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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历史宣言和科学论断。庄重的时刻、庄严的宣告，不仅使全体中国人民感到振奋，而且使世界各国人民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以及发展中省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归宿和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创造了”一词表征了这一新型文明的原生性、原创性，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原创性贡献。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创造了”一词既可以作为完成时理解与把握，更加重要的是要将其作为进行时和将来时理解与把握，唯有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完整深入的把握其内涵要义、精髓实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断深刻总结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世界历史意义，是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演进的中国宣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力量，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极具历史意义，没有文明意涵的民族复兴是没有灵魂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文明也就是人类进步的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伟大的民族才能创造伟大的文明，而伟大的文明成就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它已内化为民族基因而代际传承。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其强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求索与实践中、在一次次失败后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中、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演变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己任，在始终不变的初心使命中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将中国社会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用三个“意味着”即“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分别宣告了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这一重要论述，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和世界维度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和重大意义。2018年，他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四版”论从“不是什么”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做了精彩阐析。掷地有声的“四版”论，从反面力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曾经被误读的形象，划清了与相关方的界限；“母版”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辩证关系；“模板”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再生再造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再版”论指出了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不同；“翻版”论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区别。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是什么？同年，他运用五个“是在……中得来的”鲜明论述从“是什么”的角度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历史观视野，运用从“不是什么”到“是什么”的论证逻辑，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起、演进与发展的逻辑理路，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内生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大传统、内生于几百年的社会主义中传统、内生于几十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小传统，有利于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坐标认知把握其内在特质，把握其“属我”的性质，从而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认识他者。从“文明”的视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逻辑、文明维度、文明话语等无疑蕴含了多重文明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在不断扬弃、继承、转化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基础上取得的，是在借鉴、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尤其是西方现代性合理因素基础上取得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发生了总体性意义的转型。就其质的向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融合、相互增益，使其已经超越了中华文明、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虽然人类历史是由人自身所创造的，但是人们的创造却受到“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够随心所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不断的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中前进。近代以来的文明碰撞并没有终止其历史的自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完成着自身的蜕变，将传统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进行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全新判断，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对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前途命运、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新时代并非是一个臆想的主观判断，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段划分，亦不是简单量变的结果，而是进程、目标、价值、理论、制度等的多维统一体，具有质的飞跃。中国特色则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范畴表明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或品格特质。它不是对中国国情的简单描述，也不等于中国发展的一般特点，更不是民族主义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价值内涵、深刻的时代内涵、独特的民族内涵，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代化实践紧密相连。
展开历史发展的坐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叙事清晰可见。首先，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是坐标轴上最易被感知和理解的坐标位。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徐徐拉开，开创者邓小平将其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指出了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的意义上，改革等同于一场新的革命，也可以称为革命性的变革。更进一步看，变革的意义不在于变革本身，而在于其对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发展和完善。四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持续推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体制重新构建、政策重新选择，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等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封闭落后迈入开放进步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跨越式提高，中华民族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距离复兴的目标更近一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屋建瓴，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时空，将其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的维度，运用“伟大革命”“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键一招”等词汇予以肯认。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的持续探索是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要坐标位。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确定的道路上从结伴而行到踽踽而行，再到独领风骚，创制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制度，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坐标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百年来的实践创造是认识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就没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开创者、领导者、建设者。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文明属性，因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亦始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逻辑。从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借鉴和汲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具体的文明形态着手，逐渐形塑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形态，它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积淀了中华民族永续前进的精神基因，厚植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动力，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历史观视角，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清晰的展现了文明传承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历史方位及其未来的发展，无论对中华民族“本我”而言还是对世界的“非我”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成功续写，而且为人类历史贡献了一种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党百年来的历史主题，并进一步指出，经过百年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复兴”一词从字面而言，就是指再次兴盛、再创辉煌。首先，它是相对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古代文明而言的；其次，它是相对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明发展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而言的；最后，它也是相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延续性而言的。从世界文明史的演变历程看，中华文明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抑或是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都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最重要文明之一。甚至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直言“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中国政治的精髓》）英国哲学家罗素亦有类似之语，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中华文明是数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留给世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华民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到了民族危亡的边缘。无数仁人志士先后以不同理念为指导，运用不同方式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开启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继以失败而告终。这其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大地展演，展现了巨大力量。传统中华文明受到强烈冲击，日渐式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再到激烈批判和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转变可以看出，在积极的方面，其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演变为向西方追求真理，产生了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成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碑或历史的分水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不断被改写，内涵不断被丰富，民族复兴的叙事话语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呈现由弱至强的态势，至新时代，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未来，民族复兴、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奋斗目标。可以说，中国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遭受霸凌到奋起反抗、命运自控、曲折发展进而开辟新航向驶向新未来的非凡历程，也记录了传统中华文明的近代命运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新的文明形态的探索和追求。
