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生态理性之思的开端，是对哲学何以可能生成性铺开之主体的省思，这就是生态理性之思所需面对的第一对关系，即写作家与哲学的关系。理解这一对关系，需要对“写作家”和“哲学”两个概念有一个大致界定：一是，本书所论的“写作家”，首先指不同于“作者”，作者是指运用语言和文字的写作者，比如公文写作的主体就是“作者”；学生对训练文章的署名也称“作者”；“写作家”，是指运用语言和文字写作而取得大成就者。其次既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包括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思想家，即凡是运用文字和语言进行写作并取得卓著成就的书写家，都称之为写作家。二是，与“写作家”相对应的“哲学”，当然是“爱智”意义的，但本书所论的“哲学”，既是文学、科学 、思想意义的，也是哲学史意义的，它敞开形象与抽象两个维度，并形成哲学与文学的互释，即哲学是抽象的文学，文学是形象的哲学。更具体地讲，真正的诗是哲学，真正的哲学是诗。在如此互释意义上，无论是形象的哲学，还是抽象的哲学，都需要写作家来成就。

一

每一位写作家，既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也一个独特的、个性的生命个体，更是一个创生性的生命个体。写作家作为创生性的生命个体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他是独特的自然生命个体。作为自然生命个体，不仅承载生命的体质结构是独特的“这一个”，而且其性格、气质、禀赋、心灵、情感等方面也是独特的“这一个”。正是这一双重的独特性才以内在的方式生成性建构起写作家之为写作家独一无二的潜在天质。这一潜在天质成为每个写作家独立于世中的资本，也构成写作家成为写作家向存在敞开生存的书写的生命蓝本。同时，写作家作为独特的自然生命个体，诞生于世的生命行动本身不仅深深烙印上一种属于他的自然属性，更烙印上一种只有他才具有的存在论时空框架，这一存在论时空框架使他是以这种（而不是那种）唯一的方式存在于当世，并以朝着这种（而不是那种）既定的方向向存在敞开，以层累性积淀和生成性解构的方式建构其能够书写并必须书写的独特人生经历和阅历，这一独特自我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书写出真假、善恶、诚伪、美丑、利害、爱恨、利义，最后，剔除假、丑、恶、伪、害、恨以及逾度之利的东西，用真、善、诚、利、爱、义修饰美的生存，创造美的世界（参见拙著《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2001；2003）。

在存在世界里，作为个体化的自然生命物，始终是自然生命物种的敞开形式和缩写形式，人亦如是。以此观写作家，其独特的自然生命形式（潜在天质的蓝本和来于世中的独特时空框架）又总是根植于其物种生命天性的肥沃土壤中，承受人类文化的历史化浇灌和人类生存的此在化培育，在层累性积淀中解构性建构，并在解构性建构中层累性积淀其只属写作家的生存语义场（参见拙著《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语义场：生存的本体论诠释》，2015）。

写作家之所以成为写作家，不仅在于他以书写为志业，更在于他在任何境遇下都保持“存在之问”的书写，而且其“存在之问”的书写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准则，即“板凳一坐终身冷，不写文字一句空”。就存在向生存敞开言，书写之于人既是一种存在权利，也是一种生存权利。写作家书写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克服空间的易逝性和短暂性而获得时间的品质和时间的力量。其次体现在写作家的书写只是一种语词的书写，并且必须是一种语词的书写。语词的书写权利是人的书写权利体系中最为特殊又至为普遍的权利，对这种书写权利的创造性发挥，必照亮人性，开启心智，正视生存，珍视自由，经营幸福。

写作家之所以成为写作家，在于其对语词的书写根本不同于大众对日常生活的语词书写。这主要体现在：大众日常性的语词书写，多为现时的事务性书写和功利性书写；写作家的语词书写却是一种超越当下的事务性和实际的功利目的性的历史化的人性书写。这种历史化的人性书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本身的当世化书写，也就是通过书写将存在的历史敞开为当世的生存，这是对存在历史的此在化审查，即对个体和类的存在历史予以人性美德与人性罪恶（堕落）的还原性（咀嚼、体悟、洞识、诘难、辩护或批判）书写，以此为当世存在提供反思之镜。二是对存在敞开生存予以历史性书写，也就是对此在化生存敞开的时间进程中个体和类的人性美德与人性罪恶（堕落）予以想象性书写。简言之，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中的人性美德想象力和人性罪恶的想象力即是美，对人性美德想象力和人性罪恶想象力的困境和追问所生成的语词的书写，就是对美的书写。所以，写作家作为个体化的人和书写家，既被场化的生存语义所书写，同时又书写着其层累性生成与解构性建构的生存语义场，这一双向书写的成果就是语词化的作品。

