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在英国伦敦逝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中写道：“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仅仅是简单地把它讲出来即足以得到人们承认。”
恩格斯所说的“决定人类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即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问世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乃至整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一直阴魂不散的超验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颠覆，奠定了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来揭示社会矛盾运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范式，使“历史科学”真正成为“一门唯一的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奠定了最基本的内在发展路径。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层面的革命性变革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们在理论上追求“超验性历史观”的企图，相反却在另一方面强化了这一倾向：人们愈发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整体上确实存在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步趋势。无论这个趋势是通过绝对精神抑或物质实践实现的，于是人们愈加期望能够通过某一种便利的理论体系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还原为一个流畅的线性发展过程，以求得一个可以解释和说明一切历史谜题的“抽象规律”，而往往忽略了真实社会历史的现实性与复杂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哲学革命建构起来的“历史科学”在另一方面重新面临着被简单抽象为“万能公式”的危险。只要我们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中抑或通观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即使是为了寻求一种便于大众理解的简化模型，也应当承认无论历史发展的真实样貌抑或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理论内涵都不该仅仅被抽象为一种描述单向度的、直线发展的晦涩公式，而应该真正深入其思想传统和内部结构当中加以探究。
“人类历史从何而起”一度曾是困扰无数先贤的千古谜题，在700万年前已经学会两足行走的萨赫勒人猿和生活在350万年前被称作“人类祖母”的阿尔法南猿“露西”，都曾被科学家们看作人类历史在自然进化历程上的起点。然而哲学家们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显然与科学家又有不同，这与哲学视阈下人的存在方式及对世界的把握方式直接相关。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的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天地万物，人居其间，自人类诞生伊始，人和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就共同存在、相互制约着构成了人类历史最原初的二元结构，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界限的划分也成为我们理解“历史”概念的基本范式。从时空环境的客观性来看，人类短短几百万年的自然进化史相对37亿年的地球生命史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能够使人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并拥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类史”的东西显然并非来自自然因素，而是在“自然史”之外另有他物，这便是人的存在方式。一般，动物通过消极适应的方式获得与自然的统一，维持自身的生存，在几千万年甚至更为长久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动物的存在方式并不对世界本身产生价值和意义上的改变，动物史与自然史完全融合为一体；而人的存在方式则截然不同，人类从不满足于完全接受客观世界的天然状态，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对世界不断地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以使世界越来越符合人类生存的意愿和需要，人以“物”的方式同世界发生关系，得到的却是世界以“人”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人与世界之间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形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可以说，人们在哲学层面对历史的把握，无论是人与世界的辩证性关系，还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二重化结构，首先就表现为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思考，这一切无疑都建立在人类二重性的存在方式之上。
早在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借用德尔斐神庙的铭文告诫民众：“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自此，把握人自身的本质特征及其存在方式便成为哲学家们认识世界继而解答历史之谜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人？人的存在又有何特殊之处呢？同样是令人挠头的问题。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于是他得到了一只被拔光羽毛的鸡；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雅典城邦先进的民主制度却无法阻挡斯巴达战士粗暴的自然力量；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然而这架“机器”却在机械的自然教条之外创造了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费尔巴哈说“人是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可最后却不得不依靠既不理性也不实体的“爱”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个哲学家都竭尽所能力图精巧而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人”的形象全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后来者所诟病、所颠覆、所嘲笑。也许就像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韦尔南所说，“人”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的存在也无法通过描述来下定义，因为人是一种现实性的而非抽象性的、开放性的而非确定性的、历史性的而非机械性的存在。总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之前的一切形而上学都试图从某种亘古不变的“超验本原”出发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和人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理论特征便是在19世纪中期所提出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这种革命性的“反对”首先就是从哲学本体论即人的存在层面展开的。在马克思那里，人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能够延续自然生命，维持和延续自身生命的活动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维度，而这种人的存在方式又与动物的存在截然不同，是一种超越了单纯自然性的历史活动，也就是实践，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自然和时间中的展开。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存在论基础：人是一种超越自然性的历史存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先于人类社会并且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人首先是自然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有机体，即无数哲学家所表达的“人首先是一种动物”，具有动物性的各种自然需要，要满足这些需要只能依靠人自身的物质力量与客观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来实现。