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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本身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由古代文明逐渐步入近现代文明。作为当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思想也是在人类文明由古代进入现代的历史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意味着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过程，因为它将个人从在古代社会里受压抑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使个人对自由的追求成为可能，尤其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被推广到了整个世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这意味着上帝的完美的天国已经通过资本主义制度降临人间。因此，自由主义形成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社会逐渐走向自由与文明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人类所能达到的终极性、理想性社会形态。
然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与历史性生成过程的研究发现，在这一片自由主义的歌舞升平掩盖之下，资本主义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充满了暴力、野蛮，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奴役的社会，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自由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类逐渐获得全面自由解放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逐渐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压迫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用越来越文明化的外表将其野蛮的实质掩盖了起来，用公平交易的外表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实质掩盖了起来，用庞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资本的统治性地位掩盖了起来。因此，资本主义绝不构成人类历史之终结，我们必须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本质及其历史发展实质的根本性揭示的基础之上，彻底超越资本的文明，这样才能真正促成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全人类迎来真正的自由解放成为可能。
在超越资本的文明这一目标的指引之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露被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掩盖起来的社会现实就成为我们所应从事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作。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各种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本性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总而言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已主要显现为两种思路，分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
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构成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主要思路。这条思想道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所大量探讨的异化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发现，人作为类存在物，只有通过其实践活动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出来，人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这种能够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出来的对象性活动则表现为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不能归劳动者所有，而是被资本家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所生产的越多，资本家所能占有的也就越多，工人自己所能占有的反而越来越少。“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以这种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为基础，工人进而感受到劳动活动本身与自己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而更进一步来说，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性，“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这样，人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的异化便进而导致了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且最终，这种异化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了人与人相异化的局面。
当然，对异化劳动问题的揭示并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终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仅仅构成了马克思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因为此时马克思还在从类本质概念出发来理解人。而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实际上就已经扬弃了这种从类本质出发对劳动与生产进行考察的研究方式，而是进一步从人的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劳动与生产等概念。“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如果依然将人归结为他的类本质，从类本质概念出发去理解人的全部活动的话，这实际上依然是一种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解，这依然是从人的抽象本质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这也就意味着用这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实际上依然不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而与之相应的是，实际上只有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生产活动出发，将人理解为在现实中不断地自我生成的过程，这样才能彻底超越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人的现实历史形成把握。正是在这一理论转变的指引下，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就用物化概念和拜物教概念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了。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之所以能够体现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人的劳动之所以会同时体现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这两个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从这一角度来说，问题的实质就不单是劳动发生了异化，而且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了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当然，在商品拜物教的形式下，物和物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掩盖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因而这种拜物教形式还是易于被发现的，而随着具有普遍形式的货币的出现以及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的最终确立，拜物教进展到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式中，其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隐蔽性就更为强大了，它将这些掩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和物的关系理解为物在自然条件下所具有的天然形式，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从异化、物化再到拜物教，这条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思路就逐步形成了。从卢卡奇开始，这种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发展，包括在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中这一思路也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并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主要思路，以研究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实际上也与这条思路有很强的亲缘关系。
