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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商景兰出生。商景兰为商周祚第三女
，其妹名商景徽。因商景兰、商景徽姐妹最有才名，被称为伯仲商夫人，故后误传商景兰为商周祚长女。
对于传统女性来说，待字闺中的日子应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商周祚一生仕途基本顺遂，家庭的物质生活丰厚优裕。商周祚雅好园林，在西施山建质园。祁彪佳在《越中园亭记》中记录了商家园林胜景：
土城山，相传为越王教西施、郑旦歌舞处，俗呼为西施山。出都泗门，平田中小阜隆起，一水回环，四山拱揖。外父大司马构园其上。搜剔奇石，有如云如浪者，因以云根、
浪名之。中有具美斋、清映轩与闲阁、响屟亭，层折逶迤，居然大雅。
崇祯十一年（1638）商周祚辞官回乡后，又建咏鵻堂，亦有花木亭台之胜：
外父等轩翁，自大司马告养归，于第宅后构此以奉太夫人地，堂名咏鵻，将母之念深哉。堂之旁精舍三楹，附以弦舫小阁，后为东大池，渟泓数顷，足以临流选胜。听松轩、锁云亭居其东，皆以长廊贯之。不特栏槛精工，户牖轩爽，即一花一石，无不妙有位置。
家庭园林的兴建，不仅仅为了家族成员的游玩享乐，也给家族成员提供了读书、课子、雅集的场所，特别是对于难得迈出家门的女性成员来说，家庭园林的亭台竹木胜景让她们受到美的熏陶，更给她们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唱和的空间。
商家世代书香，家庭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祁彪佳在《越中园亭记·读书台》中记载：“明洲商先生致政归，筑台与宅后。手不释卷，有诗集行世。台前植五松，皆天目善本。”
商景徽有诗句回忆闺中时的情景：“当年绣户集群仙，一旦纷飞罢管弦”
，可以想见商家姐妹未嫁之时闺中弹琴联吟的热闹场面，也可以推测商家女子自幼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文化艺术教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商景兰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成为一个工诗善画的才女，为她后来的诗歌创作和子女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她在婚姻生活中与丈夫琴瑟和谐、情趣相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商景兰在晚年时作《烛影摇红·咏鵻堂忆旧》，也充满深情地回忆闺中生涯：
春入华堂，玉阶草色重重暗。寒波一片映阑干，望处如银汉。风动花枝深浅。忽思量，时光如箭。歌声撩乱。环佩叮当，繁华未断。游赏池台，沧桑顷刻风云换。中宵笳角恼人肠，泣向庭闱远。何处堪留顾盼。更可怜，子规啼遍。满壁图书，一枝残蜡，几声长叹。
当年的咏鵻堂是热闹繁华的，春满华堂，草侵玉阶，池水澄澈，花枝摇曳。青春少女的曼妙歌声和环佩叮当，更使得园林增色，生机勃勃。更让她怀念的是那“满壁图书”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只可惜，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再回忆逝去的幸福时光，只能是几声长叹。
由于现有的文献很少，我们很难详细地了解商景兰闺中生活的情景，只能从她的诗词中了解和体会她的生活和情感。商景兰现存的诗词无法确切地区分其创作时间，我们也只能根据其内容、心态和意境大致确定其创作时间。
《偶作》应是她少女时代诗书生涯的写照：
数种秋花带露娇，
美人十五学吹箫。
静窗一一翻书史，
空令幽怀转寂寥。
带露的秋花如同豆蔻年华的少女一样美好娇嫩。赏花、吹箫、读书，闺中少女的生活轻松又清雅。
