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写作家作为超功利的存在者，秉持自由存在的思想和个人主义精神开辟其存在书写。其存在书写的事业得以持久敞开的内在原动力是写作家自我生成的书写哲学。写作家自我生成的书写哲学，既是存在论的自领悟，更是生存论的自建构。前者由存在本身所规定，后者为存在敞开生存的境遇因素所推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H.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曾说：“如果说原始意识中已经存在着合理的因素（用来补充形式逻辑的直观因素），那么现代意识中就包含着许多原始思想的痕迹。对于尚未掌握的领域，现代人要比原始人更感兴趣也更为害怕。我们的能力是单薄的，我们的意识还受着威胁。看来应不惜代价用一切方法掌握尚未认识的领域，并占为己有。因此，神话般的活动继续存在。人们并没有对用预兆的方法，例如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探索而感到满足，更没有对用美学来表达这个未被认识的领域表示满足。人们还想说明它，使它平静下来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以此自慰。这样宗教就持续了下来，并又产生了新的神话和巫术。人们看到在纯理性主义的领地上维护理性是多么的不容易，理性要么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即一种与世界和人类作为斗争并战而胜之的活动，一切创造统一体和秩序的力量，要么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形式，它让位于崇拜自然界的东西或社会存在物，或者对这两者（土地、种族、国家……）都崇拜的神秘的解释。如果理性仍然是纯内在性的话，那么一定会屈服于外在的权威。”
列斐伏尔的基本看法是：人类的理性绝对有限，所以未知才出现，神话、宗教才有存在和生长的空间。理性的力量之于人类的世界性存在和人的人性存在，是相对有限的。有限的理性如果仅仅是内在化的，其功能发挥就更有限。能够将有限的理性予以发挥光大，使之对自身有限性赋予更大程度的张力的根本方式有两种，即客体性方式和主体性方式。对有限理性赋予自身张力的客体性方式是制度：制度可以消解理性，使有限的理性悬空；制度更可能使有限的理性得到舒张，发挥更大张力的功能。对有限理性赋予自身张力的主体性方式，就是写作家的书写。相对地讲，制度赋予有限理性以张力，是以静态的、规范的、稳定的方式达成的；写作家的书写对有限理性的扩张则始终是以非稳定的、非规整的和动态生成的方式敞开的。所以，比较而言，有限理性的无限张力更多地源于存在书写的激励和持续铺开，这是存在书写的人类学功能和存在论贡献。存在书写的如此功能的生成敞开，源于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生成建构。写作家自生成建构的书写哲学，既融进了人类的有限理性，又弘大了人类的有限理性。以此来看，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生成建构及其从当世和历史两个维度的汇聚，必然呈现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现象，这一特殊的人类精神现象又通过时代性和此在化生存领悟而层累性生成在写作家书写存在的心灵王国之中，成为决定写作家书写命运的强大力量。
在哲学上，一个作家应该有哲学观，应该有自己认知世界的武器。……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尽管他可能是一个不自觉的思想家，若不然他只能成为一个文艺工匠，难以在一个广阔的驳杂的历史背景上写出呼唤时代和被时代呼唤的形象。（张一弓）
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显然，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可是，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哲学的学者也发生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爱因斯坦）
在青年时代，自然界好像激动着、刺激着对于智慧生活的乐趣，似乎在指示着进入有兴趣的、引人入胜的思想王国的途径，可是只有被思想王国的景象所迷恋，为了使自己成为思想王国可尊敬的人而严肃认真地和艰辛地工作的那些人，才能进入思想王国。（巴普洛夫）
无论是科学家的书写，还是文学家的书写，抑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或教育思想家的书写，都自具某种内在化的书写哲学，并在书写中客观地呈现出这种具体的书写哲学：一个真正的写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书写哲学。对于写作家来讲，这种属于他的书写哲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社会政治学到人生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美学，它都追求最新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对守旧的、落后的、惰性的各种传统习惯努力，包括观念，都持无情的批判精神。（柯云路）
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应该成为哲学的工具，哲学不应该被视为古科学平行而只作为另一种科学，因为，纵使哲学相连于科学，而没有科学，哲学也决不会产生，可是，哲学是完全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是我们透过内在活动而籍以认识“存有”本身的一种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为超升到超越性铺路而念念不忘超越性，并且在最高境界时完成超升本身而作为整个人类的一种思想活动。（雅斯贝尔斯）
只有一件我念念不忘的事，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急于发现，有多少东西我们能说是知道，以及知道的确定性或未确定性究竟到什么程度。（伯特兰·罗素）
书写就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要书写。为什么要书写的问题是写作家书写的生存动机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把人的存在和生存同时牵扯出来，即人何以安放存在和怎样安顿生存的问题，以“命运”的方式构成了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的存在书写问题：对于写作家本人来讲，就是只有写作才可以使自己获得存在的安放并使精神得到生存的安顿的方式，因为这个使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存在；既使自己获得“存有”，更使存在继续“存有”。所以，这个“东西”既不是现存的，也不是不变的，更不是外在因素或力量赋予的，而是内在生成的。这种“东西”之于写作家，其内在生成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并且既是一个存在敞开生存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种思想铺开的活动过程，更是一种生命敞开的人生过程。概言之，这是存在世界的当世运动进程灌注于写作家心灵，使之以思想活动的内在方式和人生过程的外在方式彰显出来，它既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又敞开非确定性。从本质言，确定性之于写作家就是要对所欲弄清楚的东西予以不断肯定的“充实”；非确定性之于写作家就是对所要弄清楚的东西予以不断否定的“删除”。“充实”和“删除”从正反两个方面铺开写作家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作的内在生命探求过程，也从正反两个维度敞开写作家对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时代的批判性审视过程。对写作家来讲，这个需要以一生努力、一生劳作、一生探求去不断删除和不断充实那个使之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实质内容是具体的书写思想，其抽象形态是书写精神。这种具体的书写思想和抽象的书写精神属于并且只属于写作家，它在写作家的生命中生成，又从写作家的生命里释放、敞开并彰显（为书写哲学精神状态）。所以，内在地生成建构和外化的释放性彰显，既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表里互生的两个基本维度，也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表里互生的两种动力因素。
书写哲学在写作家心灵中滋生并不任意，而是“有规律可循”。具体地讲，写作家的书写哲学诞生于写作家面对书写世界的那种特殊关系。并且，它就是这种关系。
