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

在19世纪中期的西欧，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道德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法学家，等等，对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异口同声的谴责和批评。一时间，社会主义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当时的气氛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怎么批评都不为过，但没有人敢于为资本主义公开辩护。有人做过统计，当时在欧洲，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居然有200多种。

在这200多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张倒退到封建社会，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封建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第二类是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限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进，即社会改良主义，也就是后来及目前在西方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类是主张用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其中就包括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并没有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取代封建生产方式，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据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这样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包含着它自身无法解决的深刻矛盾，那就是单个企业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表现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资本家都必然尽可能地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达，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分化就会越严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顶之灾就越早来临。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私有制，由社会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根据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来组织社会生产。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社会化大生产，而且还培育出了使用这一武器的人——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有时候也把它叫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在资本家面前，广大无产者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都必须接受——尽管在法律层面上似乎是自愿的——资本家的剥削。无产者摆脱这一命运的道路只有一条：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马克思在他的所有文献和著作中，都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他认为，只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就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就一定胜利。

马克思的学说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发表后，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它一时间几乎成为广大工人群众人手一册的读物。它因此也被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列为禁书，马克思本人则被许多国家通缉、驱逐。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政府的封锁和围堵却进一步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这可以从这一时期西欧各国频繁发生的罢工运动中窥见一斑（见表1.1）。

与早期自发的、主要以短期经济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罢工运动不同，19世纪后期的工人运动有了更加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有了更加自觉、更加明确的政治目标。而且，各国的工人运动之间开始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1864年9月28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由英国工会发起，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参加的声援波兰工人运动的大会上，各国工人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加强各国工人运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这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1945年重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一直把自己看作“国际工人协会”的继承者。该协会明确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本人不仅参加了协会的筹建，而且还被选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

1875年，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早先成立的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与由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协会正式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政党。随后，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的工人政党也先后成立。这些政党也就是至今仍活跃在西欧政坛上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尽管这些政党在名称、组织原则、运行机制等方面不尽一致，但他们都以工人群众为基础，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把消灭剥削、推翻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

为了加强各国工人运动、各国工人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作，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2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史称“第二国际”。之所以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表明它是对一度解散了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继承和延续。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和工人领袖虽然认识并不一致，思想也并不统一，而且打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但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例如，就在其建立宣言中，“第二国际”明确宣称：“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 也就是说，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代表着所有批评、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最初也曾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后，他们一直以党内人的身份关注着党的建设，甚至成为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几乎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见表1.2）。

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进程与马克思的预期并不完全吻合。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小生产、小私有者中的绝大多数必将落入无产者的行列之中，只有极个别人有可能发展成为有产者，这样，整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将会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与其对峙的有产者在人数上将变成极少数，这时候，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就基本成熟了。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表1.2中所看到的，即使到了1911年，在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工业发展水平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水平的英国，工业领域中工人的数量，即马克思所说的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4.6%，在德国只占39.1%，在法国和意大利，还不到30%，远没有达到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在这些国家，工人阶级政党虽然已经建立，它们在政治上虽然已经由自发的阶级上升为一个自觉的阶级，但是从各国政党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来看，即使是最先进的产业工人，也不完全信任社会主义政党。例如在英国，在1918年之前，在获得选票最多的1910年，工党的得票率仅为7.0%，也就是说，即使在工业最发达的英国，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至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显然还遥遥无期。

其次，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因此革命已经不可避免。马克思当时甚至乐观地断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然而，从全世界的范围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见表1.3）。

从表1.3可以看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为100的话，工业革命完成最早的英国，其1860年工业产值也仅相当于1913年的34%，位居第2位的法国相当于1913年的26%，工业革命起步较晚的俄国和美国才仅相当于1913年的8%，全世界平均仅相当于1913年的14%。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体上还处于上升时期，还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而随着资本主义蛋糕的越来越大，即使不改变分配比例，广大工人群众所得到那一部分也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策略也开始有所变化。对于广大工人群众的抗争，它们不再单纯依靠暴力镇压，而是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两手策略。

例如在英国，1795年出台的《斯皮纳姆兰法令》，实际上确立了英国近代社会普遍的、最低收入标准这样一个原则。它规定：一个勤勉工作的人，其工资收入必须能够买到一定数量且质量确定的面包，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地方当局必须从济贫税中将其补足；如果这个人已婚且需要养育子女，其收入标准则应相应提高。这实际上是对广大工人群众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