优裕的家庭，幽美的环境，悠闲的生活，使得少女时代的商景兰得以终日赏花读书、抚琴赋诗，因而她少女时代的诗歌多以写景咏物为主。在她的笔下，最常出现的就是娇艳的花朵和娇羞的美人。《咏石榴花》：“榴花如日照帘栊，小小枝头一派红。佳人刺绣罗裙上，添得幽香斗晚风。”火红的石榴花和娇俏的佳人相映相衬，相得益彰。少女的天真烂漫显露无遗。《美人春睡》：“倦落银钿七宝床，流苏帐暖麝兰香。花魂颠倒方无主，最苦鸡声促晓光。”豪华的闺房，贪睡的美人，虽然为“鸡声促晓光”所苦，恰恰写出了富贵家庭中少女活泼快乐的娇情憨态。
商景兰少女时期的诗词，轻灵明快，虽然也会写到愁怨，却往往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如《采茉莉》：“晚妆初罢下朱楼，无数春光不暂留。缓步中庭数花朵，一天明月照人愁。”虽有对春光流逝的不舍，但精心的装扮，悠闲地赏花，无不显露出生活的优裕和悠闲。再如《夜坐》：
夏雨初晴后，长空万里天。
花香分玉佩，月色到金钿。
风细轻罗薄，云深翠鬓妍。
博山灰寸寸，顾影自生怜。
夏日雨后，夜空澄净，花香浓郁，月光似水，景色幽美宁静。而夜色中一袭轻衫、满头乌发的青春女子却在袅袅的香烟中“顾影自生怜”。这个“怜”，既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习气，也有少女情怀的萌动和对未来爱情婚姻的憧憬。望着炉中的香一点点变成灰，使少女产生了对青春年华流逝的不舍。对自己青春容貌的怜惜，正是少女内心跃动春情的曲折描写。
商家的文化氛围浓郁，除了商景兰之外，商家的女性大多都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商景兰之妹商景徽，字嗣音，有《咏鵻堂诗草》，与“女兄祁忠敏夫人俱以闺秀为越郡领袖”
，“近世能诗家呼为伯仲商夫人”
。商景徽嫁上虞徐咸清。徐家亦为书香世家，徐咸清“生而慧，一岁识字，五岁通一经。甫蓄发即能以官监生应乡举，入场有文章名”
。商景徽在明亡之后与夫偕隐，年逾八十尤读书吟诗不辍，可见家庭文化传统影响之深远。这种家庭文化传统在商景兰、商景徽之后依然在延续。商景兰的女儿祁德茝、商景徽的女儿徐昭华都为越中著名的女性诗人，除了父氏家族的影响，家族传统通过母教亦在传承。
除商景兰、商景徽姐妹之外，商氏家族还出现了三位女性诗人：商采、商采云、商可。
商采，字云衣，为商景兰侄女。有《散花吟》《花间草》《绿窗草》，都未能流传。《闺秀诗话》辑其《落花》诗四首。商景兰去世之后，徐昭华与商采联合，希望能再现祁氏家族女性诗人角韵赋诗的盛况，可惜商采早亡。
商采云与商可都为会稽商氏家族的女性诗人，应为商景兰族人。《闺秀诗话》记载商采云为知府商盘祖姑，有《塞上》诗，《闺秀诗话》评其诗：“高响遏云，女子中龙标、供奉也。”
商可
，字长白，为商盘之女，未嫁而亡，其父编其遗诗为《昙花一现集》，现不存。《闺秀诗话》辑其诗《垂帘作》：
坐向绿阴里，垂帘昼似年。
莺声催午课，花气拥春眠。
问母寻眉谱，随兄治砚田。
潜心看《内则》，抄得两三篇。
从中可以看出，商氏家族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儒家文化对他们深刻的影响，也可以从中推知商氏女性闺中生活的情境。
万历三十八年（1610），祁承爜为祁彪佳聘定商周祚三女商景兰。万历四十八年（1620），商景兰与祁彪佳成婚，商景兰时年虚岁十六，祁彪佳虚岁十九。
二人都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可谓门当户对。更主要的是年龄相似，才貌相配。商家姐妹素以聪慧美貌著名，商景徽尤为出色。毛奇龄《西河集》中记载：“天台老尼从万年来，遥望见夫人，合掌曰：此妙色身如来也，莲花化生，相好光明。”
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更是称道商景徽“年八十，容貌如二十许”
，虽然有过分夸张之嫌，但亦可知商景徽的美貌。商景兰虽然不如妹妹国色天香，但也美貌过人。祁彪佳自幼聪慧超群，十七岁即中浙江乡试举人，二十二岁中进士，少年得志，令人称羡。双方家庭又都是世代官宦，诗书传家，可谓才貌相当，门当户对，因而婚后生活幸福美满，让后世文人才媛思慕不已。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记载：“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和，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