这里所讲的书写世界实则敞开两个维度：一是写作家书写所构成的存在世界，即书写所呈现出来的存在世界，或可说文本中的存在世界；二是写作家书写行为所指涉的存在世界（包括自然宇宙世界、人为世界、文化世界、灵魂世界）。前一个“存在世界”生成于写作家的书写行为、书写活动，是写作家的书写行为、活动敞开的成就的呈现，这一被书写的存在世界要求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必须因书写而生成：没有书写，无所谓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后一个“存在世界”是实存的世界，它既为写作家对存在世界的书写提供了原型，也为写作家书写存在世界提供了内在意蕴和方式，所以，这一存在世界规定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必须为存在世界而生成：离开了存在世界，即使有写作家的书写哲学，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书写”与“存在世界”既是行为与对象的关系，又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行为的生成角度看，书写是对存在世界的求破译，即破译世界存在的秘密。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公元前384—前322）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包括科学）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惊诧。好奇和惊诧构成书写破译存在世界之内隐秘密的内在机动和根本动力，也构成写作家书写其“存在之问”的心灵的依据和精神的源泉。从主体性建构角度看，书写既是写作家对存在世界之非秩序性的内容的消解、解构方式，也是对存在世界之秩序的创构或重建方式。客观地看，人与世界，既是共生存在，又在共生存在中矛盾、对立和冲突。因为人相对世界而存在，始终是个体、是弱小；世界相对人而存在，始终是整体、是强大。由此天然对照所形成的悬殊，造成世界对人的挤压感、剥夺感、强迫感，也同时形成人对世界的受动感、非主体感和被胁迫感。由此两个方面构成人与世界之间的永恒矛盾和冲突，唯有书写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书写可以使人从如上的挤压感、剥夺感、强迫感和受动感、非主体感、被胁迫感中解放出来，其基本方式就是放大人自己的存在姿态、存在地位、存在空间，将人推向主体状态并以主体的方式自我膨胀和强大人的主体意识、姿态和地位，并通过这种自我化的主体膨胀和强大方式，消解甚至解构由世界造成的挤压感、剥夺感、强迫感和受动感、非主体感、被胁迫感。所以，书写的存在论意义和生存论价值就是对存在世界的破译，并在破译中取消（或消解、弱化）存在世界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存在世界。
写作家之存在书写破译、取消和创化存在世界，应立足于怎样的角度和方式呢？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精神之自为构成方式及其不断充实和丰富的内涵展示：写作家之存在书写应该以个人主义为依据，从个体主体出发，采取自由的方式展开。所以，写作家之存在书写破译、取消和创化存在世界所必须选择的这个“角度”和“方式”相整合的形态学呈现，就是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本身。从根本讲，写作家的书写哲学为写作家破译、取消和创化存在世界立法，因为它是立法的，所以它是智慧的。
写作家的书写是对存在世界的破译。要理解此观点，需要从“存在”概念入手。
对于“存在”概念，有形而上的学理理解方式，有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理解方式。首先看形而上的学理理解方式，这种方式经历米利都学派和毕达戈拉斯学派的哲学奠基，通过爱利亚学派而得到正面的形式显现。巴门尼德最早提出“存在”这个概念，既改变了古希腊哲学的方向，也改变了古希腊哲学的性质：在此之前，哲学思考从具体入手，比如泰勒斯的“水”，阿拉克西曼德的“无定”，阿拉克西美尼的“气”，以及赫拉克利特的“火”，都是宇宙世界中的具体物质，而且这些具体形态的物质既呈运动态，也呈变化态。巴门尼德（Παρμενíδης ὁ ’Eλεáτης；约公元前515-？）提出“存在”（Being），将哲学的对象由具体的物质变成整体的具有更高思辨性和抽象度的“一”，由此将古希腊哲学用具体的人可知觉的物质形态来描述整体的存在世界的经验主义方式和方法，变成整体性思辨和抽象观照存在世界之不变图景的观念主义方式和方法——经验主义指向具体凸显动态和变化，观念主义指向整体凸显稳定和不变。正是这种从方向和性质两个方面的哲学改变，才为柏拉图的出现提供了舞台，也为他的思想创造了平台。柏拉图将巴门尼德的“存在”分有为存在的形成的世界（world of becoming）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world of being），由此使哲学对存在的探讨铺开两个并行的维度，即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存在的形成的世界之于柏拉图，是“不变中变”的世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之于柏拉图，就是“变中不变”的世界。
“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是巴门尼德之前希腊哲学对自然世界的存在及其敞开生成运动的规律的发现，它构成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米利都学派、毕达戈拉斯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均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入手对存在世界的生变留驻之“存在”本身予以拷问，形成以自然为主题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以物理学为主要形式，关注“不变中变”（同时也凸显“变中不变”）的存在世界，形成局部取向和具体主义的“变化”的哲学，或可称为具体的哲学。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概念之后，哲学走向一般而形成全体哲学，并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形而上学方向，其关注的重心是“变中不变”的世界，柏拉图将其概括为“存在的本体的世界”；二是形而下的实践方向，其重心是人的生活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最早关注者是智者，智者们敞开的世俗哲学活动实为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诞生培育出土壤。苏格拉底（Σωκρáτης；公元前469-前470）关注人的世界，重心是探求“人如何才可能成为人”的生存论问题，后来亚里士多德将其归纳为伦理学。存在哲学所开辟的前一个方向，实是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发展由变化的哲学向静止不变的哲学方向转移，形成哲学探讨以形而上学为重心，后来亚里士多德将其概括为“第一哲学”。整体观之，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构成古希腊早期哲学从自然世界向存在世界、从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向存在的本体的世界、从物理学和数学向形而上学转移的第一个哲学范畴，它标志古希腊早期哲学从现象描述到概念式反思、从经验理性认知向观念理性认知的形成，这就是一般哲学的真正诞生。
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概念，虽然最初的动机是为区分意见和真理，揭示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的根本方向相反：前者通往“圆满的”和“不动摇的中心”世界；后者却只能通向“不真实可靠的”的对象。但如何区分与辨别真理和意见，却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由此使“存在”变成一个复杂的形而上学问题。汪子嵩等人在《希腊哲学史》中通过语义分析指出这种复杂性，认为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概念，分别用三个词来表述：一是“estin”，这是联系动词eimi的主动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相当于英语的it is，既作实义动词“存在”讲，也有联系动词“是”的含义。二是“tou eom”或“mei”，是中性动名词，意为“存在”或“非存在”；三是不定式“einai”，意为“存在”。
巴门尼德关于“存在”概念的陈述，从不同角度揭示存在世界的静止不变性：“巴门尼德所谈的Being肯定包含系词（be）的这层意思。所以，Being包含两层意思，即：所有本质存在与所有存在者……在巴门尼德看来，Being（存在）不仅意指什么东西存在，而且意指任何包含系词（is）的句子所描述的东西是真实的。同样，being（存在者）不仅表示实存着（existing），而且表示存在状态，譬如是热或是冷，是土或是水，等等。依据这样的解释，存在（Being）就是一个要比实存物的总体（the totality of existents）更为丰富且更令人迷惑的领域了。”
综上，“Being”的本源语义就是“所有本质的存在和所有存在者”，而且“所有存在者”（being）既“实存着”，更敞开为“存在状态”：“存在不是过去存在，也不是将来存在，因为它一直是现在这样，作为单一的、连续的整体而存在；你能为它找到什么样的创始呢？”（残篇第八第5-8行）“存在还是不可分的，因为它是完全一样的，它不会这里多些，那里少些，因而妨碍存在联系在一起，毋宁说存在是充满的、连续的，存在和存在是紧紧相联的。”（残篇第八第22-25行）
“存在”概念的词源语义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具有多元生成性的语义张力，开出存在哲学的各种可能性。苏格拉底探求人的生活世界的“普遍定义”，柏拉图的“相”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四因说”，近代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主义，以及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等，都可看成是“存在”概念自身蕴含的这种多元生成性张力在历史的长河中的个性化敞开方式，尤其成为标志20世纪哲学高峰的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源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对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的发展，实是以重建柏拉图式的存在的本体的世界为努力方向，所以海德格尔主张“现象学的首要任务必须突破心理主义在于研究存在（Sein）的概念，它先于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分离”
