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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阿瑟·O.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1873-1962）曾说：“真正奇特的是它的历史早先并没有人写过，而且它的意义和含意没有得到分析。对此，我想我所应该做的是，但看起来却不像是历史的备忘录工作。如果它们不是历史的备忘录，我斗胆希望本书可能有助于使它们成为备忘录。确实，以往人们对历史的许多分离的部分已有所知，因此可以假定，它们或多或少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正是它们和某一流行的观念的复合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是相互的，因而——似乎仍然需要加以说明。用作对宇宙加以描述性命名的‘存在之链’（
the chain of being
）这一术语，通常是用来断言世界的三个特殊的、丰富的和非常奇妙的特征的构成的一种方式，这些特征暗示了某种关于神的本性的概念。”
洛夫乔伊所要表达的是：存在世界是
生态整体的
，其存在敞开为生成运动的连续统图景。洛夫乔伊所讲的“存在巨链”，即是存在世界的连续统化，或连续统化的存在世界，亦即生态理性哲学所讲的物态化的存在世界。以此观人们对写作家与书写的看法，几乎所有流行的观念都成为问题。在流行的观念看来，写作家与书写的问题，不过是写作家运用语词进行想象性写作的问题。创作学、文学理论，还有文学（或文化）批评研究，甚至从事文学创作的写作家更是热衷于以各种方式对此予以现身说法，似乎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很透明。但实际上如洛夫乔伊所讲，在一切被视为清晰、透明的地方隐藏着真正的神奇，这就是从来没有人真正注意隐蔽于透明的表象后面的那些东西。写作家与书写之间所构成的真正神奇的方面没有得到正视，源于它未及进入人们的兴趣视域，它自身真实的意义及蕴含的潜在张力有待于重新发现。仅就概念言，“书写”与“写作”存在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孔子那里得到最初的呈现。孔子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讲自己一生做了什么，第二句讲自己怎么做，第三句讲做出的成就达到了如何状态或曰境界，因而，孔子以历史人物为参照来对比表述。孔子总结一生努力的三句话之间实敞开了内在的生成逻辑：孔子评价自己所做到的贡献和所达到的境界，在历史上只有商代的贤大夫老彭可与之比肩；“窃比于我老彭”以“信而好古”为前提，即考信历史真相，探求历史真知并发现历史真理，总结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形成“损益”和“因革”为主题的历史哲学建构文道救世蓝图，并终其一生努力探索“以仁入礼”的社会重建路径，这是孔子能“比于我老彭”的前提条件，但“信而好古”的前提却是“述而不作”，这是孔子讲述自己敞开存在之问形成存在之思的根本方式。“述而不作”应该是最早关于书写与写作的区别，这种区别将隐逸于写作和书写之中的存在关联性呈现了出来，有待于人研究和分析它。写作之于写作家，可以是单纯的现代文学意义的；书写之于写作家，则是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能囊括的，它突破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而指向古代意义的文学。古代意义的文学，不是作为艺术之一门类的文学，而是既属于人类文化学意义的，也属于人类书写学意义的。就前者言，古代意义的文学实际上是文化；以后者论，古代意义的文学是指借助语言并铺开语言书写存在世界的人类探索方式。比如现在大学里的“文学院”，以及汉语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其实包括了文史哲政经于一体的知识体系和学问方式。以此反观写作家与书写，并不只是生活世界的问题或现象世界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整体化敞开的存在世界，是对存在世界的存在敞开之思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照和拷问，或可能打开隐含于写作家与书写之间的“存在巨链”的可能性入口。穿过这个入口，或可进入生成性的存在之场，获得R.K.Merton所讲的超越性：“许多（或许绝大多数）通常所谓的理论没那么大野心，只是‘中型理论’。这些理论介于大小之间，既非日常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小而必要的工作假设，亦非包罗万象的体系化的努力，后者试图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中所有能观察到的统一性。”
进入写作家与书写相共生的存在之场，开阔出来的哲学世界则是会通自然界存在和人类存在、历史存在与未来存在的世界，直面这一世界而展开存在之问并建构存在之思，将可能重新架构起信仰、思想、知识、方法的新桥梁，敞开对后世界风险社会
的真正引渡。
1.生存激励书写的两个维度
思考写作家的哲学，实质上是检讨写作家的书写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当以“写作家与书写”开笔，或许本身呈现“不成熟”的致思张力。之所以既意识到如此又执意如此，源于对思考的问题本身的追问既无法确定明确的起点，更不知道它应该在何处终止。由于这两个方面的非确定性因素，对“写作家与书写”问题的拷问，自然演绎出既无开始更无终结的困惑，由此困惑激发出追问，才发现写作家与书写之间形成生存关联的内在纽带始终是问题本身，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致思直接地源于对它的困惑既无明确的开端，也没有可预期的终结。因为在经历有限和经验有限的生存进程中，当将写作家和书写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展开追问时，意外地发现写作家以及由此生成敞开的书写活动竟呈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人类生存精神现象，原本有关于写作家与书写的模糊思绪自然消融在更为空幽的新迷惘中开启新的致思之路。
