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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史研究，顾名思义，就是电视媒体与电视行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在新闻传播史和媒介史研究的范畴中，电视史始终拥有着地位上的重要一席。
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学术版图，电视史研究所能开掘出的重要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囿于纸媒研究传统的主流取向，对于视听媒介和视听传播历史的考察在学科图谱中总体薄弱；在研究现状上，国内外学界对电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远未匹配其价值本身，总量较少、规模有限，“甚至于时常受到忽视”
[6]
。
具体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电视史的研究总体呈现出“有高山、少丛林”的特征，也即，有名家著作，却在脉络上乏于更多视角、更多维度的观照与阐释，多以编年史或媒介功能史或媒介文本发展史为主导研究取向。因为广播与电视在媒介特征、发展渊源、事业性质等层面具有的共通性或延续性，中国电视史的研究首先发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广播史研究或广播电视史综合研究中。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赵玉明，在此方面做出了扎实的奠基工作。其于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阐释现代中国广播历史的专著，
基于广播史料的阶段性积累、访问“活材料”老广播人、实地调查考察、征集回忆录等方式完成了中国现代广播史探索的初步成果，填补了中国视听媒介历史研究的空白。在本书出版前，赵玉明也参与了198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史：从古代至1949》一书中“广播史”相应部分的编写，并“首开将广播史纳入新闻史考察范畴之先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赵玉明则更进一步地以广播电视“综合史”为对象开展系统性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研究，并于二十一世纪出版。另一部史料汇编性质较强的广播电视通史研究著作是1987年出版的由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本书的编写出版，“直接推动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编印了一系列本地广电事业资料性文稿，呈现一派盛世修史的景象”
。
真正开启具有独立性的中国电视史专门史研究的，则是来自郭镇之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来并在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电视史》，该著“首次赋予当时远谈不上成熟、富庶的中国电视事业以独特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脉络中长期以来的‘广播电视’并提、将电视视为广播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维方式”
；遗憾也有之，这部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电视史专门史研究，尚未能将此后中国电视近三十年的腾飞发展乃至危机显露纳入其中进行考察。而在此之后，中国电视史的专门史研究经历了长时间的空白期，直至新世纪后才陆续有成果涌现。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在2004年出版，其研究视野则是着眼于对二十世纪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的全景呈现。另有赵习良2007年版《中国电视史》，总体来看更多体现为史料汇编性质，学术色彩相对薄弱。如方汉奇所指出，在郭（镇之）作之后，“我国已有近30年无人从事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研究”。近年来涌现的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中国电视史研究，是常江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电视史（1958—2008）》，该著以社会史的范式阐释中国电视史。郭镇之评价该研究的创新价值在于“更注重历史的解释和观点的阐释……重在对历史的看法，不完全拘泥于历史本身”。
除了总体性的中国电视史研究，电视史研究的细分脉络在过去数十年中亦有相应的成果输出，但在专门史研究较为有限的背景下，相应分支的历史研究也相对分散。其一，电视文本发展的专门史研究：如钟艺兵、黄望南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黄会林围绕“全民审美素养”
对中国电视艺术开展的系列研究，岳淼著《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史研究（1958—2008）》，吴素玲著《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王卫平主编的《中国电视剧60年大系》，等等。其二，地方广电史研究：如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全面记述少数民族广播电视诞生发展历程的专著，是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史研究领域空白的奠基之作”
，杨秾著《北京电视史话》针对北京地区的电视文化史进行考察，张振东、李春武著《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和陈飞宝、张敦财著《台湾电视发展史》则对中国港台地区的电视史开展了相对翔实的梳理，也有对地方广电志历史进行研究的，如刘书锋著《记录中国地方广播电视发展轨迹的权威载媒——广播电视理论的实践初探》，作为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辑刊》系列中的一部，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三，广播电视组织机构史：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杨伟光、赵化勇先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以及“第一次系统梳理国家电视台对外传播事业和管理经验”
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史》等。其四，电视从业者口述史，较有代表性的如夏之平著《铭心往事：一个广播电视人的记述》，洪民生著《我与电视》，为纪念上海电视50周年出版的《老电视人·口述历史》等。其他，也有广播电视学术史研究如《记录下广播电视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等散见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电视》《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专业性期刊、辑刊之中。
能够看到，相较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火热之姿，中国电视史研究呈现出的断裂和“有限声音”则显得冷清不少，如赵玉明所指出，“绝大多数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还处于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对广电事业发展规律只有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但缺乏深度；少数著作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偏重事业建设与宣传概况，对其发展的综合研究不够”