。胡塞尔从心理主义者布伦塔诺的意识的“表向性”出发来重建哲学的努力，被定位为哲学清扫场所、创建方法，显然这不能满足海德格尔重建哲学本身的雄心，所以，海德格尔必须突破心理主义而重新回到古希腊，探寻存在之问的源头土壤；这必然要从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入手，重新挖掘其思想资源，但重心是探查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从“存在”将“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现在”化中挖掘出存在的时间性，从存在中存在者“连续的、不可分的”以及“存在与存在紧紧相联”的“实存着”敞开其“存在状态”，发现存在对存在者的包融性和存在者对存在敞开的进程性。由此打开了“存在”的新视域，海德格尔为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存在概念：“Dasein”（此在），“‘此在’的原始因素是‘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思考只是与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而已：基于世界行动与对世界产生反应至少是其重要的因素。‘此在’先于思维与意志或理论与实践之分”
。海德格尔用“此在”来表述巴门尼德的“存在”，凸显出巴门尼德“存在”概念最深刻的隐而未发的词源学语义，即“所有本质的存在”都是“在世之在”；所有“在世之在”都“在世之中”，即都是“实存着”的敞开“存在状态”。
巴门尼德的Being隐含“在世之在”和“在世之中”；海德格尔的Dasein敞开或者说揭露“在世之在”和“在世之中”。这是因为“在世之在”和“在世之中”才是“存在”这个动名词的本质语义。这一本质语义也蕴含在汉语的“存在”概念中：在汉语体系中，“存在”是一个合成词，其“存”的本义乃“生存”“存在”，亦可做“想念”“省问”“在”讲；而“在”字则意为“存在”“生存”“居于”“处于”“系于”等。这两个单音节的词合成“存在”概念，也是一个动名词，其基本语义既可做实义动词“存在”讲，也有联系动词“是”的含义；而且隐含“此在”的意思，即“存在”概念既有将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聚于“当下”之意，又有使之保有、维持、持续等含义。概言之，汉语中的“存在”，意即
每一个当下
都将保持下来，既构成新的当下的起点，又成为当下朝向未来（即持续敞开之新当下）的推力，推动每一个正在进行的当下指向未有、未来的会聚。所以，“存在”不仅是一个空间性概念，更是一个时间化概念：它是当下（现在）融统过去、指向未有和未来的那种整体性的历史进程、状态、境遇，既彰显“此在”，又包含“已在”，更指涉“彼在”。因而，存在的本原状态既是此在化的，也是已在化和彼在化的，它是统摄此在、已在、彼在所敞开的时空之场。这个时空之场使整个世界和具体的存在者，比如事物、生命、人等都成为“在世之在”者并处于“在世之中”，这就是此在化生存和存在此在化。人的存在就处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场化状态和场化进程中。
所以，统御此在、已在、彼在的场化状态和场化进程，既构成存在着的世界的存在状况，也构成存在着的社会的存在状况，更构成存在着的人的存在状况。并且，在这一原本性存在意义上，“人的存在状况”既是发生学的，也是方法论的。
从根本上讲，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虽然强调不变、整体，体现对动态生成的世界的高度抽象，在形态学层面剔除了所有动态因素及其细节，但实际上，存在的动态因素和细节永不可因为人为的剔除而真正地自我消失或彻底地消解，它只是被人观念地遮蔽和情感地忽视。所以，当柏拉图接过巴门尼德的“存在”观予以更深入省察时，也只能得出存在的两维性质及其取向，这就是“存在”始终是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和存在的本体世界的 共生存在 。存在以如此自在的方式呈现自己，自然造成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后世哲学总是不得不面对这一困境而寻求突围。亚里士多德面对这一“存在”困境而发现它本身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双重自在方式，予以“三本原”（形式、缺乏、质料）和“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的探讨，最终还是将其归结为形式与质料两个方面，将此二者放大到“存在”之“整体”层面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过是柏拉图的“存在的形成世界”的简洁表述；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不过是柏拉图的“存在的本体的世界”的简化表达。但柏拉图对“存在”予以如此方式的二元论表达，不过是将巴门尼德对“存在”予以人为隐蔽掉了的“变”重新捡回来，使之成为“存在”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因为巴门尼德的“存在”是对之前的“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自然哲学中的“不变中变”的所有因素的人为消解而主观地凸显其“变中不变”的静态存在。由于这种人为的努力不能真正解决世界之存在本身“变中不变”和“不为中变”的共生问题，所以，超越经验理性的观念理性的形而上学方式，无论运用何种方式敞开“存在”观照，总是无法消解二者带来的认知困境。这种有关“存在”的根本认知困境，在近代哲学那里集中体现为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二元论”和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在古典哲学那里，集中体现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对“自在之物”的世界“存在”论和“意志自由”的主体“存在”论的不可弥合性。黑格尔既不满意康德的“意志自由”以个体为诉求的主体存在论，也无力于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世界，最后提出了“绝对精神”——既超越康德的“意志自由”之主体存在论，又可在主观努力上弥合康德“自在之物”与“意志自由”之间的缝隙——这一客观唯心论，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弥合效果。
哲学家们对“存在”的关注和拷问所形成的形而上学困境，恰恰在于这种形而上学方式。因为以形而上学方式——或者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方式（比如柏拉图哲学），或者认知论的形而上学方式（比如康德哲学），或者实践论的形而上学方式（比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或法哲学）——总是形成两个方面的本能性诉求：一是整体性诉求，即兴趣于存在之整体（“是”）；二是静观性诉求，即以单向度的方式去对待存在。这就形成两个根本性的局限：首先是其整体性诉求不自觉地遮蔽了存在的具体（“是者”）性；其次是静观（“不变的本体”）性诉求主观地消解了存在的动态生成（“变化着的形态”）性。正视形而上学方式的优势与局限，就会发现“存在”之敞开——无论世界存在之敞开，还是人的存在之敞开或社会、历史的存在之敞开——均客观地呈现两种形式，或存在的形而上学方式，或存在的日常方式。海德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更多地困守存在的形而上学方式而想方设法去剔除或消解存在本身的日常方式；海德格尔不同于其历代哲人的根本方面是，他既坚守存在的形而上学方式，又承认存在的日常方式，并探索如何融统二者的新方法，海德格尔用“Dasein”（此在）概念来呈现这一新方法：“此在”既是“在世之在”，也是“在世之中”，并揭露“所有本质的存在”都是“在世之在”，而所有“在世之在”都必然地“在世之中”，这一既“在世之在”又“在世之中”的此在，是“实存着”敞开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解决了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困境，又完善了柏拉图对存在的粗糙描述，因为柏拉图关于存在的形成的世界和存在的本体的世界的“分有”本身就为形而上学存在论埋设了“二元论”困境，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拆除了这种“二元论”困境，使“存在”恢复它的本来存在，或者说使存在恢复它的自身方式。存在的自身方式就是此在，就是存在以自身方式敞开自身的此在状态，而这就是存在的生存态。
存在以自身方式敞开自身的此在状态，既是整体的也是具体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不仅如此，整体蕴含于具体并通过具体敞开整体，静态隐蔽于动态中并借助动态呈现静态。但这仅是从具体言，从整体观，任何具体都嵌含于整体之中，并且任何动态生变都以静态不变为依据。比如，这个村庄、这条河流、这片山脉，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是存在 在“那儿” 。这个存在于“那儿”就是这个存在既嵌含在具体的整体（那儿），也嵌含在更大的整体或者“整体的整体”（即“那儿的那儿”）之中。比如，成都是一座具体的城市，它坐落在川西平原之中，所以川西平原就是具体的成都的“那儿”；但川西平原又嵌含在四川这个地域之中，所以四川成了成都的“那儿的那儿”；但四川又嵌含在西南地区，西南地区又嵌含于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以，对成都的存在认知或探讨可以做一般意义的形而上学抽象，更可以做地域特征、文化特征、历史特征的具体意义的美学抽象，比如“锦官城”“天府之国”；甚至更为日常化的感性的煽情式抽象，比如“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等等。
