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陈昊
1952年，人类学家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来到挪威伯姆卢岛（Bømlo Island）的布雷姆内斯（Bremnes）进行田野调查。
[1]
两年之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中，他声称，自己想要观察在一个重视平等的社会中，如果存在阶级体系的话，它是如何通过各种面对面的关系来运作，以及在这样的社会中，集体行动是如何组织的。他锁定了一种社会场域（social field），并将其称为网络（network）。社会网络没有单位或边界，没有相应的组织，它由当地人的朋友和熟识的关系联结所构成，而这样一种关系很可能构成了当地的阶级体系。
[2]
约翰·巴恩斯曾清晰地说明这个概念的思想渊源和学术脉络：他原本使用“网”（web）一词，源自梅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著作《亲属关系之网》（
The Web of Kinship
）。但“网”这个词，让人想到蜘蛛网，是二维的。但约翰·巴恩斯想要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于是他将“网”改为了“网络”
。这一改动，创造出这样一个既是比喻性却又是图像化的术语和分析方式。其强烈的视觉意味，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联想，甚至超越了其背后的理论和思想脉络。
当柯安慈（Agnes Kneitz）提议将2017年“写历史”会议的主题定为“网络”的时候，被同事们一致接受，因为它既强调了2015年“空间还有多少空间”会议中“多维度历史”的主题，又将2016年会议所强调的“差异”连接起来。我们并不确定，在提议的当下，她的脑海里是否浮现了约翰·巴恩斯。因为在这个时代，网络的意义已经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生活的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已被称为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网络处处可见。这些网络千差万别，从菌丝连接真菌的生物性网络，到铁路网络，再到现代人类赖以交流却不可见的电磁二进制网络。在当代社会，网络的意义已经突破了学术界的边界。它成了一个动词，去社交（to network）成为当代职业和私人人际交往的核心观念。而以其为基本理念的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在近30年内，极大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但是当下生活中网络的语言扩张与巴恩斯的讨论之间并非毫无关系，在贾斯丁·史密斯（Justin Smith）讨论互联网的历史时，他追述了织网（loom）的隐喻在人类思想中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一直都知道互联网是可能的。它在最近一个时代的出现，只是对所有事物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进行反思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转折。史密斯的论述既承认隐喻的局限，社会实际上并不是编织的，技术并不会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只是创造了接近的表象；却又相信隐喻的力量，即，大脑的结构强大到足以从大脑中倾泻出来，并将其强加于我们构建的现实之上。这使得说话的方式成为建立世界的方式 [3] 。网络的隐喻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何追逐这一古老的隐喻，并将其变成了讲述过去和当下世界的方式。
从现在追述社会网络研究的讨论中，经常越过词汇的发明，重视更早的传统，其关注的核心是，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实现对社会网络的分析。美国加州大学的社会学家林顿·弗里曼（Linton Freeman）曾强调，社会网络分析基于各种传统：人类学、传播学、人文地理学、信息科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虽然社会网络思想传统上存在于这些领域，但这些思想在每个领域中都是边缘的，并各自独立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传统才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专业领域，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就是关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和关系。而数学的方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林顿·弗里曼说：“如果不是数学的话，社会网络的研究什么都不是。” [4]