第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批判（或曰科学批判）构成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第二条主要思路，这条思路契合了《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它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思路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揭示，从科学性的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资本不断地追求自我增殖。虽然资本家通过卖出商品换回货币以实现价值增殖，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资本增殖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但马克思指出，价值增殖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才最终完成，但其增殖的根源并不在流通领域中，而是在生产领域中。基于此，马克思得以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单纯关注分配和交换领域的研究视野，从而将研究深入到生产中去。在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资本增殖的秘密其实在于，资本家支配工人进行劳动，工人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资本家并没有将全部价值都还给工人，而是占有了其中的一部分。对于工人来说，这部分劳动就表现为无酬劳动，而对资本家来说，占有这一部分就表现为占有了工人的无酬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增殖的真正秘密在于剩余价值。
从剩余价值概念出发马克思进而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固然能够通过不断的再生产过程而不断进行下去，但它是无法超出其固有限度的，而这一固有限度就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活劳动逐渐转变为劳动产品，可变资本逐渐转变为不变资本。资本增殖过程是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也就是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而实现，这就必然导致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不变资本部分将越来越多，而可变资本的比例则逐渐减少。由于只有可变资本才能真正为资本提供价值增殖，因而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就必然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规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
而这一规律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无法逾越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己将自己推向灭亡。“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所以，从剩余价值概念到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趋势，这构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因为在这里不掺杂任何主观的感情色彩，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而仅仅是用科学的方式陈述一系列的经济事实，他直接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病征，并用科学的方式宣判了资本主义的病因和死期，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学批判。
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都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之根源所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也并非全然完美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们都遭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困难。本书试图从资本权力的角度切入资本主义社会，其意图就是要将两条思路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所遭遇的理论困难，并为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开显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
首先，从两条思路所遭遇的理论问题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而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关注资本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支配、控制性作用，它关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被抽象所统治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正义问题的研究，对消费社会问题的研究，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实际上都与这一思路息息相关。但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有时会缺乏内在的必然性。很多当代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都呈现出这一特点，他们在越来越丰富的社会领域内发现拜物教的新形式，但他们并不能进一步揭示这些社会问题的内在必然性，尤其是其根据自身的运动逻辑而必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就只能悬设一个外在的、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并从这个最高原则出发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他们实际上无法进一步证明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这个最高原则过渡的内在必然性逻辑。
另一方面而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批判试图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这条思路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其本性而必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灭亡、走向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这种对必然性的强调又在某些时候会形成“等待革命发生”的乐观理论。事实上很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就集中于此，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这种态度相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批判可以揭示多种多样的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为我们采取实际行动、杜绝“等待革命发生”的消极态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对象。而与之相对的是，剩余价值批判所提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逻辑的把握也能够使我们并不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是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批判和超越中来。因此，我们不能将意识形态批判与剩余价值批判这两条思路全然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吸取二者的长处，并互相弥补不足，从而共同服务于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总的问题的探讨中来。
事实上，资本权力批判就有可能构成沟通两条思路之间的桥梁。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是具有必然性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指出的那样，“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对法和政治的批判并不能直接在政治领域中展开，因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所以，马克思持有一种双重的研究视域，他既要揭示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同时他也要将对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诉诸对物和物的关系的研究。所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具有必然性一样，资本家拥有支配工人的资本权力这一事实同样也具有必然性。资本权力批判将展现资本权力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侧面，而这也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性的自我超越发生之前，我们可以首先以资本权力这一特定目标为理论对象，建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变革策略，这将有利于防止人们陷入“等待革命发生”的消极状态之中。
其次，从两条道路所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角度来说，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关注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关注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成；关注到了资本的逻辑正裹挟着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前进。在这一理论视域之下，人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而资本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的主体，不仅工人在资本原则的支配之下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而且资本家也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服从于资本的统治，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关注到了资本统治整个人类社会这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并不仅仅指向于资本统治人类社会这一个问题，马克思同样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奴役和压迫这一问题予以持续性关注。