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迂回曲折的议会道路

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已经公开放弃了暴力革命的主张，但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政党最初都明确承认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都十分明确自己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并且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全世界无产者能够、也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已经公开放弃非法的、暴力的手段，但他们都依然自我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者和掘墓人，而且都自觉地把本党、本国的工人运动看成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在资产阶级一方，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地位虽然被承认，但他们还是被各国资产阶级看作最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总是遭到处心积虑的破坏与限制。此前虽然发生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并且出任内阁部长的事件，但米勒兰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在1914年之前，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还没有政党层次的公开合作。换句话说，在1914年之前，在西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还十分明确，阶级阵线还十分鲜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虽然属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用列宁的话来说即“狗咬狗”的战争，但战争毕竟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发动的，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进行的。这使得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西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被弱化、被掩盖。这在客观上为西欧各国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提供了机遇。

在战争爆发前的1912年，第二国际所属的22个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555名代表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非常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如何防止一触即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且通过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反战宣言。该宣言对战争危险性做了充分的预测，并且严厉警告各国统治阶级：“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恶魔纵放出来，它们本身也不是没有危险的。”“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爆发，日俄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会激起一切国家无产阶级的愤怒和不满”。宣言呼吁各国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全面发动工人群众，利用一切手段来防止战争，保卫和平。如果资产阶级政府胆敢发动战争，那么，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就要“采取极端行动”，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

在战争爆发前夕，在战争气氛最紧张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政坛上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在1912年的选举中得票率已经达到了34.8%（参见表1.2），这对德国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已经构成了挑战。虽然人们都把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和英、德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夺市场与殖民地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但对战争挑起者德国来说，用海外战争转移国内社会矛盾显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德国统治精英试图用对国家的忠诚来化解国内激烈的阶级冲突。德国社会民主党果然中招。事实上扮演着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头羊角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还在非常认真地贯彻着《巴塞尔宣言》的精神，在全国各地街头组织反战宣传和反战示威游行。但战争一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1914年8月3日的德国议会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团毫无异议地投票支持了以德国皇帝的名义发动的战争。这个领头羊的效应也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同盟国的另外几个国家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也很快明确表态：支持本国政府参战。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作为主要交战方的协约国一方：英国工党也在《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战争爆发前几天英国工党在议会内外都做了很大努力，呼吁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战争。但8月4日英国政府以德国入侵比利时为由正式对德国宣战后，英国工党的立场也立刻转变。它非但没有按照《巴塞尔宣言》的精神，组织工人大罢工以反对战争，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相反，工党成立了一个“战时应急工人全国委员会”，号召工人停止罢工，尽一切可能帮助政府赢得战争。工党不仅同意在战争期间停止竞选活动，甚至还同意参加由自由党主导的战时联合政府，两名工党议员担任了联合政府的部长，工党领袖亨德森（后由巴恩斯接替）甚至还出任了仅由5人组成的战时内阁。这也是英国工党第一次入阁、第一次与资产阶级公开合作。

在法国，法国社会党（当时叫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战前也曾表达出强烈的和平主义立场。1914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代表大会认为，在所有用于防止和阻止战争以及强使各国政府求助于仲裁的手段中，代表大会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有关国家，同时组织国际性规模的工人罢工，并用各种方式推动民众活动及风潮。” 其领袖饶勒斯，曾经在许多场合公开发表反战演说并因此惨遭民族沙文主义者暗杀。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与法国工会领导人甚至还共同策划、领导了8月2日（星期天）在法国各地的反战示威游行。然而，一旦法国政府对德奥宣战，法国社会党人也立即转变立场，他们不仅投票赞成政府的参战议案，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甚至还参与了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战时联合政府。

