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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进而诱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全面危机，已经持续四年多了，尽管人们采取了种种救市措施，但它仍在顽强地发挥着负面影响，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震撼美国连带整个西方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多国罢工、游行、骚乱等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事变，强烈地冲击整个世界经济并改变着世界格局。以此为时间节点，以世界性危机现象为反光镜，向前追溯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生死博弈的风风雨雨，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科学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昭示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式发展，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曲折式地发展，社会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铁定案例。社会主义运动正是遵循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逻辑在曲折中前进，虽有挫折与失败，但总体上是循时前行的，这一历史进程恰恰从实践角度检验了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观察，历时越久、跨度越大，也就越看得明白，其判断也就越经得起实践检验。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即伴随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历史前途的博弈，其历史较量的线索、特点、规律与趋势，随着历史的发展、空间的变换、时间的推移，越发清晰，人们也看得越发清楚，其历史必然性越发显现，越发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回眸一观，可以清楚看到，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转折，社会主义呈由低到高、再到低、再从低起步之势，标志着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在逆境中顽强地生长。这一历史进程尽管曲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前进，也有倒退；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总体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经过几十代乃至上百代人千辛万苦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奋斗才能到来。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坚信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也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同时又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充满斗争，甚至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与挫折。既要反对社会主义“渺茫论”，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速胜论”。不能因为挫折和失败，就对实现社会主义丧失信念和信心，也不能因为顺利和成功，就对实现社会主义心存侥幸和性急。
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可以分前两次和后两次。前两次转折是发生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即“二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运动从兴起到发展，资本主义则由资本主义革命兴起的上升期，经过19世纪矛盾四起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过一系列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逐步走向下降期。
第一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叶，其标志是1917年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替代了空想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正确的指南，纳入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开创了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进入20世纪初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由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实践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是20世纪初叶最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从此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阶段性高潮。
第二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1945年“二战”之后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激化引发危机，危机造成革命机遇。20世纪初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由竞争资本主义由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导致垄断，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愈演愈烈的固有矛盾，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矛盾。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其固有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从1825年开始，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危机的累加加紧演变成1873年的资本主义空前激烈的世界性危机，这次总危机及之后不断叠加的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只能催生危机、加重危机，“一战”之后旋即爆发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资本主义步入严重的衰退。面对这场空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世人惊呼“末日来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危机的结果又要依靠战争来解决问题。战争是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嫁危机的外部冲突解决方式，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中始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遏制战争的。当时只有社会主义苏联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全体人民、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赢得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逐步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败象显见。危机与战争给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战”期间，俄国率先从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战”前后，正是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崛起之时。随着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革命相继获得成功，从东方站立起来了，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1958年，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对形势总的估计虽过于乐观，但不乏反映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面。相反，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连续爆发危机，并波及北美、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演变为世界性危机。资本主义整体实力下降，遭受重大打击。当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衰落时期，优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致使美国这一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战争机遇迅速兴起，代替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低迷状态，而社会主义发展却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阶段性高潮。
从国际走势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三十余年中，又接连发生了后两次重大的世界性历史转折。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到低潮，然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却开始走出低谷。资本主义由低迷困境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美国金融危机却诱使现代资本主义濒入险境，呈衰退之势。
第三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末叶，其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进入低谷，这使世界形势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与转折。“二战”之后，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走上坡，资本主义走下坡。但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诸国却放慢了发展速度，甚至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导致社会主义诸国经济社会发展受挫，特别是苏联、东欧背离马克思主义，发生蜕变。我国经济发展走了20年弯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面临举步维艰的境遇。而现代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展开资本主义改良，现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缓发展时期。当然在资本主义相对和缓发展时期，危机也并没有中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就多次爆发波及世界的危机。这次转折表明，社会主义处于发展的低潮，现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缓和稳定的发展期。伴随着这个历史性转折，我国及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这对中国20世纪末叶以来至21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发生着深远影响。中国艰难起步，坚定不移地推进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1世纪初叶，其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产生的影响仍无法估量。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短短二三十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低潮中起步之势。从2006年到2011年，这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11.2%，比“十五”平均增速9.8%加快1.4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GDP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GDP总量已达39万亿元，人均GDP达4000美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2011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3.181万亿美元和10.37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钢、煤、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201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6421亿美元，是2005年的2.56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从2006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23979元，年均实际增长9.7%，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1个百分点。从2006年到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6977元，年均实际增长8.9%，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6个百分点。