其次，将写作家与书写视为问题，并为之展开存在之问的真正动因实源于书写的体验，这种书写体验是生存的而不是书写的，换言之，书写体验之于书写者不是源于书写本身，而是源于历史化的此在敞开生存本身既发动了书写，也构成了书写。这种对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书写体验或许与写作家们的 书写的 体验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以生存为基本意趣的书写体验以及对历史化的此在生存性的书写体验的描述，恰恰成为存在之问的动力。
从根本讲，写作家，总是有使自己成为写作家的天资并使其天资涌现为书写存在世界的力量，当然也包括智慧。对写作家言，天资的涌现和能力的展布构成最为实在的生存。扎根于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大地之中的写作家，不是神，而是历史化的（个体的、社会的、类的和文化的）此在生存者。写作家的书写不是神谕，而是类化的个体存在对个体化的类存在相向敞开生存的困境与追问。
在自然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自然人。当人走向他人结成群体并缔造社会，自然人就成为社会人。作为社会人，虽然也以个体的面貌出现，但却着上类的特征、类的色彩，成为类化的个体。类化的个体与自然的个体之间彰显出来的根本区别，当然是存在姿态、生存方式、猎取生存资源的方法等方面的人化，即使自然人化。使自然人化的“自然”，不仅指人之外的存在世界和事物，比如山水、江河、田野、土地，牛马、鸟兽，更指人这个自然物，包括人这个生物的身体以及蕴含于肉体中的天性、本能、欲望等，自然人化的最根本的也是最为本质的方面就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本身的人化，即人再不是以纯粹之物的方式，而是以超越纯粹之物的人文的方式审视自己、看待自己，也以人文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和事物，更以人文的方式打理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比如进食，动物生食，人却以人文的方式煮熟而食，而且进食不再以手抓，而是有一套体现人文的也即文雅的进食仪式。人在如上方面使自己人化，其实只是形态学意义的，其本质论或者本体论意义的区别却是精神。人是有精神的存在物，这是他伫立于众物之中有别于众物的根本方面。对人来讲，作为类化的个体而存在的根本精神是类化的存在精神和生存精神，包括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前者指人进入群，形成社会化存在和群化生存的精神、状貌及其取向。人的社会化存在，指人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存在，或者说人成为民族成员和国家共同体成员，遵从民族和国家共同体要求而存在；人的群化生存，指个体之人因为生存而必须成为诸如家庭、社区以及从业领域或职业单位的成员，接受诸如家庭、社区、从业领域或职业单位的节制，服从其基本规范。虽然如此，人不能丧失使人成为人、使个体成为个体的存在精神，比如个人精神、自由精神等是不可匮乏和缺失的，必须具有并且无论如何都需要持守的根本的个体存在精神，因为一旦这种对精神的持守和持守精神丧失了，人作为个体存在者就不存在了，虽然身体还在、生命还在，但也仅仅是存在之物，而不是存在之人。存在之物与存在之人的根本区别，是个人精神和自由精神等个体存在精神的有无。从根本讲，人，作为类化的个体，必须持有和持守个体存在精神，并因为持有和持守其个体存在精神，必须有边界和限度，这些必要的边界和限度由人的类存在来提供，由此对类存在的边界和限度的需要则形成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这就是生命主义取向的人道精神，社会建构的契约精神和共和精神，共互交换的平等精神和公正精神等。不仅是个体，更根本的是社会只有对这些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的保持和持守，才可保证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的保持和持守。
每个人都是类化的个体存在者和个体化的类生存者，因而，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和持守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写作家也与众人一样，必须拥有和持守这一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这里的“众人”，是指生活大众，或曰“民众”。写作家也是众人之一员，具有众人存在之一切，并享有众人生存之全部，但是，如果写作家们仅限于此种状态，他（或她）也就是众人之人，与众人没有任何区别而不可能成为写作家。写作家之成为写作家，就是写作家能自觉地建构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能够有意识地将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纳入历史的视域中予以理性的审察、检讨和拷问，以此引领社会纯正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所以，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构成写作家对历史化的此在状况和生存困境的追问的内在动力，亦构成写作家对历史化的此在状况和生存困境的追问的真正起点，其努力的目标就是以不断探索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的方式来重建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并且，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成为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的根本标志。因为在存在论意义上，写作家并不仅是语词的书写者或创造者，尤其是在人类文化水准普遍提升的当世，具备创造语词和书写语词的能力已经是生活大众和常人的能力，尤其在网络化存在和手机化生存的今天，只具备语词的书写能力而无有对历史化的此在状况和生存困境的追问精神的人，只是生活大众和常人，即或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精英，也不过是诉求实利——比如物质财富、名誉、地位等的书写工匠，这是诸如网络写手、宣传写手等以及诉求于实利的各种类型“科研”工作者或“专家”等难以获得“写作家”称谓的原因。具备、提升、纯化、持守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是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的书写哲学精神，简称“写作家的书写精神”，或曰“写作家精神”。写作家精神是写作家如何做人（在世生存）的精神和怎样做文（语词的书写）的精神的整合表述，在实际的生存铺开进程中，写作家精神是写作家之做人的精神向做文的方向予以精神的生存建构运动，这一生存建构运动面临被形式化，由于其形式化，写作家精神既可能在生活与写作中敞开，也可能在生活与写作中遮蔽或隐匿。