存在的日常方式就是存在以自身方式为准则的自我敞开，这就是此在化生存。此在化生存当然是整体的，但此在化生存更呈现具体性、流变性、生成性。仅人的存在言，其存在敞开生存的此在状态可用“个人境遇”来描述，个人境遇所揭露的“所有的本质存在”既彰显在世之在，更呈现在世之中。而且，这种既揭露在世之在，又揭露在世之中的个人境遇既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更是社会和历史的；并且既是特殊的，也呈普遍性；既是具体环境的，也是整体环境的。比如，一个人沦为乞丐而乞丐地存在，乞丐以乞丐方式存在敞开，就是乞讨生活。乞丐的乞丐存在和乞讨生活，其实是此人被置于属他的“境遇”中，即此在化生存的感性呈现，这个属他的个人境遇，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加上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智力，比如身体的残疾或者智力的残疾，由此种种因素的会聚形成他乞丐地存在、必然地生成并敞开其乞讨地生活的个人境遇。所以，对这个原本应该成为健康的存在者的乞丐的乞丐存在和乞讨生活来讲，既是属他个人的，也是属社会的；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性的敞开。其中，构成此一乞丐存在及其乞讨生活的个人境遇的任何因素的改变，都将可能改变他的乞讨状况和乞丐存在方式。由此不难理解，存在的日常方式无论之于整体存在者还是之于个体存在者，其在世之在和在世之中所包含的和所敞开的所有这一切都会聚于“一”的同时又彰显为“多”，既蕴含变的不变性，又彰显不变的变化性。
由于历史化存在和此在化生存本身的不可逆性，对存在的语词书写也就自然分有为三种基本形态和方式：一是作为艺术体式之一种的文学书写方式，它往往通过感性、具体的境遇直观来形象（或者审美）地书写人的以及由人组建的社会的本质存在。二是科学书写方式，它往往借助于经验去探查书写人赖以存在的存在世界的本质存在。三是哲学书写方式，它以形而上学方式去拷问书写人的存在和自然存在的本质存在，去揭露此在世界的所有的本质存在。
写作家所书写的，既是存在，也是生存。合言之，就是通过存在的书写来实现生存的书写，比如哲学的形而上学——无论古典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还是近代的认识论形而上学——敞开的存在书写主要采取这种方式，但也可通过对生存的书写来实现对存在的书写，比如作为艺术体式之一的文学书写和作为科学的书写都属于这类书写形式，所不同的是，文学是审美创造地书写，科学是经验理性地书写。然而，无论哪种存在书写都意在对此在的“所有的本质存在”的揭露。由此形成不同形式的存在书写既蕴含共同的书写精神，同时彰显共同的书写精神。这种共同的书写精神，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世的：只有是历史的，今天才能以过去为土壤，文本的诠释和解读才成为现实；唯有是当世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才有交流和沟通的可能性。
书写精神之于写作家虽蕴含天赋的因素，或释放天赋的激情，但书写精神本身既不是天赋，也不来源于天赋，而是此在化生成。写作家书写精神的此在化生成的必须方式是体验的形式化。
形式化，既是写作家书写精神生成的内在凝聚方式，也是写作家书写精神向外释放规训写作家敞开书写运动的方式。由于形式化自具内外互动的功能，生成性促成写作家的书写精神既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本质规定，也成为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本体内容。
从内容构成观，写作家书写哲学的生成性敞开，可为一种人性主义的人格化体验方式，但其本体内容是写作家的书写智慧。写作家的书写智慧来源于写作家对存在世界的此在化体验，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对存在世界的此在化体验予以极富个性特征和人格取向的规范定型，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书写世界感和书写世界的特殊方式。从根本讲，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既是一种体验、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世界观和观世界的方式。写作家对存在世界的此在化体验，促成其书写精神的内在生成；写作家对体验到的此在世界的书写精神的外化释放，则生成其境遇化的书写智慧；写作家将存在世界的此在化体验予以智慧方式释放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态度和书写方式予以抽象，就凝聚性生成建构起他的世界观和观世界的方式。整合观之，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生成建构，铺开其不断生存的过程始终是一个此在直观的内在生命化的行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写作家始终围绕对书写世界的生命化体验而展开，以求对其体验到的生存内容的深度把握，这一持续不断的努力，必然自生成建构起一种智慧化的书写规范，写作家将这种书写规范的智慧予以形式化，就形成写作家的书写世界感和书写世界的特殊方式。所以，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是一个既被生命化也被行为化的精神实体，这一精神实体的形成及不断丰富和厚重，既是个体人格化的存在精神的生成建构，同时也是类化生存精神的历史化建构，在这一双重的构建过程中，形式化敞开了写作家书写哲学的生命方向，简称书写意向。
[1-1 写作家书写哲学的生成敞开]
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主体性生成，既有其固有的生成逻辑，也有其固有的建构逻辑，并且这一双重逻辑亦敞开固有的方向。首先，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的原初要素是写作家的书写意志。写作家之书写哲学内聚生成的本体性内容，就是其书写意志。书写意志向外释放形成的自身张力，构成写作家的书写疆域，然后向书写意向方向展开。写作家书写哲学生成建构这一不可逆逻辑的展开，自然形成生成建构写作家书写哲学的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与其敞开的三个环节相对应，形成由内向外的三种具体方式，这就是此在体验、书写智慧、书写角度和方式的生成。
写作家既是“在世之中”的存在者，也是“在世之在”的生存者。这一双重存在的生存敞开，要求写作家生成建构其主体化的书写哲学，必须以对“在世之中”和“在世之在”的此在体验为起步方式，并通过持续不断的此在体验而生成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书写意志。写作家此在体验建构书写意志的人本依据是其此在化存在。人的此在化存在，是指作为一个“在世之中”的存在者和“在世之在”的生存者，始终以在此的方式此在。这种以在此的方式此在包括其此在化的物理存在、身份存在、心理存在、精神存在等，人以在此的方式此在，实质上是一种场态化的整体存在。人的“在世之中”的存在源于天赋，不由你选择，你是被命定地“在世之中”；人的“在世之中”的生存，在其“在世之中”敞开自身，它融入你的主体性、自为性和选择性。“在世之中”的“在世之在”者，始终是以在此的方式此在，比如你是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此刻正在全身心地贯注于元宇宙的体验性探测，而此时此刻的你作为一个物理存在，其体验性探测元宇宙的在此化的此在，刚好是你定居于北京的李家胡同，你此时此刻就以在北京李家胡同的方式存在，你此刻以在北京李家胡同的方式存在就是你此时“在世之中”和“在世之在”的元宇宙探测的物理存在。所以，任何人的存在感和生存感都受制其此在化，都源于此在化。写作家同样如此，他作为一个“在世之中”的存在者和“在世之在”的生存者，对其书写世界的此在体验同样要接受此在化的约束和规训。因为在存在本质上，写作家仍然是感性存在的生命个体，感性存在始终是人的此在化生存的原发方式，这种感性存在的原发方式就是人的情绪性此在，或曰在此方式的此在情绪性，既构成写作家感性存在的原发姿态、原发倾向，也构成写作家感性存在的原发方式。
人的原发存在的感性方式即情绪，情绪在此在体验中往往既可能注入人的存在体验的性质，也可能决定人的存在体验的向度。这源于两方面因素的激发或约束：一方面，人的任何形式的体验都是情绪（或曰情感）性的；另一方面，人的任何情绪性的体验都是生命意志的。从根本讲，人的存在体验不可能摆脱情绪，对人而言，不带情绪的并且不以情绪为滋养方式的存在体验是不存在的，不贯穿生命意志的体验不可能是真实的体验，写作家书写哲学的基本品质就在于它是写作家的书写世界的生命意志取向的情绪性体验。所以，无论从体验的动力论，还是从体验的结果观，人的原发存在的情绪性体验实质上是对写作家自身的书写意志的体验性生成，或可说人的原发存在的情绪化体验，就是写作家反观自身、求诸内在的书写意志的生命存在体验。这一求诸其内在书写意志的生命存在体验，就是写作家对自我心灵化生成的这种书写意志的求把握，也使之构成一种独特的感性规范。这里的“规范”不是物理意义的，而是心灵意义的，它是指人的“在世之中”的存在向“在世之在”的生存方向敞开的心灵情感世界被赋予形式化的生命模型，所以这里所讲的“规范”即被形式化的生命模型，可以将这一被形式化的生命模型称为写作家的书写疆域，这一书写疆域是对写作家的书写心灵界限和书写思维界限的合生形态的抽象呈现。这是本著中不用“书写视域”而用“书写疆域”的理由：对写作家来讲，书写视域是指写作家对此在化体验的存在状态铺开存在书写呈现出来的思想、知识、认知、方法的疆域，它是外在化的，也是释放性的，更是功能化的，其形态学呈现就是写作家之书写哲学的外在形式化的表达模型。与此不同，书写疆域是写作家持续敞开历史性存在体验内聚生成的心灵疆界和思维界限，它被书写意志凝聚为一种深潜于心灵世界的内在形式化的生命模型。