中国梦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求物质上的富足，更要求精神上的强大。历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建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开拓创新，及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根本变革，民族复兴的世纪梦想于国人而言愈加真切，无论是“三个前所未有”的判断还是“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等都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不仅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具体的文明类型为抓手，“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标准不断提高、共识不断增强，孕育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察觉到彼时的中国面临的是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抑或历史文化都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强敌，不同于历史上的历次交流，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数次夷狄之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的历史大变局时期。这是中西两个异质文明的遭遇初期，西方各国携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成果、精神文化成果形成了对古老中国的强烈冲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受到全方位挑战，中国完全处于力量对比的劣势地位，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劲敌。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探索、奋斗，尽管历经磨难，但中国成功的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时光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历程，现实肯认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岁月沉淀了一百八十余年的成就。量变的累积终于引发的部分的质性之变，党的十九大以“新时代”的方位研判庄严宣告了长期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根本变革，明确了“赶考”路上新的节点与起点。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在各民族国家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中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在这一变化中深刻调整。放眼全局及其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精辟概括，从大历史观视野作出了重要战略判断。从近代以来的“千年变局”到当前的“百年变局”，中华民族经历了从文明蒙尘到赓续文明辉煌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发展前进。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我们知道，“变”是常态，是绝对的，而“不变”则是非常态，是相对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处在无时无刻不停转的运动之中。当前，世界格局依然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并未形成各方力量的均势而达到一个妥协共识，“变”的方向和趋势是明确的。引起“变”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而引起的全局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批近年来新成长起来的国家与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舞台的中心呈现“东升西降”之势；二是民粹主义、种族主义、逆全球化等成为一股浪潮，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加快了国际治理的扁平化趋势；四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化，蕴含其间的核心逻辑是未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如何建构这一世界秩序”的问题。当然，在“变”的现象和趋势下也隐含着“不变”的逻辑：一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改变；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三是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秉承的核心理念不会变，中国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和坚持促进世界发展的善意和诚意不会改变。
处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既有积极应对复杂局面的信心，也有主动应对战略全局的能力，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智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体现和本质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孕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发展的本身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关键变量，既具有自变量的性质，也具有因变量的性质。而当今世界的“大变局”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与战略压力。在世界形势“变”与“不变”的统一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具有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判断。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寻新机，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用科学的历史观、世界观把握国际局势，在“两个大局”的辩证互动中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建立反映各国人民普遍利益诉求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发展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或现代性的发展弊障，开创中国新型现代性。
马克思曾经在分析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关性的论著中，以黑格尔曾经提出的“两极相联”的概念及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比喻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的相遇，并指出这个概念是否如黑格尔所言是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且是否是适用于一切方面的真理、定理暂可搁置一旁，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以及对所谓“文明国家”或“文明世界”的将要产生的影响显然成为这一原则的“明显例证。”
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也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前景，一方面指出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至今仍然保留着其长久以来的传统，而这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步伐已经完全失调，显得“落后”“腐朽”，甚至相较“文明世界”而言，它只能称作“半文明”；另一方面，恩格斯并非基于现状而否定中华文明，相反，根据他对这个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以及他对所谓“文明世界”的洞察，恰恰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希望和未来，且是之于亚洲甚至整个人类而言，由此他使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的表述阐明其独特洞见和对中华文明的赞赏。结合他们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境况和进行的革命的多维度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敏锐的洞察到，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文明”侵略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其快速觉醒，重新崛起，由此将推动整个亚洲进入历史新纪元，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影响。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经过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建设，在不断的借鉴、探索、实践及创造中，开辟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与历练中，理论与实践都证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全新历史方位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烈的世界历史意义，以中国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文明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文明之维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结晶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亦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从模仿、矫正到创新，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探索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巨大成功，中国模式日渐清晰。它有效的克服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劣势，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拓展了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新的现代化样本和方案，且为解决长期以来束缚人类发展的难题如贫困问题、治理问题等贡献了中国经验，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佐证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的实践真知。
包容开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惠及十四亿中国人民，也惠及了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亿人民，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大业，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和文明大国的风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诉求显著提高，成果显著丰富，展现一个客观的、欲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国形象成为时代课题之重要内容，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是以世界话语明中国之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承继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天下”等情怀的当代体现，其理论和实践有效衔接起了中国梦和世界梦，自觉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全局发展相互统一，是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贯穿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恒久主题，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人类情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受到沿线国家的欢迎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截至2022年1月，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的国家与国际组织进一步增加至179个，其中涉及的国家147个。
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中国对世界承诺的具体抓手、实践场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使命担当的国际呈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具有了真实生动的体现。作为极富远见与宏大战略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架起的不仅仅是经济互惠的桥梁，也是人文交流的桥梁。从更高层面看，跨越区域、国家、文化、宗教等而构筑的“一带一路”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在经济、政治、教育、体育、科学、卫生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有利于加强沿线国家经济、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推动相关国家的理解、尊重、信任和共同发展。