袁枚也在《随园诗话》中充满羡慕地追述：“前朝山阴祁忠悯公彪佳，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国色，一时成为金童玉女。”
商景兰与祁彪佳相爱相知，共同度过了二十五年的幸福时光。
祁彪佳从容赴死之前深情回忆：“自与贤妻结发之后，未尝有一恶语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蔼周详。如汝贤淑，真世所罕有也。”
两人相爱之深由此可见。
商景兰和祁彪佳的新婚生活情景由于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我们无法知道详细情况，但亦可以想见，商景兰和祁彪佳的婚后生活应是轻松愉快的。祁家为官宦世家，家资丰厚，作为主妇的商景兰无须为生计操劳。身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商景兰温柔贤淑，祁彪佳生性温和多情，小夫妻婚后极为相得。祁家与商家相似的文化氛围、夫妻间的恩爱和谐也使得商景兰能够快速地适应身份与生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成婚之后，一系列喜事接连发生在这个小家庭中。商景兰和祁彪佳婚后第二年，即天启元年（1621），商景兰与祁彪佳的长子祁同孙出生，家族血脉得以延续。天启二年（1622），祁彪佳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对于这个官宦世家来说，家族的文化传统和仕宦传统都得以延续。
对于新婚夫妻来说，甜蜜的婚姻生活中，最大的痛苦就是离别了。天启元年祁承爜任职宿州，仲秋之时，祁彪佳赴宿州省亲，新婚夫妻第一次离别。同年冬天，祁彪佳赴京春试。天启二年春，祁彪佳应礼部试，中第三甲，在京等待授职。因授职期远，于当年冬日请假归家，小夫妻分别一年之久。天启三年（1623）冬，祁彪佳赴京谒选，授福建兴化推官，夫妻再次分别。天启四年（1624）正月，祁彪佳离京启程赴任，便道还家，夫妻得以团聚。
新婚的恩爱夫妻离别，使得商景兰内心十分痛苦。她的诗歌不再像少女时期那么无忧无虑、轻松活泼了。在她的诗歌中，更多的是抒发离别之苦，相思之痛。
执手丁宁话早还，
莫教重起望夫山。
不知闺阁深深泪，
请验榴裙几许斑。
虽题为《代人送外》，但应是夫妻离别的真实写照。分别之时，恋恋不舍的妻子反复地叮嘱丈夫早早还家，莫要让终日凝望远方的妻子化为伫立山崖的望夫石。还没有分别，已在想象丈夫离家后思亲洒泪的情景。没有经历过离别的人，如何能写出这等语浅情深的诗句。
离别的时光，时时处处唤起商景兰的相思之情。
无意整云钿，镜里双鸾去。
百舌最无知，惯做深闺语。
梁燕恰双飞，春色归何处。
妆罢拂罗裳，一阵梨花雨。
在闺中无忧无虑赏花抚琴、读书赋诗的少女已变成充满忧思的少妇。年轻美丽的少妇对镜无意梳妆，因为悦己者已经远离。无知无觉的百灵鸟在枝头呢喃细语，如深闺中的夫妻亲昵交谈。春天里，燕子成双，更引得沉浸于离别之痛的女子伤心不已，泪流如梨花带雨。
《更漏子·闺中四景词》借四季景物的描写，抒发了离别之后内心的孤独与痛苦。
艳阳天，流水曲。处处莺啼柳绿。初睡足，晓妆迟。帘开燕子飞。桃如火，梅如豆。添得玉颜消瘦。眉淡淡，鬓星星。王孙草正青。
湘帘外，池水侧。双燕风前归急。移玉簟，弄霜纨。黄梅雨正翻。薰风起，芙蓉乱。叶底鸳鸯寻伴。一队队，一双双。联翩宿野塘。
西风萧瑟梧桐老。闻处处寒砧夜捣。罗袂拂霜轻，雾髻侵云袅。绿窗声送孤鸿早。纨扇上离愁多少。月下桂香浮，限煞秋光好。
朔风剪出鹅毛片。柳絮与梅花相见。木落万山空，正大江如练。红炉拨尽寒犹战。况夜夜玉壶添箭。耐得岁寒心，又苦桃花面。
商景兰还有《闺中四景歌》，亦是写四时景物：
春到长堤一水清，
黄莺二月乱飞声。
桃花日底迎香远，
杨柳风前斗叶轻。
夹岸风回水殿凉，
横波处处宿鸳鸯。
美人袖倚栏干畔，
输却芙蓉一段香。
霜落梧桐秋夜寒，
半轮月影上栏干。
