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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古希腊文明被看作整个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一样，古希腊哲学也在长久以来都被看作西方哲学的起源处，或者更为极端一些地省略“西方”二字亦不鲜见，在哲学研究中“言必称希腊”倒也算是一种常见的理论传统。如罗素所说的那样，“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之令人惊异，以至于直到最近的时代，人们还满足于惊叹并神秘地谈论着希腊的天才”。
抛却意味深长的历史语境，我们大概可以同意古希腊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哲学层面确认了世界的可认知性，从此，知识可以无须通过神明的中介而是借由系统的观察来获得，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开始被清晰地划分开来，人们对于宇宙秩序和自身存在的把握逐渐摆脱神话色彩，以一种探究世界超验性本原的形而上学的方式展现出来。自由与制度问题作为人的存在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映现，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元问题，最初从哲学层面对该问题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的影响亦可以追溯到哲学起源的古希腊时代。
古希腊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现在的国家概念，而更加倾向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区泛称，它由诸多古典城邦密切联系于广阔的东中部地中海世界，大概包括如今的希腊半岛、爱琴海和伊奥尼亚海域的群岛以及土耳其西南沿海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东部沿岸地区，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哲学、科学和艺术形式几乎都始自古希腊。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希腊神话大概可以看作欧洲最早的文学形式，这时候的哲学、科学、宗教、文学和艺术还没有产生形式上的分离，神话的内容只作为原始社会氏族政治的精神产品在古希腊原始居民之间口口相传，后来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歌中被整理记录下来。荷马和赫西奥德的“四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为古希腊文明产生之前的“黑暗时代”留下了足够详尽的背景资料：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入侵希腊地区并大量吸收了克里特岛人的米诺斯文明，在色萨利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广大地域上建立了许多小王国；公元前15世纪，迈锡尼人开始攻占克里特岛并最终摧毁了米诺斯文明；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里安人又瓦解了迈锡尼文明。此时的古希腊地区在频繁的战争蹂躏中长久地徘徊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原始生产方式之上，社会制度处于城邦政治的萌芽状态，贵族王权式的英雄主义成为盛行文化，以战争为主调的社会背景侵染到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之中，共同构成了通往“新思想”的通道。以“四大史诗”为代表的希腊神话体系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哲学本体论倾向，认为在人和人所生活的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或者力量，即神和神所规定的必然性，它虽然不被人们的感觉所把握，但却决定着万物的生灭变化和人间的祸福兴亡，这是人们对世界本质和运行规律的最初关注。同时在荷马和赫西奥德那里，神和人之间、英雄和英雄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普遍对立也清晰可见，在人与神这一根本矛盾之外还大力描写了人间的生活、思想、斗争和品德。真正的神是不可知的，他们笔下的“神”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人，有英雄的勇敢和优点，也有常人的踟蹰和缺陷，并且强调英雄的敌人本身也是英雄，在神性和人性的对峙之中凸显了人具有独立于神之外的尊严和理性。神话体系中所包含的神性与人性的矛盾对立凸显了整个古希腊文明的内在思想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张力推动着古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古希腊人一方面通过神灵的强大表达了对世界背后的终极规律的探究与向往，并试图把神的意志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以求得政治制度的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英雄们面对神性的不懈斗争表达了人对自由状态的超越性追求，这大概可以看作自由与制度问题以超越性和现实性的形式首次被表达出来。
看似虚无缥缈的神话、诗篇和歌谣实则是人类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内在冲突关系的某种隐晦表达，这种表达通过神族故事和神人关系两条路线展开。首先，根据希腊神话的描述，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存在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在诗歌当中通过新旧两个神祇谱系的更替得以体现。以巨灵神族为代表的旧神谱系被描述为丑陋庞大、不可捉摸的无形怪物，代表了对人来说极其可怕并不受控制的自然力量，弱小的人类面对旧系神灵时就如同人类社会之初面对强大的自然规律，像动物一样完全臣服于自然必然性；旧神谱系中普罗米修斯和德米特的出现开始预示着神族的更替和世界的发展，前者给世界盗取了火种，后者则为人类带来了生殖、农业和财产的知识，古希腊文明随之进入了铁器时代，这一转变成为人类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发展的一种象征；以宙斯为代表的、挫败并彻底代替了巨灵神系的新神谱系被描述为一个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社会系统，除了代表自然力量之外还被附加了一定的社会属性，隐含了人们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对自然力量更有效的运用和社会制度的逐步完善。其次，古希腊贵族式的英雄主义以人对神的反叛为核心，其中又以战胜诸多自然力量的赫拉克勒斯为典型。