这是由人的肉体组织和物质属性所决定的，不会随着实践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被完全克服，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的这种物质依赖性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前提。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性”又绝不是片面强调人在自然界面前的“无能为力”，恰恰相反，马克思特别指出人的存在不仅具有自然性，更为重要的是具有社会历史性，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之所以能够在客观世界和自然史之外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主观世界和人类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践的存在方式。具体说来，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以延续自然生命，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自然力量以物的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获得吃穿住喝等生存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然而在这一交换过程当中，人并非被动地适应自然从而成为自然史的附属，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对自然的占有，主动地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和主观意愿通过实践活动注入客观世界之中，自觉地改变着世界原有的样貌和自身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人不断以物的方式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最终结果却是自然界越来越以人的形象而存在，人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描绘出了自然状态原本不会发生的历史图景，在客观世界当中创造出了自然进化原本不会出现的诸多事物，在自然史之中开辟了人类史的领地，在天然自然之上构建了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在物质时空里通过实践活动创造了自身生命形式的存在，并赋予了自身完全不同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超越了纯粹自然性的社会历史性。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遵循形而上学的固有思路以一种超验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而是从可以直观的、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来把握历史，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革命性地理解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将哲学的目光从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的社会生活，实现了哲学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主题转换。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存在的全新理解把哲学关注的焦点从整个宇宙转向了现实世界，从超验本体转向了人类解放，真正清晰地凸显了现代哲学的转向轨迹：从“人”本身出发去理解“存在”的意义，以“人的活动”为基础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答案。
人的超越性和历史性除了根植于自身的存在方式之中，还表现在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上。相对于其他万物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被自己意识到的存在，人总是能够有意识地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和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进行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反馈于世界本身。相对于动物与世界之间的纯粹直观关系而言，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和认知更多来自基于自身存在方式的自我意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言，“人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现代自然科学也支持了人类思维的特殊性，并证明人类意识的产生与直立行走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上肢和手掌，使得制造石器工具和更广泛的食物传递成为可能，这直接改变了早期人类的捕食方式和饮食习惯，促进了人类大脑容量的增长并丰富了生产活动的内容。另一方面，直立行走使得早期人类的喉头位置进一步下降，使舌头和发音都更加灵活，完善了语言系统；更为重要的是，直立行走使得人类骨盆变得窄小，女性只能生育头颅相对较小的后代，婴儿对母亲的依赖期大大延长，这反过来促进并强化了男女之间的自然分工，使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于是，工具的使用、更大的脑容量、完善的语言体系和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共同构成了人类自我意识进化发展的基本机制。基于人类独特生存方式的自我意识的产生，使得人对世界的主动把握完全区别于动物与世界的被动关系，除了自然史意义上的进化关系，人类显然更加注重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在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之下，人与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对象性关系，人除了作为世界中的一部分与世界共生共存，还作为相对于客体世界之外的主体对世界本身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把握。人类独有的存在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自我意识既对自然史与人类史作出了区分，也为人类探索世界的方式奠定了独特的存在论基础：人类一边认识世界一边改造世界，一边在意识中构建主观世界一边把意识中的世界样貌逐渐实现在客观世界之中，一边在世界中现实地生活着一边又不停实现着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于是，当人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时，世界呈现出了一种主客二重化的结构，“人类史”也从“自然史”之中脱颖而出。
那么，人到底是如何把握世界的呢？在人类社会之初，原始先民的实践能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活动范围狭隘，面对客观世界强大的自然力量感到畏惧和困惑，于是运用朴素观察、经验积累和猜测臆想的方式在自我意识当中塑造了自然神性的观念，试图通过现实世界之外的神灵力量把人类有限的生命活动与无限的宇宙时空相贯通，进而赋予自身的生活以意义，这便是原始神话和宗教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列维-施特劳斯和卡希尔等许多现代哲学家都认为原始神话和宗教是人类全部知识和文化活动的起源，因为原始神话和宗教的出现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奠定了基础性的范式，即在把握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同时以一种不同于甚至超越于客观世界之外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主观世界，并致力于通过自身活动来实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同一，这些原始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理论清晰地展示了人在把握世界时这种“世界二重化”的认知传统。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