深闺似识嫦娥意，
漫倚玲珑解佩看。
闲卷珠帘对月光，
寒梅数处吐幽香。
曲塘雁影千家冷，
画阁筝声午夜长。
虽然这两组诗词都无法确定写作时间，但从诗词中抒发的情感来看，《闺中四景歌》应是早期作品。
女性的生活范围狭窄，感情细腻敏感，对于物候变化的感知更敏锐，心情也更容易受到外在景物变化的影响。在《闺中四景歌》中，春日的景色清新优美，无论是清澈的湖水、飞舞的黄莺，还是飘香的桃花、摇曳的垂柳，都带给人以勃勃的生机。冬去春来，带给闺中女子的是满心的欢喜。夏日里美人倚栏临水，凉风习习，芙蓉生香，鸳鸯双双。宁静中传递出情窦初开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与憧憬。秋日里梧桐叶落，秋霜瑟瑟，深闺中的女子倚栏望月，“似识嫦娥意”。一个“似识”，写出了刚刚体验到爱情甜蜜，还没有经历离别痛苦的少妇，在想象中感受离别之痛时的独特体验。冬日里寒梅吐蕊，卷帘对月的少妇，望着曲塘雁影，听着午夜筝声，感受到了天气的寒冷，更渐渐感知了生命中的凉意。四季的变化，写出了商景兰心绪的变化。再不是那个“花魂颠倒方无主，最苦鸡声促晓光”的娇憨少女，也不再是那个“缓步中庭数落花，一天明月照人愁”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了，她已为人妻、为人母，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初识了世事的沉重与拂逆，但是也可以看出，这时的商景兰毕竟还年轻，她还没有经历太多的伤心与坎坷，还没有真正经历痛苦与磨难，所以，虽然她已能体会嫦娥的孤独与痛苦，能感受到“曲塘雁影千家冷”，但诗中所抒发的情感依然是平和舒缓的。
与《闺中四景歌》相比较，《闺中四景词》的痛苦与孤独则更为深切。
春天里，依然是艳阳天，流水曲，依然是桃如火、梅如豆，但人却变得玉颜消瘦。夏日词中，作者没有写出女子的心理，却借女子之眼，将目光固定于在雨中急忙归家的双燕，芙蓉叶下双栖野塘的鸳鸯，这两个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将女子内心的情感指向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内心的孤独与相思的苦涩。而在西风萧瑟梧桐老的秋日，作者直接写出了离别之痛：“绿窗声送孤鸿早，纨扇上、离愁多少。”朔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漫漫长夜，闺中少妇更体会到冬日的寒意：“红炉拨尽寒犹战，况夜夜、玉壶添箭。”虽然她坚信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但美丽的容颜在孤独中渐渐老去依然让她伤心。此时的商景兰已经是经历了漫长的离别、深深地体会到了相思之苦的成熟女性，对生命的体验更加深刻与丰富了。
在漫长的离别中，感受最深刻的是与所爱之人分别的痛苦。她在诗词中反复地抒发着离别相思之感：“梦到相思地，难诉相思意。夜雨渡芭蕉，怀人在此宵”（《菩萨蛮·代人忆外》），“长相思，久离别，为谁憔悴凭谁说？”（《捣练子·夜坐》）“星也愁，月也愁，不耐孤衾拥碧秋，离怀未肯休”（《长相思·代人作其二》）。
商景兰还有一组《长相思》，亦是抒发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
水绕溪，花满堤，鹦鹉声高柳烟迷，愁多恨鸟啼。
香霏霏，泪凄凄，坐看西山虹影低，诗成雪乱飞。
花影圆，月正妍，隔林啼鸟夜声传，相看情倍牵。
整翠钿，拂朱弦，熏尽罗帏未肯眠，庭前霜满天。
芳草齐，鹧鸪啼，满院花光傍竹篱，行行日已西。
柳条长，宝马嘶，问尔王孙归未归？楼高望转迟。
春暖花开、月圆花好之时，有良辰，有美景，只是没有赏心乐事，有的只是年轻妻子满怀的离愁相思。溪水曲流，花香满堤，满怀的心事如同如烟的春柳，剪不断，理还乱。鹦鹉高歌更惹动她内心深深的伤痛。泪眼望西山，虹影如桥，却不见归家之人。诗成情难传，只能是撕成碎片，任其飘散如雪。月圆人难圆，香已燃尽人却无眠。芳草萋萋，鹧鸪啼鸣，日色已迟，团圆难期。“柳条长，宝马嘶”，写出了记忆中执手相看泪眼、依依不舍的离别场景。情感越深，相思越浓，一声“问尔王孙归未归”，凄然遥问远行游子，写出了为相思之苦所煎熬的少妇内心无尽的幽怨。