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才智先后消灭了巨人家族、冥王哈里斯、九头水蛇以及怪鸟、疯牛、巨龙、暴风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自然力量，并从海里捞出了大工匠的儿子、从山谷中救出了普罗米修斯、从死神手里救回了朋友的妻子阿尔刻提斯，一边为民除害，一边拯救生命，还亲手推倒了艺术家为了纪念他而塑造的雕像以表达自谦，这种不遗余力地对人的力量和品德的赞歌毫不掩饰地展现了人性对自然神性的斗争精神和超越渴望。希腊神话一方面通过神族谱系的更替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通过人类英雄对神性的不断反叛表达着追求超越、追求自由的人本主义思想，人类存在方式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通过希腊神话中神性与人性的内在冲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希腊神话中的这种内在冲突概括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酒神狄奥尼索斯是沉醉之神，象征人身上冲动和狂迷的原始生命力，人一切原始冲动都在酒神精神的支配下得到解放，不受任何理性观念和原则的束缚，蕴含着创造世界、创造人生的超脱和直觉；日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他用阳光的光辉使自然界呈现出符合审美的外观，人间的苦难在审美中被消解，代表人以冷静的理性观察世界的态度，蕴含着节制的力量和真实的感受。尼采认为酒神精神直接与世界的本质相联系，而日神精神则与现象世界相联系，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对立背后是生命冲动与理性秩序的对立，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本质不仅是人对自然界的模仿，更是对世界的补充和超越。正如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诸神一部分代表了自然力量，如阿波罗代表了太阳、波塞冬代表了大海、宙斯代表了雷雨、赫拉代表了大气，而另一部分则代表着人类的知识，如阿芙洛狄特代表着生长、德米特代表着繁殖、缪斯代表着诗歌等，这种自然力量与人类知识的分化为整个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奠定了主客分立的形而上学基础。神话更多采用感性的幻想来表现拟人化的对象，哲学则要求使用概念和范畴等更为严格的思维形式去把握世界，希腊神话中这种隐含了自然哲学萌芽的表达方式及其所包含的内在思想冲突当然还称不上确定意义的哲学，但看似天马行空的故事传说同样与人类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为人类在有限的物质时空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提供了无限发展的价值维度，构成了我们在哲学层面追溯自由与制度问题的最初发轫。
神话和史诗的背后必然存在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其表现出来的思想理性化过程也必将对希腊文明的思维传统产生重大的影响，罗素说“雅典的伟大开始于两次波斯战争”，
确实有其道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希腊大陆多山且贫瘠，各城邦和王国之间往往被山脉和海洋相分隔，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联系只维系在很低的水平上，彼时的货物贸易以更为接近海盗掠夺的方式进行，城墙之外即为敌人，各城邦都表现出强烈的“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独立性。公元前800年之后，以“希波战争”为顶峰的一系列战乱和争斗席卷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的希腊世界，战争一方面使本就孤立的各个城邦被切割得更为破碎，另一方面又使原本相对封闭的希腊地区同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艺术、文学的融合发展。此时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由数百个在今天看来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都很小的自治城邦或者王国构成，有限的地理面积却充斥了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以种植农业为主导的定居生活天然存在极大的生存风险，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城邦一旦农作物歉收便很容易面对被彻底摧毁的困境，所以诸城邦在“为了生存而结成同盟”和“为了生存而发动战争”之间左右徘徊，二者之间的摇摆形成了古希腊文明的独特张力，充分体现了希腊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杂糅。孤立的希腊城邦由于地理的分隔和长久的战争在文明形态上蕴含了极强的竞争性内核，同时人们又在动乱的社会生活中表达出了达成“普遍认同”的强烈渴望，二者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角力、融合进而构成了古希腊哲学二重化思维方式背后的社会根源。
希腊文明的竞争性和认同性特征并不仅仅体现在战争之中，还跟宗教、运动以及哲学的诞生密切相关。公元前776年，如今奥运会的前身“奥林匹克竞赛”便诞生于古希腊地区，竞赛以众神之王宙斯的神庙所在地“奥林匹亚”命名，来自各个城邦的运动员赤裸身体，在运动会上齐聚一堂、同场竞技，一方面表达对神的敬仰，另一方面在运动场上展现人的力量，甚至发生战争的城邦之间都会在竞赛期间保持和睦。除了运动之外，这种竞争性在艺术、文学、政治和哲学领域同样对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古希腊十分重要，它推动着希腊人在不同的领域展现、表达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并对自身的力量进行检验，哲学的诞生亦是如此。古希腊人对于智慧的追求也和战争、运动一样激烈，我们通过《柏拉图对话录》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哲人们如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等之间的对话并不如今天的哲学话语一样高深晦涩，而往往表现为激烈的争论。希腊文化传统中的竞争性和对相互认同的渴望使得古希腊人非常重视思想的交流，一些智者逐渐认识到“对话”是共同讨论问题或者推动知识发展的有效手段：当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事例、阐述论据之后，持有反对观点的人应当遵循同样的逻辑顺序进行陈述和辩驳，二者相互辩论就如同一场小型的战争或者运动竞赛，这种“对话”往往能够形成一个不同于任何一方的“综合观点”，使人们对自己和世界都产生全新的认识，这种参与“对话”的方法便是“辩证法”（dialektik）的雏形。