也就是说，由于交战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选择了与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合作，这样，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的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了事实上的瓦解状态。不过，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各自国家内部的合法地位以及他们在各国政坛中的整体地位却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仅使它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还使它丧失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减少了730万人口、四分之三的矿产、将近一半的钢铁生产能力，此外还有巨额的战争赔款。广大工人群众和士兵因为不堪战争的浩劫和重负，在战争后期纷纷举行罢工和起义，国内各种矛盾也暴露出来。德国统治集团既不愿意承担如此重大的战争责任，也无力解决由战争所引发的各种国内社会矛盾，因而选择了向坚持走议会道路、一向“遵纪守法”的社会民主党让步（当然这个让步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只要条件成熟，德国资产阶级随时都会卷土重来，艾伯特受命于危难之时，实际上已经为稍后的希特勒上台埋下了伏笔），早在战争结束前夕，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就被任命为帝国的宰相。在1919年1月19日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又以38%的选票成为议会的最大政党，在随后的议会会议中，按照规则，工人出身的艾伯特史无前例地当选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总统。

然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注定是短命的。在外交上，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不仅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和大片领土、不得与奥地利合并，而且还规定必须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战后所成立的国际联盟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对德国的发展动向实行监督。而且，以交付赔款不力为借口，法国和比利时曾经以国际联盟的名义，派遣了10万大军进驻到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去“管理生产”。也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其国际活动空间受到巨大的限制。在国内，新的共和国接手的是一片饱受战争蹂躏的废墟，百废待兴。而共和国手中却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最重要的工业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割让给了法国，国内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仍然控制在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手中，军队依然控制在旧贵族、旧官僚手中。新生的共和国政府一开始就遭到了左右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对：政治暗杀、兵变、叛乱、政变企图、罢工、各种示威游行接连不断。最严重的一次右翼暴动甚至一度攻下了柏林，艾伯特总统甚至不得不逃离首都。共和国政府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而，它有限的一点收入还必须首先交付战争赔款，同时它又无法增加新的税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共和国只好延续了在战争期间靠发行债券、借贷和大量印刷纸币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以应付战争赔款和必要的开支。结果是物价急剧上涨，马克急剧贬值。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1美元可以兑换4.2马克，到1919年1月，1美元变成兑换8.9马克，而到了1920年1月，汇率变成了1美元兑换64.8马克，1923年1月，则变成了17972马克兑换1美元。这似乎还可以接受。而到了1923年11月15日，美元与马克的汇率上升到了1∶4200亿。纸币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废纸。人民群众苦不堪言，而少数大金融家、大资本家则趁机发国难财。社会各界自然要把怨恨集中在共和国头上。

然而，共和国却无能为力。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命脉仍然控制在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手中，而且还因为共和国政府自身一直非常软弱。在1919—1933年即共和国时期，德国一共进行了九次选举，包括使希特勒的纳粹党成为最大政党，从而导致希特勒上台和共和国的灭亡的最后一次选举，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在选举中、继而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议会席位被九个不同的政党所分享，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独自执政。通常是由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于是也就出现了走马灯式的更换政府的现象。在1919—1933年，德国总共更换了13届政府，差不多每年都要更换政府。也就是说，共和国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不可能形成多数，都不能通过决议，是名副其实的举步维艰。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弗尔布鲁克所指出的：“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在众多内外事务上见解迥异的、相对来说为数众多的各党派极难形成任何一种得到国会多数支持的稳定的联合政府，即使在‘时运不坏的年代’里也是这样。某些政党联盟在国内事务上能达成一致，在外交事务上却做不到；另一些政党联盟在外交事务上能达成一致，在国内事务上则做不到。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控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所以任何联合政府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因而都是短命的。议会政体的这种不稳定性驱使众多社会集团越来越不信任这种怎么看都相当缺乏合法性的制度。” 因此，从它诞生那天起，这个制度就饱受质疑。对于这个制度的创立者、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以德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德国工人运动左派一直把他看作工人运动的叛徒，把他本人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德国的右翼一开始就不接受这个出身卑微的工人总统，后来终于找到机会以“叛国罪”的罪名，把艾伯特送上了法庭，证据是1918年德国与英、法等国还处于交战之中时，艾伯特参加了罢工。再后来，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魏玛共和国最终夭折了。