到了公元前6世纪，随着生产的发展、常识的积累和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人们不再满足于原始宗教的虚幻和直观经验的朴素，种种活跃的社会因素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相互交汇终于诞生了哲学的曙光。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全新方式的出现第一次使人们真正理解，客观世界可以依靠人自身的力量而认知，知识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而获得，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客观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奥秘并不在于神灵而在于人自身，这就把“世界二重化”的认知传统正式以真实可靠的知识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固定下来。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哲学家对于世界和历史的把握就体现出了鲜明的“二重化”特征。巴门尼德对“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划分大概可以算作哲学层面以“世界二重化”的方式来推论整个世界历史结构的起点，其存在论哲学已经强烈地表现出超越感性世界去寻找更高本质的倾向。而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论述则正式为“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划定了框架，从此在哲学家的话语中，“世界”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唯一概念，而是至少包含了“两个世界”的二重化结构。不管是康德的“理智世界”和“现象世界”，还是叔本华“作为意志的世界”与“作为表象的世界”，乃至卡尔·马克思对“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区分，无一不是“世界二重化”这一哲学传统的延续。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才对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从另一个方面也正是关于“两个世界”的哲学探究，在“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下，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的回答是哲学家们把握世界和历史的基点。如果把主观世界看作本原的世界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更有意义的世界，那么“历史”的本质则偏重于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思想史”；如果把客观世界看作本原的世界或者说是对人的存在更有意义的世界，那么“历史”的本质则偏重于人类自然机能进化的“自然史”。然而，如我们所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之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历史的领域便无一例外地脱离人类实践和现实生活，倒向了超验的唯心史观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第一次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在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困境，立足于实践活动这一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真正实现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同一，在本体论的层面为“人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实现了哲学主题和哲学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改变着世界的样貌并创造着自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新解答，既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也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图景使人们日益相信，人类历史在宏观的时间维度上确实存在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贫瘠到丰富的进步趋势，以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描述为一马平川、不可阻挡、滚滚向前的巨大洪流，但从人的二重性和“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出发对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程加以透视，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形象更接近一个左右双腿交替迈动、蹒跚走来并竭力寻求自身平衡的笨拙巨人，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和兴趣之一便在于寻找支撑这种历史进步性的“双腿”——也就是二重性的人对二重化的世界的把握到底意指着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的学科或者不同的视角当然会提供不同的答案，而从“自由与制度”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加以考察显然应该纳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人不同于动物的独特存在方式和对世界的二重化把握共同构成了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哲学基础，人只要以人的方式生活就必然意味着要追求一种超越自然性的自由状态，而这种超越性并不是不加限制的，只有以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制度形式作为参照，自由的实现才具备意义和可能，超越性的自由与现实性的制度构成了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二维向度。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研究便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对世界的把握方式之上，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解答的一个侧面映现。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自由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就经常被看作一种二律背反：人们一方面通过不间断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自身以超越现实，努力追求着无限的意义和自由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总是遵循一定的制度形式来规范自身的活动，尽量维持着平稳安宁的生活和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于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深刻悖论便以“自由与制度”的方式展现出来：从理论层面分析，人类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动不断改变世界和自身的应然状态，从而使人与其他一切存在物都区别开来，成为一种自由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严格的制度规范却构成了人类历史存续的基础，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形式展开，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反而走向自由的反面。可以说，自由与制度这两个概念在被哲学家们所意识到的最初就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应然与实然、超越性与现实性、人类史与自然史、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一系列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映现。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以及人对世界的把握都是二重性的而非单向度的、开放性的而非确定性的、社会历史性的而非纯粹自然性的，在哲学层面对人、世界或者历史的二重性可以从不同视角作出不同的表述，而自由与制度无疑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这种二重性结构的重要维度。