究竟是哪些数学工具使得社会网络的研究成为可能呢？阿尔文·W.沃尔夫（Alvin W.Wolfe）强调：“图论、拓扑学和矩阵代数为抽象系统网络的数学研究提供了概念和定理。如果没有这种数学上的进步，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交网络模型的发展中取得进展。” [5] 图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数学家弗兰克·哈拉里（Frank Harary）、罗伯特·Z.诺曼（Robert Z.Norman）和社会心理学家多尔文·卡特赖特（Dorwin Cartwright）从结构的概念出发，指出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研究中，科学家在应用数学的方法对结构进行讨论，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拓扑学和图论。因此，他们提出使用有向图论（digraph theory）建立任何由成对元素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经验系统的结构特性的数学模型。如果将群体中的每个成员视为一个要素，并将一个特定成员可以直接与另一个成员交流的事实视为一种关系。然后，将这些经验实体和关系与有向图理论的抽象术语相协调，就获得了一个有向图，它代表了群体的交流结构。这个有向图的性质同时也是交流的性质。结构是由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是人，以及成对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构造有向图来表示任何特定的社会结构。而对于结构的分析也都可以用有向图表示 [6] 。在这里，数学模型与社会分析的两个重要的方向凸显出来，即，如何以数学模型分析抽象的社会概念，以及如何将分析结构图像化。也就意味着，如果需要将人/物之间的连接变成更为复杂的“结构”，需要数学模型的支撑。我们也需要记得，在这里，以数学模型构建起来的关系结构，是分析社会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本身。
这样的路径也带来了担忧。人类学家杰里米·布伊西芬（Jeremy Boissevain）曾指出，网络分析非常简单：它提出的问题是，谁与谁有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以及联系的性质如何影响行为。这些都是相对简单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变成了对技术和数据的过度讨论和对琐碎结果的积累。为了可以解决的有限问题而出现的大量技术产生了过度利用，这样，网络分析有可能进一步远离人类生活，陷入方法退化的沼泽。越来越明显的是，如果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继续将网络分析视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如果那些使用它的人继续鼓励这种观点，它将迅速变得过于技术化，其结果将逐渐微不足道。他特别担心对图论的应用，一方面，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数学图论中过度借用。因此，通过发展起来的用来解决另一门学科中完全不同的问题的术语、理论和技术，他们确实有窒息的危险；另一方面，无论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数据的类型和可靠性，通常都不能保证使用我们从图论中得到的技术和概念。他在文章最后悲观提出一个带有隐喻性的预言，目前的趋向会将导致网络分析加入渡渡鸟、尼安德特人和社会计量学，成为一个灭绝的物种 [7] 。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从1996年开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三卷本出版计划，三卷的总题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 The Information Age ： Economy ， Society and Culture ），而第一卷的题目是《网络社会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书中强调在20世纪末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信息化，而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什么是网络社会中的“网络”？它与社会网络分析有何关系？曼纽尔·卡斯特将网络定义为一组相互连接的节点。这个定义有多个层次：第一，它继承了之前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观点，也承认在信息化之前存在着社会网络；第二，它与信息化技术密切相关，在这里，网络指向了互联网，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产生了大量的虚拟社区，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为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广泛扩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曼纽尔·卡斯特强调这个网络是全球性的，在历史上第一次，新的生产方式塑造了整个地球的社会关系。那么，在此基础上，什么是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基于网络的逻辑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运作和结果。他描述的基于网络的逻辑的核心是：流动的力量优先于权力的流动。网络中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是我们社会支配和变革的关键来源：由此，网络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形态优于社会行动 [8] 。