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界定

本书基于史学研究的新文化史阐释范式，着眼于“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核心线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视文化史进行考察。较之传统电视史研究偏重媒介功能史、政治经济史的叙事，本书旨在从电视与国人生活方式的互动这一体现普遍性的变迁脉络展开研究。

一 研究语境、视角与对象

（一）研究语境：消费文化、电视景观与日常生活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消费文明的勃兴内在于大众文化演进之中并构成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由当代社会文明历史变迁观之，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转向是社会历史演进具有显著性的关键特征，而对转型社会及其脉络的考察，则成为洞悉和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点。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从生活方式的视点出发将浸润于大众文化并在文化发展路径上全方位受到大众消费行为支配的社会形态称为“消费社会”。当然，中国社会目前是否构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尚无法形成盖棺定论的判断，但消费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崛起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全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也一并催生了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新面貌。不可否认的是，变化中的社会景观与颇为强劲的文化的消费性生产互为表里、彼此构建，在借力大众传媒真正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将消费文化托举到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位置之上。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诸种日常消费实践紧密勾连的大众文化意义建构，不仅伴随符号生产、行为实践与日常体验的重新组织，同时也使得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流动性不断加快 ，消费文化的主张重塑着社会生产方式、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人们认知社会的整体结构，尤其在“将个体张显成‘个性化’的……使得人们在寻找独特性的消费行为中标识自我、互相区别” 等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大众传媒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消费文化与商业逻辑的合力共谋持续性地对诸种文化生产场所进行渗透乃至于控制” ，消费主义对大众的塑造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背后交织着各种权力关系的“意图”和“目标”，因而对其的批判性反思也构成理解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而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也理应成为考察的重点之一。

电视，作为二十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以其独特的技术构造与视觉形态成为社会文化重要的反映者与形塑者。电视的这种力量植根于现代社会文化土壤的一个重要特质，即在于，向视觉的转向。视觉因素一跃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要素，成为创造、表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 “视觉转向”带来的用以描述关于理解社会生活方法的“文化转向” ^[26] ，催生独特的电视景观：以“日常的（everyday-life）、毋庸置疑和理所当然的（unquestioned and take for granted）社会实在”全面驱动着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构建和现代性唤起，与此同时，“视觉消费”的蓬勃生长之姿，也让电视文化呈现出更亲近于社会生活的样貌。因而，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考察电视媒介及其意义生产，并不是一种“不言不明”；对嵌入日常生活的“电视”予以学术语境的观照，在研究层面与当前主流的学术话语——将电视视作一种国家传播政策及体制的阐释框架——并重，这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语境。

（二）研究视角：生活方式与生活史研究

生活方式研究，发轫于社会学分析的一个特定研究领域。作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其主张在“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政治割裂造成的矛盾张力中展开剖析。 对生活方式展开研究，旨在把握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实践、惯习所构筑起的诸种社会学现象，如何促成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发展动力。

有观点指出，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生活史应视作一个关注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以社会发展史指代中国社会史，并不具有全面性和充分性。为社会史“正名”的首要一步，便在于要准确理解“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历史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基本内容，也即，生活方式演进史” 。生活史研究之于改革开放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洞察，在社会文化史研究层面有着相当的阐释空间。本书以电视对生活方式的塑造为线索考察中国电视的社会文化史，力图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视角下对电视受众（或言电视的社会文化效果）变迁进行廓清，这同样是当前作为主流学术话语的以传统政治经济史或媒介功能史框架解读电视史的研究中体现相对薄弱的部分。基于电视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参与式、动态式影响建构，从中管窥电视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如何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表达以及日常生活。

在社会学视野下，生活方式研究通常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上，生活方式意指人的全部生活活动，包括关于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社会实践；狭义上，生活方式主要指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也即“吃、喝、住、用、玩”等具体生活行为。 相比之下，本书所关涉的生活方式则体现着更为具体的语境。一方面，电视文化在中国的勃兴与发展，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结构特征变化，其不只包含消费生活，也关涉劳动生活、政治生活和其他组成，因而研究所采纳的生活方式界定是广义上的概念理解；另一方面，相较于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方式洞察，本书所论及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普罗大众围绕电视的媒介接触所形成的诸种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影响，也即，电视对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分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总体来看，电视参与社会生活并引起的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群体社会生活变化，心理或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包括在本书的生活方式考察范畴内。

