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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1644部队总部（基地）为何选址南京中央医院？这一问题在迄今已面世的相关研究论著中虽有所论及，但总体而言，关注度不够高。
2005年8月9日，南京医科大学教授胡介堂（浙江宁波人）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谈到“荣”1644部队为何将总部选择建在南京闹市区这个问题。胡介堂曾于1998年8月18日参与挖掘南京市北京东路“荣”1644部队细菌战实验者遗骨，家中藏有一本于1958年在南京街头购得的日本人出版的书，书中有“南京俯瞰图”。他依据地图分析并认为，“荣”1644部队选择南京的闹市区作为基地，是由于附近有陆军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总领事馆、陆军病院以及日本人开设的酒馆、艺伎馆，不仅安全保密，而且交通便捷，使用飞机很方便（只隔一条马路）。胡介堂教授认为，从军事地理位置看，南京的确是发动细菌战的理想地点。无论地理、气候条件还是试验新病原体，都有利于发展细菌战，更有军事价值。这里层层警卫，十分隐密，因此研究内容除常见病、特异病外，甚至还包括各种动物毒素、氰化物及砷类等，范围很广，但重点仍是鼠疫、霍乱和伤寒病菌等。
经盛鸿、经珊珊认为：“中央医院”马路对面（路南）就是明故宫飞机场；东面是伪政权设立的绥靖军官学校（后改为汪伪中央军校），再东就是中山门；西面是市中心大行宫、新街口商业区，日商云集此地，并有一条市内铁路通过；西南面是日军航空队宿舍。可谓是军警环绕，十分安全，对外交通联络又非常方便。
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三点“理由”：
一是“东京军国主义的战略是将石井的细菌武器——当它完善之时——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迫使蒋介石的军队放弃抵抗，结束僵持”；
二是“还有一种可能”，即石井及其追随者要在一种与满洲完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试验新的病原体；
三是石井认为“中国中部地区是能够证明细菌武器作为军事武器的价值的更大舞台”。加上南京乃汪伪政权所在地，汪伪政权的警备力量、日本宪兵部队及附近的日军第一军足可确保“荣”1644部队“细菌战活动的机密”。
谢尔顿·H.哈里斯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不够全面且带有一定的猜测性。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先对南京中央医院做一介绍。
南京中央医院是民国时期在首都南京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国立综合性医院。1929年之前，南京尚无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医院，自“中央医院”始有。
中央医院的前身是1929年1月开始筹建的“中央模范陆军医院”，1929年正式开诊，“收容病伤员兵，兼便市民就诊”。中央医院由时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恒奉蒋介石之命而建。院址在中山东路黄埔路口，占地50亩。1930年2月，“中央模范陆军医院”改名为“中央模范医院”，名称取消“陆军”字样，意味着这所医院由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1930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其正式更名为“中央医院”，划归内政部下辖的卫生部（是年4月卫生部改称“卫生署”）直管，由刘恒瑞兼任院长（刘恒瑞时任中华民国卫生署署长及卫生实验处处长）。改造后的中央医院，“设备陆续扩充，人员逐步增加”。至1931年年底，有病床275张，职员130人，设内科、外科、耳鼻喉科，并附设牙科、电疗、X光等科。
是年，“由于就诊患者日益增多，原有院屋过于狭小”，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扩建中央医院，此举得到南洋华侨胡文虎的大力资助。医院主楼（靠近中山东路）由当时吉泰工程司的建筑设计师杨廷宝设计建造。杨廷宝根据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中“主要公共建筑物应采取样式为民族形式”之要求，采用“西洋建筑形制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的做法”
进行设计，1931年6月动工，至1933年6月竣工，成为国家级别建设示范单位，现代都市的形象代表，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新民族形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其改建顺序为：1931年“兴建井字形大厦，嗣后复添建护士大楼，设备逐渐扩充，一时医林俊彦，相率来归，稳固之基础得以奠定”。
主楼主体有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设有门诊部、手术室、病房等。“医院基础渐臻稳固，业务也随之发展，1935年门诊达120210次，住院达7342人次，手术达4682人次。”
中央医院被誉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创办的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科室最完备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中央医院同时代表着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国民政府建立国际声誉提供了重要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外事活动中，无论日程长短，中央医院都是指定的参观地点”。
凡是在南京举办的国内外大型医学会议，主办方通常都会安排一个下午参观中央医院和卫生署。如1934年10月，大远东热带病学会大会在南京举行，主办方安排与会代表在会期第3天下午参观中央医院卫生实验处，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与称赞。