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三股独立的潮流带来了网络社会和网络逻辑：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危机和重组，以及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但他关注的基于网络的逻辑似乎是一种由二进制产生的隐喻性的想象。在他2001年出版的《网络星系》（ The Internet Galaxy ：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 Business and Society ）中，卡斯特强调，网络的灵活结构由最简单的二元逻辑控制：开或关、包含或排除：网络是“价值无涉的”。实现这些目标完全取决于给定网络的目标及其自我繁殖的形式 [9] 。而基于互联网的商业组织对待工作也基本上是相同的二元逻辑：输入或输出，打开或关闭，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分工。在这里，新技术的数学基础变成了想象新技术带来社会变化的隐喻工具。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研究者，不仅是新网络社会的观察者，也成为其中的参与者。这样的关联可以起源于，一位研究者试图通过自己办公室或者家中的电脑检索乃至获取保存在其他地方的手稿、档案乃至于图像。但是这一需求意味着，那些手稿、档案和图像要被转化成为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检索乃至于获取的对象。这种关联塑造的不仅是技术的演进，进而创造出了一个边界模糊却快速变化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被称为“学科”，即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学科也有自己的起源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罗伯托·布萨（Roberto A.Busa）和IBM计算机。1949年，布萨用IBM计算机编制了一份56卷的圣托马斯·阿奎那作品的索引表
[10]
。但是学科建立乃至于机构化，意味着新的职位乃至于雇佣方式的创造。大卫·贝里（David M.Berry）和安德斯·法格舍德（Anders Fagerjord）声称数字人文正在创造出适合一种“新经济”（new economy）的新型员工、技能和知识
[11]
。那么，这种“新经济”是否也符合曼纽尔·卡斯特所论述的由二元逻辑所控制的经济分工原则呢？当这样的情况落到研究者的身边时，却带了强烈的焦虑。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追问说：数字人文学科的出现与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经济危机的加剧相吻合，这只是一个偶然吗？还是这两个发展之间有联系
？不过，蒂姆·希区考克（Tim Hitchcock）对英语世界数字人文的观察，却试图揭示出一个不同的故事，即，人文研究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其实并非此趋势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就目前可用的数字化的历史资料的总体而言，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学术领导下的大学环境中产生的。绝大部分是因为谷歌（Google）看到了获得用户和内容的机会，也因为圣智/格尔（Cengage/Gale）、ProQuest、BrightSolid和Ancestry.co.uk很快就认识到了可以商业化的需求，并在快速变化的出版行业中打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历史学家现在进行日常研究和教学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其创建的驱动力来自学院之外，这些网络资源是为了其他目的和其他受众设计并实施的。学者一方面受益于这些资源和项目，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些发展似乎对学术界或学术写作实践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这其实意味着，历史学家尚未有效解决网络和数字化对他们学术的影响，或应对这些资源带来的挑战
[12]
。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蒂姆·希区考克开始讨论，网络和数字化带来的可能影响，即，大数据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写作的回归。他讲述了一个隐喻成为研究工具的故事。这个隐喻是宏观显微镜（macroscope）。这个词来自科幻小说家皮埃尔·雅各布（Piers Jacob，使用的笔名是Piers Anthony）1969年的小说的标题，在其中，宏观显微镜被描述为一种进行时空观察的工具
[13]
。之后，乔尔·德罗尼（Joel de Rosnay）也将其用作一本系统分析的著作的标题
[14]
。这个隐喻被用于数据分析，源于凯蒂·鲍纳（Katy Börner）倡导建立的即插即用的宏观显微镜（plug-and-play macroscopes），这是一种梦想中的软件工具，能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科学数据集，可以综合相关元素，检测模式、趋势和异常值，同时可以访问无数细节
[15]
。而在此思路之下，激发出的颇具代表性的数字人文项目，就是乔·古尔迪（Jo Guldi）和克里斯·约翰森-罗伯森（Chris Johnson-Robertson）创造的造纸机（Paper Machines）。造纸机的主页这样介绍自己：Zotero 书目管理软件的插件，使人文学科研究人员能够进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前沿主题建模分析，而无须大量的计算资源或技术知识。它在可访问度高的用户界面中综合了多种可视化方法