人的类化存在和个体化的类生存，始终既是此在性的，也是历史化的。从人的生存的此在性和历史化的双重变奏角度观，写作家精神并不是一种已成的精神状态而是一个不断生成与敞开的生命进程。而生成和敞开构成这一生命进程的两个面向：写作家精神的生成既是对个体之生存历史的反省与体悟过程，也是对类的生存历史的反省和体悟过程，这一反省与体悟过程的本质是对生命和存在的反观的形式化内聚；与此相反，写作家精神的敞开却是对个体生存或类生存的历史化反省和体悟的词化性书写，这一词化性书写的实质是对生命和存在的张扬的形式化辐射。写作家精神如何生成与敞开，则构成人类精神创化的基本问题。
2.写作家书写的人类-文化学视野
对于写作家的工作和劳动，人们习惯于用“创作”“写作”等语言来表述。这种表述方式呈现抽取存在的境遇性内涵与悬空生存状态、取向的引诱，这种性质的引诱，使写作家更多地驻足于思维方式和语言选择的最佳组合方面下功夫，虽然突出了情感和观念，但也割裂或消解了存在，遮蔽或隐逸了生存。避免引诱的基本方式是弃置“创作”“写作”这类概念，以“书写”一词来替代。“书写”一词蕴含对写作家工作方式的存在论意义的领会：“写作”，始终敞开引诱而热衷于刻意，“书写”必须抛开引诱而朝向自然；“创作”，当启动引诱时往往意淫于幻梦性质的理想，“书写”必须赤裸地面对存在。书写诉求无蔽，即敞开本源状态的自然又揭露存在的实际状况。所以，“书写”一词总是以自身方式帮助写作家打开存在之领会。以其领会为指引，将写作家的精神劳动置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整体存在背景和历史运动中观照，以探求写作家精神的人类学的存在价值和文化学的生存意义。
从人类学看，存在即书写。存在的敞开，就是生存，所以生存亦是书写。在存在世界里，人与众物一样，必然是存在者。人与众物一样，作为存在者是以个体方式存在，包括既以生物个体方式存在，也以人文个体方式存在。由于存在的个体化，人首先被存在书写，比如，人作为类的物种是被创造的，人作为个体也是被创造的，这种被创造的实质就是被书写、被塑形。书写就是塑形；塑形亦是书写。存在世界一切形式的创造都是存在或存在者的塑形方式，或自我塑形，或被他者塑形。人不仅被存在书写，同时也成为存在的书写者，人作为存在的书写者，即自我塑形和塑形他者，比如科学探索、市场建设，经济发展、军事竞赛、教育活动等都是作为存在的书写者的书写方式和方法，启动所有这些书写方式和方法书写生存和存在的书写成果，就是人类作为存在的书写者的作品。
从根本讲，人的存在敞开经历不同于众物的演化过程，由此，在生存论意义上人与众物有了区分。作为生存者，首先是书写者，同时被书写。在生存论意义上，人的世界既是他向自然书写的世界，也是他向人自身书写的世界。相对世界言，人是书写者；但相对自身言，人又成为被书写者：人不仅被自己书写，同时也被他者书写、被存在世界书写，具体地讲，由于人的存在既是场域化的，也是敞开性的，所以他同时被多种存在书写，比如，被存在世界书写，被他人书写，被社会书写，被时代书写，被种族书写，被环境书写，被国家及其制度、法律、道德书写，以及被性别、年龄、长相、心性等所书写。不同的性别的存在意向可能会完全不同，男女的平等也只有在物的层面和基本精神的层面成为可能，在更为根本的层面难以达成。年龄、长相、心性对人的书写，造就人的个体存在的根本方面，人作为个体的根本区别不是身体、不是环境、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由性别、长相、心性的互动书写所塑形。就人种论，黄种人和白种人，其实是被两种不同的人种生物基因和人种文化基因书写的结果，包括其身体结构、形态、肤色、气质以及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看待事物或问题的方式，都是人种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书写的呈现形态，并且首先是人种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书写的呈现方式：人种之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造型了人的气质、人的心灵面貌和精神面貌。在此三者中，气质塑造着人的长相，也书写着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灵取向。在这一点上，如果超越任何形式的偏见去对比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亚洲人的气质、心灵面貌和精神面貌的差异，就会发现许多平时不易被觉察的领域的存在论蕴含。在实利取向的生存层面，贫富的存在者其实是由金钱和财富所书写，这是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创造激情永恒旺盛的原因，也是人们对财富的无止境贪婪的根源。权力对人的书写更是如此，试想，存在于世的人之个体，从来没有什么“无私奉献”的“先进阶级”或“先锋队”，基于天赋的本性和实际存在敞开的生存需要，没有哪个不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权力的书写，即使权力者也因为权力对他的书写而推动他获取或占有权力的贪婪之欲比性命都重要，或可说，获得权力的欲望和激情书写了权力者的权力存在，这是人对权力的贪婪的存在论根源。
