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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增速严重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私人消费、投资和出口锐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也大幅降低。这是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八年任期内所经历的继“9·11”恐怖袭击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的第四起震骇全球的大事件。小布什表示，尽管他主张自由市场原则，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不得不在很多经济部门采取激进的政府干预政策。2008年10月，小布什签署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Emergenly Ewnomil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该法案涉及7000多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宣誓就任总统，肩负起复苏美国经济的重任。为了防止大萧条出现，他延续了实行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的做法。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签署了金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结构性减税及对基础设施和再生能源的投资，旨在促进私人消费需求的复苏和减少失业，侧重于提振需求以刺激经济复苏。
《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质上包括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60年中，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美国面临经济放缓时使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需求侧政策往往能更快速地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回顾美国财政政策历史沿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60年中，每当美国面临经济放缓局面时，政府都会遵循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理论，在短期实行财政刺激扩大有效需求，在长期增加财政支出以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王汉儒，2009）。但在美国次贷危机前的一段时期内，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并不看好这一类财政政策，指出了使用财政刺激以提振经济的种种缺陷。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因扩张性财政政策而造成的滞胀局面，降低了人们对财政政策的信心。一方面，在国内和国外两个渠道上，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需求流出及汇率上升，使凯恩斯乘数小于预期；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很难准确判断经济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尤其很难识别经济发展趋势。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增加经济的波动。此外，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也存在时滞效应。相较于财政政策，经济对货币政策会做出更快的反应。
而在美国次贷危机后，使用财政刺激政策来救市师出有名。Feldstein（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由于次贷危机下的衰退与此前的经济衰退根源不同。此前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可以通过政策反转即降低利率来应对；但美国次贷危机下，经济衰退源于风险定价过低及其所带来的过度杠杆化，信贷市场功能失常，利率变动难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对于Feldstein的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项本武（2009）认为，Feldstein（2009）忽略了美国为应对经济下滑，从2001年年初就加大了使用以减税为主的财政刺激政策的频率的事实。但不容置疑的是，20世纪美国经济衰退多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同时也要注意到，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同于往次经济危机的特点，这次危机是由互联网业务的繁荣和随后的萧条引起的，因此项本武对Feldstein质疑中所使用的证据可能并不是那么有力。此外，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出台后，经济衰退于2009年第三季度结束（GDP增速转为正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法案目的：
该法案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私人消费并增加就业岗位，以刺激私人消费需求的复苏。据奥巴马政府预算报告称，该法案的实施将为美国增加至少350万个就业岗位。
该法案的主要目的为：
（1）保留并创造工作机会及促进经济复苏；
（2）援助受经济衰退影响最严重的个人或者机构；
（3）通过激励科学和健康方面的技术进步来增加提高经济效率所需的投资；
（4）投资于交通、环境保护和其他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
（5）为了避免基本服务的缩减以及国家和地方的税收达不到预期的增长，必须稳定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预算。
法案内容：
该法案涵盖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改革、节能系统的改造和完善、医疗设备的添置、网络系统的更新、清洁能源的开发等。
该项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更新联邦建筑物旧的暖气系统，使联邦建筑节能化；为全国学校安装节能系统，为教室购置新计算机；在全国范围扩展宽频网络系统，使更多的人能够使用互联网；更新医疗机构的设备，推进病历电子化，并给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保险；实行总额为27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刺激居民消费支出；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以进一步提高环境治理等。在税收方面，该法案也包括了具体数额的减税措施，以促进私人消费需求的增加。
法案所涉及7870亿美元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如下（见表2-1）。
表2-1 ARRA资金用途
续表
法案特点：
该法案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兼顾短期经济复苏和长期经济发展。7870亿美元中，一部分资金直接发放给消费者以支持消费市场，着眼于短期经济的迅速复苏；还有一部分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再生能源来增加就业，并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这一部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2）短期经济复苏方面，结构性减税是亮点。减税对象主要是中产阶级及以下人群，对富裕人群则实施增税措施，这使中产阶级成为该法案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3）长期经济发展方面，产业政策体现出新能源战略思想。该法案对绿色能源产业发展予以大力支持，对新能源的重点投资反映出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能源独立和新能源领域的扩张。
总的来说，该法案作为奥巴马新任美国总统后第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性财政法案，涵盖领域广泛，既体现了奥巴马政府扭转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疲软表现的决心，又反映了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走向。