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家庭是生活的全部，特别是此时的商景兰，刚刚从一个无忧无虑的深闺少女，变为妻子、母亲。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庭、宠爱自己的父母，来到一个新的家庭，承担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心理上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对她来说，精神上的最大依靠，就是丈夫祁彪佳了。与丈夫的分别，一定会让她备感孤独与寂寞。更何况她与祁彪佳恩爱情笃，又在新婚不久，相思之情就更加苦涩了。
此时的祁彪佳，正是年少得志、奋发有为之时。赴京赶考，科举得意，即将踏入仕途，这个时间段的男性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事业，儿女情长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但是，作为深爱妻子的丈夫，在祁彪佳内心深处，对于远在家乡的妻子，也是埋藏着深深的思念。在祁彪佳的诗词中，有一组诗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丈夫内心隐秘的情感：
小鬟初嫁展妆台，
半褶榴裙窄样裁。
犹恐菱花照不尽，
玉钗乍插转徘徊。
分明入梦转无聊，
蕊暗银瓶懒去挑。
为爱双眉蹙不损，
重留半曲待郎描。
为道思郎意转痴，
郎来重复系相思。
合欢未解先愁尽，
频问重来在几时？
堕鬟才上燕钗新，
消息今春似去春。
可惜妾身如路柳，
年年攀折送行人。
尽日飞花春醉余，
东风寂寂锁离居。
美人一赋琴台夜，
闷煞当年女校书。
此诗应写于天启四年（1624）春，祁彪佳赴京谒选期间。
祁彪佳于天启三年（1623）秋离家赴京，天启四年正月赴任，途中归家。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商景兰与祁彪佳成婚到天启四年春，四年的时间中，祁彪佳因探望父亲、赴考、待选，三次离家，每次离家短亦有数月，长则一年多。离别对于商景兰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年轻的丈夫祁彪佳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这组拟古艳体诗，就写出了祁彪佳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描绘了新嫁娘梳妆时的形貌。“半褶榴裙窄样裁”，写出了新嫁娘轻盈美丽的身姿，而“犹恐菱花照不尽，玉钗乍插转徘徊”则写出了新娘子娇羞又忐忑的情态。字里行间，流露出观看新嫁娘的人也就是新郎对新婚妻子的欣赏与爱怜。此时此刻，离家在外的祁彪佳应该是在思念中回忆，在回忆中抒发相思之情。
第二首是记梦。先写梦醒后的寂寞无聊，灯蕊结花，灯火暗淡，但梦醒之后却懒得挑去灯花，因为思绪还沉浸在美好的梦境中：美丽的妻子等待着丈夫为自己画眉，妻子的娇俏映射出的闺房乐趣让他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相思之情跃然纸上。
第三首则是代妻子抒情。“频问重来在几时”，刚刚团聚，即恐分别。思念之深，相思之苦，由此可见。
第四首依然是从女子的角度来抒发情感。梳妆已毕，消息传来，今年春日依然如去年一样，所期盼之人仍然不能归来。“可惜妾身如路柳，年年攀折送行人”，既写出了女子内心的幽怨，又写出了丈夫的无奈与愧疚。
第五首写想象中的情景。春意浓浓，落英纷飞，而深闺中的妻子却寂寞独居，“美人一赋琴台夜，闷煞当年女校书”，赞美之词亦是爱慕相思之词。