个体存在的人被书写是无所不在，并无所不在地被书写。人被书写之所以存在这样两个维度的“无所不在”，是因为人是场域化的个体存在，他所伫立的存在之场是四通八达的空阔、空荡，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隐逸，形成承受四面八方的“看待”，并给予人走向四通八达的可能性。你不妨到操场里感受一下这种“四面八方”和“四通八达”的存在状况、状态，就知道“场”是种什么状态，更可由此体会到场域化书写是何种样子。人成为人而存在，人成为人而敞开存在之生存，就是这样地被四通八达和四面八方所书写。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个体存在的人又是书写者，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梳洗和打扮，梳洗、打扮，你这是在自为地自我书写；读书、学习，你同样在自我书写；你进这所大学而不读那所大学，你找这种职业而不找那种职业，你加入这个党派而讨厌那种团体，你喜欢吃辣的而不吃酸的，你穿这种品牌而不是那种品牌的服装，或者只能买地摊上的服装而从不进高档服装店；等等，虽然无不蕴含他者对你的书写，但这种他人或环境、社会对你的书写都是表面的，都属于现象学的，而最为实质的方面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书写。
总之，人既是存在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也是生存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仅就存在敞开生存论，由于人是书写者，所以人是书写化的生存者；由于人是被书写者，所以人是被书写化的生存者。人的书写化和被书写化的双重生存态，更可从自然角度观，人首先是自然的书写物，同时又把自然书写，成为对自然的书写者。前者展布了人的存在的自然化命运，后者敞开了自然的人化的各种可能性。
讨论写作家与书写的问题，牵引出人与自然的关联。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联问题，马克思讲得最好，他说：“自然界，就他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本原意义上，人不仅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首先并且最终是一种自然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人化才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自然人化的可能性前景使作为自然形式的人这一物种获得了“文化”的意义。从文化学观，写作家精神的生成和敞开，首先在于他对人类属自己的世界予以文化的开创，并在这一开创过程中开启了对被文化化的人的人性美德想象力和人性罪恶想象力的存在论追问。
就文化言，人的书写既创设文化，又被文化所创设，或曰被文化所形塑，使人成为文化的存在者。这样，人既是文化的书写者，又是文化的书写物。作为文化的书写者，人的存在敞开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文化的新质，涌现出新文化；作为文化的书写物，人的存在敞开总是被贴上文化的标签，被文化地存在和生活。奴隶时代，众民被书写为“奴隶”。秦始皇统一六国，将众民名为“黔首”；在近世，不识字的人被称为“文盲”；在文化普遍化的后工业社会，人们被高学历、低学历和无学历所书写成不同的存在等级，而且即或是高学历，还要被学校书写，即是出自被规定的世界一流学校，还是非一流的地方学校，其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人的自为书写可以改变命运，内驻更多的理想成分，但更为骨感的现实是，你不满足于地方学校的文凭而努力，获取了最高等级的世界一流学校的文凭和学位，但如果要进好的学校就业，还得看你的本科文凭，由于你读本科的学校不是“世界一流”，所以，你也就没有资格进好的学校就业。这就是文化对人的书写的最实在方式。正是因为人的生存书写以如此双重方式敞开，人才获得“历史”的内涵，生成其“历史”价值。这里的“历史”既指自然的历史，又指文化的历史。因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从而具备了自然人的历史含义，比如你出身于贫瘠的农村某个文盲的家庭，而不是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你从降生于世的一刻开始，就被赋予了具体的“自然人的历史内涵”；由于人同时又是文化的书写者和被书写者而获得了文化人的历史含义。相对人来讲，其自然的历史含义和文化的历史含义之间能够以互生方式融铸成写作家的书写精神，但根本在于其感性具体、色彩生动和流变不居的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本身。
在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之间互为铺开的开放性生成的书写中，人类生存的书写方式亦是多元的，物质的书写和精神的书写是其多元书写的主要形式。精神的书写的形式化形式不是实用性的物质语言，而是非实用的抽象符号语言，比如自然意义的语词语言，或非自然性质的人工语言。从书写的形式化形式看，词的书写仅是整个人类精神书写的一种样式。写作家的书写属于词的书写，因为写作家的书写是指那种自愿地接受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牵引或激励的语词的书写，除此之外，其他方式或形态的词的书写，只能归属于作者的实用性书写，比如公文书写、企业的文秘书写、各种形式的宣教性书写，以至于中小学的各种形式的教学书写等，都属于这类性质的实用书写方式，这类性质的实用书写形式亦可称之为写作。
讨论写作家的哲学，必然讨论书写。写作家，必以书写的方式获得自我成就；书写的坚守，必然将人成就为写作家。讨论写作家与书写的如此关联及其背后的存在论意蕴和生存旨趣，还需界定何为写作家。
在人们的认知传统中，“写作家”的概念意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这样的界定，首先把从事语词的创意性书写的人全部囊括于其中，同时又将非文学创作的人排除在外，并且把凡是以语词的方式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人都称为写作家。本书讨论的“写作家”概念，不是以文学形式作为其界定的尺度，这是基于两个理由。首先，将从事文学书写的人称为“写作家”，不仅体现约定俗成性，也具有循名征实的意义，但也过分地窄化了“写作家”，同时又过分地滥化了“写作家”。仅前者言，“文学”这个概念原本既存在古今之别，又存在中外之分。就古今言，将“文学”定义为一种艺术形式，即与绘画、音乐、建筑、戏剧等艺术形式并列的文学，不过是现代义。古代的“文学”，是指文章学或辞章学，更可宽泛地理解为文化学意义的文学，这种性质和视域的文学，实质上指凡是用语词书写出来的东西都称之为文学，包括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道德学甚至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书写。