二

书写之于写作家呈现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生存书写 。生存书写的基本方式是日常生活化的经历和阅读，通过经历和阅历的日常书写，建构起审美语义场。第二个维度是 语词书写 。语词书写是以经历和阅历为底色，以反思性咀嚼、体验、领悟、想象为源泉，以审美语义场为动力。审美语义场之于写作家，是其想象性书写的语义能量动力场。以生命意志为基石的写作家之心理意向和生存意向，以生物的体质结构为底色的写作家之物种生命天性和人本生命天性，以及其敞开经历和阅历所生成性建构的历史性精神与人类文化意趣，构成写作家独特的审美语义场生成性构建的基本因素，当这些基本的文化因素与其他文化因素形成此在化整合，就生成性建构起写作家开放性的审美语义场。

客观地看，写作家生成性建构起来的审美语义场，才构成写作家所为之书写的世界。所以，写作家的书写精神也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于这一被书写的审美语义场，并真实地凝聚、构架起只属于写作家本人的书写世界，写作家的语词书写创构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同样是这一书写世界。对写作家来讲，其独特的书写世界的形成，就是他独特的书写精神的生成。写作家书写精神的生成有赖于他的书写世界（审美语义场）的历史性建构；其书写世界的历史性建构，又取决于架构他的书写精神的自活力性。一旦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处于非活力状态或失去生机勃勃的张力，或滑向萎缩困顿之境，他的书写世界向存在世界（自然宇宙、文化历史、人类心灵和自我心灵以及生存的社会）吸取生存语义能量的通道就会被切断，他的书写世界必然沦为干涸的河床。

写作家的书写精神，既是写作家的书写世界通向存在世界的主体性动力，也是其书写世界 会通 存在世界的唯一甬道。在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处于自活力化的生成运动进程之中，其流变不居的存在世界才可能被方向性地形式化为写作家书写世界的语义内容和书写能量。只有这样，写作家的书写世界才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创造性状态。同时，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又成为写作家对自身书写世界予以方向性书写的内生动力和原发机制，只有当写作家主体性的书写世界向客观性的存在世界敞开交流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引发出具体的书写冲动；唯有当这种具体的书写冲动产生时，才可生成性建构具体的书写行为，使其具体的书写冲动最后凝聚为语词化的思维或思想内容，进而客体化为语词化书写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以形式化的方式凝聚了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及其创造意志，也把内在化的自己一并形式化入语词的艺术之中，使其刻画下自身生存的经历或阅历、情感或心灵、思想或想象的印迹。当这一具体的形式化书写行为一旦结束，写作家的书写精神又回复自身状态而持有书写世界，并不间断地层累性积淀和生成性解构或建构其书写世界，以凝聚（向存在世界形式化）更新的活性语义能量；写作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层累性积淀和生成性解构相向敞开的生存进程中不断孕育新的书写激情，不断激发新的书写冲动。

三

以写作家的书写精神为动力的书写世界，既不是纯粹的主观的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客体的世界，它是主体（写作家）与客体（存在世界——自然宇宙、人的世界性存在、文化历史、写作家的生活及敞开的历史）、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生物性需求与文化渴望，现实处境与未来预设等整合性生成的世界。作家的书写世界是一个空阔悠远、张力无限但又相对自足的生变世界，它恃有写作家的同时又为写作家所拥有。写作家的书写世界之所以恃有写作家，是因为它向存在世界交流并向艺术世界书写，都不以写作家的主观意志为绝对前提；相反，书写世界一旦生成，写作家的意志必须服从其书写世界。写作家的书写世界之所以又始终为写作家所拥有，是因为书写世界的生成和不断的解构或建构，都必以其书写精神为动力，而写作家的潜在天质和独特的生存意向始终构成写作家的书写精神蓝本。