毫无疑问，实践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进步是决定人类文明程度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相同的社会历史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之下往往产生某些微妙的差异。以冶铁技术为例，铁器农具的成熟运用对人类历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出现，在印度大概是公元前800年，在希腊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在相差不多的历史区间里几乎同时发生在世界几大文明形态之中，推动了人类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事农业的土地面积在地中海、恒河和长江流域都大大增加，然而哲学（主要指形而上学）形式上的萌芽却只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在相似的生产力水平上，首先，希腊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强力的统一国家，为思想的自由发展留下了充足的政治空间；其次，希腊地区的海洋环境和铁器工具对航海技术的促进推动了地中海海上商品贸易的兴盛，商业交换为思想交融带来了丰富的契机；最后，希腊文明传统中充满竞争和渴望认同并存的二重化特征使得希腊人在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时拥有更主动的个体精神。反观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则在思想表达上更多地依附于封建统治并被委以家国天下的重要责任，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在表达自我、推陈出新时更为谨慎，总是试图把新思想纳入到旧有的理论体系之中，而非同旧观念彻底决裂并获得全新的认同，所以中国哲学相对较少像古希腊哲学一样进行这种个人间的“对话”。这种差别不只体现在哲学之中，在社会生活里也随处可见。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说明古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曾经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希腊雕像工艺及其宗教意义都被证实是由埃及传播而来，但这种单纯的雕像艺术在传入古希腊后慢慢成为表达“人神关系”的一种方式：埃及雕像多以着装的统治者形象出现，而希腊雕像则更多以赤裸的“人”的象征形象出现，并不具体指代某一个人，而是通过雕像的尺寸和体态的对比变化来显现人与神的力量限度。埃及人的雕像工艺被用于政治，诉诸把统治者的权力转化为永久的造型留给后人；希腊人则通过自己的文化形态赋予了雕像艺术以永恒的哲学意义，不断追问人与神、人与世界之间到底共有着什么？人们究竟应该怎样与代表着世界意志的神灵相联系？简言之，由于现实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希腊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竞争的强调和对认同的渴望共同塑造了灿烂的希腊文明并孕育了希腊哲学的萌芽，人们一方面强烈追求着个体的力量和自由，另一方面又无比期盼着社会的认同和自洽，于是希腊人一方面在知识上确认了“通过观察以理解世界”的哲学路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建立了奴隶制基础上的城邦民主制度。
神性与人性的对抗、竞争性与认同性的并存共同塑造了古希腊文明的特有形式，这种文明形式在哲学上的最初表达大概就是人对自身所生存的“世界”的好奇和追问。仅以自然科学目前所能观测到的范围而言，已知的宇宙半径超过200亿光年，形成时间超过130亿年，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迄今大概存在了46亿年，如果把哲学世界观的认知对象定义为整个宇宙，那么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而人的存在呢？“人到七十古来稀”，人终其一生所能达到的寿命在时间上“若白驹之过隙”，靠双脚所能丈量的土地在空间上“寄蜉蝣于天地”，所能经历、认知和改变的事物在历史中更是“渺沧海之一粟”，世界的宏大和自身的渺小大概是人在直观世界和自身存在状态时的最初感受。那么，无限的世界对于人有限的生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人类历史来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终于有人开始用逻辑而不是神话的方式来思考并表达这一问题，于是世界无限性与自身有限性之间的强烈对比构成了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前585年，生活在伊奥尼亚海岸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成功预测了当年的日全食，亚里士多德在两个世纪后确认了“这是希腊哲学的开始”。泰勒斯未必是第一个思考这一命题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人，正如罗素所说，“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
这一论断的历史性意义不在于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性，而是标志着人类开始在思想上走出“神明创世说”的局限。泰勒斯拒绝使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而是确认了世界及其背后的奥秘可以通过理性加以解释，并尝试以哲学的方式思考世界本原的问题，这是人类文明以形而上学的形式探索世界的最初萌芽。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当尽力以求不朽”，本原问题的提出昭示着人们已经意识到生命意义与自然规律、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矛盾，开启了对于超越自身有限性的无限性思考。只有如此，自由与制度问题在哲学上的提出才成为可能，即人可以通过追问世界本原及其背后规律的方式以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
虽然泰勒斯的这种理解无疑还是不自觉、不系统的，但当人们开始运用人类思维和哲学方式审视世界和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时，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以达到历史无限性的努力就开始了，这种哲学上的努力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在诸多现实的制度规范中寻求个体的自由。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受到某些制度形式，无论这些制度形式表现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还是社会生活的法律规则的制约，在自然力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能够解答自然力量背后的秘密并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似乎成为突破自身有限性以达到无限和自由的路径，这是人们建立在常识和幻想的基础上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初始态度。在泰勒斯之后，还有很多哲学家开始沿着这一路径思考哲学问题。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