（1）根据宏观模型分析预测结果，对于ARRA法案能否发挥GDP乘数效应未得到一致结论
该法案出台时，众多学者和机构对其刺激效果进行了预测。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可以通过弥补需求不足，带动经济复苏。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Romer和Cogan等学者对ARRA法案的支出乘数做出了预测。Romer和Bernstein（2009）基于美联储的FRB/US模型及宏观经济顾问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使用的模型进行预测，数值模拟估计得到，一个百分点GDP规模的财政支出持久增加将使GDP增长1.57%，对应约100万个工作岗位增加，总体而言，该项法案在2010年使GDP增长约3.7%，工作岗位增加了367.5万个。Cogan等（2010）指出Romer和Bernstein的预测存在的缺陷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预测得到：假定2009—2010年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利率水平时，一个百分点GDP规模的政府支出持久增加在2010年使实际GDP增加了0.61%；若假定联邦基金利率仅在2009年维持在零利率水平，之后随经济状态而变动，则这一影响是0.48%。
Taylor（2011）在预测中所考虑的因素，与被Barro称为“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更为接近。由于在对2008年经济刺激方案的实证检验中，结果表明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在预测中，他对刺激方案中不同部分支出的乘数进行调整，使用与Romer和Bernstein相同的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总体财政刺激方案只能创造50万个工作岗位。
（2）ARRA法案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的增加
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几年后，陆续有学者使用实证模型评估了该法案的经济效应，由于对ARRA法案有效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就业方面，研究主要关注ARRA法案对就业的影响。ARRA法案中包含了一些联邦政府对各州转移支付的条款，这提供了使用横截面数据检验该法案实施效果的机会。
一些研究表明，ARRA法案中的财政刺激显著的乘数效应，主要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Chodorow-Reich等（2012）使用美国不同州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医疗补助支出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了ARRA法案中联邦政府对州的医疗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对各州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1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资金的边际转移支付增加了3.8个工作年度的就业岗位，其中3.2个就业岗位是由政府、卫生和教育以外的部门所创造的。一些学者在更大范围上，探究了联邦政府对州的转移支付总额对就业水平的影响。Feyrer和Sacerdote（2011）使用横截面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10月，非农部门创造或者说保护一个工作岗位的成本为17万美元，这意味着每百万美元支出的就业乘数约为6。Wilson（2012）估计得到的结果比Freyer所发现的大得多，他使用一系列工具变量对联邦政府对州的转移支付的效果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使用最终支付数据来衡量转移支付水平时，2010年9月和10月的转移支付的支出乘数约为16。在ARRA法案出台的第一年，每100万美元支出产生约8个工作岗位，推至国家层面，估计表明ARRA法案中的支出在实施的第一年创造或者挽救了约210万个就业岗位，占法案实施前非农业就业总人数的1.6%。
但也有一些学者并未发现ARRA法案的积极影响。Conley&Dupor（2011）亦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使用支出义务来衡量该法案中转移支付水平，评估联邦政府对各州转移支付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但他们假设，1美元的ARRA法案中的支出所提供的有效刺激越大，州政府在该法案实施之前的税收收入越低，他们发现，截至2010年9月，ARRA法案中的刺激虽增加了政府部门的就业，但减少了一些私营部门的就业，基本上没有对非农就业总量产生净影响。Taylor（2011）对ARRA法案和此前两项美国财政刺激举措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这三项刺激对消费没有产生积极影响。虽然这一结果与Barro所提出的“李嘉图等价”模型相一致，但Taylor承认，如果刺激计划的重点是直接扩大政府采购，而不是减税和直接转移，刺激计划实际上可能是有效的。Taylor指出，在这三项刺激方案的实行中，虽然联邦政府扩大了政府采购，但数额不大；各州和地方政府使用获得的转移支付来减少借款，而非增加支出；并且他们将支出从购买转向转移；而个人和家庭在很大程度节省了获得的转移和退税收入。
（3）整体而言，ARRA法案发挥了稳经济、保就业作用，但未能打开经济新局面
整体来看，统计数据显示，ARRA法案并未能促成强劲的经济复苏。截至2009年2月，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非农失业率为8.3%；直到2011年9月，失业率仍维持在9%以上。经济复苏具有脆弱性，这可能与ARRA法案中投入规模较高的领域乘数效应较为微弱、而在乘数效应较大的领域投入不足有关。ARRA法案弥补了失业者的收入损失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收入的严重短缺（Pollin&Thompson，2011），为支撑美国经济总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但ARRA法案为经济注入的新的净支出少之又少，其整体刺激效应较弱也就实为意料之中了。
首先，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及减税作为乘数效应较为微弱的财政政策，占该法案资金总规模的比例很高。根据Pollin（2012）按照不同类型政策划分的ARRA法案资金规模，这两部分所需资金分别占该法案总规模的35%和24%。Pollin将ARRA法案分成了不同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35%的向个人的转移支付，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是失业保险；24%的减税，其中大部分用于高收入家庭和企业；22%的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平均分配给医疗保健和教育；19%的基础设施支出，包括非传统领域的支出，如绿色经济，以及传统领域的交通、水管理和能源传输。此外，个人和家庭是否会将转移支付收入和减税获得的收入用于消费本身就存在争议；与此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间，随着金融泡沫破裂，家庭财富的下降削弱了个人和家庭增加支出的意愿，这进一步削弱了减税和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从2006年到2008年，美国实际家庭财富下降了17.6万亿美元至53.1万亿美元，仅仅两年内下降了近25%。
其次，该法案中22%的资金用于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州和地方政府收入严重短缺以及失业者收入严重损失（Pollin&Thompson，2011）的背景下，这些资金主要被用来减少借款而非增加支出，且支出更多是用于转移而非政府购买（Taylor，2011）。
最后，在乘数效应较大的基础设施支出领域，一方面，该部分支出规模相对较小，仅占ARRA法案资金规模的19%；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支出相关资金注入经济的速度相对较慢（Pollin，2012）。
虽然Pollin（2012）认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复苏造成了巨大障碍，但他也指出，如果没有ARRA法案，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严重得更多。Pollin提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持续的大规模赤字，尽可能保持家庭支出的稳定；同时也需要制定能够牵线搭桥的政策，帮助在经济进入可持续复苏轨道后，使赤字回到占GDP的2%—3%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