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四任部队长

（一）佐藤俊二简介

佐藤俊二（见图2-5），日本爱知郡丰桥城人，1896年出生于贵族家庭。1923年从东京医科大学兽医系毕业后入伍，一直到战争结束。其间，1931年，因著《葡萄糖凝结实验》一书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细菌学专家（自称病理学专家）。曾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受训，担任过陆军军医学校讲师。曾参与“满洲事件”和“中国事件”。

根据1949年12月6日伯力审判（预审）记录，佐藤俊二供称：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担任“波”8604部队长。但根据12月27日庭审记录，佐藤俊二供称：1940年12月至1943年2月担任“波”8604部队长。1943年2月至1944年3月，担任“荣”1644部队长。1944年3月离开南京，出任关东军第5军军医处长，指导过731部队第643支队的工作，曾向关东军第5军各部队发布为643支队捕捉鼠类的“特别命令”，帮助、支持第643支队扩大细菌生产。 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依据伯力军事法庭审判最后公布的《判决书》，佐藤俊二判决“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期限20年”。

关于佐藤俊二先后任职“波”8604部队、“荣”1644部队的时间段，以伯力审判庭审时佐藤俊二的供词为依据。据秦郁彦编《日本陆海军总合事典》记载：佐藤俊二任职华中防疫给水部长（“荣”1644部队长）的时间段为“（昭和）18年（1943年）2月17日至19年（1944年）3月1日”，这与佐藤俊二在伯力审判庭审时的供称一致（至于佐藤俊二任职“波”8604部队长的时间段，《日本陆海军总合事典》中记载与佐藤俊二在庭审时的自供有出入）。

至于水谷尚子在《1644部队的组织与活动——原1644部队队员首次披露》一文中说佐藤俊二任职“荣”1644部队长的时间段为“1939.4.1—1941.1.15”， 因与佐藤俊二庭审时的供词及《日本陆海军总合事典》所载有出入，故不予采信。

（二）任职日本海外两大细菌部队长

佐藤俊二一直追随石井四郎，主张细菌战，支持建立731部队，深得石井四郎赏识与重用，先后任职“波”8604部队第三任部队长、“荣”1644部队第四任部队长。

佐藤俊二任职“波”8604部队长期间，曾利用副伤寒菌毒杀粤港难民，领导属下研制鼠疫跳蚤细菌武器，与航空部队合作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

原“波”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于1993年8月接受日本静冈大学讲师森正孝采访时回忆道，佐藤俊二是“波”8604第二任部队长，经常能见到他。总部有5个科室，其中第4科“有问题”，“因为4科的士兵与其他的不同”。4科科长渡边中佐“做解剖”。4科收集老鼠、繁殖、培养带有鼠疫（菌）的跳蚤。4科科长渡边中佐曾与佐藤俊二随轰炸机编队飞往桂林、重庆等地。 丸山茂的回忆中，说佐藤俊二是“波”8604第二任部队长，有误。这不奇怪，因为丸山茂只是一名普通队员，对“波”8604部队长的历任情况不甚明了亦属正常。至于他回忆中所言渡边中佐第4科进行解剖、收集老鼠、培养鼠疫跳蚤，渡边中佐与佐藤俊二随轰炸机群进入中国桂林、重庆等地投撒鼠疫细菌之事，应该基本符合事实。

佐藤俊二担任“荣”1644部队长期间，其与细菌战有关的主要活动，据他自己供称，并非只是“进行防疫给水事宜”，而是领导“荣”1644部队总部及各支部研发、生产细菌武器，如：繁殖跳蚤，为繁殖跳蚤“备置有大约100个汽油桶”；培训细菌学干部，以满足研发、生产细菌武器之需。从佐藤俊二在伯力审判期间的部分供词中可知：佐藤对“荣”1644部队细菌武器研发设备、生产规模、生产能力等“业务”都非常熟悉。

（三）佐藤俊二伯力审判供词分析

“荣”1644部队先后有六任部队长，战后，唯有第四任佐藤俊二接受了法庭审讯，其他五任均逃脱了正义审讯。佐藤俊二是因在关东军第5军任军医处长时被苏军俘虏，后以被告身份接受伯力法庭审讯。

伯力审判期间，佐藤俊二承认自己在“波”8604部队和“荣”1644部队任职部队长期间，“积极参加过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活动”。在任职“荣”1644部队长期间，领导“荣”1644部队“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荣”1644部队装备有“大量器械，配备有各种细菌学专家，因而能大规模地培养致命病菌”。在他的领导下，培训部每年能“培养出约300名细菌学家，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佐藤还供称，在他任职部队长期间，“荣”1644部队共有12个支队，总部及各支队总人数约1500人。