而决定世界这团“火”如何跳跃变化的终极规律被称为“逻各斯”，人在有限生命中能够达到的无限自由就是透过各色现象去认识“逻各斯”并遵循它的标准来生活，“逻各斯”构成了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制度的最终原因。毕达哥拉斯则认为“宇宙”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世间万物进行联系、调和的“秩序”，实际维持世间秩序的制度是数和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具体的事物无法构成世界的本质，数才是万物的基始，人要追求自由就应该努力把握并服从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此外，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恩培多克勒认为“水、火、气、土”共同构成世界的本质，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把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于世界本原的追问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开始趋于脱离具体事物而运用“本原”本身来论证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概述之，以伊奥尼亚学派和原子论哲学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基本秉持着观察和猜测的方式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追问，并以“世界本原”为切入点来解释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的运行。在他们看来，哲学把握的对象应该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自然现象背后必定存在某种亘古不变的终极本质，“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多变，但它却始终如一”，
只要把握了始终如一的世界本原及其规律，其他附属问题就都是不言自明的，人的自由、生命的意义、制度的标准等都蕴含于世界本原变化发展的规律之中：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既是自然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是社会生活的制度标准，差别只在于表现形式的不同，只有认识并按照这种内在规律去生活才能有效地延续自身的自然生命以更加接近无限的自由。
真正推动自然色彩浓厚的古希腊哲学发生实质性变化并寻找到新方向的人是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提出和“真理道路”与“意见道路”的区分奠定了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在巴门尼德看来，自然哲学依靠感官经验从具体事物中寻找世界本原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现象世界的生灭变化和无限多样恰恰是不真实存在的表现，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事物是可以永恒不变的，而作为世界本原的应该是超出感性物质的、永恒不变的、唯一完满的“存在”。巴门尼德将感觉经验的“意见”与思维理性的“真理”区分对立开来，认为存在只能通过思想而非直觉加以把握，因为可以被思想和被言说的东西必然在所有的时空中都存在，即“能够被思维的和能够存在乃是同一回事”。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和对“两条道路”的划分为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二重化传统奠定了初始的基础，也对后来的哲学家讨论存在论问题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人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应遵循的最终依据应该是通过思维而把握到的永恒的、完满的、唯一的对世界最普遍本质的真理性概括，而不是通过感觉经验所获得的关于现象世界的杂多意见，人获得自由的道路在于追求关于存在的真理并遵循真理而生活，社会制度也只有建立在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即真理性的知识之上才能达到与人的存在的统一，并实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安宁。如果说巴门尼德奠定了形而上学形式上的雏形，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将形而上学的范式和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发展到了成熟。虽然柏拉图哲学绝对不会被划归到唯物主义的范畴之内，但其哲学在研究方式上受到自然哲学的影响却显而易见。柏拉图把哲学首先看作一种对于真理的洞见，而一切对真理的追求都是建立在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二重化结构之上的，他说“当我们给许多个别的事物加上同一的名称，我们就假定有一个理念存在”，
理念作为个别事物的共性构成了世界的本原和哲学知识的对象。柏拉图在理念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来解释世界的本质，他认为物质质料的确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之一，但物质本身并没有确定的性质和存在方式，因而是不完备的、第二性的，只有在理念形式的规定之下，物质质料才能构成具有特定性质和秩序的现实存在物，世界本质当中所包含着的必然与秩序由理念所决定。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的生成过程也就是神运用理念塑造物质的过程，自然界的诸多现象都是理念的纯粹必然性的外在表现，在现象世界之中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东西，具体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人们只有真正把握了感性世界背后稳定的、绝对的、永恒的观念世界才能达到关于世界的真理。如此一来，希腊哲学通过追问世界本原来解答人与世界、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制度等哲学元问题的研究路径在形式上达到了成熟，形而上学的基本范式被奠定下来。