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电视与社会：一种审视媒介化生存的视角

对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认识，离不开对诸种大众传媒手段及发展的洞察。“无处不在”的媒介，使得社会的不同维度建构或多或少体现出遵循媒介规律来运行的特质，落实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影响，人们对于媒介的参照或依赖也逐渐内化成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媒介化生存已然变成一种普遍现实。

媒介化，强调大众媒介对社会的普遍性建构力量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侧面，更“进一步体现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2] 。从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的视角看，当“媒介”成为一种制度化要素深度作用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议题中时，理解媒介所扮演的社会重要角色就显现出至关重要的价值。换言之，我们对媒介的审视并不止于其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的功能属性，还包括至少两个维度的建制要素：一是，其运行逻辑（也即媒介逻辑，media logic）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力量设置出了沟通其他社会领域沟通框架的制度化传统；二是，这种制度要素也深嵌于日常生活，与其他社会制度紧密勾连，作用于普通的社会方式并进而促成一种社会建构传统。 ^[3] 也有学者从媒介化对社会的建构过程入手，概括了包括“扩展”（extension）、“代替”（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适应”（accommodation）、“制造”（creation）等在内的媒介化引发社会变革的不同过程。 ^[4] 但无论从哪种路径来加以考察，媒介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全面性影响，俨然是值得当代传播研究关注的具有显著性的议题。而在这个方面，阐释媒介化进程中的普遍状况和特殊状况，也有助于描摹出媒介演进和社会演进之间的微妙而紧密的互动关系。

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理论转向，成为近十余年来传播研究的一种范式更迭，也构成了相应的学术热点议题。媒介化关注“媒介与社会经验或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主要探讨后者因前者产生的变化” ，反映了媒介在文化和社会中日益加剧和变动的重要性的一种新的环境，预示着文化和社会逐渐依赖于媒介及其逻辑，而媒介则融入了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不同层面。 媒介化过程在社会宏观视野上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譬如考察媒体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变迁对舆论生态的影响、媒介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媒介形塑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等等；但另一方面，这种宏观意义的生成，深度依托于媒介化更具体也更有广泛性的实践，“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研究个体的媒介化程度、日常媒介使用和依赖情况” ，进而推广到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媒介化生存。尤其是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当下，不同代际、地区、阶层的受众受到媒介变迁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社会交往习惯、生活方式等，都理应有更具体而微的研究视角加以观照。深度浸润于大众传媒影响下的社会个体，如中国台湾学者卢岚兰所指出的，具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即“阅听人”。“阅听人不只是传播研究中的研究对象，更是现代社会文化所造成的一种重要现象，同时，现代的社会个体就是以包含着某些阅听人身份及性质而被建构或定位的。” 理解大众作为“阅听人”的这种生活形式或生活过程，进而透视出人们通过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来架构的现代社会的日常形态，并从中商榷诸种行为特征和经验惯习，这更构成了我们认知和探讨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

而电视，作为二十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以其独特的视听表达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文化重要的反映者和形塑者，亦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景观生成和“阅听人”的社会身份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视觉力量，电视在其媒介化的发展进程中无数次地以直接、生动的方式向大众展示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国民媒介”的地位确立，也恰恰是作为一种重要社会力量的电视有力再现社会文化、沟通社会生活的具体缩影。

在全世界范围内，电视作为主流媒介的发展历程，几乎内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的社会格局变迁逻辑之中：电视的“媒介化”伴随着整体性的“社会化”过程而来；人们浸润于电视传播之中的媒介化生存也反身定义了更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依托于视听文化打破媒介与诸种社会关系互动壁垒的电视，“因社会的需要而诞生，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基础造就了电视……而电视在回报社会、为社会环境的建设与发展服务的同时，自身也获得飞速发展” 。即便是在今天这个巨变的媒介环境下，电视之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依然是任何一种大众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以传播的仪式观来阐释符号的构造和互动如何建构文化世界 ^[5] ，借助一种升格的媒介研究视角来理解传播如何“发生于文化又再生文化”，进而可以提炼出其“凝聚社会生产、消费和再生符号的方式与规律”。

反观全球范围内电视的媒介化之路，“电视世代”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广泛性的社会群体特征，足以让人看到电视这一媒介如何参与文明形塑和社会改造的进程，又如何深度影响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社会的文化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既包括电视之于社会文化、社会生活所施予的积极影响，例如“客厅文化”与家庭情感生活的重塑，电视的家庭化沟通促进家人互动、消弭代沟并成为家庭运行质量优劣和生活经验成败的重要指标； ^[6] 也包括过度浸淫于“造梦”和“致幻”的电视文化当中，假想性地将电视构建的媒介现实视作客观实在的消极影响，以“沙发土豆”（Couch Potato）为代表的“电视迷”效应带来的身心伤害乃至社会能力退化，电视暗藏的攻击性对人的精神控制以及消费型人格的培养，“电视人” 效应对个体本身的异化，无个性、玩世不恭的犬儒、乏于进取和批判精神导致“空心人”状况的发生，等等。不胜枚举的文化现象或社会景观，无论造成怎样向度和程度的影响，都是电视与社会交互过程中得以实现媒介化生存的重要表征，而对此开展的阐释或批判，也理应是理解电视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线索。 IKufnFyLyPb2ZHqf7q+m6Oh8EQTp/Z789Bk5tcOqb52XyWc3VUDUVJXbfnbZAv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