从词源考察，英文Freedom和Liberty都被中文译为“自由”之义，但二者在内涵上具有明显区别。其中Freedom与形容词Free（自由的）相关，在12世纪之前就已成词，最早起源于日耳曼语，后来经由荷兰语和德语传入英文语系，本义是指社会等级关系中被钟爱、被偏爱的人，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权力按照自身意志进行活动的天然状态。这源于奴隶制度的父权时代，男性奴隶主拥有对其他人的人身所有权，妻子、子女和奴隶在制度上都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但他们的身份是有区别的，妻子和子女被奴隶主所“偏爱”，从而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自由”，而奴隶不被偏爱，所以没有自由。Liberty则与动词Liberate（解放）直接相关，出现于14世纪，来源于拉丁文，主要是指人作为主体的独立和人身依附关系的破除，强调人类群体从过去所受到的约束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可以看出，Freedom和Liberty的词义相叠加才基本构成如今中文语境中“自由”一词的完整内涵，意指人无论作为个体、群体或者类别对某种不受限制、不受压迫的生存状态的向往和追求。同样，英文中的System和Institution在被译为中文时也都含有“制度”的词义，虽然二者都起源于拉丁语，但内涵也不相同。其中，System以syn为词根，即希腊语中的Sun（太阳），强调制度是像太阳一样为所有人共同享有并服从的规则标准；Institution则与动词Institute（建构）相联系，侧重于指制度是人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约束自身行为习惯和相互关系的契约体系，如凡勃伦就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诺斯则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也可以看出，中文语境中所讨论的“制度”概念同时包含着System和Institution的双重词义，既指支撑社会运转的规则标准，也指规范人的活动的社会契约，既是制约，又是尺度。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史，特别是哲学史，这种词源演进过程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研究路径之中，人独特的超越性存在方式和“世界二重化”的哲学传统一起定轨了研究自由与制度的两条基本路径，即以“理性”为核心的认识论研究和以“至善”为核心的价值论研究。
以“理性”为核心的认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存在一个作为其根本依据的本原世界，无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还是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都是人类试图在无边无际并无始无终的时空中追寻绝对必然性的体现。此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自身生命有限性与外部世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为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古希腊人在经验和猜测的基础上建立了最初研究自由与制度的本体论范式，认为现实生活中对人及其关系形成约束的制度形式只是本原世界的绝对必然性在现象世界的映现，唯有达到对世界本原的把握才能突破制度的限制以达到自由。到了近代，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的地位在哲学研究中被凸显出来，培根就兴奋地指出：“由于形式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
于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从本体论范式转向了认识论范式，以理性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肯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开始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哲学家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也超越了对自然规律的探求，开始在理性的约束下认同社会制度形式对实现人的自由的必要性，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和霍尔巴赫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阐释。总体来说，理性认识论的哲学家们对自由与制度的研究都是外向性的，以对世界及其规律的理性认知为基础，但是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即内向性的价值论研究路径。早在古希腊朴素的自然哲学之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提出应当把伦理和道德的至善原则作为制约自由的制度形式，认为人在客观世界里永远无法摆脱自然，自由不在于认识世界本原而在于“认识你自己”并达到内心道德的圆满。这一全新的研究范式为自由与制度的问题赋予了一种终极的价值论意义，宽泛来讲，整个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亦是这一路径的延伸。到了现代社会，休谟、卢梭和康德等人也都强调道德准则对人实现自由的确证性，把自由从服从理性约束的外在性引向了道德自律的内在性，深远影响了后世哲学，大大拓展了在哲学层面研究自由与制度的理论视野，特别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把自由归纳为终极性、历史性、活动性本体的思路给了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极大的启发。
总体来说，哲学对于自由与制度的研究并不是新鲜的话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宇宙无限性和自身有限性的强烈反差早已使人类认识到了自身生存状态的独特与“世界二重化”的奥秘，“自我意识”与“实体”、“应是”与“是”或者“应有”与“现有”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应然的超越性追求与实然的现实性条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矛盾之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也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当我们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抛开杂多的晦涩概念和繁复的逻辑论证，其背后既是人类面向宇宙追问世界真相的深刻求索，也是人类面对自身寻求自由解放的不懈努力，世界的本质和人的自由从哲学诞生开始就紧密相关，成为人类智慧不断探索的终极目标。直观社会生活，可以发现人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则或道德律条的严格限制，无论是伟大的英雄人物还是平凡的芸芸众生，无一例外都生活在卢梭所说的“枷锁”之中，哲学家们一直在试图通过抽象地归纳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来寻找并打破这些限制自由的“枷锁”，从自然到神明，从经济规律到政治权力，再到人自身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欲望，都曾被作为自由的对立面来加以克服。然而囿于形而上学主客对立的哲学范式，旧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唯心主义则脱离了人的客观现实性，无论把自由置于认识论领域还是价值论领域，把制度看作理性准则或者道德律条，传统哲学在历史观上的超验性倾向都无力解答“世界二重化”和“历史二重化”的奥秘所在，也无法解决人类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更加不可能对自由与制度作出现实性的解答。在现代哲学的话语体系中真正使自由与制度研究发生革命性转向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伟大功绩就在于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真正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贯通，揭示了人类历史背后的真正根源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力量，也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而是必须深入到人在现实世界中用以满足自身需要和主观意愿的实践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社会结构之中寻找答案，只有把握特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触及历史谜题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个体的生命活动的“微光”通过现实可靠的存在论基础汇聚成为“世界历史”中人类文明的灿烂火炬，照亮了生命有限的渺小人类在时空无限的浩瀚宇宙面前勇于追求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首先从本体论层面发动了哲学革命，把哲学的目光从抽象的超验世界拉回到了现实的社会生活，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重新构建了“世界二重化”的哲学范式，从主体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实体的意蕴，将“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历史的主体，使哲学研究的主题从求索抽象本体转向了关照人的存在本身，开启了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向存在论、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也为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了科学性和革命性、历史性和辩证性、主体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时代精神。