。之后，在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历史学宣言》（
The History Manifesto
）中将视觉化的数字工具称为宏观显微镜，并寄希望于这样的工具带来宏大问题、大数据和微观史学中探寻档案方法的结合
[16]
。而基于此，蒂姆·希区考克将宏观显微镜从一种工具转化为了一种既包含微小的也包含巨大的世界观，它帮助我们理解在数字时代，计算如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小、复杂性和分析概念
。但是，被实在化的隐喻工具，就能改变当下网络社会中人文学科的知识和身份状况吗？
在曼纽尔·卡斯特描述网络社会中，不仅是社会分工在改变，社会交往的方式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网络成了一个动词，去社交成为当代职业和私人人际交往的核心观念。以其为基本理念的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在近30年内，改变着大众的生活，甚至在改变学术界的知识交流和信息传递方式。在这里，网络不再是社会领域之一，它甚至成为社会（society）的同义词。这样的状况，也使得研究者反思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社会”和作为社会分析方法的“网络”概念。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这样反思所谓的“社会”概念：
当社会科学家将形容词“社会”添加到某些现象时，他们指定了一种稳定的状态，一系列关系，后来可能会被调动起来解释一些其他现象。只要这个词的用法是指已经组装在一起的东西，而不对组装物的性质做出任何多余的假设，那么这种用法就没有错。然而，当“社会”开始意味着一种物质的（material）时，问题就出现了，就像形容词大致类似于其他术语，如“木制的”“铁制的”“生物的”“经济的”“精神的”“组织的”或“语言的”。在这一点上，这个词的意思就崩溃了，因为它现在指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第一，组装过程中的运动；第二，一种不同于其他材料的特定类型的成分。 [17]
而拉图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重新界定social的意义。他强调，作为形容词的social，并不是指一个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是指事物之间的一种联系，而这些事物本身并不是社会性的 [18] 。这个研究理念得到了一个名字，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而这个名称来自法语acteur réseau。
拉图尔将自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8—19世纪的植物学家奧古斯丁·彼拉姆斯·德堪多（Augustin Pyramus de Candolle，1778-1841）。他将德堪多称为植物社会学家（plant sociologist），因为在德堪多看来，植物和动物也都是社会性的 [19] 。将人类之外的对象纳入分析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一点需要在拉图尔之前的研究脉络中理解。
在约翰·巴恩斯的田野工作二十多年之后，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来到了美国加州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进行他们的田野调查工作。在之后的著作中，他们多次提到了网络这个术语。他们在智力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区分：部分原因是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之间的区别，因果关系的问题出现了：社会群体的形成是否会导致科学家追求某些智力探索路线，或者智力问题的存在是否会导致创建科学家的社会网络？在他们的论述中，科学家嵌入了不同的网络，资助者、政策制定者、监管者以及科学家自己不断增长的科学网络。而科学家构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经得起这些不同网络的考验 [20] 。在这里网络一方面是科学家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科学家所探索的对象以及基于对象建立起来的事实也被放在了这个网络中。之后，拉图尔在讨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研究中多次提及了网络这个词。他声称要理解一门科学的内容和语境，在使用档案材料时需要呈现造成巴斯德式世界的关联的网络（the network of associations） [21] 。在这里他依然关注的是实验室及其外部世界，而对于微生物的实验，及其在更为广泛的外部世界里获得认可的过程，使得科学内部和外部区别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使科学事实流通成为可能的狭长网络” [22]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关心的不是自然物，是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对象。同时，如果对象不存在，所谓的“网络”也将不复存在。人类之外的行动者在网络中是多样的，具有流动性和差异性。