而美国金融危机却使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险困境，美国独霸势态逆转下滑，资本主义整体实力呈下降态势。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朝鲜战争，失败了，60年代发动了越南战争，也失败了；21世纪又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争，一场是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花了7万亿美元，死了几千人，伤了上万人，伤兵要养一辈子，长远战争开支不小。2003年3月20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拖了7年，阿富汗战争是2001年10月7日开战，现在还看不到尽头。战争使美国实力下降，国库空虚。美国正在做战略调整与修补。二三十年前的世界性历史事件爆发是此消彼长，社会主义力量暂时下降，资本主义力量暂时上升；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又是此长彼消，社会主义力量始升，资本主义力量始降。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大发展，1978年至1991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才二三百亿美元，2011年超过1160.11亿美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变化。
当然，这场危机并没有把西方资本主义摧垮，它还有实力，有一定生命力。比如这么严重的危机并没有导致出现革命的迹象。原因固然很多，在于它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制，比如，法国GDP的46%用于二次分配，搞社会保障，法国GDP两万多亿美元，人口六千万，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通老百姓吃不上饭才闹革命，只要能活下去，就不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冲击也不能估计过高。应当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失败和痛苦中总结出来的，在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活不下去了，自然要闹事、要革命。“二战”后，从资本主义整体利益出发，为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至于灭亡，得到保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从资本利润中拿出相当部分，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去闹事。当然这个办法也不是资本主义自己发明的，而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启示。然而，西方的福利制度也愈发显示其弊端，例如瑞典是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保障”的福利国家，几十年下来，一是政府债台高筑，陷入债务危机，二是工人缺乏劳动积极性，政府一提出紧缩政策，工人就要罢工闹事，陷入循环往复性危机之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格局。当时，他们把注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占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至少是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而后的实践发展却超出了他们的具体判断，新的实践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始注意并研究东方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情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东方落后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时，马克思、恩格斯及时研究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提出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力量有可能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的设想为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成功之路；二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历经的自然的、物质的、经济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逾越的，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制度、体制却是可以跨越的。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判断上。就一般发展规律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爆发，也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先要经过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再进入社会主义。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资本主义尚不成熟，但具备一定历史条件的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率先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科学论断，成功地发动了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科学的。然而，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模式，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道路，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苏联相对于西方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忽略了市场经济的必经性，超越国情，逐渐形成了高度僵化、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一系列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更为落后的本国生产力实际，犯了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错误。在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地被僵化的、不适当的经济政治体制所消耗，再加上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特别是逐渐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致使社会主义诸国陷入了发展困局。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既有资本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因，同时又有社会主义模式僵化、脱离本国实际、主观上犯路线错误致使生产力发展上不去的内因。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落后的国家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上给予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破解了这一重大课题，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设想，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跳跃式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已历经的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高度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却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经济—政治体制，回答了“在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一片混乱，前景黯淡，至今尚未走出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顶住了金融风险，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力和战斗力。历史发展的现实辩证法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可以有曲折、有低潮、有失败、有逆转，但总的历史趋势是不可以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改变的。从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已经两年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不仅实现了预定的发展的目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既要归功于党的正确的领导和果断决策，更根本的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越加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在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革。国际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并正在给全世界发展带来严重和持续的影响。一方面，使当代资本主义面临重大挫折，给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演变，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使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资强我弱的态势没有改变，一场新的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
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迎来重大转折。当前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历史趋势、两大力量、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出现了新的变数，激烈社会变化给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发展时空，提供了新的需求动力，又使其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在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发展经验，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性标志，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国际风云变幻，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和世界各种力量交锋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可以认清，金融资本不过是资本的当代形态，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社会主义具有后发的生命力，当代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何种形态，仍然逃脱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当然也包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正确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了新的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回答该主题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面临并依次科学回答了四个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最后归结为回答一个总题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化了对“三大规律”，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政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内容和旺盛生命力。
胡锦涛同志讲：“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
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一是关于意识形态于我有利与不利局势的总判断。
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为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然也有不利的因素和严峻的挑战。