短命的魏玛共和国虽然在发展经济、提升工人群众生活水平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它在彻底扫清封建制度残余、提升工人群众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例如，魏玛宪法在它的第一条就宣称：“德意志国是一个共和国”“国家的权力出自人民”。在人民的政治权利方面，魏玛宪法废除了贵族封号，明确规定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宪法还废除了等级代表制，决定在各级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年满20岁的所有公民，不分男女，一律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事实上实现了男女平等。此外，宪法还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居住、通讯自由不受侵犯，等等。在经济生活方面，在1918年11月由工会代表卡尔·列金和资方代表胡戈·斯廷内斯达成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的基础上，宪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人民有经济自由、工作自由、结社自由。而在“斯廷内斯—列金协议”中，资方明确承认工会有代表劳工的合法权利，同意在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其职责是确保雇主和雇员之间能够就工资、工作条件等进行充分、平等的谈判。

魏玛共和国虽然是短命的，但它所代表、所反映的原则和精神却是永恒的。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多次主导或参与执政，表现出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它因此不再被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不再被视为一个暴力组织。这不仅为它自己后来的执政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也为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上台执政、为整个社会改良主义开了先河。

在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工党在英国政坛还仅仅是一个单一问题政党，即它仅仅是为了维护劳工的经济利益。它既没有一个系统的纲领，也没有一个成文的章程，甚至还没有个人党员。因为，1900年，它本身就是由62个工会组织和十几个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这些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就成为工党的集体成员。这使得多年以来，工党始终带有浓厚的行会色彩，而不是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以获取执政地位为目标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虽然也参加选举，但仅仅是作为自由党的跟班伙伴。在某种意义上说，参加战时联合政府，不仅提升了工党的社会地位，改变了工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促进了工党自身的变革。

1917年，由于要求英国派代表参加在瑞典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请求被断然拒绝后，亨德森愤然退出内阁，开始专注于工党自身的建设。他意识到，工党要想成为主流政党、要冲击执政地位，首先必须改变组织结构。它不能仅限于工会组织，而是必须面向公众，特别是面向个体劳动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必须全面开放。为此它就不能仅限于接受工会组织等集体党员，它必须深入到社会最基层，直接与选民联系。为此它就必须号召、鼓励、接纳个人党员。为了充分动员选民，工党还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在由亨德森亲自主持制定、于1918年2月工党特别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工党章程对上述事项都作了明确规定。

同时，亨德森还意识到，要想冲击主流政党的地位，工党还必须有自己的长远目标、自己的个性、自己特别的主张，而不能仅限于维护劳工的利益。因为，为了吸引工人群众的选票，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转，自由党甚至包括保守党，有时候也会提出一些与工人群众利益吻合的政策主张。因此，在章程的第四条，工党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的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与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平分配。” ^[1] 这就是最具工党特色并且影响了工党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党章第四条。这表明，英国工党不再甘心做自由党的跟班，而是独立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帜。由于战时联合政府中，工党与当时的两大主流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已经展现出通力合作的精神，已经展示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担当精神和责任心，这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工党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得以消除，一些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也愿意加入工党的行列之中。再加上随着战时经济的扩张和工人队伍的迅速扩大，工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稳固的加强，到1919年选举时，工党的基层组织由战前的100多个增长到2000多个，已经遍布英国的各个选区。而随着组织的扩张和社会各界精英的加入，工党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明显提升。这就为它上台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制定党章的同时，为了迎接战后的选举，1918年6月，工党还通过了由费边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韦伯起草的一部名为《工党和新社会秩序》的纲领（自那时起，工党在每一次选举前都要颁布一份宣传自己政策主张的纲领，或者也叫作竞选宣言），该纲领实际上把章程中提出的原则和目标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例如，该纲领明确提出：工党要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并且逐步消灭私有制。同时该纲领还提出了最低生活标准、最低劳动条件、每周最长48小时工作制等一系列具体主张。

在1918年11月底（停战协定刚签署）举行的选举中，英国工党以它独立的身份、独立的主张在全国赢得了225万张选票和议会中的50个席位，得票率达到了20.8%。虽然未能一举成功，但已经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四年之后的1922年的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达到33.3%，在议会的650个议席中独得142席，而传统主流政党自由党仅获得了116席。这样，工党就历史性超越自由党而上升为英国政坛的第二大党，用英国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成为“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因为按照英国的体制，第二大政党不仅可以从国会那里得到相当的活动经费，而且还有资格组建“影子内阁”，即实际上成为后备的执政党。