对写作家而言，其此在体验始终既是反省性的，也是内在直观的。写作家的此在体验的实质，就是通过自我反省和内在直观而凸显其天赋的生命意志，使处于潜伏状态的天赋生命意志生成建构起方向明确和意向明朗的书写意志。根本说来，生命意志之于人，是人人生而俱有的。天赋人人的生命意志，其存在本质是自由；自由却是天赋人人的生命权利，但天赋人人的生命权利要变成现实的存在权利，需要经历许多的努力，也要承受许多的遭遇，并且还需自为创造许多必备的条件。这就是卢梭之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的根本原因——天赋人人的自由是原发存在的自由，这是天赋人生命的存在性本有：人降临于世，无论降临何种地域环境或何种家庭，自由均伴随个体生命本身的降临而存在。但人的原发存在敞开为继发存在时，天赋的自由必然陷于此在化的生存枷锁之中，这种原发存在的自由的沉沦也使人同时沉沦。何以如此呢？这是因为天赋人人自由的同时又赋予其天资禀赋、家庭贫富、地域环境、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等众多方面的限制性和约束性的因素，形成其生存、发展、造诣等方面的差异。所以，从存在本身的道理方面讲，人人可以成写作家，但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才可将自己成就为写作家，其根本的存在论和生存论原因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根本讲，人将自己成就为写作家的书写意志并不是天赋，而是人被置于“在世之中”向“在世之在”方向敞开生存的过程中，由内而外并由外而内地展开历史性的此在化检验所生成。换言之，写作家的书写意志虽然来源于天赋的生命意志，却要对天赋的生命意志予以历史性的此在体验才可生成。所以，生命意志是天赋的，书写意志是后天生成的，其生成的内在方式是历史性的此在体验。
通过历史性的此在体验而将天赋的生命意志内化为书写意志的过程，亦是写作家赋予其书写意志以内在生命化的丰富内涵的过程。书写意志的语义内涵本质上是写作家因为书写和为了书写的心灵化建构，这一心灵化建构的具体内容就是书写存在和书写生存的“六心”生成建构，即探索心、批判心、求实心、求知心、敏感心和创造心的生成建构和不断生成建构。其中，探索心和批判心是写作家书写意志生成的动力心，或曰动力机制，没有探索存在世界的心灵意向，对探索存在世界的心灵意向缺乏执着和坚守，根本不可能生成建构起使自己成为写作家的书写意志。从根本讲，探索就是求知，就是探求存在之知，它通过存在之问而展开，所以探求存在之知并不仅仅因为无知和未知，更源于所知和已知，即对存在之所知和已知的拷问，这就是批判心：探索必然引发批判，批判激发更新的探索：从探索到批判，再从批判到探索，这是不断生成建构的过程。所以，如果没有批判的心灵意向和对批判心灵意向的执着和坚守，就不可能生成建构起执着和坚守的探索存在世界的心灵意向，最终也就不可能自生成建构其书写意志。如果说探索心和批判心是生成构建起写作家书写意志的心灵意向，或者说是书写意志生成建构的动力心，那么求实心和求知心的生成和固守，却构成写作家书写意志生成建构的内涵规定，所以，求实心和求知心的整合性生成构筑起写作家书写意志的“定海神针”，即内驻于书写意志之中并稳定和牢固写作家之书写意志的实体心。由动力心的生成到实体心的建构，必然指向践履取向的书写心。写作家书写哲学之书写心的生成建构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这就是对体验历史性的此在世界的敏感心和书写历史性的此在世界的创造性激情。
对写作家而言，其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将天赋生命意志化为实际的书写意志，仅是形式化生成建构其书写哲学的初步。由于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始终是期待于未有和指向于未来的，这种顽强的期待性和坚定不移的指向性激励他不断从生命的至深处向表现生命的方向生成建构，由此使写作家自为建构其书写哲学，将天赋的生命意志形式化为书写意志，这本身就构成为他继续向前的动力，具体地讲，以强健的书写意志为内动力对历史性的此在体验的再激发，会铺开其书写哲学生成建构的第二次形式化，即推动其书写意志朝书写智慧方向展开，生成建构起具体的书写智慧。写作家的书写智慧的历史性生成，实质上是写作家将个性人格化的书写意志予以更新的历史性的此在体验，从而激励写作家将其以生命意志为底色的书写意志演绎成具体的书写疆域。
客观地看，写作家通过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将天赋生命意志化为具体方向的书写意志，继续向前生成实实在在的书写疆域的过程，就是书写智慧的构建过程。写作家通过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将书写意志上升为书写疆域的过程，也是其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心灵过程。这种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具体敞开为写作家对此在化的书写意志化为功能性质的书写智慧的过程赋予了它三个方面的规定：首先，通过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将以天赋生命意志为底色的书写意志上升为书写疆域的过程，实际上是写作家书写哲学及其精神的内在建构的外在化敞开过程，这一内在建构的外在化敞开过程必然遭遇语言，并形成语言的界限。从根本讲，语言既是对历史性的此在体验的书写的表达手段和工具，更是对历史性的此在本身——“在世之中”的存在和“在世之在”的生存的书写化表达本身。写作家书写世界的语言界限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生成：作为一种表达历史性的此在的手段和工具，它始终体现边界性、限度性；作为对历史性的此在化表达本身，因为历史性的此在的自身规定，同样成为边界和限度。此两个方面使语言承受从形式到内容、从表达到生存的被规定，这种被规定呈现出来的形态就是语言界限。写作家的书写——无论文学书写，或者科学书写，抑或哲学书写——既是对语词化的语言的运用，更是对语词化的语言的突围。突围其语词化的语言的行为及其此在化进程，既体现对语言之墙的拆除，又敞开对新的语言疆域的建构。
写作家书写对语言的突围与建构所铺开的却是一个历史化的生存进程，在这一生存进程中，语言不仅建构起了人类知识，而且还生成人类的知识原则。这一知识原则对于写作家及其书写来讲是内在性质的，而不是形式取向的。具体地讲，如果说语言界限构成写作家书写疆域的形式原则，那么知识原则就构成了写作家书写的内在原则。正是通过这一内外双重原则的规训，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才获得明朗的书写视界，它贯穿写作家的书写意向。
以书写意志为原发动力，以书写疆域为中介桥梁，其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必然同时生成建构起写作家的境遇性的书写角度和人格化的书写方式，并生成建构起整体取向的书写意向。书写意向是写作家书写世界感和感书写世界的个体化、人格化方式。这一个体人格化的书写方式，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精神建构的第三次形式化飞跃。要言之，写作家书写哲学精神生成建构的第一次形式化，是天赋的生命意志向后天的书写意志的生成，其生成的基本方式是历史性的此在体验。从书写意志向书写疆域的生成建构，是第二次形式化的此在体验，第二次形式化的此在体验生成建构起以语言界限、知识原则和书写视界为内涵规定的书写智慧。从书写智慧向书写角度和书写方式的建构，却要经历第三次形式化方可实现，这就是将书写疆域形式化为书写意向。将书写疆域形式化为书写意向，就是赋予书写智慧以具体的内涵规范，首先将书写智慧具体为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态度，然后对此在化的书写态度予以书写主题和书写目标的明确。
综上，写作家书写哲学的生成建构，必须经历三次形式化方可实现。第一次形式化是通过历史性的此在体验将生命意志化为书写意志；第二次形式化同样借助历史性的此在化再体验而将书写意志化为以语言界限、知识原则和书写视界为基本内容的书写疆域；第三次形式化仍然是通过历史性的此在化再体验而将书写疆域化为以书写态度、书写主题、书写目标为根本内涵的书写意向。从生命意志到书写意向，其形式化生成建构起来的是写作家书写哲学达向自圆满的生命运动进程。这一整体化的自圆满的生命运动进程敞开的两级，就是生命意志向书写意向敞开之间所经历的三次形式化，虽然其性质和取向均有所不同。
写作家书写的最终成果是作品。作品是否具有空间拓展的无限广延性和时间驻留的无限渗进性，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格”。作品是否有格，若有格，具有多高的格，这才构成作品在空间方面的广延性程度和在时间方面的渗进性程度。作品问世的空间广延性，是指作品问于当世的敞开过程中能够被阅读的广泛性程度；作品问世的时间渗进性，是指作品问世之后能否进入时间的长河，以及进入时间长河之后继续的久远程度。总之，作品的“格”规定了写作家书写的产品的空间广延性和时间渗进性。作品的空间广延程度和时间渗进程度又根本地取决于作品之格的高雅或低俗。作品之格是高雅还是低俗，又取决于写作家书写哲学生成建构起来的书写意向的品位。
所谓写作家的书写意向，就是此在化的写作家从“在世之中”向“在世之在”方向敞开其自为书写的不变性朝向。书写意向是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的精神倾向，它构成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的不变朝向，既是生命存在论的，更是情绪化和形式化的。从构成内容看，书写意向主要指写作家的书写态度、书写主题、书写目标。
所谓书写态度，指写作家对历史性的此在化的书写世界的基本看待、基本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根本准则，亦可说是写作家面对历史性的此在书写世界的形式化关系建构的主体性凝聚，它体现写作家审视历史性的此在化的书写世界的超功利、超现实的某种实现了的（针对写作家书写生命言）存在价值，或审美价值，或扬善价值，或真知价值。这些存在价值既具有相对自稳定，又具有自律的规范性，并由此形成明确的方向性，这种既呈现方向又体现规范的存在价值构成写作家相对稳定的此在书写的内在旋律或旨趣，这一内在化的书写旋律或旨趣即写作家的书写主题。