从这组词我们可以看出，与商景兰一样，祁彪佳也是饱受相思之苦的折磨与煎熬。正如李清照所说：“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子外出谋生而将妻子留在家中的情景十分常见，一般是因为经济原因或有父母需要侍奉等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夫妻是奉父母之命成婚，夫妻感情不深，相依相守的情感需求并不强烈。商景兰和祁彪佳恰恰相反，他们在成婚之后，大部分时间是相守在一起。即使有时因祁彪佳宦游他乡不得不夫妻分离，祁彪佳也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将妻子接到身边。
天启四年（1624）正月，祁彪佳以新进士补福建兴化府推官，随即离京到福建赴任，途中归家，二月携商景兰赴兴化任职。从天启四年到崇祯元年（1628）祁承爜去世，祁彪佳归家守丧。祁彪佳在福建任职四年多。这四年中商景兰是否一直在福建陪伴祁彪佳，现无法确知，但从现有资料可知，天启五年（1625）祁彪佳之母王太夫人入闽暂住，至天启六年（1626）秋才回到家乡山阴。天启六年祁彪佳与商景兰的长女祁德渊出生，天启七年（1627）次子祁理孙出生，由此推测，祁彪佳在福建任职期间，商景兰应基本都在他身边。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一日祁承爜在家乡去世，是月二十二日祁彪佳得讣闻，次日匆匆踏上归乡之路，夫妻暂别。
虽然商景兰随宦在闽，祁彪佳却因公务不得不经常出行，恩爱夫妻亦常常分离，虽然时间都不会太长，但祁彪佳还是非常思念妻子。祁彪佳有四首《有所思》，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草色闲阶日影移，
深深帘幕对花垂。
莫教燕子传消息，
飞来飞去无定期。
柳如春水杏如霞，
笑语遥闻第几家。
忽忆闺中深寂寞，
几多春色上窗纱。
记得投壶博弈时，
递言递笑髻儿欹。
而今小别如天际，
梦里长吟彼美诗。
去时梅蕊带枝残，
今日桃花开已阑。
岂是梦牵无好睡，
夜来尤自觉春寒。
祁彪佳用乐府古题来写自己对妻子的思念，言浅意浓。第一首诗描写深闺春景。用闲看日影移动的动作和帘幕深垂的幽闭环境写出了深闺中思妇内心的寂寞，再写自己忙于公务无法自主的愧疚之感，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其二则以春日美景起兴，想象着春光中妻子的寂寞，对妻子充满了担忧。第三首回忆了与妻子在一起时投壶博弈的快乐，直接抒发了小别即相思的深情。第四首则感慨分别之久。从梅蕊将残到桃花飘零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光，但在相爱之人的心中，却是那么漫长。而桃花飘零之际，已是春暖之时，但在作者的心中，独眠的夜晚依然是春寒料峭。祁彪佳少年得志，很早就进入官场，处理公务往往被人称赞老吏不如，此时商景兰与祁彪佳成婚已有八年，而此诗却写得热情似火，犹如热恋中人。可见其对妻子深厚的情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说明商景兰作为妻子，确有其他女子难以企及的魅力。这种魅力，必定不仅仅来源于容貌，更多的是来源于心灵上的契合与精神上的依恋。
初别卿时暑未收，
西风一叶又清秋。
莫看明月惊乌鹊，
夜夜须添衾与裯。
方才涉水又登山，
涉水登山行路难。
但愿新秋余一枕，
卷书杯酒暂安闲。
此诗作于天启七年。赵素文笺校《祁彪佳诗词编年笺校》认为此时商景兰应在闽，诗为祁彪佳巡行外出时所作。第一首写与妻相别尚是夏日，此时已是西风渐凉的清秋时节，殷殷嘱咐妻子须添衾裯以抵御风寒。其二写巡行之苦，期盼能早日归家。诗歌用语平淡，犹如家常，但情感真挚，流露自然。新婚时的激情渐渐淡去，但夫妻间的关切体贴灼然可见。
从现存的商景兰的诗词内容来看，她的诗词有少部分是写于婚前和新婚前几年，大部分是写于祁彪佳去世之后。究其原因，应该是婚后生活中，商景兰主要的精力用于抚养儿女，诗词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赴闽之时，商景兰的长子祁同孙只有三岁，天启六年（1626）、天启七年（1627）长女祁德渊与次子祁理孙接连出生。从商景兰现存的诗词来看，并无闽中之作。在明清女性创作生涯中这是经常可见的状态。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记载其母吴浣素“天资敏悟，凡为诗词书札，挥笔立成，不假思索”
