来也不会改变，改变的会是渠道、终端以及呈现方式”
，围绕优质视听文本的价值生成始终有生命力。但不可否认，传统意义上的“电视”较之蓬勃发展的诸种视听新媒体而言，更近似于一种“前现代”的存在，而这也恰恰提供了理解电视的社会价值的重要论据：中国电视经由六十余年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建构下构筑出自身的一种独特的社会语境，虽然这种语境化的社会过程或许已然表现出了与今天的现代性不相适应的部分，“语境”的失灵揭示了媒介危机的本质，背后投射出的则是中国电视在媒介功能之外的更多解释空间。
从只有少部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可以观看的“小众”媒介走向巅峰时期能创造万人空巷观看盛况的“大众”媒介，中国电视一度重构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既作为社会日常生活中权力和意义的中介，本身也是施予社会日常生活权力和意义的中介，由此构建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语境。这意味着考察电视并不仅仅是理解媒介内部形态与功能的构架，更应将其所参与的诸种层面的社会现实一并考虑其中。很大程度上，电视不仅是一种媒介形式，也是一种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更是一种心理形式、文化形式和社会形式。我们不应仅仅把电视视作一种来自媒介功能建构的影响之源，其绝非简单的有益或有害，更应该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多重话语中进行考察。 [7] 理解电视如何在其主流化过程中构筑大众化的话语，这些话语如何彼此交织并发生作用，是阐释中国电视在过去数十年中有别于其他主流媒介形态独特成长路径的重要视角。
中国电视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亦是理解媒介化的一个重要社会过程，这也决定了社会性是中国电视发展脉络中至关重要的线索。如图2.1所示，作为一种社会语境的中国电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部力量的综合影响，作用于国民社会生活、文化消费等多元社会互动关系，体现在各类电视文本的生产与传播之中，是不同维度的共同建构，且在互相反哺中形成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结构。如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所指出的：“发展而来的电视不再是孤立的媒介技术的体现（如果它以前是的话），它已经迅速地嵌入到在技术和媒介汇合之后的社会文化之中……以电视为核心，其产生的权力、影响以及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8]
中国电视构筑自身社会语境的最终落点在于，其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化传播，因而对电视的“大众化”阐释，一方面依托于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电视媒介的动态（dynamics）接触（使用）的考察，另一方面也要对日常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进行提炼和归纳，如此便能解释在电视媒介的意义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形成如莫非（Robert F.Murphy）所言的“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都处于持续且有生产性的张力之中” [9] 。
图2.1 作为一种社会语境的中国电视
当前，新媒体的出现和壮大破坏了这种社会语境结构的内部平衡，且分取了传统电视相当大比重的影响力，故而造成了“语境”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以及电视这一大众媒介分众化危机的产生。对此的解释，同样可以回归到电视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的关系之中。其矛盾的焦点看似在于“新”与“旧”之争，但若是置于“语境化”的过程里加以管窥，能发现内在其中的核心变量并非打破平衡的新势力，而在于新势力如何打破平衡，也即，关注电视要如何谋求自身的社会语境重构以实现顺应时代的发展。换言之，今天的电视面临最大的“敌人”不是新媒体，而是电视自身，是作为媒介的电视能够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之间重塑一种怎样的全新互动关系；面对这个时代创造的历史机遇实现“再语境化”是中国电视必由的现实抉择，进而能够寻得完成自身蜕变的充足养料。
互联网落地中国，从崛起到成熟的时间是电视发展的三分之一；移动互联网更进一步，仅用了互联网发展时长的约三分之一就走向全面繁荣。任何媒介形态的演进都是技术驱动的直观结果，经历初创期向发展黄金期迈进的中国电视也曾充分受益于包括彩电技术、制播技术、信号传输与落地技术、硬件技术等相关技术条件的瓜熟蒂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首次播出全电子扫描电视，哪怕“雪花粒”图像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种技术标准的开拓式创新也让电视“在五六十年代的美欧国家开始普及，电视在短短十年一跃成为西方媒介历史上继广播、电影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
。哪怕是中国电视早期“土法上马”的诸种电视技术，凭借着舶来或自创等多种手段，技术的创新也为电视在八九十年代迅速走入千家万户奠定了重要基础。
