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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日本在侵华期间，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支颇具规模（成建制）、行动极为隐秘的细菌部队，即731部队、100部队、“甲”1855部队、“荣”1644部队、“波”8604部队。这5支细菌部队的建立，都与被称为日本“细菌战之父”的石井四郎有着密切关系。
图0-1 石井四郎
资料来源：[日]『戦争責任研究』（季刊）10号（1995年冬季号），第61页。
石井四郎（1892—1959）是日本东京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人，家境殷实。青少年时代的石井四郎先后就读于家乡小学、中学、地方高等学校，“接受了世纪转换时期当时日本的精英的价值观，对国家、天皇狂热忠诚”
。
1916年，石井四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20年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入伍近卫部队，5个月后正式任职军医中尉。1922年8月调至东京第一卫戍医院，1924年，被上司推荐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主要从事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预防医学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27年6月获得微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被配遣到京都卫戍病院做军医。尔后他逐渐融入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群体，继续与京都帝国大学的资深教授和行政官员保持联系，“同时劝诱那些有前途的医学专业学生加入他的研究”。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论文，因之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还与他的同乡、朋友及后来从事细菌战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增田知贞共同合作发表过学术研究论文。
1925年，日内瓦会议以书面形式“宣布化学战和生物战为非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代表原田撰写的有关日内瓦审议的报告书，发表在日本国内《军医团杂志》上，本来影响不大，却被时为京都第16师团军医身份的石井四郎偶然看到，对此产生了兴趣。他被生物战（细菌战）的潜在威力（能够给敌对方造成重大人员伤害）所吸引，并开始着手探究细菌战对日本军队的可能性，“认为日本有必要推动细菌战部队的设置”。
1927年，石井四郎利用自己与日本陆军部的关系，“为细菌战提案争取支持者”，但石井的细菌战“提案（计划）”并未得到当时日本军部的重视。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四郎花了两年时间出国考察访问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北非、南欧、东欧、中欧、西欧、北欧、大洋洲、北美洲等地。
在为期2年的时间内，石井四郎考察访问了上述这些地区的主要国家。目前，因史料受限，很难查明石井四郎到过哪些国家观摩或从事与细菌战有关的研究工作，但从他归国4个月后就被任命为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教官及军衔晋升为少佐看，考察期间，他应该是在某些国家接触过与细菌战有关的研制人员并在短时间内参与过相关工作。“据北野（正次）说：‘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听说过石井四郎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过细菌战’。”
根据有关资料，欧洲有一些国家对细菌（生物）战的研究较早。如：法国早在1910年就开始了，法国军队“组织生物战工作开始于1922年，成立了‘细菌学委员会’，随后改称‘预防医学委员会’”
。德国起步也比较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比较突出”，细菌（生物）战“只有零星报道”：1916年德军在布加勒斯特、1917年在法国前线曾企图给马匹接种马鼻疽，给牛接种炭疽；1917年，德国间谍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让英法联军骡马感染鼻疽。
回国后，石井四郎捕捉到日本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于是极力向日本参谋本部、学术界、同行宣传他的细菌战主张，认为应该开发细菌战作为今后（可能用得着的）武器。从此，石井四郎正式开展细菌战方面的研究。他所依据的理由是：细菌武器比常规武器成本低廉，“细菌战无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则联合国也不会禁止”。
出国考察访问期间，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理念”初步生成。针对国际联盟细菌战禁令，他反倒认为是“揭示了可以将细菌作为武器”，
其细菌战“可行性理念更加坚定”。
从此，他正式迈入罪恶的细菌战研制之路。
伯力审判期间，被告梶塚隆二（曾任职关东军军医部长）供称：
石井四郎从欧洲考察归来后，曾于1931年在东京军医学院任教授。当时他就开始鼓吹说各强大国家都在进行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石井常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高级官员中发表言论，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
当时，积极拥护、赞同石井四郎“准备细菌战”观点的有“后来担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中将、参谋本部战略署第一科长铃木大佐”等。
派遣石井四郎前往欧洲考察的就是时任陆军省科长的永田铁山，
石井四郎因此“非常感谢他”，将永田铁山的石膏半身像放在平房站实验所办公室内。