，但婚后却因“家务纷纭，无意为诗”。她还借姨母无鬘云之口感慨：“欲作雅人，必须终身在室。近日偶得一二句，思欲足成，辄为俗事败兴。”
祁家家庭条件优裕，不似沈家经济条件之窘迫，无须亲操井臼，但仍少不了相夫教子、侍奉婆母，可知商景兰日常生活的忙碌与操劳，放弃了诗词创作也是非常正常之事。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一，祁承爜去世，讣闻到福建已是二十二日。祁彪佳闻讯痛绝，一昼夜间不食不语，亦不能哭。次日即启程归家奔丧。祁彪佳有《雨夜宿上塘馆舍》二首，应是奔丧途中所作
：
滴碎空阶天未明，
残灯黯黯听鸡声。
独眠孤馆寒无梦，
数点烟山送客情。
怨风愁雨岁将残，
断岸横堤行路难。
剪烛家园谈此夕，
应知不向雨中看。
虽然岁暮之时客居他乡，很容易让人感觉凄然，但上塘就在杭州，杭州有祁家别墅，并且距绍兴距离很近，一日即可还乡。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来说，空间距离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空间距离短，离别之情就会淡一些；空间距离长，离别之情就自然浓重一些。此时客居不应让外表温和而内心刚强的祁彪佳如此伤感。祁彪佳的痛苦与懊悔，主要是来自父亲突然亡故，临终之时又没能守护在父亲身边。接到讣闻后祁彪佳急速归家奔丧，离家越近，心中的痛苦越深，再归家乡，家中已无慈父。祁彪佳注重修身养性，诗歌风格平和冲淡而清刚内蕴，似此凄然孤苦之诗在其诗歌中较少，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祁彪佳心境的痛苦和丧父后精神上的孤凄之感，这种痛苦与孤独只能是对相依相爱的妻子倾诉。“剪烛家园谈此夕”，委婉曲折地写出了祁彪佳对妻子的思念和精神上对妻子的依恋。
从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到崇祯四年（1631）二月，祁彪佳在家乡为父守丧。此段时间，他与商景兰的生活状态没有文献资料可考。
崇祯四年二月，祁彪佳为父守制三年期满。当年五月，在亲友的催促之下，祁彪佳北上赴京候职，七月二十八日抵达京城，商景兰与丈夫再次分别。《祁彪佳日记》从其入京次日开始记录，详细地记载了他任官、会客、宴饮、听戏、联诗、读书、藏书、游园等活动，就医养病、书信往来，也都记载其中，也记载了一些商景兰的生活状况。
“祁彪佳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
，《祁彪佳日记》映射了晚明士大夫的政治际遇与心态。《祁彪佳日记》中对商景兰的生活状况的记录虽然简单，但也可以让我们借此了解商景兰及晚明女性家庭生活的情境。而《祁彪佳日记》中记录的他与家庭及妻子的关系亦可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和二人的情感状况。
祁彪佳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到京城后与家中密切的联系：
（八月初六）是日作家报，附于包弁。
（八月二十九）是日得家报，知老母健饭。
（九月初十）灯下草家报数行。
（十月初八）作书复姜光扬，因附夫家报数行。
（十一月初九）诸友皆他出，意况殊寂，草家报数行。
（十一月十五）得仲秋家报，知作报时老母方从武林礼大士归。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祁彪佳抵京之后，非常忙碌，但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四次寄书回家，家中亦回两封书信。以当时的邮政条件，频率是非常高的了。虽然在日记中他没有直接写明书信是否是给妻子的，但从后面看他写给母亲和哥哥的书信，都直接写明收信之人，由此可以推测，这些家书的接收者就应该是妻子商景兰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夫妻之间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祁彪佳记载：“一友人将有明珠之赠，以八行绝之。”