到1923年，由于在关税改革上受阻，执政的保守党决定提前大选，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结果未能如愿。保守党虽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获得了250个议席，但还达不到议会的多数。由于位居第二大党的工党（占有191席）和第三大党的自由党（占有158席）都反对保守党提升关税的政策，都力主自由贸易，也就是说，反对派构成了多数。这样，国王决定邀请工党组阁。这样，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第二大党组建、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就产生了。一位农业工人和女仆的私生子、没有上过大学、工人出身的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破天荒地登上了英国首相的宝座。

不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临危受命一样，英国工党首次执政的环境也极其艰难。第一，作为一个少数派政府，工党必须与自由党达成妥协，在几乎所有政策上必须争取自由党的支持，否则它随时可能下台。第二，工党虽然已经公开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而且有过参与战时联合政府的经历，但它毕竟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政党，而且还声明其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其领袖出身卑微，所有这些使得社会上层对它必然充满敌意，必然处处提防、事事刁难。第三，尽管受到种种掣肘，工党政府还必须推行一些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改革。因为它毕竟是靠广大工人群众的选票才获得执政地位的，它必须对工人群众有所交代。第四，既然机会来了，工党还必须展示出自己有能力领导政府、管理社会，这迫使它必须有所作为，而不能无所事事。

作为一个少数派政府，工党显然不可能实施宏大的社会主义计划，它选择了从当时在欧洲已经形成风气的社会政策领域发力。它沿着先前的保守党政府已经开辟的道路，把一些政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例如，工党政府把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范围明显放宽，失业的临时工、已婚妇女也有资格领取失业津贴，领取时间从先前的最多21周延长为41周，标准从每周15先令提高到18先令。在社会救助方面，工党政府也做了调整，使领取孤寡、伤残救济金的人数从原来的2万人增加到17万人。此外，工党政府还通过了著名的“惠特利住宅计划”，提出由国家财政提供补贴，在15年内建造250万套住宅，以此来改善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同时又能刺激当时低迷的经济，增加就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虽然由于很快下台，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这一计划所体现的原则对后来，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住房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果说在内政方面，工党政府没有太大作为的话，那么在外交方面，工党政府却实现了一个突破。十月革命之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一直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工党政府作了巨大努力，于1924年2月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俄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这不仅大大促进了英国的对外贸易，而且对苏联打破西方国家的围堵、促进世界和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当时在英国政坛仍占据第一大政党的保守党，对工党政府实现英苏建交一事非常不满并且制造事端，于1924年10月对工党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提案并且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仅仅执政了10个月的工党政府被迫下台。

虽然只有10个月，但这毕竟是一次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完整实践。这使得那些工人出身的工党领袖信心大增。在1929年选举中，工党重整旗鼓，以《工党与国家》的新纲领再一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取向和目标，提出要逐步地对矿山和铁路实现国有化，对银行和金融业实行监管，一步一步地把工业企业改造成为公众服务的合作企业，同时工党又再次声明：它要靠合法手段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无意于阶级战争和暴力革命。由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得工党的主张不仅获得了工人群众的支持，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响应。结果，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共获得800多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1%，一举拿下了288个国会议席并且成为第一大党（保守党260席）。工党再次获得了组阁权。在自由党（59席）的支持下，工党再次上台，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再度出任首相。

然而，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踌躇满志的工党刚上台，就碰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在美国爆发，但很快波及英国。从1929年起，英国的经济就开始萎缩，失业率开始上升，到1931年中期，英国的失业人口达到300多万，占到了全部经济活跃人口的25%。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的纷纷撤离和黄金的大量外流，英国国内银根紧张，物价飞涨。在这样的条件下广大工人群众希望政府有所作为，不惜代价——包括增发失业金，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但以挽救经济、避免更大规模的失业为理由，麦克唐纳政府却做出了大幅增加税收、大幅压缩包括失业救济金在内的政府开支的决定。这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工党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强烈不满。人们指责麦克唐纳，说他已经变成工人阶级的叛徒。在工人群众和工党内部的巨大压力下，麦克唐纳政府于1931年8月宣布集体辞职。