从世界历史发展之维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体现，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是独特的中国现代性道路的智慧结晶。源于启蒙现代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疑是近几百年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成为数百年来各国竞相模仿的现代化文明道路，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不可抹煞。然而，其历史的弊端亦藏匿其中，且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西方资本主义从源起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实践证明，历史没有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人类历史从来就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互鉴互融、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体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智慧，彰显了文明自觉与文明超越。
1.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与社会主义一样，它内涵着运动、道路、意识形态、理论、制度等多重维度。一般我们指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集道路、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的统一体。已有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基本侧重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具象化研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研究主要在意义研究中，如论证其促进了世界文明发展、推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重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中国方案等，鲜有基于文明视角的研究，即使有相关观点，也被认为是假命题或者学术假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提出后，作为权威性的结论，真命题的性质不容置疑，且其不言而喻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本质关联或者内在的一致性，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制，或者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样态、文明之果，这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
从历时性视角看，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文明体系中进行诠释，试图揭示其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时代性特征以及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问题。“文明”从学术研究的对象看，是一个较为抽象的范畴，一般是指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文化。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儒家文化成为这一独特文明的核心。就比较而言，它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或农业文明，与传统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等级秩序等内在耦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和绵延不断的历史传承的精神标识。近代以来，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下不断转型，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何解释其成功的意义，以大历史观为认识论的文明视角无疑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向。
从共时性视角看，将其置于“现代性”视域下进行审视，重在彰显这一文明新形态的“自我”特质及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一般而言，现代性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简单来说，就是指现代社会生活的特质。从不同的维度，可窥其不同侧面，概括而言，它与民族国家、工业化、科学技术、理性、自由、平等、权利等紧密相连。现代性发轫于西方，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因而，似乎可以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呈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经跨域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现代性一方面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困扰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问题，如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商品拜物教、人的异化、生态环境破坏、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现代性批判成为现代性进程的一种伴生现象，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吉登斯、胡塞尔、利奥塔、马克思等一众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成过程中，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现代性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不断反思、扬弃和汲取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成果基础上而创造。因此，站在现代性反思的高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事向度，更能全面、客观、清晰的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核心问题。
2.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已被百年实践所证成，习近平总书记以“精华”两字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当今时代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地位。“人类精神的精华”的新概括，既表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真理性和超越时空性，又表明了当今世界和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文明观是其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明观吸收了英法德哲学传统中对文明内涵的基本质素，不但赋予了文明“总体性”的范畴，将其视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成果的总和，并赋予其意义、关系、实践等多个维度的意涵。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理论基础，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来分析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历史趋势，提出了共产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状态超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被异化的“虚假”文明状态，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证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非常规道路，这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创造的新型文明，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且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下的文明创造，它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具有原生型文明属性；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总体性意义的转型，取得了具有世界共识性的成功，累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形成了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面临困境的智识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回答了人类应该追求和构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如何构建这一文明形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而且在实践上践行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也不断证成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设想。
3.推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理论问题的阐释
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经提出，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成果较少。本书以《现代性反思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为题，以大历史观为基本立场，着重探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质、发展路径、价值意蕴等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和一定的创新性。
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将资本主义置于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剖析，从而揭示其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而言就是指从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出发，洞察现实以及未来的一种认识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实与历史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复制，也不会重演，但是由一件件具体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总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或相似性，以史为鉴是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千百年以来生存经验智慧的总结反映。从大历史观视野下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是指将其置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一百八十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定位其发展逻辑，二是指将其置于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宽广视野下来界定其发展方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相连，也与中华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相连，这就从更长源流、更深基因上揭示了其精神支柱、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从而更加有利于认识其样态呈现和趋附归向。就其生成而言，大历史观赋予了其历史性向度、合理性根基和现实性表征，它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辩证融合，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向度规定与质素规定的有机统一，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的协同推进。就其特质而言，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其主体样态基本形成，但并非已经完全定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导下以引领性、超越性和典范性为价值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传统、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汇通、融合、创新为核心要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手段，继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1.坚定了中国道路的文明自信，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力。
“文明”一词尽管被广泛使用于各种场合，但其内涵和外延均较为模糊，中外学者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体性形态呈现，一般而言其边界大于民族国家，但小于“世界”。因而，法国学者莫斯等称其为一种“没有清晰边界”的社会存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将“文明”作为解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将其作为理解当代世界秩序的基本范式。这种文明研究视角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研究和解释范式，通过观察特定对象的历史变迁、交流互动、发展转型等，更有利于理解中国在世界的主体性，或者作为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主体性的一个视角。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文明视域下的研究亦可超越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球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也便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发展（总体性不同于整体性，文明的总体性体现了文明要素的相互关联但却不是一个有清晰边界的整体，有利于从整个世界史的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意涵）。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线性文明进步观，既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回应，也对世界其他国家走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例证。