相对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而言，写作家的书写主题不是其书写思想。比较地看，书写思想之于写作家是具体的。思想的具体性，首先指思想本身必须是内涵明确、指向明确和能够指涉存在世界或事物的范围与边限也是明确的；其次指具有明确内涵、指向和功能疆界的思想进入书写必须是此在化的，具体地讲必须呈具体情景定义的书写境遇。与此不同，书写主题是对具体的书写思想的抽象。在认知的一般维度上，书写思想大于书写主题，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思想，既可被用于写作家书写，更可适用于写作家书写之外的众生世界、存在世界、对生活世界或存在世界的书写。比如孔子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人性论思想，是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书写的思想成果，这一思想成果的再书写，既可被写作家们运用来书写体验到的此在世界，也可被政治家用于书写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还可被经济学家用于市场建设和经济景气的评估和预测，更可被教育学家或教育工作者用于教育教学书写的指导，因为人的存在敞开所引发出来的一切生存问题和全部生活现象，都源于人性的冲动并最终归于人性的再塑造。但相对写作家的书写世界而言，书写思想又小于书写主题，因为写作家的书写思想仅仅是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境遇的书写思想；与此不同，写作家的书写主题是指写作家整个书写生命旋律的内在规定，它构成写作家此在化书写人生的内动力场源，可具体地表述为写作家对待此在化的书写世界的独特的、个性人格化的根本认识和基本判断。比如，面对此在世界或事物，在其本原上是将它看成物质的世界还是看成精神的世界，则形成根本不同的书写认知和基本判断。一般地讲，将人与世界的根本问题定位为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问题，就形成唯物论写作家们的书写主题；反之，则形成非唯物质取向的唯心论写作家们的书写主题。再比如，结构主义理论的写作家们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根本问题是一个语言问题，作为语言的文学或者说文学语言，其自身具有必然的能指和所指，以及表层和深层的结构性，这就是结构主义理论写作家们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态度生成构建起结构主义理论家们的共同书写主题，对这一共同主题的个性化展开，就形成不同的结构主义主题。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发现语言的“形式化”问题而以此作为他们的书写主题；法国结构主义者们注目于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而以此为其理论研究的书写主题；解构主义理论家们则认为文学语言并非一一对应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其间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行为性问题，文学语言的行为性决定了文学语言的“播散”性品质。因而，注目于探索文学语言的“播散”性问题的探讨，构成解构主义者的理论书写主题。
在写作家的书写意向结构体系中，写作家的书写态度必然将其书写意向倾向化：相对于写作家主体论，书写意向是内在性的，是对其此在体验的内化凝聚；与此不同，书写态度却呈外向性，是对内化凝聚的历史性的此在体验的敞开性释放，体现播散性质。相对于书写意向言，书写态度始终是对书写意向的向外扩张倾向，而书写主题是对其向外扩张的书写态度予以不变书写主旨的明确和不变书写旋律的自为定型。由于书写主题是对书写态度予以书写主旨的明确和书写旋律的自为定型，使写作家的书写态度和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即书写态度生成书写主题，书写主题表彰书写态度。虽然如此，但书写主题与书写态度之间的这种生成关系并不构成完全的对应性，原因是书写态度体现普通的规定性和指涉性，书写主题却呈现特殊的个人规定性和明确的方向性。正是这种方向性决定了写作家的书写目标的确立。书写目标是写作家书写主题所力求达到的目的，因此，书写目标本质上是写作家的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论预设，这种主体性存在论预设既成为既定性的追求境界，又构成现实性的自我规范。
书写意向既是对写作家此在书写疆域的形式化，更是对形式化的书写疆域的情感氛围赋予。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形成个性鲜明的书写疆域激发具体化的书写意向的生成构建。因为个性鲜明的书写疆域是写作家书写哲学的自我规定，这种自我规定主要敞开两个方面：首先，个性鲜明的书写疆域是把涌动于写作家生命河流中的书写意志凝聚为一种秩序性的存在关系，这种秩序性的存在关系既是写作家与历史性的此在书写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相对恒定的感性生命关系，又是把这种秩序性的关系具体化为有明确态度、目的、方向、方式及审美诉求的书写意向。其次，个性鲜明的书写疆域是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把自我存在的生命品质和生存精神予以整合生成构建，使之成为具体明确的期待形式。
“疆域”概念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是指地理性存在的疆界区域。将地理学的“疆域”概念与精神创造的“书写”概念整合形成“书写疆域”，意指写作家的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的心灵极限和对其心灵极限的生存论敞开的书写认知、书写思维能达及的最后极限、疆界，它包括写作家的语言界限、知识原则和书写视界。
语言，通常被定义为人类生活的交流工具，但这只是它的形态学功能。语言的真正价值体现为它既是一种存在方式，又构成人类的基本精神现象。语言之所以成为基本的精神现象，是因为语言之于存在世界及其敞开无所不在。这是其一；其二，语言作为基本的精神现象却是人类能动地存在并按自己意愿敞开其存在的精神产物。正是这样两个方面告诫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语言归结为人类劳作的物质性思维工具和传达手段，它首先是一种创造的实存物，然后是人类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的精神创造方式。所以，语言的工具性品质仅是它的外在形式和上手功能，其存在论的和生存论的创造才构成语言的根本价值和内生意义。从创造角度观，语言首先创造了人与存在世界的特殊关系：语言的这种创造主要来源于人的心灵和思维，并最终指向人的心灵和思维，同时又不折不扣地作用于人的心灵和思维，人的其他一切创造以及种种存在“关系”的确立，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的确立，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存在关系的确立，人与类、人与生物世界、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存在关系的确立，说到底都是人的心灵和思维的实际运用的物质性凝结的对象性形态。语言的创造是人类一切创造之母，语言关系是人类一切关系得以凝聚和播散的根本关系。所以，语言不只是人类创造世界的现成甬道，它首先是人类探索创建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的活动本身。
语言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其本身具有创造品质和创化功能。语言的创造更多地体现在人类的书写活动中，即书写作为一种创造活动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语言本身具有创造的品质并敞开创造功能。写作家借助于语言来铺开书写这种意向明确和个性鲜明的创造活动，到底是要创造什么呢？以语言为实存方式的书写创造了事件？创造了人物？还是创造了思想或观念？形象或美，如果语言一一地创造了这些内容，那么，这些被创造物又体现了什么？这些所创造的东西又属于什么？比如，能否说书写创造了事件而属于事件、创造了思想而体现思想？被创造的事件、人物、思想、观念、形象最终体现的是创造者（写作家）与存在世界的那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无疑要靠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事件、人物、思想、观念、形象来体现，但它并不属于这些事件、人物、思想、观念、形象，而是属于写作家的创造性心灵世界及其由此建构起来的思维世界本身。从语言角度看，写作家的这种创造心灵世界和建构思维世界的极限形式恰恰是语言，是写作家对语言的领悟和把握的界限。当面对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人们往往感觉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情况恰如其分地揭示感觉存在对象蕴含某种需要言说的“东西”，心灵和思维却不能把它形式化（为语言），语言的极限铸造了人对存在世界的理解和把握的障碍：语言的痛苦折磨人。文学家慨叹“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哲学家摇首“哲学是智慧的痛苦”，这种“苦闷”或“痛苦”的深层蕴含或者说本体性内容恰恰是对语言的痛苦的折射。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说：凡能言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不能言说的就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缄默，应该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面对“语言的痛苦”的无力自白。