1802年，英国又出台了一部旨在保护童工的法律——《学徒健康道德法》，对童工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时间等做了具体规定。这实际上是近代社会第一部对资本家有约束作用的工厂法。1833年，英国又出台了一部新的工厂法，对童工的最低年龄、不同年龄段的工人的最长工作时间都做了具体规定，对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随后在1834年，英国又对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进行了修订，在议会中成立一个专门的济贫委员会，后来又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济贫工作部。各地方政府也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这样，济贫就变成了英国政府的一项常规性、制度化的工作。

再后来，在1844年、1847年、1876年、1882年、1885年，英国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作条件、主仆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在议会中相继成立了有关工人住房、国民救济保险、老年贫困等专门的委员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府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开始着手应对了。

在德国，1875年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普遍支持。该党一度拥有几百个基层组织和上千个报刊和出版物。在1877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49万张选票，在议会中获得了12个议席，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了重大挑战。为此，德国政府在1878年通过了所谓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该党的一大批领袖和骨干被逮捕入狱或流放。但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短暂受挫后又迅速高涨。在1884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全国获得了55万张选票和24个议席。这一事实使得德国政府意识到：对于工人运动，显然不能纯粹依靠武力镇压。工人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于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于1883年、1884年和1889年连续通过了《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养老保险法》三部法律，建立了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体系。这些法律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人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但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却有所改善，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改变。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对工人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政府一边，这样他们就不会追随社会民主党人。他说：国家的政策应该“为居民中的无财产阶级，即那些数量最大、受教育最少的人们培养这样一种观点：国家不只是一个必需的机构，而且是一个福利机构。必须用看得见的直接利益使他们不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唯一用来保护社会上境况较好的阶级的机构，而且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机构”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调整，在19世纪末的西欧，社会改良主义逐步兴盛起来。这其中，以韦伯和萧伯纳为代表的费边主义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影响最大。这二者先后在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中，继而在整个西欧工人运动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并最终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先在英国确立，它的内在矛盾也最先在这里暴露：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1825年首先在这里爆发。在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社会分化也最为严重。在这个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财富中心，同时也聚集着最多的贫困者。进步的思想家们也最先开始探索如何来制服“资本主义”这个人类自己制造的魔鬼。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就是其中之一。欧文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1884年，英国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就是其中之一。

与同时期英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不同，费边社的成员中没有工人群众，而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的主要成员如悉尼·韦伯（Sidney James Webb,1857—1947）、萧伯纳（G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华莱士（Graham Wallas,1858—1932）等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都认为必须废除土地及各种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但他们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符合英国国情。他们认为，在英国，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诉诸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采取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一点一滴地向前推进。故此，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初就选择了古罗马将军、著名的拖延、迂回战术家费边（Fabius）的名字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

费边主义者接受了斯宾塞普遍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它遵循着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像所有其他有机体的进化一样，社会这个有机体的进化和变迁不会是革命式的、突发的剧变，而应该是一种平衡的、稳定的渐变。决定社会有机体兴衰存亡的因素是“效率”。“效率”是社会有机体内部功能的表现，它取决于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应当类似于一个生物有机体与其细胞的关系。就像生命整体高于细胞一样，社会的生命高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就像生物有机体内不同细胞之间虽然有不同分工、有冲突、有差异，但却不妨碍它们共同生存一样，他们认为，社会中的不同阶级、不同成员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阶级斗争可以转化为阶级合作。不同的阶级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和睦相处。因此社会主义的实现根本不需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现存的国家政权，那样会导致社会解体。正确的方法是通过和平协商与议会道路，对现存的制度进行逐步改进。他们认为，在欧洲，包括在英国，近代封建制度之所以被取代，并不是靠大革命，而是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点一滴地逐步渗透而实现的。用费边主义的代表人物悉尼·韦伯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政治解放运动的发展，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已经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管理、限制和废除” ，社会主义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特别强调：“任何时候都无需破坏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组织突然地加以改变。”

当然，费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并非无所事事地坐等社会主义自然到来，而是应该努力争取社会多数，争取当选为议员。必须尽可能说服、动员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精英阶层接受社会主义，必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计划向社会各界渗透。据统计，仅在1891—1892年，费边社的成员在英国各地就做了3000多次演讲，并且印刷了将近40000份小册子。他们还特别积极地与当时的国会议员和政党领袖们进行交流、渗透。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一些资源的社会管理、教育体制的改革、为调节贫富差距而设立的累进征税制等改革，也先后通过了立法程序。