保守党和自由党显然都不愿意直面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和群情激愤的工人群众这样一个棘手的局面，麦克唐纳辞职以后，又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出面组建由工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三党大联合的国民政府，麦克唐纳第三次出任首相。但麦克唐纳此举并未获得工党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麦克唐纳已经背叛了工人阶级，随即决定将其开除出工党。麦克唐纳自己又组织了一个国民工党。英国工党事实上分裂为两派。

工党的分裂给了保守党反弹的机会。在1931年10月的选举中，保守党大获全胜，它不仅重新夺回第一大党的地位并且重新执政，而且还以473个席位的巨大优势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工党则被重新挤到边缘地位，仅仅获得了52个议席。虽然并非情愿，但英国工党的执政道路似乎注定是曲折的。

在法国，情况稍有不同。1901年法国的自由结社法颁布之后，法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包括被视为后来的社会党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纷纷建立起来。20世纪初，在法国政坛就有30多个政党，其中，参加全国议会选举并且在议会中能够获得席位的政党就有十几个。十几个政党逐鹿政坛，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取得议会的多数。甚至每个政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政见和不同的派别。例如，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本身就是由工人运动中三个不同的派别合并而成的。当时，法国政坛的最大政党是激进党。为了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法国激进党也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累进征税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主张，这实际上大大挤压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发展空间。虽然米勒兰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公开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的社会主义者，后来甚至还以个人的名义出任过法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党的领导人又参与了战时联合政府，但总体来说，法国社会党人认为，他们夺取政权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不特别觊觎政权，用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甚至有点蔑视政权。他们认为，米勒兰入阁和参加战时联合政府都是暂时的特殊情况，不属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行动。他们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采取行动才可能成功，因此，虽然他们一直在积极向政坛渗透，却似乎并不急于执政，特别是不愿意像英国工党在1924年那样，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条件下，唯唯诺诺地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用社会党的创始人盖德和饶勒斯的话来说就是：

同志们，一旦某一天社会党、一旦某一天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与资产阶级瓜分政治权力并且如此实践，那么，这一天就不再有社会党了。

后来的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Leon Blum）继承了盖德和饶勒斯的思想。他曾经讨论起他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的一段对话。他向对方询问，工党在1924年并不具备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组建少数派政府时，麦克唐纳的回答是：“必须打破贵族对政府的偏见。”布鲁姆的回应是：

您谈到，我们大概夺取政权是为了向英国表明，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一切都不会改变。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必须要表明的是一切都变了。贵族对政府的偏见在法国并不存在；也有一种偏见，但完全是另外一种；自一个世纪以来，人民参与了国家的治理，应该最终表明，我们的存在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法国社会党对政权的这样一种立场与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另一特点有关，即相对于英国和德国，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更加强大，为了占据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党不得不把自己的基本立场向左倾斜一点。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负已定的情况下，社会党退出了联合政府。随后，法国社会党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了十月革命，甚至还同列宁讨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

不仅如此，作为战胜国，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的冲击，反而得到了相对巩固。这使得法国社会党只能储备力量、等待机会。

在1924年战后第二次选举中，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四个左翼政党获得了胜利，在全部582个议席中，左翼联盟共获得了329席。其中，激进党139席、社会党104席。激进党以最大政党的身份组织政府。社会党虽然在议会中给予了激进党以必要的支持，但它并没有参加政府。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动摇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重创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在1930—1935年，法国的钢产量下降40%，铝产量下降50%，整个工业生产下降36.2%，倒退到了1911年的水平，即一下子倒退了20年，几百家企业倒闭，几百万工人失业。

与工业危机相伴随的还有农业危机。由于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直接导致大量农产品找不到市场，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又导致近百万户农民破产。

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各种示威游行、反叛和暴动频频发生，政局也剧烈动荡。在1930—1935年，法国政府就更换了10次，平均差不多一年就要更换两次。