从根本讲，语言的发展体现人自身的发展，语言的极限既是人类存在敞开生存的极限，更是人类生存对生活世界所能达到何种程度的极限，是人耕耘生活、创造生活的极限，因为对个人而言，其生活由认知和思维决定，认知和思维的疆界就是语言，人的语言能力构成他的其他生存发展的奠基能力。因为语言的极限形式构筑起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的思维世界的极限形式，对语言的拓展实质上是对人的存在世界和生存空间的拓展，对语言的创造本质上是对人的心灵和思维疆域的创造性敞开。以此观写作家的书写哲学，实质上是写作家的一种语言界域的达成。一种伟大的书写哲学在某个写作家心灵中孕育和诞生，既是一种新的语言界域的呈现，也是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和语言形态不断地突破旧有语言牢笼而创造自身并使之向外扩张的呈现，同时也标志着一种人类新的存在空间和生存空间的诞生。比如“物质不灭”“能量互换”等语言形式，构成牛顿这个语言创造者的心灵和思维世界的极限。正是这一极限形式奠定起近代人类存在空间的基础；“熵”“热力学第二定律”等语言形式的创造，标志着现代人类更新的存在空间的诞生，并因为这一语言体系的诞生从根本上动摇了牛顿式的人类存在方式，带动现实存在的人类心灵和思维界域产生根本性突破。所以，语言界限是写作家的书写疆域生成的基础，更是写作家书写哲学之内在生命品质的第一次秩序性达成。
写作家书写的语言疆域生成建构起写作家的书写知识原则。所谓书写知识原则，是写作家对待人类知识和结构人类知识的根本态度。对写作家来讲，其具体的知识态度规定了其结构知识的基本准则和方式。比如“知识是人类理性智慧的结果”这种知识观，首先体现为一种看待知识的态度。这种知识态度决定了形成这种知识态度的人类结构知识的基本准则和方式，就是积累。人类的学历教育得以建立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积累的知识观念和知识原则。“积累”之于知识，无所谓创造问题，它更多的是识记所成。以识记为准则，知识永远是属于积累的。一个人，积累的知识越多，就越智慧、越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生存论的知识态度。这种生存论的知识态度被推向极端，必然在教育领域铺开标准化的知识主义的应试模式。“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虽然由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但却构成牛顿式生存时代的知识原则，支撑这一知识原则的物理法则却是机械论世界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书写理念，就是这种积累主义的知识原则的很好书写结论。积累主义的知识原则一方面追求精准主义，知识识记的量化主义标准就体现这种精准主义的苛刻；另一方面又追求泛化主义，或可说简约主义，这种既泛化又简约的思维认知模式和书写方式，呈现 以无视逻辑的方式超越逻辑 的取向，但其实质却是藐视尊重道-理，但本质上蔑视道-理或根本地反道-理。以此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知识观，作为一种知识识记的传统方法虽广为传诵和认知，但“破万卷书”与“下笔有神”之间只存在或然性，并不具有必然关系：破万卷书可以在下笔时得“神”，但并不是凡破万卷书者均能下笔如有神，因为知识再多不一定智慧。进而观之，知识不等于力量，知识更不一定生产力量。原因是从识记“知识”到形成“智慧”的力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能量互换”的不灭性物质活动。“知识”者，又知又识也；“知”者，了解、把握；“识”者，怀疑、探索。“知识”并不是人的行为努力所形成的一次自我圆满的成果，更不是僵死的工具。从知识建构的主体观，“知识”是渴求（探索）存在之真和生存之实的方式指向未有和未来的存在与求进态势，其实质性诉求是在扬弃已知基础上探索新知这样一种求识的生活进程状态。如此观之，探求、扬弃、建构此三者构成一种新的知识态度，探求、扬弃和建构，实实在在地构成这种新的知识原则的基本准则和方式。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物质既是可以创造的，更是可以消灭的。物质的运动总是存在着创造自我和消亡自我的悖论，因此，物质（不管实体性还是虚体性的物质）永远存在于消失和创造的运动进程之中，“知识”也是如此，它的基本品质恰恰是扬弃已有的同时渴求未有（未知）的探索、建构，这种探索和建构始终是进程性的。
从根本讲，一种知识原则来源于一种心灵和思维，同时又受制于一种特殊的语言极限形式，或可说，一种特殊的语言极限形式也塑造了具体的知识原则，虽然这种知识原则的生成源泉是心灵，并敞开为思维，但最终要借助语言才可最终达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家所有拥有的语言极限形式与其知识原则之间必然地构成一种发生学的关系，以此生成建构起一种唯有他才具有的特殊书写视野。并且，这种特殊的书写视野不仅蕴含其个体性、个性化、人格化取向，更构成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存在书写的时间感、空间感以及由此生成的时空形式。换言之，写作家的语言极限形式与其知识原则之间生成建构起来的具体的书写关系，实质性地构成写作家俯视历史性的此在化生存的书写世界的心灵境界和思维形式。所以，写作家自在地拥有以语言为界限、以具体知识原则为内在规范的书写视界，既呈现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生存的书写世界的疆界及其书写思维的极限形式，也规定写作家对历史性存在世界的认识、理解、感悟可能达及的限度，包括其空间的广延性限度和时间的渗进性限度，更揭示写作家的书写行为对历史性存在世界的表达可能涉足哪个区域。正是因为如此，书写视界既构成写作家书写疆域的表层形态，又直接地生成于写作家的知识原则和语言界域，并现实地生成建构起写写作家的书写意向。
写作家的书写疆域是写作家对自我书写意志的形式化。书写意志是以写作家的生命意志为基础，写作家的书写意志既是天赋写作家作为一个人的强大生命意志的转移形式，也是写作家对其天赋的生命意志的转换形式。转移，是位态的变化；转换，是内涵、品质和品位的更新。天赋写作家的生命意志向书写意志的实现，不仅是生物主义的生命意志的心灵化生成，更是其生物主义的生命意志获得人文主义净化、提升和凝练的内在化的心灵性沉淀。
所谓生命意志，是指天赋个体生命的天然欲求和渴望，这种天然欲求和渴望既有生物物种的性质和内涵，如食色的欲求和渴望等，更有被人性化和人文化的内容，比如希望和信仰以及爱的、理解的、确证的、自我完善的等等欲求和渴望，书写意志则是这些生命内容的此在化呈现，即变动不居但又气势强大的生命意志实现了向书写意志的选择性转换。
生命意志是个体生命存在敞开的本原性欲求和渴望。生命意志释放获得自我实现，就是其本原性欲求和渴望的自为性满足；相反，生命意志不能实现其本原性欲求和渴望的此在化敞开，必然呈现痛苦倾向。客观地看，个体生命意志之自为敞开的本原性欲求和渴望，既可能满足，但在更多时候呈现不可满足。在实际的此在化存在敞开进程中，个体存在者之本原性生命欲求与渴望即使能得到满足，也只是偶然的、一时的和瞬间即逝的，不可满足和难以满足却是常态的、恒存的、普遍的。这种对其本原性生命的欲求和渴望之既可满足又难以时时满足和最终满足的窘迫状态，构成生命意志在其欲求和渴望满足与不可满足的交错进程中循环往复，由此形成快乐和痛苦互为交织的局面，在快乐与痛苦为交互方式敞开的此在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物种性品质是生命的攻击性、征服欲和崇拜欲。奥地利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指出：攻击性是动物世界的
共通性
生命品质，一切至今仍保存并发展了的动物物种身上都具有极其强大的攻击性品质，并且这种品质构成不断进化为人类物种的基本生命特性。人的物种本性经过漫长的人化历史转换成具有人化性质的进击性、进攻性心理品质。这种进击性、进攻性心理品质构成人的十分珍贵的主体性内涵和主动性的生命创化特质，这一主体性内涵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创造性特质，构成人对存在世界的探索心。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曾经指出，攻击性和占有欲等人类动物性影迹获得自为性转换，呈现“动物影迹是最有力的原型，也是最有潜在危害性的原型。它有最深厚的根基，因为它包含着来自我们前人类祖先、动物的基本本能。它是特别令人烦恼的原型，因为它包含着必然会表现出来的这样两个方面，人性最好的方面和人性最坏的方面”
。攻击性和占有欲是人性的存在敞开，呈现或好或坏的两可性，具体地讲，攻击性和占有欲等人类动物性影迹获得人文性质的转换之后，就构成“人性的最好方面”，不转换的那些东西就构成“人性最坏的方面”。探索心作为物种的攻击性品质的转换形式，现实地构成了“人性的最好方面”的心理意向和创生意志。
攻击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欲这种生命意志真实地揭示了“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和生存规律。在“物竞天择”中，“物竞”是主要的、是基础，无论物种还是物种化的个体生命存在，如果没有“竞”的征服力量，哪怕天选择了你的存在，你也将在“物竞”中成为“弱肉”者。征服欲这种强大的生物品质在人类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但由于人在“物竞”的残酷生存历史中取得了较安全的独特生存权利之后，这种强烈的征服欲逐渐转移到了对生存环境和未知世界的征服上，具体表征为人通过延长自己的手臂来实现目的。人类的文明使人类自己觉得这种征服欲望和行为再用“征服”似有损人的文明形象，因此给它名之以“创造”，人类的“创造欲”是人类之“征服欲”物种品质的人文化转换的语言形式。