无论是作为媒介还是作为终端的电视，依托于技术创新所形塑而来的媒介结构特征，其影响也是具有充分的社会性的。换言之，电视作为一种技术在日常生活或言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的意义生成，微观到家庭内部，宏观到全球视野，都不仅体现在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本身，故而也不能独立于诸种社会结构之外来加以考察。技术创造了“看电视”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但“看电视”却不只是对技术形态的一种直接反馈，或者说“看电视”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实践。与其说“看电视”是透过一个窗口看媒介所再现的世界，但经过一方荧光屏介入后的“世界”在实质上受到了各种图像政治的影响（或好或坏），虽然未必直接将观众带入到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的话语当中，但至少，人们通过“看电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有秩序的意义世界中。 [10] 对于电视世代而言，人们的电视经验就是全部世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未必是大家所期待的，也不会是大家所能尽然想象的，但这些恰恰是创造和共享意义的社会性所在。” [11] 与此同时，“看电视”的经验虽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构造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技术对电视的驱动作用也充分体现了自身“个性”，在人们理解其对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产生的意义时，这些落实到媒介之上的“个性”也令技术之于电视构成了一种与其他技术有本质差异的独立性，以及一并带出了相关的优势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技术构造了电视的面貌，也描摹了其作为一种最主流的大众媒介的底层运行逻辑：对于过去数十年间发展而来的中国电视，技术驱动的电视“语境化”建构实现了对社会不同层次的观照，无论是宏观意义上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保障、作为第三产业的市场价值、作为思想与文明传播的有力推手，或是中观意义上作为家庭结构的稳定因素、作为社会交往的必要中介，还是微观意义上作为流行文化的引领者，作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电视始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话语，持续输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电视的理解，除了要将其视作一种功能主义主张下的技术予以关注，也理应将电视视作一整套技术结构（体系）的存在，这些技术以结构化的方式全面影响了社会的心理、文化和生活方式，一并纳入了与技术紧密相关的信息网络、社会组织以及每一个个体等视角，赋予了电视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完整秩序，并释放出更进一步的社会意义，如电视文化的全球性、消费性等诸种特点。例如，技术驱动之下的电视媒介逻辑演变，使得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有机会变成现实。这种全球性的文化连接不仅内在于技术底色之中，存在于有关电视的跨国传播（如电视技术话语权的国际角力、电视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电视产业的国际竞争等）之中，更嵌入在技术的诸种社会话语（包括家庭、社群、本土化等）之中，融合出一个有机的“电视语境”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生产与再生产关于社会生活的意义。这其中同时囊括了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向度，也反过来让电视的社会控制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学议题。有学者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全球性大型媒介集团的发展，其壮大重新制定了媒介规制的规则，假以大众利益之名义落实利益集团之“意图”，在影响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干涉了公众的权利（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12] 再如，电视的消费性也是其技术结构作用之下的一种结果。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源于其体系化诸种技术过程中的底层逻辑组织，由频道构成的电视网络提供了体系庞大的消费系统，尤其在高度现代化或后现代的社会中，人们对电视的消费，既包括了对电视技术（终端）的消费，也是对技术延伸出的电视生产与传播（电视内容及其意义分享）的一系列消费实践，“实质上是在消费一种社会地位的彰显，这种消费意义的生成，受到道德与政治的规训，也在对媒介生产与传播者的诸种引导下” [13] 。同时，技术制造出的差异在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得到进一步的消弭，一种去差异化的全新的平等秩序被以电视为代表的流行视听媒介所重构，技术的无差别共享与文本（节目内容）意义的无门槛接受，使得以技术打底的电视生产与传播结构得以全面深入社会文化，且一并再现出复杂错综的日常生活肌理；而这种对于媒介化过程的日常生活考察，更有助于我们洞察电视之于现代社会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便是在新媒介形态再次打破这种结构秩序的冲击下，对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厘定，亦具有供以启示电视转型的重要线索。
相较于其他传统媒体，电视的社会语境构建具有路径上的特殊性，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电视与社会之间存有一种紧密且牢固的互动关系，核心突破口是对家庭生活方式的深入影响。“节目的安排是由家庭生活模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对的……家庭生活节奏围绕电视节目安排，这些电视节目可以使开饭、就寝、出门的时间规律化。”