（三）研究对象：“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电视的发展之路，除了刚兴起时因“先天发育不足”经历的二十年发展培育期，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中其作为主流媒介的构建轨迹一以贯之；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其“国民性”的媒介底色始终内在其中，即便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异军突起的今天，电视作为一个优质视频内容的输出终端，仍然生成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电视与国人生活方式的互动，作为理解中国电视的社会文化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源于电视在不同阶段的深度社会生活参与。能够看到，电视的前行在实质上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紧密勾连的，中国电视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建构始终内在于这一主流媒介真正走向大众化并持续实现影响力增量的逻辑之中。 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人”作为社会历史叙事的主体性地位被不断放大：身份鸿沟的逾越、思想观念的开化、宏大历史的消解等，最终让个人的体验与经历被置于极高的地位之上。而这个过程中，电视这一大众媒介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始终在场，其对于管窥嵌入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广泛底层叙事的变化也有着充分的解释空间。

从这一层面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看电视”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无论鼎盛或衰落的阶段），能“自下而上”地找到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阐释空间；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加以考察，亦能构架起一个反观主流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参照系，这也是本书从中国电视的媒介化生存入题进行生活方式/生活史研究的路径合理性所在，也是研究最终指向的探讨新环境下电视如何寻求发展变化以重塑新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的落脚点所在。

具体而言，本书关涉的研究对象，主要指人们通过诸种电视接触行为所构成的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风貌。从研究对象的内部视角（媒介接触）看，其包括电视技术（终端）的消费、电视文化的传播及其传播过程中引发的受众反馈等“使用”电视的诸种环节，也即日常生活中的电视媒介经验；从研究对象的外部视角（媒介的社会文化实践）看，其包括围绕电视生成的具有稳定性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具有流动性的社会行为两个层面，前者观照使用电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地位的象征，后者观照电视文化塑造的变化中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电视在社会文化地位赋予和生活场景制造之间所体现的张力作用，也即电视媒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建构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更进一步的，体现在电视的媒介使用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互相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强调“以史为纲、史论结合”，故而取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研究的思路结构全文。在历史梳理与阐释的部分，对“电视”的理解依托于电视机为终端的传统媒介定义；在转型问题探讨的部分，这一概念则会有相应推广，基于融媒体业态加以延展，这也是对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电视媒介更准确的描述。

二 研究跨度

本书的研究时段跨度为1978—2018年。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电视虽诞生于1958年，但在前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媒介特征和终端普及程度都十分有限，也大体呈现出一种在政治话语框架完全主导下的不完全媒介建构。中国电视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意义释出以及作为一种大众生活方式的建构，也是从这里开始发轫。基于此，本书考察“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总体历史分期，主要体现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9年。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视迎来第一个快速成长期，电视媒介有了初步的完整建构，大众对电视也在不断形成认识，这与彼时尚不成熟的电视技术、价格昂贵的电视终端之间构成一组矛盾，并催生一种独特的“看电视”景观，其属性近似于看电影的集会式观看，这也为此后中国电视的大众化传播打下基础。

第二阶段：1990—1999年。以1990年电视剧《渴望》热播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电视媒介的属性丰富与电视机走向千家万户，“客厅文化”勃兴直至鼎盛，电视作为一种家庭结构关系的表征，也构筑起其作为情感纽带的文化新底色。

第三阶段：2000—2007年。进入二十一世纪，电视作为主流媒介的地位对大众生活的强势影响，与各种崛起的新兴生活方式对撞之下矛盾渐显。一方面是电视召唤“大国意识”的能力在一系列重要社会记忆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初代互联网产品于二十一世纪落地中国，逐渐培育出更充分的文化想象力。

第四阶段：2008—2018年。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等媒介事件的电视参与为分野，及2009年至2010年以BAT为代表的应用入口崛起、移动互联网元年到来，电视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进一步失去引领大众生活方式的话语权。当新媒体用了传统电视三分之一的发展时间迎来超过电视三倍的发展速度，技术驱动媒介新变革、新媒体全面崛起构筑跨屏传播时代，电视对观看场景和生活方式的维系面临消解和重构，亟待转型。

三 研究问题

本书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电视文化史考察，探究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对“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建构逻辑，从电视与国人生活方式的互动这条具有普遍性的变迁脉络展开文化阐释，结合历史语境、社会文化叙事以及对当前媒介环境的洞察，为当前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国电视寻求另一种视角下的转型可能性路径。基于此，本书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看电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建构在四十年中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2）不同阶段中电视传播的变化，形成了哪些不同的大众生活介入方式？

（3）电视在不同阶段对大众生活的不同程度卷入，带来大众生活方式的哪些特征变化？

（4）电视文化与国民生活方式的互动变化，投射出背后怎样的社会文化逻辑变迁？

（5）“看电视”这一主流生活方式，在当前面临怎样的衰落危机？

（6）复归到当下语境，中国电视的文化如何被多种社会力量重新建构？作为一种“新媒体”的电视，如何重回大众生活？ VbMF4YRCznUS4pV6WVbPw6sCvbRjWGnnk9Xms4ubs0tt5Dm3wKT9nuJxIM0O91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