。不仅有相当比重的史料仍然散见于各种官方汇编资料、行业媒体、电视人口述文章，有待于被进一步地充分挖掘与运用，对电视史的考察也时常“合并”在新闻传播通史或其他各类与电视有关的社会史书写中。总体而言，中国电视史的专门史研究尚且缺乏更多视角和维度的学术观照，有待于输出新观点、新阐释和新成果。
二十世纪以降，全球范围内的史学研究出现了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研究路径的转向。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不断壮大的“文化史转向”
，“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
。以新文化史范式为代表的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全新史学研究实践，不断引领着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以“自下而上”的史观，融通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新历史主义等潮流，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影响着史学领域，“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基础上层说，取代了盛极一时的计量史学，动摇了以总体史和长时段为中心的年鉴史学，带动了整个史学朝‘文化转向’”
。
新文化史学自崛起以来已有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新文化史在“清点库存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学术阵地的夯实”
。借助于相对社会史书写传统中更进一步的“建构”“深描”等手法的运用，其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如《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eter Burke，1978）、考察十八世纪法国市民文化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Robert Darnton，1984）、研究身体文化的《身体与社会》（Bryan S.Turner，1984）等。有学者指出，这些重要著作“尤以开发被传统文化所忽视、不屑或排斥的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符号、意识、观念等诸多领域而广受注目”
。而在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之下，亦涌现一批史学家关注形形色色的文化史书写，并以不同的视角、手法、对象呈现出史学研究的全新面貌。例如，彼得·伯克、林·亨特（Lynn Hunt）对新文化史书写的建制与规范进行界定，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是七十年代直接推动史学发生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达恩顿（Robert Darnton）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符号象征体系的阐释中考察文化史，夏蒂艾（Roger Chartier）从事的新文化史研究则可以从中看到年鉴史学的发展流变与创新路径，等等。
总体上，新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可以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从观念到物质再到实践的各个层面或维度，其史观着眼点在于：文化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类活动的建构结果，具有延续和再生产的特质，故而“基于其符号性和隐喻性有进行解释的充分必要性”，同样可以融通跨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人类学的“深描”、社会学的“惯习”、语言学和哲学的“建构”等。
新文化史的成熟脉络，经历了发展的不同阶段，亦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范式特点，但大体形成了体现共通性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文化史学尚未形成系统性实践时，英国新社会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因“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这一核心观点，在解释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开掘出了文化的考量而常被视作“具有新文化史学特征的著作”。
而在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等为代表的研究形成新文化史学实践的开端
后，这种有别于年鉴史学和计量史学的“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便逐渐开始系统化地为历史书写走向“文化”的微观视域打开新的局面。彼得·伯克在其著作《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中提炼出了新文化史学实践的核心特点：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和历史叙事，
对新文化史研究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概括和梳理，也成为此后相应路径研究的具有指导性的思路。当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史学界尤其是西方史学界对新文化史学实践的反思也不曾缺席。以《超越文化转向》一书的出版为代表，部分学者开始思考“一切皆文化”指向的路径合理性，对于“文化”过于泛化的认知和考察是否会反向导致“反文化”效应的出现，
也随之带来研究取向朝更宏观的语境进而来把握文化现象的相应调适。
在中国学术语境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趋向热门。
在很大程度上，新文化史基本构成了一个阶段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种主导范式，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兴起后，“作为大众的社会与文化合流，‘新文化史’包括了社会与文化，所以相当大程度上可用社会文化史代替”
。在部分国内外学者看来，“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基本是同义词，或可统称为“新社会文化史”。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研究路径上与新文化史的“自下而上”、跨学科方法运用等有共通之处的新社会史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取代新社会史成为美国史学的显学”
[7]
的新文化史研究，常常“被视作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
[8]
，其以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试图还原普通人在社会当中的文化与生活；而此前的新社会史亦为此做出了充分铺垫，其崛起并在较长时间内占据史学研究主流源于“对以往专注于革命史范式下‘政治史’的一种反拨”