对这一阶段的古希腊人来说，感性的现实世界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本原性的内在规定，包括个人在内的一切具体事物的生灭变化都遵循着世界本原及其规律而进行活动，这种世界本原的内在规定性构成了一切制度形式的根本标准，人若想要突破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就只能通过理性思维的方式超越经验和现象进入理念（或存在）的世界进而追求无限的自由。此时，对世界本原的认识构成了有限与无限、人与世界、自由与制度相互贯通的切入点，人在现实世界中所能实现的自由就是依照世界本原的内在规定性去生活，若社会制度的安排能够体现这种本原的规定性，则城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就能保持安宁稳定，反之则是战乱和灾难。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及受其影响的后来者们通过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对一系列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式的猜测和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也包含其中并从侧面被加以论证，这种试图超越现象世界有限性以达到无限的超验方式对后世理性主义的确立和自然科学的分化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任何文明的发展当然都不会仅仅沿着一条线索展开，希腊哲学除了具有自然色彩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之外，还表现出伦理色彩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在这一时期，希腊哲人们除了在本体论层面对世界本原进行形而上学式的追问，也十分强调对人自身的关注，这形成了古希腊哲学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另外一条路径。这条研究道路与主张向外探索并追问世界本原的自然哲学不同，他们更加强调向内深化并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完善，这对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起到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用，其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普罗泰戈拉那里。赫拉克利特的同乡普罗泰戈拉认为“知识就是感觉”，“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彼此之间的混合所产生”，
“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当应用自然的禀赋和实践；此外还宜于从少年时就开始学习”，
而“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所说的“尺度”是客观规律和主观真理的统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味着世界的存在、自然的规律和生命的意义都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客观真理，人们不应当用神的意志或是自然规律来理解社会生活，而要把国家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理解为人在感觉上约定俗成的产物，当它们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好处时就是合理的，反之则应当被改变。这样一来，普罗泰戈拉就在自然哲学追问世界本原的方向之外重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哲学道路，使“人”在判断社会生活的现实标准方面拥有了最高的自由，社会制度应当围绕人的主观利益进行设计，“我认为不管什么制度只有当其为一个国家所接受的时候才对那个国家来说是对和可取的，只有当这些东西在特殊情形下对这个国家不好了，智者才用别的好制度来代替它们”。
在普罗泰戈拉看来，现实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哲学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国家制度，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等利益才选择服从城邦的政治制度，而并不是因为世界本原的内在规定性。他在哲学上对人的自由的肯定和他在政治主张中对社会制度的设想合二为一，为后来的哲学家们讨论自由与制度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即除了向外探索客观世界背后的本质，还应当重视向内深化主体意识的价值，“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在哲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之间架起了一道现实的桥梁。
普罗泰戈拉之后继续倡导研究人自身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他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钻研自然哲学，致力于追寻世界背后的原因，但后来逐渐认识到朴素唯物主义只是猜测了事物组成的要素和条件，并不能回答世界背后的终极目的，无法了解世界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呈现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样子，其背后一定存在一种目的性的支配力量，这种力量叫作“善”，万事万物都存在趋于完善的最终目的，这是由神设计好的。如此一来，研究自然规律层面的世界本质就对人的生活毫无意义，并且干涉自然是对神明的不敬，人的自由和社会制度的目的应当在于使人“认识你自己”，真正的知识只能是对绝对的、永恒的美德的把握。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制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安排诸如男人治理国家、女人治理家务等琐碎的行为准则，而应引导公民认识并达到自身的“完善”，人们为了实现自由而致力于寻找的东西应该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自由在于内心而非自然。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继承老师哲学方向的基础上吸收了巴门尼德和自然哲学的观点，主张追求脱离具体事物之外不变的理念知识，并且更加重视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结合，为了表达人的自由而提出了反对现存国家政治制度的“理想国”方案。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奴隶之外的公民划分为监护者、辅助者和劳动者三个层次，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于维护不同阶层公民之间的“正义”，“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曾经规定下一条普遍的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者这一类的制度准则，就是正义”。