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明确提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而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迫和奴役最为严重的阶级，遭受苦难最为深重的阶级，遭受最为普遍性的不公正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到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切社会历史都贯穿着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压迫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实质性地超越这一权力关系，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其清晰化、明确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集中表现为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对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奴役和压迫。而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批判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的层面上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奴役和压迫的理论本质和内在机理。正是由于资本家垄断了全部生产资料，而工人却贫穷得一无所有，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关系才得以确立。而正是通过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家雇佣工人从事劳动，并无偿占有了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从而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才采取一系列手段，延长工作日，提高工作强度，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以及技术手段以使工人生产出更多的剩余劳动，从而造成了对工人的剥削、奴役、控制和压迫。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所指向的资本对全人类（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支配，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批判所指向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真实存在的支配形式，也都是马克思予以重点关注的支配形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事实上，提出资本权力批判这一理论维度，正是为了有机结合资本对人类的支配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这两个部分，进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受到的奴役和压迫的整体性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可以大体上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侧重于揭示资本对人类的支配这一方面，而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批判侧重于揭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这一方面，但事实上二者是并不能被明确地拆解开的。一方面而言，正是通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资本家才得以不断地占有、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维持资本逻辑的运行；而另一方面而言，正是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之下，资本家才会不断地对工人进行奴役和压迫。将资本理解为资本权力，即意味着揭示资本所具有的支配性力量，这种支配性力量既包括一种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支配力，也包括一种资本家用以控制工人的支配力。通过资本权力这一概念，我们就能够不再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力的某一特殊方面的强调，而是能够在二者相交融的基础上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力，并进而全面地展开对超越支配、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可能性道路的探索。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权力批判实际上能够构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切入点。它一方面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这两条主要思路中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性考察将有利于我们完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并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探寻瓦解资本的逻辑、超越资本的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关于资本权力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学界，实际上都已经有学者进行过将资本和权力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尝试。而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将这些关于资本权力的研究概括为三种不同的研究类型。
首先，第一类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这种研究关注的是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资本看作权力，或将资本的权力属性解读出来。这种研究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中是较为流行的。这种研究一般都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经济领域中的事物，而将权力主要理解为政治权力，并认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是具有根本性区别的。以这种观点为基础，这类研究的重点就必然会放在对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之上。例如在钭利珍和马丽的《权力、资本与公共财富》一文中，作者详细考证了权力与资本的四种不同的互动方式，包括强权力与强资本、强权力与弱资本、弱权力与强资本、弱权力与弱资本，并探讨了这四种不同的互动方式对公共性和公共利益的影响。而靳凤林教授的《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曾处于广泛的冲突状态之中，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逐渐推进，资本阶层与权力阶层逐渐走向合作，权力辅助资本，帮助资本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资本也辅助权力的运行，增强权力的力量，从而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压迫底层人民和攫取经济财富。在该文作者看来，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之下，权力与资本发生接触这一事实是避无可避的，因而我们必须探讨一种合理的道德原则，并以之来规范资本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在靳凤林教授的《追求阶层正义——权力、资本、劳动的制度伦理考量》一书中，作者进一步将权力、资本、劳动视为当代社会的主体阶层，并在资本与权力、劳动与权力、劳动与资本的冲突中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并进而探索其解决之道。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第一类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研究，尽管有些时候这些研究会涉及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但其用以分析历史事实的分析方式则是僵死的、固化的。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必然是资本与权力进行合谋的问题，而事实上即便是在古代社会中，资本与权力也会发生合谋，因而这一类研究实际上并不能切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本质，而只能发现一些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现象。所以相应地，这种研究也并不能真正给出超越资本文明的可能性方案，而只能形成关于缓解社会矛盾的一般性看法。
其次，第二类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它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底色，将资本权力理解为一种经济权力，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权力进行分析。这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对经济与政治领域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将资本的权力方面解读出来，以从资本权力的角度切中当代社会的社会现实。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一书指出，对资本权力的分析启自对价值的分析，对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商品中既包含了人的有用劳动所生产出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包含了由人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劳动“这种价值实体的功能是通过使用价值建立人与人的内在联系。而人们一旦获得商品的所有权并且在市场上与他人进行商品交换，就会具有交换能力——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内部的劳动价值在交换中就会产生出一种权力——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我拥有的商品中凝结着商品生产者为他人付出的劳动，因此我就拥有了支配他人的为我提供等量劳动的权力，劳动价值由此转变为交换价值而产生了市场权力”
。这种观点是通过价值概念来建构权力理论的根基的。而由于只有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才能发挥作用，因而这种以价值为根基的权力就必然体现为一种市场权力：一方面，只有依托于市场，这种权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只要存在市场交换关系，就存在这种权力。