参加这次国际医学会议的日本医学界代表应该对其印象深刻。
1932年，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也在此成立。原中央医院正门右边挂的正是“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牌子（参见图1-2）。在今南京黄浦路靠医院一侧的围墙上有用砂岩做成的医院正门浮雕，与图1-3形似。
图1-2 中央医院砂岩浮雕（位于南京黄浦路西侧）
资料来源：2019年4月自摄。
图1-3 1933年，落成的中央医院“井”字形大厦
资料来源：东部战区总医院主楼一层院史橱窗。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医院于是年秋“内迁汉口，再迁长沙，于二十七年（1938年）元旦开诊，至是年七月复迁贵阳”。1939年，一部分员工“调渝工作”，1941年“以渝部为中央医院正院，贵阳为分院”，1942年重庆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分立”，“均直属当时之卫生署”。抗战胜利后，“贵阳中央医院结束，复员南京”。
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中央医院屡遭日机轰炸，毁损严重，但医院主楼尚存。抗战结束后，中央医院又在“荣”1644部队毁坏的总部基地上维修改建。新中国成立后，至1950年6月，中央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医院，1955年更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1986年更名为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现更名为东部战区总医院。
1992年，南京市政府将中央医院旧址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又被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籍华人、近代著名康复理疗专家黄厚璞女士曾这样描述南京中央医院：“南京中央医院地处中山东路逸仙桥下和中山门之间，黄埔路口中央军校的前边，左邻是‘励志社’，医院所配置的是从美国买来的全套野战医院设备。”
此可证明，当年中央医院的硬件设施相当齐全且先进，不然，就不会成为“模范医院”。
1932年7月至8月，石井四郎征得日本大本营同意，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秘密建立细菌实验场，次年8月，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秘密因用于人体实验的在押“犯人”暴动而暴露，于是就在位于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之间的日本陆军医院“南栋”设立细菌研究所，这就是最初的“石井部队”，别名“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班”。在这里，石井部队“以日本陆军医院作掩护，进行着秘密细菌战研究活动”。
因为大门口有卫兵把守，进出人员有军人和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加上以“防疫给水”招牌为幌子，局外人不易生疑。1936年后，“石井部队”根据细菌战准备和实施的需要，才在距哈尔滨20公里外的偏僻之地——平房建立细菌武器研究基地。平房远离哈尔滨市，细菌研发行动更为隐秘。
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临时组建华北临时防疫给水部（太田部队），于1937年8月10日进入位于北京天坛的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处成立于1919年3月，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
“甲”1855部队建成后，这里成为其总部驻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甲”1855部队第一课（卫生检验课）进入美国人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见图1-4），将血清学检验室、防疫给水室、生理和化学实验室设在这里，第二课（细菌生产课）设在原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
图1-4 “甲”1855部队（第一课）设在原北京协和医院
资料来源：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书前插页。
日军占领广州后，“波”8604部队的总部基地就设在广州百子路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及附属一院所在地），本部及部队长室设在医学院图书馆（见图1-5）。该校“有现成的实验室、化验室、解剖室、教室、宿舍等基本设施，而该校当时已迁往后方，校内非常空虚，交通方便，离市中心不远，条件优越”。
正是因为中山大学医学院的“一切设备均可利用，而医院的格局，又可以用医学实验把任何罪行掩饰下来”。
图1-5 “波”8604部队本部驻地（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图片来源：谭元亨：《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结合“荣”1644部队的“姊妹”部队总部选址（条件）看，就不难明白“荣”1644部队之所以选择南京“中央医院”作为总部所在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现成的医用资源。日军可以把“医院”作为幌子（掩护），利用（攻占南京时）未遭大破坏的中央医院原有房屋建筑及部分医疗基础设施；加上当时中央医院所处地理位置并不在南京市中心（周围地带的开发大多尚在计划中），不易引人注目，且主楼正门前面的街道（中山东路）很宽，出行比较方便；同时，附近又有“至少三个层次的警察可以保证（它）任何细菌战活动的机密”
，也就是说，其“安全”可以得到充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