在重塑了社会的意义之后，拉图尔显然不希望将行动者网络理论视为网络分析的延续，他不断强调，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终结。而网络，这个隐喻/概念，显然困扰着他和其他研究者。他声称曾经已经准备好放弃这个隐喻，转而使用“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行动—根茎存在论”（actant-rhyzome ontology）、“创新社会学”（sociology of innovation）等更复杂的词汇。但却又改变了立场 [23] 。
行动者网络理论试图终结网络分析，又受困于网络隐喻的限制。于是，研究者也尝试找寻新的隐喻，作为补充和替代。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和约翰·洛（John Law）的选择是社会拓扑学（social topology），这个词能够描述在不同关联模式之间的流动性 [24] 。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则试图通过一系列隐喻来理解和替代行动者网络理论，她认为，“经典”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一个特殊的隐喻支撑的，在这个隐喻中，科学位于一个“城堡”中，“未经教育的”公众则在城堡之外。为了消解这个隐含的隐喻造成的困境，艾米莉·马丁借鉴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皮埃尔-费利克斯·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的根茎（rhizome）概念 [25] 。不过，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根茎的隐喻建立在与树/根的隐喻的对比之上，虽然两者并非对立。艾米莉·马丁则强调，根的隐喻意味着，其关联的要素彼此以线性关系排列，像树枝一样分叉，或者说像网络一样分叉。而根茎的隐喻，意味着组合的任何部分都可以与任何其他部分连接。在这里，科学与科学之外的世界不再被城堡隔绝，从更广泛的文化趋势中扎根于科学的意象可以为其提供一种特殊的力量，使科学的对象扎根于网络中 [26] 。
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对于当下全球史特性的描述中，一个与网络隐喻密切相关的隐喻，和网络一起被并列为两个关键性的概念。这个隐喻就是纠缠（entanglement） [27] 。在全球史中，此隐喻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他将物视为观察西方世界和被殖民的地域之间联系的关键，在他看来，从殖民时代开始，被殖民的地区并非与世隔绝的初民社会，西方世界的产品进入到其中，也在与当地原有的仪式互动之中，不断彼此塑造 [28]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本人又是如何理解纠缠的？他曾以强调“纠缠的记忆”为题，他指出这一词其说是指被记忆的过去，即记忆的对象，本身必须置于跨国背景下，并被视为交流和影响过程的产物。相反，它关注的是记忆产生的时刻，这不仅被视为试图与个人或集体的过去联系起来，而且被视为当前众多复杂冲动的影响。此外，记忆产生的历史是一个纠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共同的历史”，这表明人们希望对过去进行一致的解释 [29] 。
在全球史之外，另一个重视纠缠这个词的领域，是对环境和自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试图指出，在世界上栖居是在开放（the open）中生活（live life）。生命是在一个区域（zone）中生活，在这个区域里，地上的物质和空气媒介一起构成了存在，各种存在通过他们的行动织就了大地的纹理。在其中，有机体不是有外部边界的实体，而是一束束交织的生长与运动之线，一起在流动的空间内构成了meshwork。而环境，并不是围绕着有机体而是纠缠的空间 [30] 。在这里，蒂姆·英戈尔德用meshwork替代了network。他声称此词来源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本杰明·奥洛夫（Benjamin Orlove），由交织的轨迹组成的meshwork，而不是由交叉路线组成的network。meshwork是在线的纠缠中构成的，而不是在点的连接中。网状的线条是生命赖以生存的轨迹。 [31] 简而言之，生命的生态必须是由线索和踪迹组成的，而不是由节点组成的。它的研究主题，不只包括生物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包括它们各自相互交织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生态学就是研究线的生命 [32] 。
但是纠缠还可以有其他的意涵。艾利克斯·纳丁（Alex Nading）在他研究尼加拉瓜桑迪诺市（Ciudad Sandino）的登革热时，明确说他使用的纠缠概念，受到量子力学的影响。1935年，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读到了一篇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1896-1966）和纳森·罗森（Nathan Rosen，1909-1995）合著的一篇论文 [33] ，其中描述了后来被称为EPR悖论（EPR paradox）的现象。薛定谔在之后的讨论中使用了Verschränkung这个词 [34] 。艾利克斯·纳丁借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纠缠这个概念可以在多个层次上替代以往的概念。比如并非健康和环境相互影响，而是身体与地景（landscape）中的变化相互回响（reverberate）。现有的研究试图强调生态的社会性和社会的生态层面，而用纠缠作为框架可以打破这个趋势。