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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电视的生活对于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而言难以想象。这一方面固然在于电视为现代人的闲暇时间提供了最有效的精神消费；另一方面，电视也为人们创造并使之适应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
中国电视长达半个多世纪叠经起伏的发展，培育而来的不仅仅是其作为“主流媒介”或“第一媒介”的媒介影响力，更在于其以文化为锚点深入日常生活的社会影响力。即便是在今天这个巨变的数字时代当中，从“同质化的观众”（homogeneous viewers）到“分化的观众”（polarization audience）的让渡
[1]
带来新受众环境的呼之欲出以及媒介接触使用习惯的颠覆性改变，但电视所具有的连接家庭社群的情感属性、聚合话题“破圈”传播的能力、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潜质，以及最为重要的黏合“圈层”分野的大众化价值底色等，依然展现出了蓬勃壮大的互联网视听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有学者从人们的“社会性格”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视角切入，区分了不同社会阶段大众的社会性格培养机制。
前工业时代，人们依赖于“传统”和“经验”并形成了传统导向型的社会性格；进入工业时代，启蒙的精神和对理性的求索促成了强调个性主张的内在导向型社会性格；而再到如今的后工业时代，消费文明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更趋复杂微妙的社会交往关系，大众的行为实践印迹上了更为显著的社会化特征，“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和不断变动的社会地位，以电影、电视和广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指导，输出了人们不易获得的如何把日子过得‘更好’的知识”
，伴随大众传媒这种具有全面性的强势外力介入，他人导向型的社会性格得以形成，来自媒介的建构或社会控制作用持续凸显。由是，电视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塑造社会性格、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活跃数十载，几乎可以说“日常生活正是通过电视的表征轰轰烈烈地重归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如今正值危机的电视在各个社会维度上的话语权式微，而同样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线索也需要重新回到日常生活里，重新来审视电视的社会文化价值。“媒介变革的速度往往会与人们行为习惯的惰性形成张力，故而对媒介的考察更需要放到日常语境中媒介事件的习惯上来研究”
，电视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研究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点。本章以基于电视的“媒介化生存”为考察起点，着重解析电视媒介、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的逻辑脉络以及能够进行合理化阐释的理论路径，以期进一步廓清从社会生活方式变迁来考察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