以此为基础，《鲜活的资本论》一书就提出了一种所谓“市场力量本体论”的观点，在这里，市场权力构成了货币权力、资本权力等一切经济权力的基础，市场权力构成了一切权力之本体。资本权力则构成了这种市场权力的放大器，由于资本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而权力与价值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实际上就也是对市场权力的再生产，资本也就放大、扩展了市场权力。而这又进一步构成了资本逻辑形成的前提条件，资本逻辑是“以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为基础、以资本最大程度地增值为目的而进行资本扩张的逻辑，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驱动社会生产力系统进行扩张的动力作用的规律；二是由这种扩张所导致的资本的自我否定性”
。
《作为权力的资本》一书对当代政治经济学者的主流研究方式进行了质疑，本书认为，人们现在仅仅将“资本”理解为一个经济范畴，并进而试图发现其经济学含义，但事实上，马克思所讨论的资本概念并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意味，同时也具有权力意味。本书指出，当代学者关于资本的理论往往关注资本积累作为价值积累的方面，因而他们的研究都走向了对资本运行规律、资本化、金融市场等对象的研究中去。但事实上，资本同时意味着一种经济权力，因而资本积累不仅意味着价值的积累，同时也意味着权力的积累以及权力的资本化，这最终会导向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与重组，其结果是由资本家作为统治阶级进行彻底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建立。因此，关于资本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将资本所具有的权力属性及其所可能引发的后果这一方面考虑进去。 [1]
这一类观点事实上已经意识到了资本所具有的权力属性，并以资本权力的某一特点为出发点探讨了资本权力的运行机制、表现形式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探明资本权力的具体内涵而言，这些研究已做出了较大的理论贡献，但在充分吸纳当代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以及进一步探讨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方面，这些研究还稍显不足，而这也是本书所试图予以强化的理论方面。
最后，第三类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机制及支配性关系的研究，包括生命政治学、共和主义、关系平等主义等思想流派对现代社会中权力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虽然这些学者在研究中所自觉针对的是“现代权力”问题，而并未自觉地以资本权力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他们对权力和支配性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资本权力的表现形式、内在实质和运作机制。福柯在其建构的生命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型权力机制进行了考察，尽管福柯并不想像传统权力理论家那样首先研究权力为谁所有，而是想要直接研究权力的运行方式，但这些新型权力的运行机制实际上与资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柯本人也指出自己的观点中包含着“不加引号”的马克思。以斯金纳、佩迪特为代表的当代共和主义试图以支配概念为核心构建一种不同于主流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实际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现代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支配性关系。关系平等主义则在平等主义领域内将共和主义所关注的支配性关系予以发展，在《私人性政府》一书中，安德森认为现代企业中实际上就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和支配关系 [2] ，在《公共资本主义》一书中，麦克马洪认为大型企业的高级执行官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种社会性权威，私人企业已经获得了能够像政府一样支配人们公共生活的支配权 [3] 。这些研究虽然都以具体的权力问题为对象，并提出了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对我们讨论超越资本权力问题而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类研究往往都更注重于描述、把握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而没有从现实历史的角度揭示这些权力形式形成的必然性、揭示其与资本的内在关系。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研究事实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而马克思则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实本质。资本权力的状况也同样如此，当代资本主义主流理论——自由主义，也同样掩盖了现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资本权力，所以资本权力批判要想真正切中资本权力的实质，就必须拨开自由主义的迷雾，从而将在现代社会中隐而不显的资本权力挖掘出来。因此，第一章旨在揭示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首先，自由主义思想是在近代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重要的思想地基之上所生发出来的。在对古代政治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超越中，近代政治哲学第一次将个人从共同体和上帝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一方面，通过批判父权制，洛克从侧面建立了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财产权等基本信念。另一方面，霍布斯试图从人的本性、人的自然状态等概念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洛克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样貌，奠定了财产权、有限政府等一系列对后世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深远的重要概念。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把握近代以来英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现实变化的基础上，指明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根源于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而作为平等的交换关系的市场的充分发展将有助于人们的自由平等的充分实现。这二者相结合就构成了自由主义片面性的权力观。自由主义思想家们遵从一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近代政治哲学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问题只会存在于政府与个人之间，这意味着权力问题仅仅存在于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强调也意味着私人领域的充分发展将使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因而这就形成了一种只关注公共领域而忽视私人领域的片面性权力观，任何一种在私人领域、市场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都将处于自由主义权力观的关注视野之外。
其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切中现代社会中所真实存在的权力关系问题。虽然关系平等主义者运用共和主义关于干涉与支配的分析框架，发现现代企业中事实性地存在着支配性权力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为自由主义所忽视的权力问题。但由于关系平等主义本身无法超越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因而这一观点并不能真正洞穿现代社会中权力关系问题的本质。马克思则一方面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地平，另一方面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地平。就近代政治哲学而言，尽管卢梭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保障财产权与个人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的自由解放的全面实现，而黑格尔进一步将这一批判性思路上升到理性概念的层次，建构了以理性国家统摄市民社会的法哲学理论，但马克思则进一步意识到，将对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诉诸对一种应然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探讨这一做法是有其内在限度的。马克思根本性地颠倒了黑格尔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关系的理解，从而将对权力问题的分析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深入到社会问题背后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之中去。就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分配和交换领域，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最终遭遇困境。而马克思则通过将研究目光深入生产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从而在生产领域中发现了资本权力的形成及其作用。这样，马克思就在超越近代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平的基础上，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所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问题之根源是资本权力。
最后，资本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其一，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衡量、交换一切商品的能力赋予了资本权力以购买力这一面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购买力就已经存在，但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形式。其二，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促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支配力的诞生，这既以购买力为基础，又构成了资本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关系下的核心形式。其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资本权力在购买力和劳动支配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道德权力、文化权力等一系列社会化形式。