基于现代性反思和文明演进的双重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具有范式转型的强烈意蕴，有利于廓清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代性的强大场域中既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事实，它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翻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版。人类社会摆脱蒙昧、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后，呈现多元文明的发展图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看，多元文明形态并存发展（斯宾格勒、汤因比等的文明形态史观的研究即可证实，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亦是重要佐证），从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路向看，尽管西方现代性的强势逻辑依然横行全球，但文明多样性（亦称为复数的文明）依然是基本态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实践与理论、政治与文化等相互影响、彼此勾连、交错形塑、交融同构着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有利于进一步坚定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和复兴大业的实现。
2.增强了世界其他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自信。
现代化是一个严整多层体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集成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根据当时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内涵和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新时代，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深化以及新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逻辑上的次序性，现代化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多维的、全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都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而赋予的新的内涵，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先在意义不言而喻。
就现代化的发展时序而言，欧美各国无疑走在了实现现代化的前列，并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巨额财富。因此，以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发展轨迹而著称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亦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称其超过了过去上千年的总和。时至今日，客观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影响着全世界发展。当然，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的成果。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在的、固有的矛盾，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异化，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明显。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各国不断技术创新，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如金融危机、疫情防控中出现的问题等如果究其根源，则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需要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
，而不是简单的对生产工具或其他某一方面的变革就能使其生存下去的。
就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言，欧美各国的现代化起步早，现代化实现程度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步晚，现代化程度参差不齐，同时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甚或最基本生存问题等。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继改革开放前现代化战略基础上，邓小平即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目标理念和根本遵循，以及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要求，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突破性的发展成就及带来的历史方位的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也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承载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彰显，不仅其实践意义得到鲜明体现，而且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探索的理论价值也充分释放，全面证伪了现代化模式、路径的单一性，打破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垄断，拓展了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破解了“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话语霸权。
2014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为其新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作序时依然将“某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的终结者，但此时的他显然较之较早前傲慢乐观的态度有所收敛，并小心翼翼的承认“中国模式”可能带来的巨大挑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谓风靡一时，当然亦是备受争议，它代表了“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一种盲目自信，其理论前提是抽象人性论，虚无主义历史观，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误判。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百余年后的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由此质疑其“过时”的特征。秉持科学精神，一种思想理论是否过时，与其产生时间及与现实之间的空间距离并无绝对关系。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是其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既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并且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创造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言论不攻自破。
“西方中心论”是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尤其是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通过全球殖民化后逐步形成的心理优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佳形态，甚或是唯一文明，世界其他民族都属于野蛮民族，并将其对其他民族的侵略美化为文明输送。20世纪后期全球化的发展甚至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全球资本主义化”。尽管20世纪中叶以后全球史观的研究不断的解构着“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越感依然强烈，甚至出现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由此引发的偏见、仇视甚至冲突时有发生。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表现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方面不断发生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西方中心论”在实践上不断被否定。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人民至上，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辩证统一，在价值取向、实践路向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创造了新的现代性，力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并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证伪了“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等社会思潮。
就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无疑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且伴随人类历史从民族、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张，深刻的影响了全世界。因此，关于文明问题的理论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硕。无论是研究的高度、深度还是力度、广度，从世界范围看，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全球知名的学者和成果，其部分学术观点得到普遍共识。当然，大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和“单数”文明观，由此衍生了一系列相关论点，引发广泛争议。相较而言，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文明进程，晚于西方数百年时间，因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晚，成果较少，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成果问世，研究的系统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当然，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关注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近些年来，更加注重其时代价值的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论断，因而，以此为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且大多聚焦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成果问世，但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国内学者对文明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强革新和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时至今日，形成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二是改革开放至今。两个阶段都与西方现代文明密切关联，研究都具有一种经国济民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后，与本书直接关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研究进入学界视野，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思考。截至本书成稿，仅有数量不多的相关较高水平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关问题。虽然研究时间短、成果数量少，但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研究特色。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的大门以一种强力的方式被打开，传统中华文明在“刺激—反应”下面临文明转型的阵痛，其间从器物、制度、价值观念到思想文化的变革过程，亦是中国先进分子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直面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成果就成为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如梁漱溟先生以其经纶之腹，深刻剖析了东方与西方文化哲学方面的差异；梁启超先生以其贯通中西之学发表了大量中西文化方面的论著，同时公开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具有影响力的著述；杨明斋先生以其广闻博识亦阐明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理解，著有《评中西文化观》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农国辩》等论著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中西之辩。以《清华周刊》《努力周报》《时事新报》《晨报副刊》等报刊为阵地，以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张东荪、吴稚晖、唐钺、朱经农等为代表的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就五四运动以来产生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对建立何种信仰或者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重要思想启蒙作用。