，某种程度上，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之间有可循的共同渊源，所不同之处是前者在后者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具有互补性的观念和视角。有学者认为，“新文化史意在‘拯救’个体，使之摆脱社会史将其归纳进某个结构的安排……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
。也有中国台湾学者对二者的差异展开了进一步阐释，指出“新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是具体可见事物；新文化史则更进一步，强调人的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
。
总体而言，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对以“文化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转变的回应性范式建构，“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
。
在史学研究的版图中，新文化史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走向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让历史学不再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中；“文化转向”也带来对大众经验史研究的兴趣激发，促使“关注那些通常在历史舞台上缺席的人如何经历、参与和理解社会与文化的变革”
。较之新社会史研究，这种史学实践“在对社会结构和进程进行考察的同时也一并纳入并重视了人类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个人经验和感受等文化因素的描摹”
，体现出重要意义。当然，这种范式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瑕，对“文化”的过度推崇一度造成学术上的迷思，若要作出更准确意义上的理解和把握，则不应将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脉络进行决裂，而可以将其视作拓展新社会史视野的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当历史的目光投射向更大多数的普通人时，除了要考察这些群体所在社会的结构和政治经济秩序，也应充分纳入人类作为能动性主体的文化描述。由是，对于“人”的观照以及对于社会基本结构里文化叙事的考察，让新文化史得以开掘出史学研究真正的新方向，如伊格尔斯（Georg Iggers）所指出的：“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对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
生活方式研究，“在对象上包括了一天中看起来平庸世俗的所有程序，以至于这样‘平凡’的文化状况似乎根本不值一提”
。然而，潜藏在其中的社会学分析潜质无论于个体生活还是公共生活却都有着至关重要的阐释价值，“是未被解释的社会行动组织结构的一部分”
[9]
。换言之，只有知道某人/某类人日常生活方式是如何被塑造的，才能洞察其所置身的社会本身是如何得以形塑和组织的；与此同时，包括结构、秩序、体系等因素共同构造而来的社会生活，又是作为群体的人类在一定的观念、信仰、价值、规范等精神世界所共享之下的产物——“人类是文化的存在”
[10]
。故而，能够透过日常生活来理解“文化如何被制造的方法”
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再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所言，文化就是既定人群的“全部生活方式”
[11]
，经过社会化的过程而让大众所共享，因而以“生活文化”来洞察文化，便是理解社会文化之复杂性的一种有力阐释路径。
[12]
由是，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便成为理解社会文化的一种具有显著性的脉络。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二十世纪初对上述视角以“生活世界”（life world）研究加以描述，认为“当个体对世界‘预设’的理解形成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感受时，人们生活里所感受到的世界才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
[13]
。因而，日常生活中所构成的相对牢固的“惯例”（及其变化），则构成所谓“生活世界”在共享意义的过程中全面性地再生产社会文化意义的关键线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大多数人通常认为生活世界是“理所当然”（the ways things are）的，潜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塑造才理应以“去熟悉化”（defamiliarizing）的方式加以厘清。如英格利斯（David Inglis）所指出，“去熟悉化意味着我们开始把以前认为是‘自然’的生活世界看成并非是‘完全自然的’——它只是一整套其他可能方式中的一种”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进一步批判继承了胡塞尔的理论，将“生活世界”所体现的知识界定为“一种深度的非主题化知识，是始终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石”
，并创造性地以宏观社会学和实践社会学视角来考察生活世界，将其置于社会交往行动中进行交互阐释，进而形成了更为成熟的理论脉络。
当然，因为日常生活涵盖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要素，故而也在其与学术的关系上显得有些暧昧不明，社会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也出现过专业化取向远离日常生活议题的短暂潮流，拉莫特（Charles Lemert）曾在其著作《大危机过后的社会学》
[14]
中对实践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之间发生的微妙变化有过深入讨论。但不久后，全球性社会变迁的特征日益显著，其带来的后果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即，社会学“必须”重新强调“各种隐含社会力量对日常时间和经验的调控”
，以更准确地解释全球性的社会变迁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秩序的变化。
由是，生活方式研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对象。事实上，二十世纪末以来，对“生活世界”的重阐已成为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多元主题中的重要一维。
也有诸多社会学家或者与经典社会理论关系密切的学者，如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在社会学元理论层面强调实践是人类知识的基础，这也为社会学视域下的日常生活研究提供了在观念和路径上的合理性。
在国内外社会学界的研究传统中，考察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视角和线索有两种路径较为主流：其一，是以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为代表的学者，从现象学入手把握日常世界的主体间性特点，认为生活世界是行动者的意义世界，而“行动的意义是一回事，我们把握意义的明晰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
，进而结构出的“生活世界”理论影响颇为深远，后继学者如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伯格（Peter Berger）等进一步壮大这一研究枝干，并由此“逐步发展为有活力且不断臻于成熟的完整的现象学版图”