登革热这样的疾病并不止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而是一个成分混杂的关联的绳节，削弱了空间、社会和物种的藩篱，提供了重思的角度，去思考身体和环境关联的一系列实践。他把纠缠定义为一种展开的，通常是偶然的关联和亲昵，对立和仇恨，它们把人、非人类动物和事物带入彼此的世界。纠缠同时是一种物质、时间和空间条件 [35] 。当艾利克斯·纳丁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援引量子纠缠来描述他们关心的关系时，是否意味着，纠缠脱离了隐喻，得到了物理世界原则的支持？但是艾利克斯·纳丁讨论的对象基本不在量子态之下，也就意味着，他援引的量子世界的原则又再次归于隐喻。赵家芳（Sophie Chao）提醒我们，即使在思考人、非人类动物和事物之间的纠缠时，也需要回到纠缠的语源，也即回归隐喻。纠缠一词来源于日耳曼语中的thangul，意思是海藻。Thangul让人联想到藻类与桨、网、鱼、其他海洋生物混合在一起的画面，纠缠并非全是正面的，它可以使得纠缠的物种茁壮成长；也可以是强加的，可能自己无法从中解脱出来，使一些生物窒息，以支持其他生物的繁殖。 [36]
前文所述关于网络及其相关隐喻的使用，贡献者大都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这样的借用，并非毫无基础。正如在与布迪厄的对话中，夏蒂埃所说：“我觉得，目前的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都在设法走出一种两难境地（这可能是个伪命题）：一方面是在1960年代主导它们的东西，即注重结构、等级和客观立场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是复原个人的行动、策略和表象以及人际关系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在各学科的表现形式和追求目标上不尽相同。”
但这也意味着，当历史学家从别的学科借用网络作为分析工具时，他们也需要追问，网络分析对历史学意味着什么？而在历史学不同的研究邻域中，可能追问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于是，网络会议的各位召集人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地理知识的传播网络（召集人：胡恒）
地理知识的形成虽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与观察，但因地域、人群、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为多元的结构。地理知识的传播同样以其多主体、多途径、多层次、多面向的展开过程，而构成一个复杂的知识网络，其面貌迄今仍晦暗不明。本组以“地理知识的传播网络”为题，既关注近代以来中西之间地理新知识的传播史与接受史，也关注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传播与疆域拓展、交通贸易、宗教文化、商业出版、文书编纂之间的关系；既关注地理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关注地理知识传播的主体、路径以及选择机制；既关注铸就精英地理学知识的学术网络，也关注一般民众地理知识的来源与结构，但绝非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试图寻求内在的互动机制。
近代中国的文化网络与政治实践（召集人：高波）
陈寅恪论中古史，以文化为一大关键要素。晚清民国世运由治而乱，局面与魏晋以降相似。加以西风东渐，中西文化互竞互渗、重叠交错，教育、阶级、地域、民族等因素亦纽结于其间。若以阶段而论，从自强运动到共产主义革命，伴随着不同的政治实践，文化网络持续地破缺重组；而政治实践本身的内容与形式，亦因之不断变动。在此过程中，不同群体相继登场，既担当文化网络的织造者与政治实践的主体，又受此种网络与实践的塑造与制约。本组即拟从文化网络与政治实践的互动中，寻找理解近代中国变迁的可能性。
近现代欧洲思想的社会网络（召集人：王文婧）
“若不承认思想家们互相影响、互相连接，就不可能写出一部欧洲思想史。”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在他的《欧洲思想史》中如是说。近现代欧洲的思想领域群星璀璨，推动着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智力事业的发展。思想家们（包括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等）的思想观念及其发展历程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关注。不过，正如弗里德里希·希尔指出的，任何观念和想法都不是无本之木，其广泛传播也绝非偶然：它们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遭遇邂逅，更是当代各种观点思潮碰撞交锋的结果。因此，对欧洲思想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寻找某一思想的学术谱系，努力绘制其背后的社会网络图景也应是题中之意。
纠缠于生命之网[召集人：侯深、柯安慈（Agnes Kneitz）]
智人并非孤独飘荡于地球行星的物种，其生命历程与各种其他物种：植物、动物、微生物相纠缠，共同构建了广阔而多层次的生命之网。这个网络因为人类以及其他物种的迁移而不断扩张，其各自在此网之中所占据的生态位也不断发生改变。人类历史的演化无从避免地构织于此网络之中，人类物质的丰裕与匮缺，其权力的消长与分布，其思想的演绎与碰撞，都同此网中的其他生命息息相关。而无论其所驯化的物种，抑或尚在自生自灭的野生生命，都不间断地在人类生命历程中留下它们的印记，或变作能源，或成为食物，或引发疾病，或被赋予某种神性、美学与精神的价值，或因为人类有意或无心之举而至灭绝。本组意在考察这一生命之网的演化过程，探寻人类与其他有机物之间一时不可或歇的纠结历史。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召集人：林展）