当今大学“文学院”里开设的“现代文学”，纯粹是与绘画、音乐、戏剧、建筑等并列的艺术形式的文学，这种语义现定的“文学”即是对诗、小学、戏剧文学、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的总称。但其所开设的“古代文学”，却包含了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应该属于文章学，或者说文化学的范围。就国外言，“文学”概念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学概念，比如，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中，已有四位哲学家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1908年获奖）、法国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1927年获奖）、英国数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1950获奖）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Palu Sartre；1905-1980；1964年获奖）。在西方古代社会，比如古希腊社会，文学同样是囊括政治、科学、技术、哲学、伦理道德甚至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等内容。由此两个方面看，若将写作家限定在艺术之一体式的文学领域，是狭窄了文学，但在事实上，文学应该有更为广泛的语义指涉。就后者论，并不是凡是运用语词的方式来从事创意性书写的人，都可以称得上写作家，都有资格成为写作家，如果这样的话，“写作家”这个称谓就显得宽泛，甚至被滥化，比如御用文人、权力书写、意志主义的书写、五毛书写、谎言书写、告密书写、宣传书写以及专事造谣和辟谣的书写等，虽然做的也是书写工作，甚至是以书写为职业并且在他们看来还是神圣的事业，但却不能称其为写作家。
写作家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方式，有自身的界定和规范。对于“写作家”的看待，应该突破习惯性的认知方式去重新定位和定义它。
首先，写作家应该是一种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职业，是个人谋求生存所需，解决的是吃穿住行乐的生存问题，这可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谋取一具体的职业工作而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二是通过职业工作的努力和创造性奉献而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及其各种更优化的条件保障。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职业体现两个特点并呈现两种诉求取向：第一，职业必须是个人主义的，世界没有无个人主义的职业，哪怕成天用“无私贡献”等语言来粉饰的那些职业，同样是个人主义的并且往往显得极端个人主义化，所以从根本讲，职业就是追求个人生活。只是要有边界和限度地追求个人生活；第二，职业必须追求功利，职业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并不是一个坏概念，因为“功利主义”概念所指涉的功利主义是 生活的常态 ，功利主义的生活常态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的正常的政体选择、制度构建、法律治理，都是以功利主义为基本依据的。比如劳动分配的基本制度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就是功利主义的，但社会在以按劳分配的方式引导、规范、激发所有成员能够尽其己力劳动创造出更多财富的基础上，才实施按需分配的福利制度，而按需分配的福利制度却是道义主义但却也体现功利主义性质，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即没有功利主义的奠基，社会不可能有产生道义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所以，无论从个人讲还是从社会论，道义主义都必须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是有人性的基础、伦理的原则和行动的规则，即“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和“一个人只能当成一个人计算”原则，还有群己权界的自由原则，这些构成了功利主义的边界和限度。在我们的生活传统和认知传统中呈现一种本能性地否认和痛恨功利主义的倾向，实原于认知的盲动，即将功利主义等同于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实际上，与功利主义在本质上相反对的是实利主义或势利主义：实利主义的基本准则是追求己利，“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势利主义的基本准则是为实现个人己欲而“有奶就是娘”。概括地讲，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构成基本的职业准则，以此看实利主义和势利主义，则是反职业准则的，比如在网络社会里，为了挣更多的钱而没有任何底线和原则的网络写手，“五毛写作”以及政客的书写，或者诸如人类历史上的法西斯社会服务于极权主义的写作班子等，则属于反职业准则的书写。然而，无论是违反职业准则的职业书写，还是遵从职业准则的职业书写，都只是不同性质和价值取向的 职业书写 ，而不是一种 事业书写 。