[15]
。在中国社会学界，受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象学研究热的影响，如杨善华、吕炳强等学者皆对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版图拓展及其本土化研究做出了相应努力；
其二，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也部分受到舒茨等学者的影响），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研究指向日常生活领域，其认为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三维结构
[16]
，“生活世界”和“交往行动”的互相阐释让社会构成了一个繁复的意义网络，蕴含于日常交往和生活世界里的理性潜能——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才由此得以充分彰显
。
对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路径逐渐得到拓宽，交叉性研究不断生成具有广泛现实意义的成果。如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Putnam），在其借助生活方式研究和新文化史视角对美国民主社会开展的研究《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Bowling Alone
：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中，廓清了一个重要观点：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中得到解释。倘若某一社会的民主运转出现了某种危机，本质而言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
于中国学界，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八十年代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考察提供了重要线索，循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结合的交叉视野，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生活）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生活）问题。
某种程度上，对生活方式的总体性研究是阐释社会文化变迁的有力印证。
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代社会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后现代的电视文化。“当代文化的特点是多元主义，众望所归的权威的坍圮，等级差异的消解，解释的多元取向，意义的过度丰富……如同后现代艺术那样，当代文化正在迅速蜕变着。”
[17]
电视作为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实在”，“既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而且，电视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
。着眼于电视与社会变迁之间颇为紧密而有机的联系，理解社会语境中的电视媒介以及人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电视，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命题。
故而，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伴随电视媒介主流化之路在数十年方兴未艾的发展中变成一种热门研究取向。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从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层面对电视媒介展开研究，伯明翰学派无疑是最富影响力的力量之一。
伯明翰学派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最有代表性的阵地，将电视纳入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借助符号学、叙事学、结构主义等视角，围绕电视的社会机制、受众接受、意义再生产等核心议题，旨在从更宏观的落点揭示当代大众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于不断的批判继承中输出了电视研究丰厚的理论资源，亦为这一学术版图的壮大提供了充足养分，代表性学者如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夏洛特·布伦斯顿（Charlotte Brunsdon）等。
当然，西方电视研究的起点可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在电视研究中的运用，虽然该学派鲜有学者以电视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其基于文化主义立场的传媒批判理论对此后的大众文化研究形成重要影响”
，这也为后来伯明翰学派的媒介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思想源头（尽管两者在观念和路径上存在较大分野，伯明翰学派可以说是对法兰克福学派较为全面的批判继承）。如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所言：“若是不了解法兰克福学派，无论如何都较难理解对于（包括电视文化在内的）通俗文化的分析。”
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下，伯明翰学派着眼于与社会语境多元互动之下的媒介研究，以揭示潜藏在媒介文化背后的权力性质和权力结构为旨归，侧重媒介的社会研究、客体研究，对电视文化形成了一系列批判阐释。
威廉斯从电视作为一种科技形式所构筑的独特文化形态及其生成的社会意义切入，对“电视这种科技所产生的社会历史”以及“使用电视科技的社会历史”
展开考察，指出技术作为电视媒介的构造力量，并非“自发”“独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意图和需求下受到包括社会阶层、社会机构等在内的诸种社会力量“指导”下有偏向地被发现和使用的，对“科技、社会制度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在电视身上找到了聚合的焦点”
。而原著出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
Television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
）一书也因其对电视与社会互动的本质问题的揭示，被视作第一本较为专门和系统进行电视研究以及阐释电视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论著作。