在柏拉图看来，社会制度只有实现正义才能维护国家的和谐，而人的自由在于遵从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美德，按照政治制度所规定的社会等级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共同推动社会的完美运转。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把关于客观世界和自身美德的一般性讨论纳入到了“实体”概念之中，认为只有具体的事物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人的自由也只有针对个别的、具体的个人才有讨论的意义，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为他人而只为自己存在的个人才有可能是自由的，“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门知识中，惟有（哲学）这门知识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
但亚里士多德同样注重哲学理论与社会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结合，深知真正的“自由人”只可能存在于理论设想之中，现实世界里孤立的个体并无法生存，所以他同时强调人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动物，只有城邦和政治制度才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也只有服从城邦的制度安排才能使人获得作为人而非动物的自由。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专注于人本身的哲学家在讨论自由与制度的问题时更加强调把人的活动与希腊城邦的制度文明联系起来，主张人对无限和自由的追求不再局限于自然生命而更加注重对内心的认知，自由与制度的关系也不再从自然世界中去寻找：自由不再是简单地服从客观规律以延续自然生命，而是认识自身并达到完善的状态；社会制度也不再是以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不变法则，而是成为使人和社会生活借以达到完善状态的政治安排。
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与希腊哲学作为古希腊文化形态的一体两面可以说是希腊文明留给后世最伟大的两项遗产，二者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哲学的进步推动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进而实现了人对自然力量的初步把握和人在自然世界中的朴素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则推动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进而实现了对社会制度的初步完善和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朴素自由。希腊哲学在形式上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和对内在自由的追求可以看作现实的公民生活在理论层面的表达，而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在制度上的规定和改革则可以看作哲学在社会现实中的映现。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城邦贵族和平民之间对立的加剧使社会生活陷入了危机，很多贫困的平民因为无法偿还贵族的债务而沦为奴隶，失去了公民的资格和人身的自由，通过贸易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起来强烈要求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化。为了缓和局势，贵族出身的政治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禁止“债权奴隶制”，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在组织制度上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权后取消了氏族血缘的部落制度，按照区域划分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议会，规定年满30岁的公民都具有当选议会代表的资格，实现了民主政治制度的突破性进展，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除了奴隶和外邦人之外的所有男性公民在雅典已经全部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公职津贴制度更是保障了穷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城邦制度的民主程度与公民的政治自由在这一时代的雅典达到鼎盛。伯里克利曾经这样描述雅典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但是我们的政体却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节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照我们的看法，行动的巨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在先于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知识还不够。我们有一种先于行动的独特的思考能力，而且，还有一种独特的行动能力”。
罗素也说“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希腊自治的城邦里，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认为是样样精通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可以是军人、政治家、立法家或哲学家”。
总的说来，哲学上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和制度上对社会生活的规范都是人把握自身存在状态的方式，哲学对自然力量的初步胜利展现并确认了人自身的力量，进而为希腊公民赢得了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利，使人在较低的社会实践水平上表现出一种类似“全面发展”的朴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