时称“日本化学战之父”的小泉亲彦也是石井四郎“准备细菌战”观点的积极支持者。1932年8月，小泉亲彦利用自己担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兼东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身份，支持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建立“防疫研究室”，做细菌战基础研究。
这实际上就是打着“防疫”研究的幌子，暗地里干着见不得光的细菌武器研发工作。为便于研究，还专门建造了一栋两层高的楼房。楼房建成后，陆续招来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高等院校医学部的专家、高才生，这里便成为完全为外人所不知的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基地。
后来，这里的专家和高才生有不少人成为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几支细菌部队的骨干分子。
1931年，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借口，侵占中国东三省。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当时，石井四郎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实验室进行代号为“A”（进攻性武器）和“B”（防御性武器）研究过程中，“A”实验出了问题。不久，他的实验转移到“伪满洲国”进行。“在那里，他得到关东军的通力合作。”
石井四郎之所以选择将“A”实验转移到“伪满洲国”进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相关实验可以“保证其秘匿性和可能获取充足的实验材料”。
1932年7月至8月，石井四郎等人以考察流行病的名义，前往哈尔滨考察“A”实验选址。1933年9月，正式决定将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五常县背阴河镇作为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细菌研究实验场，这里的人员机构内称“东乡部队”，
因为“石井所进行的一切研究都是严加隐讳的，单是石井四郎的名字就足以暴露该实验所的活动方向，所以他改名为东乡，他的机关便改称为‘东乡部队’”。
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
后因防疫班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来自石井四郎家乡千叶县千代田村一个叫“加茂”的地方，故又称“加茂部队”。
从此，以石井四郎为首的北条圆了、增田知贞等骨干及工作人员便开始着手细菌战领域的研究。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从1933年开始，“为进行有关细菌战的特殊研究，遂派遣防疫研究室的职员前往满洲从事研究”。
伯力审判期间，原731部队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供称：
还在那个时候（指1933年、1934年在哈尔滨附近设立防疫班即“东乡部队”之初），石井就已在活人身上从事罪恶的实验，直接用被日军俘去的中国游击队员来试验病菌效能。
另外，石井四郎把陆军军医学校实验室从日本东京转到“伪满洲国”哈尔滨也被《伯力审判材料》所证实：
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由日本著名的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细菌战的方法。
审判材料中的“细菌实验所”指的就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班”。
1934年，被关押在背荫河中马城监狱、准备用于人体实验的30多名“犯人”暴动越狱，其中12人越狱成功；1935年，又发生弹药库爆炸。
这两件意外事件让石井四郎不得不暂时放弃背荫河细菌实验场。
1935—1936年，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日本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伪满洲国”境内建立了两支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其中之一就是以石井实验所（室）为基础建立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易名为“731部队”），另一支名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兽医少将若松负责，后来易名为“100部队”）。
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编成时间，据伯力审判期间被告川岛清于1949年10月21日受审时供称，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部队驻地最初决定设在哈尔滨，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担任731部队长。
1949年12月初，川岛清在审讯中再次供称：
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
川岛清的供词基本可信。因为他在1939年4月至1943年3月，曾担任731部队第一、第三、第四部部长和总务部长，对731部队的建立及运行情况比较熟悉。他在伯力审判期间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诚实。不过，川岛清的供词并未说清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建立的具体时间。
伯力审判期间，原关东军军医处长梶塚隆二供称，731部队是1936年奉日本天皇裕仁“敕令”建立。1939年又奉日本天皇裕仁“密令”，“于1939年至1940年期间曾经改编过”
。曾担任过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在1947年的笔供中证言：
哈尔滨石井部队的创建者是石井中将，成立于昭和11年（1936年），最初在哈尔滨陆军医院南部设研究室，所以也称“南栋”。后来把本部移往距哈尔滨24公里的平房，“南栋”则成为给水研究室和给水器材制造所，编制上属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川岛清、梶塚隆二、北野政次等人的供词中并未讲清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建（成）立的具体日期，只是笼统地说1935—1936年或1936年建（成）立。