这场危机还直接引发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在法国的两个重要邻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在1922年就建立了政权，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头目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法西斯势力在法国也甚嚣尘上。20世纪20年代，法国各地就出现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组织，经济危机爆发后，法西斯组织迅速发展。1934年2月6日，法国的十几个法西斯组织的两万多名暴徒武装包围了法国议会大厦，公开提出要取消议会制、建立法西斯政权。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二六”事件。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激进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组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在1936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总共559个议席中，由左翼三大政党为主组成的人民阵线获得了334席，其中社会党146席、激进党116席、共产党72席。社会党首次超过激进党并且成为最大政党。基于事先的协定，社会党和激进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共产党虽然没有参加执政，但在议会中给予联合政府坚定的支持。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布鲁姆出任政府总理。法国社会党终于站到了法国政坛的最前沿。

不过，在法国社会党看来，他们这次执政，并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布鲁姆提出，必须区分三个不同的概念：取得权力、行使权力和占有权力。

他认为，“取得权力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革命行动，一方面是摧毁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框架，另一方面，通过无产者的暂时的专政来改变所有制”，“如果没有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得很好的、与外国兄弟政党工会有联系的政党，社会革命是不可想象和难以实现的” 。

他认为，即使行使权力，也必须冲击资本主义体制，为取得权力做好准备。这对法国社会党来说，条件也不成熟。法国社会党的执政，只能算是占有权力。而占有权力“仅是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一个插曲。无产者可能引向占有权力。它不像取得权力那样，起摧毁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也不像行使权力那样，起过渡和准备作用，它是防卫性和保护性的。无产者政党占据政府权力，为的是不让法西斯主义占有。这样的政府不仅限于警察行动。如果没有一个反对作为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直接纲领，那占有权力也是不可设想的” 。

也就是说，法国社会党虽然政权在握，但它认为在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但它也并非无所事事，坐等时机，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布鲁姆就任总理的两个多月内，法国议会就通过了一百多个法案。这些法案虽然没有危及资本主义基本秩序，但其总体方向更倾向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场改革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开创了政府调解、仲裁劳资冲突的先例。1936年的选举后，法国各地的工人群众仍然酝酿着罢工示威。由于担心引起暴乱和更大的动荡，资产阶级要求政府出面调停。于是，1936年6月7日，在布鲁姆的主持下，劳资双方的代表来到了法国总理府所在的马提翁大厦举行了谈判并达成了著名的《马提翁协议》。资方承认了工会有代表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同时还同意把包括临时工在内的所有工人的工资都大幅度提高（7%—15%），双方还同意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随意罢工或关厂。这不仅把剧烈的街头冲突转化为了谈判桌上的理性对话，从而保住了基本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事实上承认了政府在调解、仲裁劳资冲突中的权威，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法国社会的劳资冲突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序状态。

第二，人民阵线政府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明显有利于工人群众的立法，其中包括40小时工作法案。规定在不减少工资的前提下周劳动时间由原先的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还规定所有受雇于工业、商业、自由职业、各种合作社的工人、职员、学徒工，连续任职一年及以上者，每年享有15天的带薪休假。所有这些条款，在当时的西欧都是开创性的。而一次谈判，资产阶级做了如此之大的让步，这在现代西方工人运动史上并不多见。

第三，取缔了法西斯组织。法国的法西斯组织当时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人民阵线政府解除了绝大多数法西斯组织的武装，宣布它们为非法。虽然一些法西斯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并且继续活动，但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势力基本上被遏制住了。

第四，进行了国有化的初步尝试。人民阵线政府对一些特殊领域如军火工业、飞机制造业、铁路实现了国有化，加大了对法兰西银行的监管力度，把决策权和管理权由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转移到了由政府任命的代表构成的委员会手中，成立了小麦跨行业管理局，指导谷物的生产和价格。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改革，都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印记。在法国，这场改革也被称为“布鲁姆试验”。这场改革虽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但还是引起了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恐慌。他们以各种方法，包括转移资本、制造流言蜚语等进行抵制和反抗。再加上当时法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危机，政府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占有权力一年多一点之后，布鲁姆被迫下台。法国社会党的第一次社会改革之旅也暂时告一段落。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西欧，但它在北欧的发展却更为顺利。

按照沃勒斯坦的理论，北欧属于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区。这里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到19世纪中期，当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西欧已经充分暴露的时候，北欧基本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经济状态。到19世纪末，北欧虽然也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现代工业经济，出现了现代工人运动，北欧三国 也组建了社会民主党。但北欧的工人运动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小，它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以伯恩施坦为领袖的德国民主党的影响，一开始就选择了非暴力、合法的、渐进的社会改良之路。