写作家应该是一种事业家，写作家本身就是一种事业。这种事业可以是兼职，也可能是专职，前者是职业与事业分离；后者是将事业和职业融为一体。但这种分与不分仅是形式问题，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的实质是其从事书写的工作必须诉求并体现真实的超功利，即不是为了权，也不是为了钱，更不是为了名誉或地位而书写，而是超越这一切之上的书写。超功利是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否则，就不能成为写作家。不仅如此，写作家之为写作家还必须是非个人主义的。写作家的书写要表现个人主义的存在精神、个人主义的生存价值、个人主义的社会理想或世界理想，但写作家的书写不能追求自己的个人主义，不能以自己为动机和目的去追求个人主义，而是从类出发去追求人间的个人主义，即类的个人主义。所谓“类的个人主义”，就是人人的个人主义。个人的个人主义，可以是无限度的个人主义；但人人的个人主义，必然是有限度的个人主义，即当人人追求个人主义时，人人都会遭到个人主义的边界问题，人人都会因为“类的个人主义”而成为有节制的个人主义。从根本讲，类的个人主义有其实质内涵的规定和本质诉求。有关于这方面，胡适曾将其归纳为四个根本的方面，即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的改革。莫言曾定义文学不是歌颂，而是“揭露黑暗”，其实也是在讲文学创作的边界和限度；人文社科学的探索和研究也是如此的有其限度和边界，以此看真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以尊重逻辑、讲学理为最低准则，同样是在讲边界与限度。能在此基础上做更具包容性的概括，类的个人主义的实质是 群己权界 ，类的个人主义精神就是群己权界精神，它不仅内在地蕴含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的改革，还应该接受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的规范。（详述见第1章第三部分）
其次，写作家的书写是运用语词的书写。如果说“写作家是一种事业”是对写作家的主体性规定，那么，“写作家的书写是运用语词的书写”却是对写作家的事业疆域的界定。只有当具备超功利的事业姿态以语词为武器去诉求类的个人主义的书写，才是写作家的书写。
写作家是运用语词展开类的个人主义书写的事业家，这一对写作家的界定要能够获得更清晰的理解，需要对“语言”有基本了解。从存在观，语言有两类：一类是存在语言，即宇宙语言、世界语言、自然语言；另一类是存在者语言，比如动物语言、植物语言、物种语言等。在存在者语言中，不同物种有不同的语言，并且一个物种就是一种语言，但在存在者所构筑起来的存在语言平台上，相互区别的物种之间亦存在语言的可交通性。人是物种世界中物种之一类，仅人类存在及其敞开言，其语言亦可分为两个大类、两种形态，这就是人化的自然语言和人化的人工语言。人化的自然语言，是指遵循自然法则而生成的语言。所谓遵循自然法则生成的语言，是指人类遵循人的存在本性、生存天性和血缘本性的规律所产生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构成人与自然、人与物种、人与天宇大地之间的关联通道，所以它具有向上描述和开发人的形而上学天赋，会通人与宇宙智慧的功能，这是宗教神学、哲学能够产生的形态学条件，它构成了形而上的自然；同时也具有向下敞开人与大地、人与环境、人与人相交通的功能，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存在个体、生存个体或者说生活者，其说话、其日常生活交流所运用和表达的语言，都属于形而下的自然语言。
与人化的自然语言不同的是人化的人工语言，简称为人工语言，它指人遵循人的特定思维法则创造出来的语言。所谓遵循人的特定思维法则创造出来的语言，是指人类基于思维-认知的特殊需要并按照共有思维法则制造出来的语言体系。比如逻辑语言、数学语言等就是体现形上特征和意趣的人工语言的经典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指号语言，比如红绿灯、警示牌、信号语等则属于体现形下诉求和特征的人工语言。概括地讲，体现形上特征和意趣的人工语言，是人工语言的科学形态；体现形下诉求和特征的人工语言，是人工语言的生活形态，或可说是人工语言的技术形态。
语言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人类精神探索及其方式。整体观之，人类精神探索因为对象领域的差异性而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或人文艺术）。自然科学以存在的自然世界为观照对象，其探索所形成的是自然知识（自然真理），为人类如何更好地与自然打交道提供认知智慧、知识体系和方法武器，并开辟人与存在的自然世界共生的道路。社会科学以存在的制度世界为观照对象，其探索所形成的是制度主义的社会知识（社会真理），为人类如何更好地与存在的制度世界打交道提供认知智慧、知识体系和方法武器，并开辟人与存在的制度世界共生的道路。人文学术以存在的人文世界为观照对象，其探索所形成的是人文知识（人文真理），为人类如何更好地与人、人性、人心、人情交道提供认知智慧、知识体系和方法武器，并开辟人与存在的人文世界共生的道路。但这些区别及其形成的特征只是从对象言，从人类精神探索的方式、工具和本体内容观，则分出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两类语言系统。
由于人工语言是遵循人类共同体的思维-认知规则制造出来的语言系统，所以它是共性语言、是通用语言系统，属于全人类所共有，并构成人类共同体的思维-认知工具，它在本质上就是世界共同语，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语言。人工语言作为一种人类性和世界性的通用语言系统，具有两个方面的自身规定：首先，人工语言是传达思维信息、提供思维方法的语言，它一般不涉及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也不表达人的心灵、意志、理想、希望，更不涉及民族意向、国家意识、历史倾向等内容。其次，人工语言是纯粹的符号语言，它只表示信息传递、程序规则和方法规则，而不具有这些之外的任何主观性内容。这两个方面的自身规定形成人工语言的两个功能特征：一是只传递信息，而不传递情感；并且只是传递信息，而不评价信息。二是其所传递的信息是关于思维-认知（也包括操作）程序、规则、方法的信息。基于如上规定，在人类的人工语言体系中，最典型的人工语言是数学语言。数学语言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套完整的并不断精细、完善、完美的思维-认知程序、规则、方法。在数学世界里，没有价值评价，没有爱憎情感，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喜怒哀乐，有的只是由公理、定理、定律、公式组成的思维-认知程序、规则、方法和怎样操作的逻辑展开步骤。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之所以把数学定位为“普遍数学”，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方法”，它构成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研发）的一切方法之母，逻辑语言，尤其是现代的数理逻辑语言，就是以数学为基本工具和方法所生成建构起来的可以广泛地指涉各个领域的人工语言系统。在人类的人工语言体系中，最普遍的人工语言是遍涉于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各种类型符号的指示系统。