显而易见，费边主义的这些改革主张不仅完全能够被资产阶级所接受，而且也能够给广大工人群众带来一些现实的利益，并因此而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许多有文化、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也开始向费边社靠拢。1900年，英国的60多个工会组织和十几个社会主义团体决定联合组建为英国工党，费边社作为集体成员成为英国工党的一部分。自那时起，费边社的代表一直在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最初由12名委员组成，现在为24名委员）中占有一个席位，许多工党领导人如当时的工党领袖凯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拉姆齐·克唐纳（James MacDonald）、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以及后来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hki）、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等都加入了费边社。自工党成立以来，包括它的章程以及历次竞选纲领在内的许多纲领性文件几乎都出自费边社。该社事实上成为了英国工党的智库，还有人则认为工党实际上就是费边主义的执行者。时至今日，费边主义在欧洲政坛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改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1850—1932）出生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德国工人运动做了很多工作。1878年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颁布后，《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取缔，被迫转移到国外流动性地、秘密出版发行。1888年该报转移到伦敦期间，伯恩施坦对费边主义有了系统的了解，再加上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德国在相继颁布三个重要的社会保险立法之后，于1890年正式废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常法令，社会民主党又重新获得公开、合法的身份。英国和德国资产阶级还出台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所有这些，使得伯恩施坦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而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去世，伯恩施坦已经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影响的领袖人物。由于伯恩施坦公开提出了要对马克思的学说加以修正，因此他的学说被称为“修正主义”。

1896—1898年，伯恩施坦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了全面修正。众所周知，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灵魂。伯恩施坦则首先对这一理论提出了修正。他认为：“阶级是相当抽象的东西，它的精确的本质只能被间接地认识和理解。” 即便是存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雇佣工人阶级，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特别是要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则是不可能的。且莫说全世界，“作为按一致看法而行动的阶级，甚至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虚构” 。对于德国当时已经实现的普遍选举权和政治民主制度，伯恩施坦则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民主在原则上就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因为，“民主制的选举权使它的持有者潜在地成为共同体的合伙者，而这一潜在的合伙长久下去一定会导致事实上的合伙。对于一个在数量上和文化上都不发达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可以长期表现为选举‘屠夫’本身的权利，但是随着工人的数目和知识的增长，它就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真正仆人的工具” 。伯恩施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议会道路是走向解放、走向完全自由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不能绕开、更不能破坏议会道路。他曾经举例子说：议会通过的一部好的立法，会比把几百个工厂收归国有，更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原则。

在援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贫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工人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把环境和人都改造过来，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之后，伯恩施坦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必须以广大工人群众的充分就业、充足的工资、良好的教育、良好的道德、良好的生活环境为条件。而当时的德国还不具备这些条件。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应该是立足现实，一步一步地改变现实，一步一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他把自己的思想做了这样的概括：“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1899年，集伯恩施坦全部思想之大成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这标志着近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整个西欧工人运动中事实上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在西欧整个工人运动中逐步上升到主流地位。

如果说，费边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还仅仅是奠定了近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就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表的同一年，当时在法国、在西欧工人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法国独立社会主义同盟领袖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land,1859—1943）公开与资产阶级合作，出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内阁部长（后来甚至还出任过法国总统），则在实践上为近代社会民主主义开了先河。也就是说，到19世纪末，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形成，并且逐步地上升到欧洲政坛主流思潮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见表1.2）虽然并没有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没有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它们在实践中所奉行的实际上则是社会民主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能够悄然兴起并且广泛传播，这绝非偶然。正如马克思本人在其1858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强调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而正如表1.3所显示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刚刚创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经历过阵痛，引发了社会动荡，但还没有寿终正寝的迹象，还处于上升时期。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存在的理由，还有发展的空间。只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暴露出来的内在矛盾必须得到缓解，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两极分化问题必须得到关注。而这就为社会改良主义提供了土壤。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虽然一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就有一定的影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一直持批评、教育的态度。为了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虽然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提法，但在理论上却从来没有淡化或改变自己的立场。一直到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伯恩施坦毕竟接受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一直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且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负责整理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遗作，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伯恩施坦个人和以他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对于许多工人领袖来说，伯恩施坦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进一步加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

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都是为应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而且它们之间最初并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开始分道扬镳，甚至水火不容了。科学社会主义始终主张要团结工人群众，发动社会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能是、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们的口号是：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对资本主义的残酷和野蛮加以限制，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运转。在客观上，社会民主主义实际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伯恩施坦的那句口号确实反映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87lpZ+4C3NXKoD2MT/la9+IheGNCE85nPHkiinfSEk9/w/uYA8EzzZqaULnqX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