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义究竟为何物？这是跨越千年的人类之问。有人将正义喻为“普罗米修斯之火”，它驱散阴暗，带来光明；有人称正义为“普罗透斯之面”，它变幻无常，捉摸不定；也有人把正义比作“阿基米德之点”，它均布曲直，平衡事物。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那里，正义有着不同的意蕴。马克思是千年思想家，是盗取正义之火为生民立命的伟人，他是正义的拥护者、建构者。但在马克思逝世近百年后，英美学界掀起了拷问马克思正义的热潮，以“塔克—伍德命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正义，共产主义超越正义，马克思拒斥正义，为马克思贴上了反正义的标签。

实际上，任何一种正义都是历史中的正义，更是共同体历史逻辑中的正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众多思想家在言说正义时，总是将之置于“自然状态”“城邦共同体”“契约共同体”以及“伦理共同体”中加以考察。应该说，没有共同体就没有正义，但他们把正义看作神圣、抽象、永恒的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共同体演变的形态和规律，这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总钥匙。在历史唯物主义宏大幕布上，共同体按照从“自然—本源共同体”到“虚幻—抽象共同体”再到“自由—真正共同体”的逻辑序列依次运演，而正义也随之从“朴素正义”到“抽象正义”再到“实质正义”的历史序列依次生成，这构成马克思共同体的正义序列。离开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我们便无法寻获马克思正义的原相和本义，也无法走出“塔克—伍德命题”的迷雾。

“自然—本源共同体”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是“劳动同所有”相统一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人类朴素正义的开显。马克思通过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及其内蕴的生产方式、所有权关系的考察，揭示了正义起源于共同体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物质生活关系。尽管“自然—本源共同体”掺杂着奴隶制、封建制等专制制度，但这个阶段是以人为目的的阶段。无论亚细亚的共同“占有”关系，还是古典古代的部分“私有”关系，抑或日耳曼的个人“所有”关系，都内蕴着正义的重要论域：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天然正义、源于劳动分工的交换正义、基于公社成员身份的分配正义以及较为民主的政治正义。随着人口增长、领土扩展、分工细化和交往频繁，“自然—本源共同体”发生变革，劳动者与其客观条件逐渐分离，最终使“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代替了“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

“虚幻—抽象共同体”是物的依赖关系阶段，是“劳动同所有”相对立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所有权正义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虚幻共同体的法哲学批判走向了对货币—资本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悖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抽象共同体”的非正义性表现在它把“人的关系”贬黜为“物的关系”，把“人是目的”倒转为“人是手段”，把“自由劳动”扭曲为“异化劳动”，最终制造了“资本”与“劳动”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缝。马克思对“虚幻—抽象共同体”的正义批判是在历史尺度和人的尺度的双重互动中展开的，这意味着他的正义理论已经与以往的思想家分道扬镳，即从“资本正义”转向了“劳动正义”，从“分配正义”转向了“生产正义”，从“抽象正义”转向了“具体正义”，从“法权正义”转向了“制度正义”。

“自由—真正共同体”是人的自由个性生成的阶段，是“劳动同所有”的复归阶段，这个阶段是劳动正义、需要正义的渐次实现。“自由—真正共同体”最终通向无阶级、无剥削、无异化的正义社会，这种社会与马克思正义概念的最高序列相互映衬，是高阶正义的实践表达。“自由—真正共同体”的正义是一个复合型的逻辑等级和历史性的更替次序，即由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向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运演和发展。马克思以贡献原则批判权利原则，以需要原则批判贡献原则，他的正义沿着权利→贡献→需要的逻辑等级和历史次序依次更替。所以，共产主义与按需分配内在兼容、相互融通。

当代世界处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言明的历史大时代，但在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着两种不同形态：数字资本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共同体，后者是人的逻辑主导的共同体，这两种共同体代表两种正义路向，前者是异化的正义，后者是真实的正义。因此，我们应该重审数字资本共同体的本质，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及其造成的异化后果，从而在马克思的解放理想中探寻替代性方案。毋庸讳言，人类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是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跨越发展鸿沟，实现全球正义。

关键词：马克思；正义；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正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