此间及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慧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创办思想阵地，以《新青年》为载体，发表了对科学派的支持的相关文章和观点，指出了论战双方的唯心主义哲学观错误，有力的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寻求中国现代化（其实，现代化这一语境已经表明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以革新传统“文化”为主旨，进行了系统的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新文化译介、文化重构运动，从精神观念等文化深层结构跳出传统封建文化的框架限囿。当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观点分歧，如“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主张。出现了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杜亚泉、陶希圣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主张反思西方现代性，发展民族文化，会通东西文明；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主张中国必须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走西方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学习是中国当务之急需；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的折衷主义“新文明派”，既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和腐朽，主张构建一种折衷主义的新文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则敏锐地看到了社会主义之于中国的实践合理性，疾呼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相关成果颇丰。一方面是对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研究成果的翻译、评介和中西文明之比较。如李思纯以其学贯中西的史学、文学功底，翻译了大量法国诗歌作品，以及外国研究中国史的著作，同时出版了《李思纯文集》等，备受学者瞩目，其《论文化》一文首次在国内介绍了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荫麟的译文《斯宾格勒的文化论》最早向国内介绍了斯氏的“文化形态史观”，他本人也撰写了文化与文明的相关著作，深入阐析了中西文明的异同。另外，任衍生的《斯宾格勒文化史论及其批判》、王文俊的译作《文化形态学》、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介绍西方相关成果的有力作品。同时，国内学者也进行独立思考，在借鉴西方学者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如常乃德在《历史文化之有机发展》一文中，也提出了历史文化的生长周期论，朱谦之在《文化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类型学”体系，并运用该体系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三个历史周期的分期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热点的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叙及了从远古至民国的文化史，杨东莼的《本土文化史大纲》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结合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理论对中国文化史进行分期探讨，同时也述评了杨著在文化史研究上的意义和缺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1940）是同时期一部运用教科书体例撰写的著作，叙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特色的视角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时代变迁，对民族文化的整理、挖掘和书写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也成就了其史学大家地位。钱穆先生另一部关于中国文化非常有影响力的著述《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则从地理环境决定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决定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源理论方面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决定性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演进，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另外，陈安仁关于中国上古、中古、近世文化史的著述，陈登原、王德华、文公直等关于中国文化通史的著述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与中国文明转型、学术研究范式转换具有密切的关联。国内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方面关注中国文化、文明的出路，一方面通过研究唤醒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当然，亦有政治和时局的需要。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今。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放赋能中国社会以爆发式动力和活力，促使社会全面转型，从而引致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催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进一步开阔，文化研究的基础性环境质素深刻变革，文化热、国学热由此兴起，这是其一。其二，再次打开国门的中国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世界和强大而繁盛的西方现代化社会，西方工业文明伴随国门的打开再次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和物质文明成果涌入国内，深刻影响了时人的认知程度和价值观念，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文化的关注程度进一步提高，研究更加深入。其三，东亚模式的成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著名学者马丁·雅克等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具有了新的研究视角。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探析东亚成功背后的深层原因，解释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文化逻辑成为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反思西方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照，突破西方模式、构建新型现代性成为近年来潜在的隐性话语和学术研究的逻辑旨趣。
就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热”而言，可谓异彩纷呈、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一是“儒学复兴”论。这方面主要是随着国门的开放和外来思想文化的碰撞，新儒学的新鲜血液使国内知识分子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且研究范式也耳目一新。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因素，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进而为现代化道路拓展供给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如陈来先生认为，“国学热”或“儒学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实践的文化表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自觉。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体现的时代价值是文明复兴的核心内容。二是“全盘西化论”。这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主张不同，主要强调“私有制”和“个体解放”，关注点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核心价值的宣扬，认同西方“普世价值观”。三是“西体中用”论。它是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他主要从哲学上分析什么是“体”，什么是“用”，再结合中西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对20世纪左右的中西文化之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四是“综合创造”论。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抛弃中西文化体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古今中外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和审慎选择，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亦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的动能强劲，势能渐显，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逐步释放，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成功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问题研究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涵，成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核心要义，亦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要义。相关专家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付印，如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2016）、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2015）、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2018）、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2002）、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201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2005）、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2008）、徐建勇《现代性与新儒家》（2019）、郑永年《中国的文明复兴》（2018）、甘阳《通三统》（2007）《古今中西之争》（2012）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更加深入，时代性明显增强，不同内容、不同类型、不同渊源的文化形态研究相互交织、异彩纷呈，成果颇丰，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陈来先生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中将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总结为集体价值原则先于个人利益、和谐秩序高于冲突失序、责任观念先于自由理念等四个方面。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因而陈来先生所总结的四个价值偏好都以“仁”为内核源头。郭齐勇先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做了更为全面的概括，涵盖了思维层面如辩证思维、整体把握，个体层面如人格独立、仁义至上，社会层面如民为邦本，性格层面如刚健自强，行为层面如戒奢以俭等。金耀基先生《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一书中也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全球与地方的关系等。许纪霖先生则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崛起可能会成为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学者甘阳亦提出了类似马丁·雅克的观点，从“文明—国家”的视角认识和理解中国，视中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数千年的历史中都不同于他者文明而存在的“文明母体”，而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应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同一性和延续性基点，完成传统与现代的融会贯通，即将“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的“通三统”。学者王铭铭也强调理解中国的视角或概念应该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民族”等，由此提出了“文明人类学”的宏观构想和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学者潘维则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了“中国模式”概念，作为与世界它种模式相区别且用于解释中国成功的发展道路的术语，并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尝试建立关于这种模式即文明类型的模型。潘维在长期研究中概括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模式，分别从经济、政治、体制层面进行建构，同时，从子模式不断衍生新的子模式，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模式为总括，由层层子模式所构成的中国模式。
另外，张岂之、张岱年、朱贻庭、金耀基、郑永年、袁祖社、吴晓明、韩庆祥等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化、中国特色新的文明类型的生成等问题，都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启迪。
从类型学意义上将文明划分为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或文明理念、文明制度、文明行为等分别进行研究抑或关联性研究，或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纵向研究，同样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文明的外延不断拓展，从改革初期的“两个文明”到三十余年之后的“五个文明”，无不昭示了文明理念及实践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研究也是该时期研究的一大特色。作为中国共产党文明理念与实践的理论原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中，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规律，揭示了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并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形成了“两个必然”的光辉思想，成为指引人类社会前进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利器。在此过程中，考察了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内涵、文明的本质、文明的特点、文明的形态、文明的发展规律等，形成了完整的文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不断向世界阐明中国的文明观，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好评，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学者对文明问题的相关研究。