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次世界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陷入低谷，处于暂时劣势，资本主义反而上升，显示暂时优势，伴随该力量对比格局变幻，意识形态领域呈敌进我退之势，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声音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西方资本主义到处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理念，鼓噪一时，不可一世。
20年过去了，这次金融风险造成的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一方面使资本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陷入全面制度危机，呈衰退之势，新自由主义宣布破产。西方世界多数国家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负增长，第四季度连续负增长，一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才开始出现正增长。按照通常的说法，经济危机应已结束了，但经济危机的恢复却是低速的、乏力的，西方主要经济体恢复得并不好，处于整体低迷状态。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西班牙2011年失业率为22.9%，近50%年轻人失业。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测定，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国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历时18个月，为“二战”之后美国经历最长的经济衰退期，失去800万个就业岗位，吞噬美国人21%的实际财产，家庭、企业、地方政府、联邦政府欠了大量糊涂债，蒸发掉4.1%的经济总量。美国经济学家持续看低美国经济。美国危机后失业率为9.6%，危机前为5%，只有59%的20岁以上男性有全职工作，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对西方国家来说，对经济发展比较悲观，看不到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人口减少、消费不足，发展动力不足，多个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澳大利亚、希腊政府领导人下台，西班牙、意大利陷入困境，“复苏似乎越来越像是一场漫长的长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并顶住金融风险，社会主义从低谷中走出。美国和欧洲2010年9月20日联合发表报告，认为中国仅次于美国，与欧盟并列第二，均占全球实力16%，美国为22%，印度第三，占8%，依次是日本、俄罗斯、巴西均占5%，未来15年美国、欧盟实力持续下降。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年均8%—9%的增长速度，再过17年经济总量可以赶上或超过美国。1978年，我国与美国经济总量差40多倍，2011年，美国GDP为15万亿美元，我国7.3万亿美元，相差不到3倍，短短30年由40多倍缩小到不足3倍。看来，再用二三十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GDP增速是美国的3至4倍，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赶英超美”口号，可能要成为现实了。现在，批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声音日渐增多，即使在资本主义内部，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大声呼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声音越发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底气足了。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通过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决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既看到了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这场金融危机简单归结为金融生态出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国共产党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的贪欲。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仅仅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从深层看，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美国共产党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它旨在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及其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新的断层。德国共产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并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银行家的失误，也不是国家对银行监管失力。前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体系本身的漏洞，造成投机行为的泛滥。投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要素。但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渗入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共产党认为，不能把当前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次贷”危机的结果。强调根本在于为了服务于大企业及其市场体系的利益，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英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共产党认为，不应该把这场危机仅仅解释为“次贷”泡沫的破灭，当前的危机也是世界经济愈益金融化、大资本投机行为的结果。这场危机表明“非干预主义国家”“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可调节的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再次展示了它的本性及其固有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体系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使不平等、非正义和贫困进一步恶化。希腊共产党认为，危机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腐朽性。金融危机再次表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今天横扫全球的经济衰退，无不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中不断调整自己又不断走入危机的预言。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让马克思回归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华尔街；时隔十年，2008年，当人类的发展再次陷入衰退的泥沼，苦苦搜寻可以持续的答案时，《资本论》再次登上了最畅销经济类学术著作的排行榜，成为拯救人类精神家园的“圣经”。据报道，2009年1月，《资本论》在柏林一度脱销，相关论坛、讲座令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这座因萧条而倍感冬之冷寂的德国小城显得热闹而红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数不少的德国青年认为，在危机笼罩的时刻，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有的德国学者指出，正统的经济学往往对危机避而不谈，而马克思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是在国家与市场的争论中一路走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被作为“异端邪说”而被排斥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时至今日，“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丧失了市场，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西方各国的惯用手段。然而，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抑或是国家和市场的结合都不能避免危机重复发生且愈演愈烈。
形势的变化为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氛围、条件和机遇。当然，一方面，这种形势也越发促使西方资本主义更加运用两手策略，在经济上利用我们，公开讲我们好，拉拢我们、捧杀我们；另一方面，伴随在军事上加紧包围我们，在经济上加紧挤压我们，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进攻，大力西化、分化我们，“拉萨事件”就是这种国际大环境的产物，使我们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考验。
二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态势和严峻问题。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是好的，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还要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你来我往、你死我活，战斗十分激烈。西方诸国与我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民主等问题的对抗、对立、争斗十分突出，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胶着状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特别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施压促变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我在发展上遏制、思想上渗透、形象上丑化，企图压我改变政权性质，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渗透与反渗透的重要战场，对敌对势力的攻击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不可疏于防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要始终牢记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断，千万不要忘记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内容，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决策部署，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1.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灵魂、指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当代中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3.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底线。
4.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特别是武装中高级干部。党是关键，领导干部是关键。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现在，党的理论、路线已经确定，关键在于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的关键在于干部，在于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认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关键在于理论武装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针对今天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系统的而不是零碎地、实际的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5.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时至今日也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认识，加以破解。苏轼在《晁错论》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全党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通过改革创新，破解前进道路中存在的种种难题、矛盾和问题，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建学习型政党，通过创建学习型政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