不同于人工语言的是人化的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比较，作为遵循人的存在本性、生存天性和血缘本性的规律而创造出来的自然语言，动因于人的存在需要和生存欲望。严格地讲，人工语言的产生与不断创新，是动因于人的思维-认知以及对其思维-认知予以不断提升与完善的需要，这种需要当然也属于人的存在需要的构成内容，同样体现了人的生存欲望，但它却动因于超实利诉求的好奇心、惊诧感、探求欲，是为满足人对共通的和共守的思维-认知程序、规则、方法的获得及其不断获得之欲望。人化的自然语言的创造，不仅要满足人的思维-认知需要，也要满足人的情感需要、意志需要、评价需要、审美需要，更要满足人际交流、沟通、劳动、分配、享受、利益维护、权利保障等所有方面的需要。从根本讲，人化的自然语言的产生和不断创新，是基于人的整体需要。“语言产生自人类的某种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出自人类维持共同交往的外部需要，语言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由此形成人化的自然语言对人工语言在创造主体方面区别：人工语言是少数人创造的，具体地讲，是科学精英、技术精英创造出来的；人化的自然语言却是所有人创造的，即凡是有思维和情感能力的人，都能创造人化的自然语言，都可以成为人化的自然语言的创造者。人化的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这一区别背后隐藏着一个存在事实，即人人都有创造人化的自然语言的天赋，创造人化的自然语言是天赋人人的本能与潜力；但人工语言的天赋和潜力却是后天培养的。由此形成第三，人化的自然语言的运用是天赋本能的展开，因为人化的自然语言更多的是习得的过程，人在生活的自然过程中，耳濡目染以及吃穿住行、劳动、活动本身，就是习得人化的自然语言的过程。而习得的过程之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当个体自觉或本能地以生命投入的方式去感受、体验、领悟，从而达到整体理解的程度时，才学会语言，掌握语言或创新语言。因为人化的自然语言永远是心灵化、情感化、态度化、价值化、爱憎化的。只有当人真正启动心灵、情感、意志，融进态度、价值、爱憎倾向时才是真正走进了语言，从而获得语言。与此不同，人工语言的掌握主要不是靠习得，而是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并且人工语言的学习不需要心灵、情感、价值、意义的参与，主要需要智力的开发，所以智术成为学习人工语言必备的条件。除此之外，人的意志的参与构成人工语言学习的内在动力。第四，人化的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最大区别体现在人工语言是人类语言，是世界语言；人化的自然语言始终是民族语言。由此，形成人工语言的分类只能以学科为标准，比如数学语言、逻辑语言、物理学语言、化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人化的自然语言的分类必须以民族为依据，即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语言。所以，人化的自然语言“是民族的创造，同时，它也是个人的自我创造，因为，语言的创造只有在每一具体个人的身上才能进行；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求得所有的人理解，并且所有的人都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语言。所以，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起思想的方式，实际上，语言在自身中把这两种作用统一了起来。但不管我们怎么看，语言始终必然依赖于人类的全部力量。人类力量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容排斥，因为它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
由于人工语言与人化的自然语言呈现如上特征和区别，形成人工语言成为科学语言、技术语言。就人类精神探索言，人工语言主要运用于科学技术领域，是探求客观真理、纯粹知识的世界通用语言，因为人工语言是纯粹工具的。与此不同，人化的自然语言成为大众化、民族化、国家主义的通用语言。仅就人类精神探索言，人化的自然语言运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领域，是探索主观性真理、主体性知识的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所以人化的自然语言既是工具的，更是主体的、价值的、伦理的。写作家成为写作家的书写，既可以运用人化的自然语言来书写世界，由此形成文字语词的书写家，其代表性群体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也可以运用人工语言来书写世界，由此形成符号语词的书写家，其代表性群体是科学家、技术专家。
当将写作家定义为超越功利诉求地运用语词来书写存在世界为事业的人，就大大地拓展了“写作家”概念的外延，即凡是用语词的书写形式试探存在世界并以此铺开人类生存精神的困惑和以追问为天职的人，都可能跨入写作家的行列，如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史学家等，都可称之为写作家。