社会网络是人们在社会中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能够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某种便利。社会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所谓社会资本，一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社会资本也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概念，在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时，人们发现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促进作用体现为帮助传递信息、建立信任、推动合约的履行、推动创新等。如何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进行度量，并通过量化方法将其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识别出来，是目前经济史学界研究的重要主题。
网络与社会：考古学节点与纽带[召集人：丁山（James Williams）]
远在脸书或微信之前，社会网络调节人类景观，为增长、变化与共同体间的相互作用提供机遇。一方面，将网络方法运用于考古学，源自功能理论路径学派。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近年来GIS应用的发展，将网络运用于考古学分析体现在全世界不同案例中。另外，作为考古学网络方法的领军人物，卡尔·奈佩特（Carl Knappett）在采用该方法时，却一直试图摆脱系统理论或功能路径的限制，更青睐于基于个体理论（agent based theories）。无论采用何种理论视角，网络研究群体中明显缺失的一块是这些方法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本组拟探讨网络分析及其与理想或物质理论之间的联系。参与者将运用中国考古学的案例发展并提升我们对网络方法及其运用的理解。
信息网络中的权力流动（召集人：杜宣莹、古丽巍）
信息网络不仅仅是消息及知识的传递媒介，亦是争夺利益的筹码，国家各机构及势力群体建立和控制多种信息网络，从而构成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透过信息的流动往往映射出权力的版图。这些机构及势力群体更借由控管信息以竞逐权力，导致权力版图的转移与政治结构的转型。信息网络中的各环节，既包括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起讫点、不同行政层级、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的博弈；也涵括信息网络中各个层级的参与者，上至君王与统治精英，下至次级行政层的吏、门客，以及地方乡绅，或是位处信息末端的平民，乃至于在传统研究中被贬抑噤声的女性，皆受限于性别、活动空间，与信息性质等因素，在各权力活动中的此消彼长，催化权力在阶级间与政权空间内的流动、转移。而这些信息之载体，包括依托于政务文书的编撰、情报系统之监管、出版审查，与文教礼仪制度等，不仅形塑阶级或敌我意识形态，也塑成一系列权力网络。
召集人所提出的问题，意味着她/他们对于作为概念工具的隐喻的理解。而她/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各自的学术网络中展开，变成了一种被建构的“学术现实”，构成了网络会议以及本论文集的基础。我们需要再次向会议的各位召集人、与会者和本论文集的作者们致谢。而本书的各位读者们也可以被视为是这些学术网络的进一步展开，也可以预料到，之后会有再一次的学术现实的建构，我们并不想冒昧地预测建构的结果。想要提醒的是，如果回到作为隐喻的网络，还有一个“历史问题”和一个“语言问题”值得被追问。历史问题是，网络的隐喻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地域吗 [37] ？它是如何表述的？这些表述能否帮助我们进一步历史化网络的分析工具？而语言的问题是，当网络及其相关的隐喻在当代的中文学术语言中被使用和讨论时，我们要怎样理解在当代中文学术语言中的对抽象概念性的隐喻性理解和表达？在此基础上，抽象推理是如何达成的？而跨语际的过程又造成了什么不同？对这些问题的历史探索，可以使得历史学的研究者不再是（且只是）借用隐喻的人。
[1] 关于田野经历的描述，可见其自传John Barnes， Humping My Drum ： A Memoir （Raleigh NC：Lulu，2007）。
[2] John Barnes，“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7，1954，pp.39-58.
[3] Justin E.H.Smith， The Internet Is Not What You Think It Is ： A History ， A Philosophy ， A Warn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pp.124-149.
[4] Linton Freeman，“Turning a Profit from Mathematics：The Case of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10，1984，pp.343-360.
[5] A.W.Wolfe，“The Rise of Network Thinking in Anthropology”， Social Networks ，1，1978，pp.53-64.