霍尔则将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引入文化研究，认为电视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背后具有对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运行的充分解释空间，指出“媒介（电视）的意义生产依托于解释的实践，而解释又靠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另一端的受众对意义进行解码来维系” [18] ，其再现理论、编码/解码理论都对电视如何再现社会并展开意义再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莫利在电视研究中偏重“受众”视角的考察形成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启发，其在七十年代末主导的基于对BBC新闻节目《全国新闻》（Nationwide）所开展的民族志研究 [19] ，延承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受众解码电视传播的机制和特点进行了批判性阐释，后又对更具体的社会空间中的电视使用进行聚焦，对“看电视”这一家庭生活行为进行调查并对寓于“惯习”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阐发，形成《家庭电视：文化力量与家庭生活》（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1986）一书。在莫利看来，自己的研究兴趣“始终集中在‘如何看电视’的方式上——理解人们看电视的过程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完成的” [20] ，其代表性著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Television ，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1992），便着眼于这一视角对电视作为社会公共领域和个体空间的连接、构架本土化与全球化对话的桥梁等进行了论述，形成基于人类学研究方法考察受众电视使用的方法论，“新受众研究”或言“主动受众研究”的影响颇为深远。莫利还进一步关注了消费主义对人们日常电视接触的塑造，亦构成对这一研究脉络的开拓和延展。在莫利之后，不少研究者“循着莫利的脚步” [21] ，以受众视角考察电视与日常生活的多维互动，代表性著作如甘特莱特等（David Gauntlett & Annette Hill）著《电视生活：电视、文化与日常生活》（ TV Living ： Television ，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1999）等。这种学术传统得到持续壮大，尤其在消费文明影响不断加深的当下，更是成为电视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伯明翰学派的版图之纷繁、学者之众多、研究路径之丰富，亦使得理论的爬梳、整合有较高的难度，菲斯克（John Fiske）则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结构化地对电视传播进行了大众文化解读，不仅促成了重新审视电视社会位置的重要价值，也提出了有如电视为现代工业社会提供黏合作用的文化再现的重要观点。在菲斯克看来，日常生活是大众文化的实践组成，而电视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性的大众文化产品，不仅成了再现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大众发现意义、再生产意义的重要场域。“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被加以阅读时才能真正产生社会关系。”
电视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更进一步地唤起了其作为一种典型大众文化所蕴含的民主化潜能，包括塑造社会共识、参与社会动员、肯定文化适用性、传递文化归属感等
[22]
，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中介作用。其理论体系与伯明翰学派一脉相承，且在莫利研究基础上更为侧重“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
的商榷。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其对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文化存在过度美化，有“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余年间，伯明翰学派对电视研究形成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虽然众多学人各有主张侧重和批判继承，但其构筑的理论版图中依然能找到具有共通性的线索，如强调电视的话语实践背后蕴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强调电视与社会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等。“尤其是文化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平民主义的文化立场，带来了电视理论的新思想、新观念”
，亦对着眼于社会语境和日常生活实践视野下的电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
在伯明翰学派之后，对电视的媒介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考察不断壮大为一个成体系、有结构的学术领域，在研究路径和范式上也呈现出更丰富多元的特点，尤其对于电视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形成颇多有价值的论述。代表性著作如罗伯特·库贝（Robert Kubey）等著《电视与生活质量》（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1990），从电视对大众闲暇时间的构建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入手，旨在“把看电视这一种当代文化现象呈现的意义碎片拼合……以一个足够广泛的时间来合理且有益地评估电视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和体验的”
[23]
；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出于电视批评和电视教学研究的需要，在《重组话语频道》一书中较为系统性地汇编了诸种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电视研究成果。其认为，当前已非常普及的电视，如何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交织到一起，是一个微妙复杂且难于解释的议题。
因而，令社会文化语境之下的电视研究“陌生化”（也即英格利斯所言的“去熟悉化”），不仅能够梳理出这种主流媒介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性背后的具体脉络，也能进一步商榷出电视作为一种“可观察”（visible）的社会要素是如何令社会结构化的；也有学者从受众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出发研究特定国家地区的电视日常接触，如韩国学者金妍（Youna Kim）著《女性、电视和韩国的日常生活》（
Women
，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Korea
，2005），指出“电视是女性的重要资源，促使她们研究自己的生活和身份……并有潜力构建她们超越传统的生活基础”
[24]
，其与伯明翰学派布伦斯顿（Charlotte Brunsdon）对电视与女性主义的研究有相近的路径，成为更具体的学术脉络延续；同样关注电视与性别议题的美国学者洛茨（Amanda Lotz），除了在媒介与性别研究之外，也有更偏重宏观视野的考察。其代表作《电视必将革命》（
The Television Will be Revolutionized
，2007）
[25]
基于观众对电视内容的使用方式创造性地提出数字化浪潮下的“后电视网时代”概念，并阐释了电视从“电视网时代”到“多频道切换期”再到呼之已出的“后电视网时代”的演进过程，以及这些变迁对电视媒介在不同社会阶段的社会角色的重塑。有学者认为，其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建立起一套严谨的、思考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逻辑框架，这对于我们在数字技术狂飙突进时代的媒介研究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