最后，写作家作为一种事业，与大众书写、常人书写以及日常职业书写相区别的根本方面，是必须具备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和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在写作家心灵、情感、精神世界中的合生，就形成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对任何个体言，只有当其具备如此的书写精神，才可将“写作家作为书写的事业”和“写作家作为语词的书写家”统摄起来形成整体。同时，也只有具备这种书写精神才可能成为刻骨铭心地眷注人（个体的和类的）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困境并义无反顾地追问不息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写作家。概言之，所谓写作家，指那些以语词的书写形式来不倦地追问人（个体和类）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困境的人类精神的探索者、创设者。这样，开拓人类精神生存空间的所有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都是写作家。只有具备如此认知和视野，才可以此起步去审问写作家及其书写精神的生成与敞开的生存论轨迹。
如此界定“写作家”概念，首先因为文学家的书写和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书写都是一种语词的书写；其次因为无论文学家的书写，还是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书写，都动因于人类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困境，并以此为原发冲动展开对其存在困境的无畏追问，哪怕孤独生存、终身寂寞甚至穷愁潦倒也在所不惜、勇往直前。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总结自己的科学探索人生时评价自己“与其说我是一位物理学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位哲学家”是非常富有启发的。以爱因斯坦为界标，回溯近代科学的最高成就即牛顿的经典科学理论，它在事实上构成人类认知自然存在世界并看待人与存在世界的生存关系的基本思维-认知范式；由于爱因斯坦的努力而改变了这种结构关系。因为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为人类构建起一幢机械论世界观的大厦，从哲学观看，牛顿所创建起来的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大厦蕴含一种能够支撑它的内在认知和精神结构，这一内在认知和精神结构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决定论思想、认知论意义上的严格因果论思想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定域论思想。人们曾经为之欢呼牛顿力学，认为牛顿完成了科学的事业，科学接下来的工作不过是对牛顿创建的伟大工程予以细节的完善或修补而已。但这种欢呼到爱因斯坦的出现就被中止了，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破灭了牛顿经典力学之梦。然而，当人们将更高的崇敬和仰慕献给爱因斯坦时，却遭遇了量子力学。因为从哲学讲，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于牛顿经典力学，其革命性意义只是改变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决定论，将其变成相对决定论，却依然遵循牛顿经典力学的严格因果认知论和定域论方法。以哥本哈根学派为基本阵营的量子力学，通过微观物理世界的量子测不准则现象和波粒二重现象的发现并由此重构的量子理论突破了决定论思想，包括牛顿的绝对决定论思想和爱因斯坦的相对决定论思想，因为当将宏观世界观测转向微观世界观测时，发现微观物理世界的量子运动是非决定论的，由此发现本体论层面的非决定论思想，这一非决定论思想本身就成为利器，很自然地开辟出对严格因果的认知论和定域论方法的否定性探索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构建起多向因果认知论和非定域论的统计学方法。所以，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理论诠释，无不给予后人以无限教益：人类科学跋涉本质上却是在探索一条曲折陡峭的人文道路，科学对人文道路的开辟不断掀起人类生存的历史化困境，并以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为出发点敞开其存在追问。因为从根本言，“科学即是哲学”这一理念可以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得到很好的证明：哲学的原初形态是科学，米利都学派的水本原、无定本原或气本原之问，实是物理学或自然哲学之问；毕达戈拉斯的数本原之问，是数学或自然哲学之问；赫拉克利特的活火理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都属于物理学性质的自然哲学。正是这些早期的自然哲学开启了人类哲学的伟大道路。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观，伟大的科学都是伟大的哲学，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伟大的哲学家。而哲学永远都是诗，真正的诗永远都是哲学，真正的哲学亦是诗；所不同的是：诗是以诉求美的形象来表达哲学，哲学是以理性的逻辑来呈现诗意。从根本讲，真正的诗之为哲学和真正的哲学之为诗，其深层的人类存在理由亦在于它博大精深的人性内容及其形式化书写方式。
以这种方式来审视诗（文学）、哲学、科学的同一性，并不是一种泛同论。从终极原动力和最高目标观，诗、哲学、科学此三者是同一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展布存在之问的手段的差异性。概言之，诗（文学）与哲学、科学的书写的差异性，正在于前者对人的生存困境和追问的形式化是
具象化抽象
，即以具象的审美方式来呈现抽象的存在之思的道、理、律、法；后者对人的生存困境和追问的形式化是
抽象化具象
，即以抽象论辩和分析道、理、律、法的方式来呈现感性生存的生活世界
。具象化抽象能力和抽象化具象能力的不同生成，在于个体的潜在天资与其生命意志向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的建构，并通过这种建构而开辟生生不息的书写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