四

从存在世界向书写世界生成进而向语词化的艺术世界敞开之所以成为可能，既因为人的形式化天赋能力，更因为人存在敞开生存的本质定义。

从一般论，人是形式化的劳作者。形式化开辟出这样一种自然生命向人的生命演化的道路，这就是自然人类学向文化人类学方向演进的道路，它具体呈现动物存在的人向人文存在的人进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作为动物存在向人文存在方向进发，演绎出人的永相劳作。永相劳作构筑起（动物存在的）人之成为（人文存在的）人的命运，这一命运的此在化铺开，不仅张扬其物质生存的现实需求，更敞开有限的生命存在去面对无限的存在世界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宇宙的生生不息感受、意识和体验，这些生生不息的感受、意识和体验潜沉于心灵层累性生成存在痛苦和生存忧惧，这种与生相伴的存在痛苦和生存忧惧既构成人的存在敞开生存的心灵底色，更历史性地构成人存在敞开生存的不倦劳作的力量源泉。相对人的存在敞开生存言，其有限所带来的匮乏和孤独，激发出消解匮乏和孤独的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人的忧惧冲动源于宇宙时空的流变，目的在于消解宇宙时空的流变不居和神秘莫测；认同冲动源于人与存在世界（人、事物、自然）的隔膜，而企求于同存在世界沟通以消解生存孤寂。人对劳作的形式化，就是把这种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幻化为人文存在的文化内容。人类的形式化劳作不仅为了生存，更是要以此化解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来建构人文存在的文化世界，并使之构成人文存在的文化世界的基本内容。从根本讲，人从动物存在向人文存在进发，面对宇宙时空的流变和存在世界的荒原化所生成的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消解其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的根本方式就是通过形式化劳作来建构属己的文化世界，以消解存在的忧惧冲动和生存的认同冲动。但这仅仅是主观的努力的一种存在自慰，因为宇宙时空始终流变不已，存在世界始终荒漠于人，消解其流变的宇宙时空和荒漠化的存在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永相劳作地创造属人的文化世界，所以，人的文化世界源源不断受纳这种永不枯竭的忧惧冲动和认同冲动，从不间断地向无限敞开的存在世界谋求自我确认、确立，并提升其有限的生存能力和天赋。人类这一普遍的生存天赋和能力，使写作家的书写精神获得其独特的内涵。同时，人类这一普遍的天赋和能力激励写作家的书写精神以开放性姿态层累性积淀和生成性解构或建构其书写世界，并在对其书写世界的解构或建构运动中敞开语词的书写运动。

五

在人从动物存在向人文存在进发的历史进程中，生存的有限、匮乏和孤寂陷入无限时空运行和存在世界荒原的必然命运，是对有限、匮乏和孤寂的征战。有限的个体人生征战无限存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真实命运情景，犹如推动滚石的西西弗斯的无畏劳作。由此促发人性敞开人性美德和人性罪恶（堕落）的并行，人类征战的风火轮深深嵌含在这一人性美德和人性罪恶的双轨中永恒地运行。写作家的天职犹如铁路工人，根据人类生存征战的需求不断地维修或改造原有轨道的同时，也不断地铺设更新的轨道。抽象地看，写作家这一永无最终结果的书写劳作不断地更新对人性美德和人性罪恶的丰富想象力，哺育出人类人文存在的 类化的个体存在精神 和 个体化的类生存精神 。

对人类来讲，人性美德是崇高的，但崇高的人性美德并不一定纯洁，因为人性的美德总是实实在在滋生着更新的人性罪恶。阿克留斯的勇敢和友谊，当然还包括他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情操和英雄主义精神，无不闪耀人性美德的光辉，但不也正是这种人性美德蕴藉了狭隘、好战、屠戮和种族主义的人性罪恶吗？李尔王和高老头同样都以父爱的痴情而弘扬脉脉含情的人性光辉，但恰恰是他们的血缘之爱播下了极端利己和疯狂占有欲的悲剧。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无疑是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的实践论设想，其本意是从理论上探讨和构建人性美德的人类社会，但也意外地为其后的专制主义这一人性罪恶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理论依据；试想，柏拉图充分地认识到人存在的匮乏必导致人性的贪婪，所以在其《理想国》中分别用金银铜等金属来设计统治者、卫士和劳动者，认为统治者是由金子做的，没有对财物的匮乏，完全无私，配享完全的理性和智慧，柏拉图的这种人本性善的统治政治学与20世纪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之间，不正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根本理念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人分出两类，即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并由此构建等级平等和等级公正的社会理论，这种等级平等和等级公正的社会理论一旦变成一种实践模式，难道与现代人类世界各种形式的集权专制主义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吗？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审视人类存在敞开生存的苦难史和文明史，不难发现人性美德的这种自身悖论也许可以最后追溯到宗教，人类一切宗教都关注人性的罪恶，而人性的罪恶从何而来呢？基督教作了最精彩的解释：智慧即罪恶。换言之，美德即罪恶。

人性的美德亦即人性的罪恶，这既是不可思议的又是人类永远难以承受的现实。正是这一不可思议的现实却构成写作家工作的真正起点。在人类存在敞开生存的历史进程中，当一种被普遍喧哗的人性美德事实上沦为生活的人性罪恶时，一种新的书写精神就会孕育生成，一代伟大的写作家也就开始他们孤独而顽强的书写历史。在人性美德向人性罪恶征战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种伟大的书写精神都起于人类生存的青萍之末，每一个伟大的写作家都诞生于人性美德与人性罪恶相博弈的人类（社会、时代）文明的交叉点上，这是写作家的天职，也是写作家的命运。