[6] Frank Harary，Robert Z.Norman，Dorwin Cartwright， Structural Model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Directed Graphs ，John Wiley Sons Inc，1966.
[7] J.Boissevain，“Network Analysis：A Reappraisal”， Current Anthropology ，20-2，1979，pp.392-394.
[8]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The Information Age ： Economy ， Society and Culture ， Vol . I .Cambridge，Massachusetts；Oxford，UK：Blackwell，1996.中译可参考夏铸九、王志弘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9] Manuel Castells， The Internet Galaxy ：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67.
[10] Susan Schreibman，Ray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eds.，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London：Wiley-Blackwell，2004.关于早期可能构成数字人文渊源的研究项目，可参见Fiona M.Barnett，“The Brave Side of Digital Humanities”（ Differences ，25:1，2014，pp.64-78）。
[11] David Berry and Anders Fagerjord， Digital Humanities ：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 ，Polity Press，2018.
[12] Tim Hitchcock，“Confronting the Digital”，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10:1，2013，pp.9-23.
[13] Piers Anthony （pseudonym of Piers Anthony Dillingham Jacob）， Macroscope ，Boston：Gregg Press，1985.
[14] Joel de Rosnay， The Macroscope ： A New World Scientific System ，Harper & Row，1979.
[15] Katy Börner，“Plug-and-Play Macroscop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4-3，2011，pp.60-69.
[16]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中译可参考孙岳译《历史学宣言》，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但在中译本中未明确地翻译macroscope。
[17]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
[18]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p.5.
[19]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p.6.
[20]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Sage，1979.重印为 Laboratory Life ：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21] Bruno Latour， Les Microbes ： guerre et paix ，Métailié，1984.英译见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2。
[22]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p.167.
[23] 他对原有概念的批评见Bruno Latour，“On Recalling ANT”，John Law and J.Hassard eds.， Actor Network and After ，Oxford：Blackwell，1999，pp.15-25.但又转变了立场，见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p.9。
[24] Annemarie Mol and John Law，“Regions，Networks and Fluids：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4，1994，pp.641-671.John Law，“Objects and Spaces”， Theory ， Culture & Society ，19（5/6），2002，pp.91-105.
[25]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Editions de Minuit，1980.中译可参考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26] Emily Martin，“Anthropology and the Cultural Study of Sci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3-1，Special Issu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1998，pp.24-44.
[27]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3.中译可参考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28] Nicholas Thomas， Entangled Objects ： Exchange ， Material Culture ，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9] Sebastian Conrad，“Entangled Memories：Versions of the Pas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5-200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1，2003，pp.85-99.这个词之后被其他的研究者接受，比如林志弦（Jie-Hyun Lim）和伊芙·罗森啥夫特（Eve Rosenhaft）在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imllan）出版社主编的全球南方纠缠的记忆（“Entangled Memories in the Global South”）丛书。
[30] Tim Ingold，“Bindings against Boundaries：Entanglements of Life in an Open Worl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40 （8），2008，pp.1796-1810.
[31] Tim Ingold， Lines ： A Brief History ，Routledge，2007，pp.80-81.中译可参考张晓佳译《线的文化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32] Tim Ingold， Lines ： A Brief History ，p.103.
[33] A.Einstein，B.Podolsky，N.Rosen，“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 Phys . Rev .47 （10），1935，pp.777-780.
[34] E.Schrödinger，“Discussion of Probability Relations between Separated Systems”， Mathematical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31 （4），1935，pp.555-563.Idem.，“Probability Relations between Separated Systems”， Mathematical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32 （3），1936，pp.446-452.
[35] Alex Nading， Mosquito Trails ： Ecology ， Health ， and the Politics of Entangl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36] Sophie Chao， 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s : More - Than - Human Becomings in West Papua ，Duke University Press，2022，p.208.
[37] 比如白瑞旭（Kenneth E.Brashier）曾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结构隐喻，并举出了四个重要的隐喻，但其中没有网络的隐喻。见Kenneth E.Brashier， Ancestral Memory in Earl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