在国内研究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提出后，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虽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但由于重要概念的变换及这一重要论断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以及与本研究的密切关联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梳理。通过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主要研究论域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尚未提出前，个别学者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十八大以来的根本性变革，有学者提出“部分质变”
的重要观点。个别学者从文明视角已经敏锐的察觉到这一变革所昭示的文明意象，因而尝试性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这一变革所带来的文明意涵。基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央党校一级教授韩庆祥在《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一著中认为，从文明的视角看，当今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形成的中国道路不仅昭示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中华新文明”，并且这种新文明已经越出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本身的边界，而呈现出普遍性、世界历史性意义。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也在长期研究和观察中以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贡献，该观点备受学界关注。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也发表了数篇颇有见地的理论著述，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文明意涵。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奋斗，承载和彰显了多维度重要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文明，探索引领人类未来前进方向的新的文明价值观。
第二，就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进行理论探讨。作为一个全新重要论断，其缘起、生成、内涵、意义等基础问题无疑会成为理论研究的元问题。为此，公开发表的成果中有相当篇目在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由于成果数量及相关观点的单一性，无法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概括，在此将简要列出相关学者的观点。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由来或生成逻辑而言，高海波总结了五个方面：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内在依据、客观依据和实践依据。
王文东也从历史逻辑、时代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严静峰则独辟蹊径，从组织化的视角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提供了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视域。科学内涵的研究是新的概念或术语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例外。顾海良教授并没局限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而认识其内涵，而是将其置于生成中具有本质关联或高度关联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之中考察和认识其内涵特性，指出了其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相通性，特别指出了部分质变的关键特性。
高海波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认为它是与经典文献中的共产主义存在距离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但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面向未来以人的关怀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为目标追求，是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内生性文明新形态，包含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陈金龙教授立意高远，认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的把握应该坚持民族的与世界的相统一，物质的与精神的相统一，历史的与现实的相统一，当前的与长远的相统一。因而，他提出了从中华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四个维度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意涵。
田鹏颖也从制度优越性、价值超越性、指向未来性三个方面阐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
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而言，陈金龙教授发表于《学术研究》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两篇论文关注和涉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问题，总体上将其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协调发展、和平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以及对其优秀成果充分借鉴和吸收等几个方面。也有学者重点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意义论述方面侧重于其对整个人类、对世界历史、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研究。
第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本质关联者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关联研究，充分理解和解释彼此相关性及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内在耦合。此类研究占能检索到的公开研究成果的一半。相关学者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因而立足于他者视角才能更加清晰的认识自我，才能更加清晰的把握作为一个较为“模糊”概念或现象的文明形态，也才能更加准确的洞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意涵、重大意义等。颜晓峰直接以《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为题，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其实是一致性的，两者之间互为因果。
王水兴、王岩、吴媚霞等也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外，也有学者如杨光斌、邢国忠侧重于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即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深化对文明问题的科学认识，以类型学意义上的具体文明类型的协调发展为抓手，逐步形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新形态，党发挥了主导性逻辑。
总体来看，以上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宏大叙事的某一视角、某一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认知，反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的最显像层面的基本问题，且有些观点存在不同认识。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究竟谁？在相关成果中的表述中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特定时间点特定场合的讲话语境来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等。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全新论断，目前已有的成果仅是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成果论述的方面较为零散、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且有些方面尚未涉及，如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一文明新形态等问题。当前的研究现状，给本书的撰写和创新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对文明问题研究的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西方欧美国家，另外在日本、俄罗斯等国也有部分学者从事文明相关研究。自启蒙运动至今，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高峰期，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高水平成果。
第一阶段：启蒙运动至19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的文明问题研究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如关于“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研究等），又关照西方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文明进程中的个体生存问题等），其中，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成为一大特色。代表人物如卢梭、伏尔泰、弗格森、巴克尔、基佐等。
关于文明概念的研究。前文在相关概念研究中已经简要梳理了文明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演变过程，为避免前后文重复研究，在此主要从学术史的视角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述评之。无疑，文明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它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被提出，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思想家的关注和定义，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成为西方现代性叙事的核心概念之一。最初，主要强调的是个体的能力、素养、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之后，文明逐渐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内涵。由于文明概念的历史性及最初的地理性特征，因此，从提出始，一般指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且将欧洲视为文明，而世界其他区域则为野蛮。反映在理论研究方面而言，首要的体现在对文明内涵的界定上，以欧洲或者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知识化程度、礼仪规范来定义文明，且作为衡量文明或者野蛮的标准。用“文明”一词指称文化上与西方社会比较接近的社会或人为文明社会或文明人，用它将世界划分为“昨日世界”与“今日世界”。如孟德斯鸠和他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的观点基本相似，文明的观点是相对于一种野蛮状态的，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等。同时，“文明”一词的广泛使用也源于文明认同的内在排他性。如欧洲人以海上强国为自身身份认同，作为扩张主义者且取得胜利，对被征服者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有义务和责任将其捍卫的文明输出给野蛮的或者不文明的被征服者。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排他性更强调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认同，强调文明的一元化特征，非我文明体系中的，皆为野蛮人，需要教化。正如20世纪德国学者诺贝特·艾里亚斯总结指出的，文明这一概念涵括了西方国家近两三百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且外延广泛，每件事几乎都可以用是否“文明”来衡量。
19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在其研究中，认为文明有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代表人类整体的进步完善，另一方面代表某些进步形式，也就是说这些进步的形式确立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穆勒还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或者说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源泉就是经济发展。法国历史学家基佐也指出，在文明作为人类历史重要且伟大的进步事实中，个体与社会无可置疑的优先在场性及其两者各自的发展进步、两者之间相互的增益关联构成了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基佐使用必须“依赖”“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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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词汇论述这种相关性。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狭义的文明可等同于简单的物质需要的增加，广义的文明则还包括“高尚境界”层面的内容。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文明是指人类智德的进步。
除以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观点外，亦有个别学者较为另类的观点，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1773—1836）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尊重程度作为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准等。