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惯习则进一步得到扩展、发散，电视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渐变成一种象征日常生活普遍安排逻辑的符号能指，并在不同的社会空间里指涉不同的所指意义，构成了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主要是城市化和都市化进程）的结构性力量。电视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正值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提速的阶段，电视作为一种建构性的社会力量在交织其中相机而动的郊区化（suburbanisation）趋向中形成重要影响：伴随人口从城区大规模地向郊区迁移带来的结构变化，人们原本在心理层面的城市化共识、在现实层面对地缘和公共性的认同，其牢固性逐渐被打破；而电视则作为一种弥合性的力量，依托于频道构建的电视网络及时地生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数码共性”（electronic community），填补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物质共性”（physical community）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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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社会的现代都市化进程虽不及西方上百年的历史，但就在这轰轰烈烈前行的二十余年间，电视同样也作为类似的社会力量深植其中，形成推动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力量：居于个体身份和社会关系的中心位置，构筑沟通私领域和公领域、本土空间与全球空间的重要桥梁，诸种社会话语全方位释放出了人们通过“看电视”建构日常生活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看电视”作为过去数十年国人至关重要的一种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秩序也维系着电视构建准社会关系的内在动力，“电视进入了人的家庭，它的那种亲切、宽厚、惹人喜爱的面孔与现代人所体验的严肃刻板的机械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改造家庭生活为起点，中国电视的话语实践逐步寻求到了专属于自身的一整套社会文化再现机制，为包括家庭在内的诸种社会单元、社会群体创造出此前所有的大众传媒形式未曾有过的观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电视的大众化传播，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的直观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因素共同参与到媒介的接受过程中，调适着个体的文化心理、改变着人们运用媒介的习惯、影响着人们对媒介使用的预期以及参照媒介所采取的行动的判断，等等。
而上述社会话语持续性的意义生成，也使得中国电视在主流化过程中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且在不同维度对社会生活构成深入影响。例如常态化的电视直播在重大社会事务跟进、节庆盛典仪式传播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民生新闻和民生节目以社会帮扶为旨归陪伴百姓日常生活，纪录片、电视剧等以通俗化的美学获得大众喜爱并降低了跨代际群体传播的文化折扣，等等。电视作为“客厅文化”的核心要素，既是情感交流和沟通的重要纽带，也成为人际交往、群体交往中的社交突破口，这从过去的“西游记”现象、“超女”现象等可见一斑。
然而，社交媒体的崛起却在今天逐步打破电视一度稳定维系的家庭观看场景以及持续产出社会话题的强劲能力，新媒体在二次传播上的原生优势促使其在与诸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具有更灵活的能动性，传统电视的这一语境优势被消解，甚至大有电视内容仅沦为给新媒体输出话题的趋向：在微博、抖音上“吐槽”春晚比“观看”春晚更热闹，热播电视剧凭借表情包和“鬼畜视频”
全面抬升传播热度、反向输出次生解读文本，等等。眼下的中国电视，对于多元社会互动关系的再现逐渐从“引领”降格为“跟随”，“客厅文化”的不可取代性遭到瓦解、社会价值的生成向社交网络新阵地迁移，这也对电视的发展存续构成了现实挑战。
可以说，（视觉）观念和实践的革新曾缔造中国电视业持续性的影响增量，亦让中国电视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亲密无间。象征着品质、格调与主流的电视媒介，公信力就是内嵌在其社会语境中的价值底色，这也是电视在社会话语层面重回价值的机会窗口。危机背后，是重新审视中国电视的社会信任的必要性。电视的公信力一度为人们营造出了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的“在时空关系中回应与自身相异的他者的安全感” [15] ，也充分体现出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构造（framing）了大众“习惯”培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经由长时间的积累和培养，中国电视的专业化生产能力、社会责任意识不断促成其社会影响力得到跃升；而公信力，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注意力资源，也构架起了电视最大化自身社会效应的重要话语。在某种本质中，电视重回社会生活，这便是富于充分想象空间的可能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