北欧三国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是由它们当时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造成利益根本冲突的、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近代北欧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也造就了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两大阶级，但是，在它们之间，始终还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第三者——农民阶级。因此，在近代北欧，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态势不是两军对垒，而是三足鼎立。瑞典学者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rikson）曾经把北欧近代社会结构做了如下描绘（见图2.1）：

事实上，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即北欧三国社会民主党创立的时候（丹麦1876年、挪威1887年、瑞典1889年，见表2.1、表2.2、表2.3），这三个国家基本上还属于农业国，农民在人数上还处于绝对多数。

必须指出的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欧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新兴的工业和新增城市人口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带动北欧的农业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北欧三国的农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它已经变成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它们的农产品已经主要不是自产自销，而是出口到了西欧市场。例如，1875年，丹麦的农产品出口量占到了它产量的38%，到了1913年，出口量占到了总产量的64%，并且占到了出口总值的90%。 ^[2]

也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大市场客观上把北欧的农民联系到了一起，它们自然而然也会组织起来，共同争取、维护自身的利益。北欧三国的农民不仅很早就组织起了一直延续到目前的各种农业合作社，甚至还先于各国社会民主党而组建了各国的农民政党。

有这样一个组织起来的、强大的农民阶级的存在，北欧三国的社会民主党当然不可能贸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一方面，作为小私有者，个体农民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小生产者无法与大资本家竞争，他们不仅有时入不敷出，而且还时刻面临破产的威胁，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可能同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因此，北欧三国的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公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是选择了“人民之家”这样一句既能为工人群众争取利益，也能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宗旨。

“人民之家”的口号最初是由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阿尔滨·汉森（Per Albin Hansson,1885—1946）在1928年的演讲中提出来的。汉森是工人出身，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5年接任布兰亭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1932年起担任瑞典政府首相直至1946年去世。他的“人民之家”的思想不仅对瑞典、对北欧，甚至对整个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次讲演中，汉森把国家与家庭做了类比。他认为，家庭的基础就在于共有和团结。一个好的家庭中不应该有特权者和被剥削者，应该只有平等、关心、互助、合作。国家也应该如此。社会民主党的目标就是要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显而易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原则已经被放弃了。丹麦社会党的领袖人物、丹麦著名社会改革家斯顿克（K.K.Steincke,1880—1963）说得更明确：我们的方针是“激进与保守的必要折中，从而既防止反动，又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 ^[3] 。

也就是说，北欧三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在其实际行动中一开始就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例如在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斯道宁（Thorvald Stauning,1873—1942）早在1916年，就应邀参加了由激进自由党主导的政府，并且出任了不管部部长。1924年，丹麦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以36.6%的选票成为议会最大政党，并且以此身份，组建了历史上第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斯道宁出任首相。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的选举中，成为议会最大政党，得票率为39.2%。在1921年的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又增加到39.4%，它也以最大政党的身份第一次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亭（Karl Hjalmar Branting,1860—1925）出任首相。

在挪威，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挪威工党一度曾加入第三国际，虽然1923年它又退了出来，但工党的左派随即组建了挪威共产党。工人运动的分裂使挪威工党在挪威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曾长期低于20%，一直到1927年，挪威工人运动重新联合，挪威工党也以36.8%的得票率成为挪威议会最大政党，1928年，挪威工党也得以上台执政。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同在德国、英国、法国一样，北欧三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是靠选票上台的，因此，即使权柄在手，由于受各种力量的掣肘，它们在社会改良方面没有作出多少突出的成绩。

[1] Henry Pelling, A Short History of Labour Party ,London Macmillan Ltd,1974,p.39.

[2] B.R.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 - 198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92,pp.399-405.

[3] Gunnar Heckscher, The Welfare State and Beyond : Success and Problems in Scandinav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45. Xxe2pB3H5ToqI3/SG2+o3mylxjQt5Uhmam5ddNZ8S1MpHsErVCg4I6KqJvdUcP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