六

本书所致思的主题，是境遇化的个体存在者如何成为写作家的主体条件。人成为写作家的主体条件，就是拥有 书写哲学 。人拥有写作哲学，这是他将原本常人的自己成就为写作家的主体标志。因而，以自我的方式生成性建构写作哲学的问题，构成其人成为写作家抑或该写作家继续成为写作家的存在论问题。这一存在论问题并不是与写作家对存在世界本身的追问相分离，而是融为一体。从不同领域、不同专业或不同学科出发，展开对存在世界的存在之问，构成写作家生成性建构属他的写作哲学的基本方式。

从人类对存在世界的精神探究与建构言，最为根本的存在之问是哲学追问。所以哲学家在写作家群体世界中是最少数，也是最难成就的。人类文明史之所以赋予哲学家以无上敬重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哲学家所从事的存在之问既是关于存在世界的根本之问，同时也是关于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根本之问。其次在于哲学家所从事的哲学追问始终牵动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它在事实上构成任何此在世界中人类的最高意识形态。从其现实性言，此在世界中的任何民族国家正常存在、过可持续的常态生活的真正精神动力是暴发人性力量和满载良知光辉的思想，对始终暴发人性力量和满载良知光辉的思想的探索和维新，需要哲学。所以从动物存在向人文存在进发的人类进程中，此在世界化的本土哲学既构成民族国家的精神标志，也构成民族国家的存在高度和立足当下的胸襟与走向未来的远见。正是因为如此，哲学不仅应该是本土的，更应该始终是当代的。对一个时代而言，没有体现并可以引导该时代避免存在暗礁、危机和生存灾难的本土哲学，这个时代一定是荒芜的，而且人性往往是趋恶的，精神往往是愚昧的，生存的整体倾向往往是实利主义或势利主义的。哲学不仅是时代的，更是国家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本土化的当代哲学，这个国家一定是贫困的，首先是心灵的贫困，然后是精神的贫困，最后才表现为物质的贫困和生活的贫困。因为国家之为国家的根本贫困、本质贫困，不是指物质的贫困，而是指精神、认知、思想和灵魂的贫困。物质的贫困始终根源于精神、认知、思想和灵魂的贫困，即使物质一时富有了，也会因为精神、认知、思想和灵魂的贫困而成为物质方面的新贫困者。所以探索和创建本土化的当代哲学，必然成为民族国家在本体存在意义上的召唤性责任。

本书是面对存在之问展开存在之思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去致思本土化的当代哲学何以可能的尝试，是要试着走出古代的经验理性哲学、近代的观念理性哲学和现代的工具（即科学）理性哲学而致思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的生态理性哲学（参见拙著《生态理性哲学导论》，2005），或可简称为 生存论哲学 。致思历史性存在和此在化生存的生态理性哲学乃基于两个因素的激励：一是思想的返本开新；二是哲学的当代要求。无论就时代论还是从民族国家言，思想的返本开新必是哲学的当代性再造。笔者用图序-1表述面对存在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存在之问必敞开哲学的当代之思的基本视域，对于人类精神和文明拷问的原发性机制，以及哲学如何实现人类精神发展和文明上升的动力学功能，尤其在没有本土人文宗教的国家，哲学的重要和根本自不待言。

哲学产生的土壤是自然世界（狭窄意义的“存在世界”）和人的世界整合的存在世界（广义的“存在世界”），对此存在世界的最初描述是神话。神话是原初形态的自然宗教，它的基本信念有二：万物有灵和是物皆神。自然宗教向人文宗教演进的根本标志，就是将“是物皆神”的万神论信仰转换成一神论信仰。人文宗教是哲学的母体。就中国本土文化言，上古虽有丰富的自然宗教，却因其地缘和血缘宗法之双重因素的制约没有上升为本土化的人文宗教。中华文明虽然有外来宗教，但却缺乏本土化的人文宗教这一历史状况决定了哲学必须同时肩负起宗教的责任。因而，创建本土化的当代哲学，是为奠基，故而迫切和根本。

哲学是对存在世界的根本追问。存在世界敞开为两个维度，即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世界的存在和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世界的存在，前一个存在世界用“自然”概念表述；后一个存在世界用“社会”概念表述。哲学就是对这两个存在世界的整合性追问。对以生命存在为中心的自然世界敞开存在之问，就形成自然哲学；对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世界敞开存在之问，就形成社会人生哲学（简称为“哲学”，亦即狭义的“哲学”）。自然科学为哲学创造提供新材料，自然哲学为哲学创造打开认知和思想的新视野；哲学为自然哲学（包括自然科学）提供探索和创造新的思想和方法的智慧。从存在世界敞开生存出发，生态理性哲学是对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世界和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世界予以存在论的统合追问，简称为“存在之问”。所以，存在之问，既构成哲学的必为方式，也成为哲学存在的理由。

围绕以生命为中心的自然世界的存在和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世界的存在展开由形上向形下的追问，生成生态理性哲学理论建构的宏观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