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意指一元性的概念，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任何现实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无法摆脱历史进程的制约，对自由与制度的研究也只有被纳入到历史性的视野之中才有可能得到现实的结论。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程中，马克思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以“现实世界”为场域、以人类实践为动力、以社会结构为框架、逐步从“自我意识”的自由立场走向现实社会的制度批判的人类解放道路，既为自由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提供了“从自由到制度”的内在逻辑，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说，自由与制度及其历史性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解答历史之谜的二维向度和独特视角。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不是抽象的全知能力和道德的完满状态，而是“人向人自身的复归”，是人在自身现实性的生命活动中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历史性过程；制度也不是超验的外在依据和伦理的自律准则，而是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身现实存在方式的直观和规范，是人的超越性存在方式实现于现实世界的具体形式。自由和制度不是外在于人且相互对立的两个抽象范畴或两种超验状态，而是人的存在这一现实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二者在人类社会各阶段、各领域中相互联系、彼此确认的具体形式构成了描绘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轨迹。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构成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自身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从而与其他一切存在物区别开来，人的存在方式即生命活动方式也就是人这种存在物的本质特征。对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来说，自由不仅意指不断追求的应然状态，更重要的是这种应然状态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能够得到实现的现实方式；制度也不再仅仅意指在现实生活中一成不变的绝对准则，更重要的是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现实性确认和对自身存在方式的超越性要求。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超然于人的实践能力之上的抽象自由状态，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外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之外的超验制度形式，二者都根源于人的存在方式即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命活动展开。人只要是以人的方式生存就必然进行物质生产实践以摆脱天然自然的束缚，并不断把主观世界中的需要和意志灌注到实践对象之中，从而使客观世界越来越符合人的要求，而人的本质在世界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凸显，人越来越可以按照人的本性而非自然的本性去生活，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超越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意味着自由。然而，人的自由又不是任意实现的，这一历史过程总是在各种现实的社会条件和对象关系中得到确认，这些条件和关系的总和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以具体的制度形式对人的存在提出要求并进行规范，使自由总是制度约束的自由，制度总是确认自由的制度。由此，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可以被描述为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和规范着人的存在方式的具体制度形式依次更替的过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较早时期也就是传统社会称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在传统社会中，人的个体活动能力低下、社会交往范围狭窄，人的生命存续在自然界中随时面临着危险，人们只能依附于血缘和家庭的联系建立起部落的、古典的或者封建的社会制度，人更多地像动物一样迁就自然、顺应自然来维生，以自然力量的强弱决定人的地位和社会等级，自然性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的生活，自由能够得到实现的水平和范围都很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解体了，人类历史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实验科学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自然生命的存续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个人逐渐从对他人的依赖关系中摆脱出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和片面的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来的并不是人类的全面解放，而是人的异化。人在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之后却又陷入了对物的依赖之中，人的生命活动、劳动产品和社会关系都在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中成为敌视人本身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这种异化的体现也脱离了人的本质而成为资本的守护者，使现代人无法再按照自身的意愿活动，而是按照资本运行的逻辑去生活，人成了物的工具和附属，资本这个被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东西最终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支配了人的存在，最终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异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反映，现代社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不过是劳动和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人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和世界的客观现实性之间的矛盾，自由不可能通过幻想并不存在的彼岸世界或者消灭某个阶级的自然生命来实现，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制度批判才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入口。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历史并不存在预设的终点，资本主义制度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每一种具体制度形式一样，必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而消亡，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就会建立起来，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更为符合人的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必然实现。到那时，人类社会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人的存在方式所产生的超越性与现实性，在形式上表现为自由与制度的对立也终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达到统一，这一历史的奥秘只有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野之中才能得到完整展现。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自由与制度问题在理论上不再以绝对对立的面貌出现，而是转化为了具体的制度形式如何切实保障并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制度建构实现人的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