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之于人，既在进化之旅中转换生成出创造欲，也与此同时转换生成建构起属人的崇拜欲。在存在的本原意义上，崇拜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比如自然神崇拜，它表征为人面对存在世界而想象存在世界中蕴含的自己无力企及的本体存在，这就是“灵”和“神”，由此产生“万物有灵”和“是物皆神”的自然宗教。对这种“万物有灵”和“是物皆神”的自然宗教信仰的予以固化的具体形态，就是图腾，由此形成图腾崇拜。图腾的原初方式是自然神崇拜，其后由物而人，形成祖宗崇拜、帝王崇拜等。这诸种形态的崇拜对象往往是自我之外的他者，但随着人的意识的不断觉醒，人逐渐发现了人是自己的主体和主宰。当人觉悟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体、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者时，崇拜的心理品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崇拜对象由他者（宇宙、自然、万物）转向了我者。人类自我崇拜意识滋生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与之相对应的心理品质，这就是批判欲：崇拜自我首先是批判他人及其已有，并且无情。翻开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看到：一切伟大的写作家们都是自我崇拜者，在这些伟大的写作家身上，无情的批判力量尤为强烈。
综上，探索心、创造心和批判心，此三者构成写作家书写意志的核心品质。正是这种攻击性的探索心、征服性的创造心和自我崇拜式的批判心整合生成构建起了写作家的求实心和求识心，并铸造出写作家对此在化的生存世界及其存在事物的极度敏感的细腻品质。
探索心、创造心和批判心构成写作家书写意志的深层内容。在这个深层次构成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唯先有探索心，才有创造心和批判心；唯先有对历史性的存在世界的强烈探索欲望，才自我鼓动起对已有的存在的无情批判力量，激发出对未有的一切的强烈创造欲望。探索心、创造心和批判心，此三者是写作家书写意志得以生成建构并不断获得更为锐利的磨砺的原动力，却是天赋写作家的生命意志。以此天赋的生命意志为原动力，写作家的存在书写的敞开，既生成建构起对一切已经确证的东西的冷峻求实心，又生成建构起对未经确认的或无以确认的东西的强烈求识心，这种求实心是写作家无情批判心的具体形式化，这种求识心是写作家强烈创造心的具体形式化。批判心、创造心、求实心、求识心都是写作家面对存在世界的挚诚探索欲望在不同层次上的具体呈现形式，它是写作家生命意志之流中的攻击性心理和生命内动力的人文化升华。寓居于写作家心灵世界的探索心、创造心、批判心、求实心和求识心的互动，生成建构起写作家对待世界、受纳事物的敏感心：一切探索、一切批判和创造、一切对事物的求实与求识都必须敏感，都以敏感为先。敏感心成为写作家探索心、创造心、批判心、求实心和求识心的生命融合方式和整体呈现形态，同时也成为写作家生成建构存在书写的语言界域的心灵动力。
书写精神既是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本体性内容，又成为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智慧。并且，作为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本体内容和根本智慧的书写精神，虽然有其天赋的源头，却并不是天赋所成，而是历史性的存在敞开的建构性生成。这种历史性的存在敞开的建构性生成并不是一次性实现或一次性完成，而是呈不断生成的生命进程。如果将生命的存在敞开看成一条汹涌奔腾的河流，考察这一不断生成的生命河流后，就会发现其心灵运动敞开为纵向生成的生命运动，其源头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敞开，生成建构起体现深层品质的书写意志，书写意志的形式化建构起书写意向。书写意向相对书写意志而言，仅仅是写作家历史性的此在化书写结构体系中的表层形态，书写疆域却构成书写意志指向书写意向的形式化桥梁。
进一步看，以生命意志为逻辑起点，指向对书写意志、书写疆域、书写意向生成建构这一生命敞开运动，始终在写作家书写的心灵世界中展开。心灵并不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精神实体，它是感性存在的个体之精神王国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内驻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之中，敞开为个体存在者“因生而活，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这个东西在人类意识走向主体、走向心灵的过程中成为解开生命奥秘和人性之谜的一把钥匙。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的“生命流”是一个其阔无比的幽暗河流，意识仅是这条河流中微露出水面的孤岛，孤岛的庞大岛座（无意识）就是这个河床自身，岛身（潜意识）被完全淹没在河水之中。写作家的书写哲学这一书写生命流的不同行为环节与人的生命流的运动环节相对应；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深层品质即书写意志，是寄寓和隐藏在人的生命之流的无意识领域中，书写疆域生成在人的生命之流的潜意识领域中，书写意向却常常停留和驻足在人的生命之流的意识敞开运动进程之中。
[1-2 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构成]
书写精神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本体内容，但构成写作家书写精神的基本内容却是书写意向、书写疆域、书写意志，它的直接源泉是生命意志，其最终土壤是内驻于天赋人的生命本性的心灵，它以灵魂为主导，将生命意志书写意志化、书写疆域化和书写意向化。然而，使写作家书写哲学充满创造性生命活力的根本因素，并不是统摄生命意向、书写疆域和书写意志的书写精神，而是滋养其书写精神并使写作家书写哲学充满生生不息朝气和强大审美创生力的因素，后两者深根于写作家无意识的生命河流之中，直接接受生命的自然天性的哺育，无限吸纳生命得以源源不断创造的营养。写作家的这条生命河流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为其存在书写提供创生性营养，在于这条生命河流既属于写作家个体，又超越个体而存在，它是写作家的个体无意识向（人类的、民族的、精神的）集体无意识河流的汇合。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生命品质，不仅深深地扎根在写作家生命天性的深厚土壤之中，沐浴生命个体的种种存在需要的阳光，也因为写作家的个体化生命天性而必然地生长在人的物种性生命本性的肥沃土壤之中，源源不断地吸纳集体无意识的生命、精神、灵气等方面的营养。所以，心灵内注写作家书写哲学以生命本性；心灵化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相汇合形成的生命河流，真正地构成写作家书写哲学的活水源头。当代作家张炜把这种属于作家自己的书写哲学称为“大的哲学”。哲学家吉尔伯特·克·切斯特顿曾认为：对人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很赞同切斯特顿的看法，他说：“‘有些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一个人最实际而又重要的东西依然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认为一个女房东在估量一个房客时，知道他的收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知道他的哲学。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兵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知道敌人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切斯特顿先生的意见相同”，因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种哲学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我们对生活真正的深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无言的感觉。哲学只是部分地从书中得到的；它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个人的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最宽广的前景”，虽然“它‘不烤面包’，但它能用勇气来鼓舞我们的灵魂”。
在詹姆士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心中，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他的宇宙观，是他的所有观点和全部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他的存在、他的生活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他的认知世界里，相对其宇宙观言，其他观点和思想都是从属性的，都要受它制约。这种体现宇宙观的哲学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是“大的”。这个“大的哲学”虽然是个体的，却犹如永不停止的雪球，始终滚动于超个体的生命创生进程之中。整体观之，写作家的书写哲学是写作家自己的创生精神和人类的创生精神的共生性凝聚与建构，更是写作家个体的本原性生命对民族和人类的本原性生命的会聚，是对物种的原生性生命的会聚。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烙印上写作家类化存在的朝向，包括朝向世界和朝向未来的期待，并正是通过这种内涵丰富的朝向性期待，构建起写作家之为写作家得以书写的期待性神话。这个期待性神话是对物种、人类、民族、时代精神的凝练，又以自身的方式生成建构着它所属的民族、时代以至人类存在的不可逆朝向及其理想样式。从本质讲，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的呈现形态是个体的，但本质上却是类的和历史的。并且写作家的书写哲学之于书写言，既是敞开的，也是表现的，但之于存在言，却是生生不息地生成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