1940年3月30日，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军队医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新设陆军防疫机关运用、效果及将来作战展望》的讲演，讲演稿中有一份《“中国事变”后新设陆军防疫机关》。从中可知：
1936年8月11日，日军第一支正式的细菌部队（也可视为尔后陆续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建成的几支日军细菌部队的“母部队”）——“关东军防疫部”开始组建，历时20天，至9月1日正式编成。
就是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正式编成时间是“1936年9月1日”。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建成后，隶属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这可从曾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的山田乙三在伯力审判期间的供词中得到证实：
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我又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过第731号和第100号两细菌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这两个部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司令部“节制”。
石井四郎奉命将关东军“防疫给水班”扩充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为进一步准备和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使然。
但石井四郎在1946年2月接受美国调查员阿尔沃·T.汤普森（Arvo T.Thompson）讯问时并未如实坦陈，“他一再强调，把细菌战作为攻击性武器并非日本的目的，日本也根本没有考虑使用这种战争方法”。他当时供称的理由是：由于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最初的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机构——战地疫病预防部的活动范围扩大，加上军队尚未统一配备水净化和供给方式，水媒疾病频繁发生，加上担心“敌军”使用细菌和毒药，必须研发反制措施，所以有必要重组战地卫生机构，防疫给水部得以组建。 [1]
我们不否认日军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包括后来陆续建成的华北、华中、华南、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有净化水和供水、研究流行病预防之目的，但它（们）的建立，确以研发进攻性细菌武器为主要意图。石井四郎一直强调他只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负责人，把时间大都用于管理，并不了解与细菌研发技术有关的细节。而事实真相是“石井绘制的（细菌）炸弹草图及提供的其他技术情报十分详细，表明他非常熟悉技术资料详情”。
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该部队加紧细菌战研究工作。随着其作用的增大，工作重要程度也随之提高，部队人员也须增加，相应地，实验室和驻地范围也须扩大。为此，日本天皇于1940年又颁发了一道新敕令：
该部队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三十公里处的平房站地区。部队研究、实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
实际上，平房站工程建设在天皇新敕令颁布的前一年就已开始动工。1940年，除负责防疫和医疗的部门留在原地外，其余与准备细菌战有关的活动都在平房进行。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要在“伪满洲国”各地区重新编制几个支队，部队机构要分成几个部。
由此可见，日本天皇裕仁非常关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建设与发展。日本天皇裕仁的“关注”主要是基于这支部队正在进行的细菌战研究。
伯力审判期间，被告梶塚隆二的供词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梶塚隆二，1888年生，军医中将，医生兼细菌学家。他是石井四郎细菌战思想的积极拥护者，研究细菌武器使用方法的发起人之一。1934—1936年，以日本陆军省卫生署科长身份积极参加731部队的建立工作，促成石井四郎担任731部队长，1939年起任关东军医务处长，他对731部队的所有活动情况都相当熟悉。
梶塚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分发到日军各部队，梶塚隆二读过这道敕令及附件。731部队于1939—1940年又奉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改编过，密令还规定了从新组建支队的期限、驻扎地点及每支队员的数额（300人）。731部队的驻地由关东军司令部确定。1941年前，该部队没有正式番号，“只是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石井部队”。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所属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这支部队才开始“命名为第731部队”。
盱衡日本细菌部队建成与发展史，日本建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可视为日本海外其他各细菌部队的大本营。
[1] [美]Arvo T.Thompson, Report on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 BW ） Activities （《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即《汤普森报告》）。参见[日]近藤昭二《731部队·资料集成》CD-ROM版，东京：柏书房2003年版，CD盘号：2—14—1；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