对佐藤俊二的供词，可分析如下：

佐藤俊二在受审时，供称“荣”1644部队的成立时间是1939年，但没有确定具体月、日，这要么是因为他对“荣”1644部队的建立、建成时间本来就不是很清楚，要么是被审讯时因为精神紧张，记忆短时间模糊所致。

佐藤俊二供称“荣”1644部队有12个支部与其他文献资料记述一致。

佐藤供称“荣”1644部队总部及各支部总人数“约有1500人”，这一数据与前文提到过的“荣”1644部队人数“约1200人”之说有出入。这很可能是因为佐藤担任“荣”1644部队的时间段为1943年2月至1944年3月，而前述石井四郎那篇讲演稿的表中（见图1-1）的人数是佐藤任职部队长之前的人数。这证明自佐藤任职“荣”1644部队长后，总部及各支部的人数有所增加。人数增加的依据是：1942年后，“荣”1644部队与登户研究所的往来更加频繁、密切，在细菌武器研制方面更加“独立”，不再像从前那样过于依赖731部队；“荣”1644部队为了配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华中地区进行“江南作战”“广德作战”“常德作战”，各支部为配属参战部队（一般是一个师团配属一支小分队）的细菌战小分队支数与人数均有增加。

佐藤供称“石井四郎是最努力探究细菌武器的人”。这可以证明：1942年浙赣细菌战后，石井四郎因为“犯错”暂时脱离细菌部队领导职位，但他对细菌武器研制、细菌武器实战的狂热表现，在当时日军（各）细菌部队官兵的心目中仍有很深的印记。

佐藤供称石井四郎卸任兼职“荣”1644部队长后，接任队长的是太田澄，有误。“荣”1644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是由时为731部队长的石井四郎兼任的，因为哈尔滨与南京相隔数千里，所以石井四郎要他的“老乡、朋友”增田知贞代理部队长。增田知贞还在1941年2月至7月正式任职“荣”1644部队长达半年之久。这样说来，太田澄实际上是接任增田知贞“荣”1644部队长职位，是“荣”1644部队第三任部队长，佐藤是第四任部队长。

佐藤供称“荣”1644部队所有设备全部被利用起来的话，“每一生产周期能制造出细菌十公斤”。这证明“荣”1644部队经过数年的发展，在总结大大小小的细菌武器实战“经验”的基础上，其细菌武器研发及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佐藤在12月初预审时，供称“荣”1644部队“不只是进行防疫给水事宜，而且还进行过研究大量制造细菌武器的工作”。在正式审讯时又有同样的供词。这是对“荣”1644部队定性为细菌部队的有力证据。

佐藤供称：1940—1942年，“荣”1644部队“帮助”731部队对中国居民进行细菌武器攻击，攻击的手段、方式是“从飞机上撒放鼠疫跳蚤”。“1644部队能够繁殖跳蚤”，这一供词证明“荣”1644部队在浙、赣、湘三地进行细菌武器实战，主要是协助731“远征队”的行动。1942年浙赣细菌战，“荣”1644部队因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在浙赣细菌战中充当配角。

当问到“南京一带有几个（支）细菌部队”时，佐藤回答：“如果（只）指细菌部队而言，那么除了‘荣’1644部队之外，别的（细菌）部队是没有的。”佐藤这一供词，要么是他确实对在南京的其他秘密部队或机构不知情（因为日军对这类性质的部队或机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细致），要么是他可能对南京的秘密部队或相关机构有所耳闻，只是因为不知详情而有所隐瞒。

佐藤在审讯时，拒不承认自己在任职“荣”1644部队长期间，“曾用活人进行过细菌（武器）实验”。毫无疑问，这是佐藤想通过抵赖，减轻自己的罪责。针对佐藤这一不实供词，“国家公诉人”当庭要求法庭宣读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8月29日在东京审讯的记录案卷，予以驳斥之。

伯力审判后期（1949年12月29日），佐藤又“修正”了自己之前的供词：

关于“荣”字第1644部队的生产能力一层，我请求加上一个修正。应该说明当时所制造的10公斤细菌不是鼠疫细菌，——因为鼠疫细菌是很快就失掉生机的，——而是容易保存的细菌，如伤寒症菌、副伤寒症菌等等。

佐藤“修正”供词之意图，就是想以其貌似认真的“态度”，减轻任职“荣”1644部队长期间的罪责。总体而言，佐藤俊二在伯力审判期间并未如实坦白其十余年间从事的所有细菌战“工作”。伯力审判法官并未就佐藤任职“波”8604部队长期间的细菌战活动做过多的讯问，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官们对佐藤领导的广州南石头细菌战大屠杀难民行为有所不知。 zVDbZ/034/Ol6YCjlQQ97b5+mhxRjEG44d+LFKaxPhmwPukjs56MkeDzaqcV9B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