概括而言，对“文明”一词的使用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是将文明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使用，这种文明的话语一方面表明了一种“优雅”“高贵”“修养”“教养”“礼貌”等的状态，以区别于“野蛮”“落后”“原始”“粗俗”等状态，这是一种在比较中将自我超越于非我的优越性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从个体延展到群体，进而延展到民族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而后随着欧美的殖民扩张，从世界或全球的视野更将这种优越性延展到一个更大的区域“欧洲”或“西方”，并且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辩护工具和合理性支撑，这便将文明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鲜明的区域特性，文明呈现单数的特质。二是将文明作为世界史或全球史（有关世界史和全球史的界定）研究中的一个社会文化实体，一个宏大世界历史叙事的基本单位，一个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来使用，侧重于群体或区域的文化特质，文明呈现复数的形式，千百余年来的世界文明多样并存并有不同程度的交流与融合，进而逐渐挑战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文明价值观，文明成为世界性的叙事主题，多样文明的共同发展成为基本共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变迁，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始终是不变的追求。另一方面，这种文明内涵的研究成为西方普世文明观的重要源头，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的外在显现，是西方对付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内在需要。而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讲，西方社会认为的普世性的文明则就是西方的，而非普世的。
关于文明史的研究。19世纪以来，文明问题的研究与上期相较而言有了较大差异，在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单一文明史或国别文明史的研究成为主要动向，并将欧洲文明视为其他区域发展的模板或榜样，单数文明的意义明显，如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就以欧洲文明优越于其它文明作为论述的主旋律。19世纪下半叶始，多元文明史研究开始显现，如阿摩斯·迪安的《文明史》和埃默里·亚当斯·艾伦的《文明史》等。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风俗论》（1756）被公认为是文化或文明通史的启蒙之作，运用巨大的篇幅，以犀利的文笔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研究各民族的风俗以及隐藏于其后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同时旁及不同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并非单纯的政治史或事件史。正如他本人说的，风俗是文明的重要承载，对于不同民族风俗的研究是认识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方面，因而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这个民族的精神等重要方面。《风俗论》一书也表现出了对非西方文明的积极态度，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强烈兴趣和称赞口吻，显现出极大的热情。苏格兰社会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的《文明社会史论》（1767）被称为是对“古代文明的政治社会学研究”，全书主要涉及社会政治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弗格森立足于多元视角，从人性的高度、社会现实的异化状态等的解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他一方面肯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立足古典政治社会理论对西方文明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成为较早就深邃的洞察到现代性危机的学者之一。当然，弗格森也在书中流露出对“文明”的宽容态度和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多元文明存在的宽阔视野。
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出版的《英国文明史》（共2卷，1857—1861）和法国史学家基佐出版的《欧洲文明史》（1828）（他还撰写了《法国文明史》1829—1832）确立了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成为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前者实际上是以英国为例来研究人类文明史问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史研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在研究过程中吸收了圣西门等人的阶级斗争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文明相关问题的研究中，通过从公元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历史嬗变来展示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部研究欧洲文明史的重要著作。另外，英格兰史学家吉本撰写了《罗马帝国盛衰史》（1770），从文明视角剖析罗马帝国的盛衰问题等。
第二阶段：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在继续国别文明史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转向，即从国别文明史、区域文明史转向世界文明史或全球文明史的书写，从单一文明史转向多元文明史的书写路径。当然，国别文明史和区域文明史依然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明史著作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如19世纪末阿尔培米拉的《西班牙和西班牙文明的历史》、古斯塔夫·迪库德雷的《文明史纲》（1886）、查尔斯·伍德沃·赫特森的《文明的开端》（1891）等都较具代表性。但多元文明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同时期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阿摩斯·迪安的《文明史》（1868）将古代文明史的书写拓展到近东、希腊、罗马等地的文明，当然，近现代依然以欧洲文明为中心。埃默里·亚当斯·艾伦的《文明史》（1887）将文明叙事范围扩展到美洲，已经含有多元文明叙事的成分。
这一时期被视为国外尤其是西方关于“文明”研究的鼎盛时期，也是相关文明理论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明理论莫过于“文明形态史观”，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和解释历史的新单位，它是20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从文明演进的规律对西方社会进行深入剖析的理论产物，在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启发和影响下，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方法，产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巨著，尤其是斯宾格勒开启了文明形态的历史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同文明视为平等存在，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观点。其他如威尔·杜兰、乔治·萨顿、李约瑟等的相关著作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以来，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共2卷，1918—1922）的发表，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迅即在学界激起浪花，引发广泛关注。他将文化视为历史的基本单位，通过研究，他识别了八种具有明显特征和极具代表性的高级文化，虽然扬弃了欧洲中心论，但并没有公平的看待所有民族和组成这些民族的不同阶层。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一般需要经历三个发展过程，一是将文明从文化厘定的框架中摆脱出来；二是开启真正能与文明相匹配的文明形态的创制；三是文明在经历一定的发展时期后会僵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系统考察了六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识别了二十余种不同文明，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每一个具体的文明体，而不是某个民族国家，抑或人类全体。民族国家无疑不能够揭示文明的全貌，而人类全体则虚无了部分群体的文明创造以及不同区域的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各种文明在其发展演进的历程中，交流、借鉴、融通是普遍规律，不存在完全孤立、与世隔绝的文明形态。文明发展一般经历“起源、发展、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摒弃了欧洲中心论，在对各种不同文明考察的过程中，既重视文明的历时性，亦强调不同文明的共时性，承认所有文明在意义、价值层面的平等性。如果说斯宾格勒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那么紧随其后的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虽认为斯宾格勒的文明论过于一成不变甚至僵化，没有给人类活动和历史行为留下其他道路的可能性，他试图走出斯氏的文明轨迹图，为人类活动的历史行为探寻可行路径，但其结果是亦未能跳出悲观主义历史观的气质。
受到汤因比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启发，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为主题的新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研究将文明问题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峰。如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等人的研究都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为主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研究范式，也超越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从而能以更加客观的视域理解“世界”“全球”。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研究范式的明显转变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延续数百年的不合理的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等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从而使得“复数文明观”的研究和解释更具世界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近代以来西方确立的优势地位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依然根深蒂固，在此后会以不同形式、不同理论不断出现。而广大非西方国家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依然受制于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以轴心文明论（1949）而享誉全球。此外，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论》，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俄罗斯哲学家丹尼拉维斯基的“十文明说”，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20），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梅里曼的《人类的故事》（1921），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全11卷，1927—1967），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1949），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54）等研究成果都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
第三阶段：20世纪后半期至今。此阶段一方面承袭了多元文明的重要研究视角，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理解人类交往的基本范式，并试图用多元文明解释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甚或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当然，在解构过程中的建构性研究，亦是西方哲学、人文历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外学者对文明问题研究重心的范式转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进步的烦恼”，凸显了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各种问题，由此，人的命运、价值以及西方文明的前景成为关注点；二是伴随全球化进程，西方文明以其强势地位逐渐形成了一种统治世界的迹象，由此而带来的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及其与其他区域文明相互关系问题成为又一个研究热点；三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后，尤其在2001年“9·11”事件后，一度成为争议的焦点，由此而展开的关于不同文明或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西方文明普世性的研究成为焦点。
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由来已久，人物、流派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即是其中之一，涌现了一批举世闻名的思想家、学者，如哈贝马斯、阿多诺等，并提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观点，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典型代表。如阿多诺通过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和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人被科学技术所“统治”，工具理性完全压制了价值理性，人无法跳出其编造的窠臼，无法获得拯救。阿多诺还参与到德国社会学对晚期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中，以表达自己的担忧。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进步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亦带来了一系列“恶果”，如对人的闲暇时间的侵蚀，对自由追求的遮蔽，对危害秩序要素的“遁行”，对社会中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的消解，对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制，从而使社会思维呈现单一的向度，人成为没有反向思维能力的人。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病态存在，反常现象应被视为更加正常的现象，重申“价值重估”的必要性。马氏“单向度的人”及其相关学术观点风靡全球，提出的许多深刻见解得到了相关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共识。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同样关注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生态环境、粮食安全、教育不公等全球性问题，并希望通过主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共同行动，改善全球治理，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由于其思想主张的消极色彩，成为“未来学悲观派”的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文明研究中的“未来学”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托夫勒是其著名代表人物，提出了“三次文明浪潮”