在第一章中对资本权力问题进行基础性、概括性研究之后，第二章集中探讨资本权力的历史性生成。
首先，经济活动及经济学等方面曾长期处于从属性地位。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经济活动作为家政学需要服务于城邦的和谐与共同体的最高目的，在中世纪神学中，上帝则充当了人类社会的最高解释原则和终极价值，经济活动的目的和评价标准都要与对上帝的信仰保持一致。但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致富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形式正在逐渐形成。虽然欲望可以针对追求物质利益、扩张领土、提升权势、追求荣誉等多种不同对象，但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虽然很多原始积累方式依然是以政治权力及暴力手段的运用的方式所实现的，但这些行为所指向的目的都已是致富欲望这种单一目的，而近代思想家们也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并非限制欲望，而是以欲望驯服欲望的新思路。致富欲望推动下的原始积累过程不仅为各有权阶级积累了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大量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力，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原始积累同时推动了社会的资本化的过程。
其次，随着原始积累推动下的传统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大量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开始加入到雇佣劳动之中，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获得了对工人的劳动支配权。为了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家必然要谋求通过资本权力推动工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资本的积累同时也会不断壮大资本权力，这构成了资本积累与资本权力的共同增长。随着被卷入资本积累过程的程度逐步加深，工人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逐渐转变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工人与资本家的地位发生深刻变化，工人的异化状态全面形成。在竞争过程中，较大的资本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能够不断战胜较小的资本，从而形成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的趋势。当垄断逐渐打破领域的限制，资本权力得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支配性力量时，资本权力的社会化得以完成。
在资本权力的扩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过程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换，而是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促成了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资本权力能够作用于全部产业之上。数字资本通过运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同时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资本对其进行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对劳动的吸纳与控制所受到的外在条件的限制。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使资本权力得以全面控制每一个人，并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这构成了对资本权力的全面扩展。
最后，随着资本权力的充分发展，在国内领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成了虚幻的共同体。而在国际领域，资本权力则在帝国主义中继续表现出来。就虚幻的共同体而言，借助资本权力的力量，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已经将自己的特殊利益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并不断加深对工人的分化与控制。就帝国主义而言，古典帝国主义为了扩大第三市场，依然需要诉诸其政治权力和政治性力量，而新帝国主义的形成则意味着一种依靠资本权力的全球控制及剥夺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一种至大无外的资本帝国已逐渐形成。
在分析了资本权力的历史性生成之后，第三章将着重探讨资本权力的运行机制。资本权力的运行与传统政治权力有一定的区别，而由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把握资本权力的运行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福柯早期关注一种惩戒肉体的规训权力，他发现现代社会中已经形成一种专注于通过惩罚、训练等方式，不再试图消灭肉体，而是希望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将人的肉体改造得更为有用的新型权力技术；福柯后期思想则关注一种作用于社会整体的治理术，其不再仅仅关注单个人的肉体，而且是通过对人的宏观生命过程的总体性把握，以统计学等手段、以保障人口总体安全的方式，实现对人口的总体治理。资本权力同时具有规训性和生命性特征。劳动支配权所针对的首先是工人的劳动，因而其本身就不具有类似于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性，而只能通过一系列微观方式控制人的肉体；资本以自我增殖为最终目的，因而其所需要的只是能够为资本增殖提供稳定动力的工人人口，这样，资本权力也必然会试图对劳动人口进行整体调节。
就惩戒肉体的技术方面而言，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在工场手工业时代，资本家便已经开始通过细化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工人本身片面化、局部化，并通过一系列监督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和工厂时代的来临，工作纪律更为严明，机器体系的运用使工人的分工更为细化、破碎化，工人的肉体成为机器的附庸。而在现代企业中，劳动形式的发展和变化使得监督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现代企业已成为全景敞视主义监狱。
就调节生命的技术方面而言，工资并不能满足工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只足够工人将自己作为工人而再生产出来，因而实际上工资就成为资本家使工人的生命赤裸化的有效手段。随着机器体系和数字化体系的运用，工人不再能够掌握自己生命的节律，而是依附于机器的节奏和数字化的节奏，不断被嵌入到社会加速的浪潮之中，人的生命就被资本和技术全面控制。与此同时，资本家也分化了工人人口，创造了与现役劳动军相对立的产业后备军，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工人内部矛盾，通过产业后备军调节工人、分化工人，从而实现对工人人口的整体治理。
在对资本权力的各个重要方面进行分析之后，第四章对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道路进行探讨。超越资本权力需要根本性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可行性的质疑也提示我们，我们同时也应在具有现实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层面上展开对于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道路和方案的探索。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以现代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变革为切入点，探讨生命政治生产与诸众革命的可能性，其理论意图再现斯宾诺莎在思考如何解决霍布斯所遗留下的权力的利维坦困境时所使用的民主制方案。但在发掘主体所具有的内在性革命力量的同时，他们忽视了主体本身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而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确实挖掘了主体所具有的革命潜能，但却忽视了诸众革命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和前提。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理论试图寻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后继制度理论，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定位于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而非商品市场之中，从而试图以变革生产组织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在两条道路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对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道路的探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制度、股份制公司以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分析提示了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可能性。在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使工人能够重新占有其生产资料，并进一步超越虚幻的共同体，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可以被视为一条超越资本权力的可能性道路。
[1] See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Abingdon and New York，NY：Routledge，2009.
[2] See Elizabeth Anderson， Private Government ：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3] See Christopher McMahon， Public Capitalism：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Philadelphia 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