更迭前进的文明进步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似一磅重弹炸开了20世纪90年代沉闷已久的文明问题研究新的大门，以“文明”视角来解释当前及今后的世界秩序，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范式，由此引发了大量的争论。
亨廷顿视文明为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并结合自己研究所长，将其运用在对国际问题的分析中，认为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上升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和和平文明的最大威胁。
这一时期还有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尹东俊太郎的《比较文明》（1985）《文明的诞生》（1988），岸根卓郎的《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1992）、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89）、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1992）、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文明》（2001）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2003）等，都对世界文明史或全球文明史的研究进行了有启示意义的探索。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文明问题的研究分属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无论对全球文明史的研究，还是对国别、区域文明的研究，抑或对特定时期文明的研究都卓有成效。既有对文明基础理论的阐析，也关注文明的现实影响；既关注文明的历史，也关注文明的前景；既关注单一的文明，也关注文明的互动等，其中不乏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著作、分析范式和精彩观点。但是，由于研究立场、价值观念、认识水平、理论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和不足，带来了对于文明研究中的整体偏颇，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西方中心论”色彩明显，以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成的文明观念、民主制度、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物质文明等为衡量其他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准，尽管有部分学者能够扬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但并未将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平等对待，“文明优越”充塞于字里行间。第二，对于文明研究的成果虽然丰硕，尤其是文明基础理论的研究，亦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但难以形成理论上的共识，如就文明概念、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类型等各执己见。第三，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及走向较少涉及，即使如“未来学”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均囿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认识以及当前似乎由西方现代文明主导全球格局的现实而不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建构一个科学的路向，甚至不能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承载的文明意涵。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既体现在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理论形态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这种成功是否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中国的成功是西方现代化逻辑的翻版，证明了西方模式的巨大力量，全球单一现代性正在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高屋建瓴，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文明意涵和文明成果，而这一高度事实上也宣告了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贡献。同时，基于文明与现代性的同质性，客观上宣告了单一现代性的破产，证伪了单一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而言，它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逻辑上与时序上的关联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性转型的意义呈现。作为一个新的论断和命题，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其思想来源、科学内涵、核心要义、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发展路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均需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在宏大的历史、理论、现实场景下梳理、总结、阐析、回答这些问题，开启文明新形态的“密码”，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价值与世界历史意义的呈现。
本书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坐标和对现代性反思扬弃的时代坐标中论证其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基本特质、价值意蕴、发展路径及其他理论问题。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坐标看，数以万年的发展演化使人类逐步摆脱了其生存的生物学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并先后经历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文明形态，根据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或史前文明、远古文明、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近现代文明等发展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一种新型现代工业文明，成功将中华农业文明推进到新阶段，续写了中华文明传统。从对西方现代性反思扬弃的时代坐标看，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马克思所指明了的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形态为方向引领，以中国作为新型现代性探索建构的实践场域，充分占有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新形态。以此为主线，本书先后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发展路径等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考察与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在“人类”文明史意义上就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指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演进的客观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传统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辩证融合；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中生成，开辟了实践新境界。其次，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质和核心要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三方面的基本特质：超越性体现在以人的逻辑超越了资本逻辑、以公共价值的优位选择超越了对理性主体的无限赋能、以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超越了竞争—冲突的国际秩序观；引领性体现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引领；典范性体现在将“文明特殊”与“文明一般”有机融合，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路向规定、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借鉴和吸收了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与超域特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自觉与文明智慧。复次，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新型文明，其彰显的价值丰富且多维，不仅对于中国自身，而且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本源意义，注解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标志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智慧，提供了世界历史新的文明范本。最后，论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路径。他需要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优势发挥、需要文明创造主体的价值立场坚守、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保障、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坐标定位、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叙事、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实践。
（1）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就是根据选题类型和研究目的，通过查阅、搜集、分析相关已有文献，全面、系统的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观点、内容、体系等，了解本领域研究前沿和研究动态，从而形成本书的问题意识、意义或价值定位、主要研究内容、思路等的一种方法，是人文社科基础领域研究的必备、常用方法。本书以“现代性反思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为题，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因此，获取近年来已有相关文献资料，掌握该问题研究动态、进展、方向和薄弱之处，确定开展研究的视角、观点、内容、结构等。
（2）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发展趋势或规律等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质性”的分析，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本书的研究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现代性视角审视、洞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基本特质、价值意蕴、发展路径等。作为人文社科的基础理论研究，通过分析、论证、归纳、概括等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命题的相关理论问题。
（3）跨学科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也就是借鉴不同学科理论、方法、范式等而进行的交叉融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实际研究的需要，它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某一学科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方法等进行研究，形成了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实现对某一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实践证明，跨学科研究法是近年来科学研究创新的关键着力点。本书的研究从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但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对象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系统性及现代性的视域决定了该研究亦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内容，跨学科研究更能全面、系统、清晰地解释这一复杂的研究对象，揭示其内在的逻辑机理，从而得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研究结论。
（4）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就是在开展研究过程中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比较考察，从而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的质的规定性就在于一个“新”字，“新”是相对于“旧”而言，内涵着“进步性”“发展性”的意蕴。本书从共时性视角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现代文明进行比较、从历时性视角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五千余年的中华农业文明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规定性。
[1]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Gener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George Wells Knight（ed.），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mpany，1986，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