祁彪佳虽然谢绝了友人赠送的明珠，却写了一首《明珠篇》：
千里缄尺素，赠子双明珠。
明珠非易得，市之碧眼胡。
月明沧海夜，鲛人泣欲枯。
似子别时泪，滴滴在罗襦。
似吾别时心，滚滚在征途。
双珠簪子鬓，光辉照流苏。
双珠系子臂，宛转耀氍毹。
结作同心带，良夜永欢娱。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这是一首赠内诗。以明珠起兴，表达对妻子深厚的情感，并以“结作同心带，良夜永欢娱”来表达自己对感情的坚守。
公事稍定，祁彪佳即刻准备接妻儿入京，他多次写家书，与妻子、母亲和两位兄长联系，筹划和禀告妻儿进京之事。祁彪佳此次进京，内心是有些矛盾的。父亲去世之时，他因为远在福建，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内心的痛苦和悔恨使他产生了对仕途的厌倦。所以在丁忧期满之后，在亲友的多次催促之下，才迟迟赴京。进京之后，他一方面多方筹谋，以求取授职；另一方面，却时时萌生请假归隐之意。闰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记载：“知乞假之事不可为。乃作家报，遣奴子归，欲取内子北上。”
十六日“作平安报于老母及两兄，促内子北上”。十三日作家书要妻子北上，三天之后就又作家书“促内子北上”。知乞假归家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祁彪佳更为急切地期望商景兰早日赴京，夫妻可得团圆。在催促商景兰北上的同时，祁彪佳担心妻子路上会遇到阻碍，“灯下以内子所经郡邑，预备数刺具单于郑九华，防中途之尼也”
。为妻子北上做了妥帖的安排，可见其情感之深厚与体贴之细致。
在此期间，《祁彪佳日记》中还记录了一件趣事：“予入冬以来竟夜多不寐，友人慰予，小玉自可频唤，何乃寞索若此？予漫应之，曰予非渔色者。且恐赋‘从此萧郎是路人’句耳！”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纳妾招妓亦为寻常事，因而友人劝祁彪佳“小玉可频唤”，不解他为何“寞索若此”，但祁彪佳以自己非渔色者而拒绝。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女妓文化。从上古时期“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女乐与承应宴饮祭祀的“女酒”，到唐宋时期教坊、北里的女妓，文人与女妓的交往很是密切。明代的青楼文化更为繁荣，可以说是青楼文化的鼎盛期。缙绅仕宦、文人墨客、士民商贾与青楼女妓酬唱交往甚至婚姻嫁娶都很频繁。在京之时，祁彪佳正当盛年，妻子不在身边，以青楼女子来解除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寂寞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祁彪佳却断然拒绝。
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七《祁彪佳日记》中：“子木疑予有买青衣之兴，戏以五言赠之，予复和，示蓄婢非予意也。”
诗曰：
当日杨枝嫁，江州亦自嗟。
况无珠六斛，敢望髻双丫。
小小谁堪聘，红红未有家。
问予何所似，枯木对寒鸦。
纳妾对于官宦之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祁彪佳说自己无六斛珠，因而不敢望双丫，所以只能是枯木对寒鸦。这自然是玩笑之词。对于朋友纳妾，祁彪佳却不反对。在《祁彪佳日记》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六日，走札李子木，大都言性本情根，本无有二，情根非撒手悬崖时不能断，亦不可断也，因劝其买一青衣，不妨游戏为之，何苦令春光笑人寂寂。”
由此可见，祁彪佳与当时的仕宦文人一样，对于招妓纳妾并不反对，但自己就有所不为了。而他不肯招妓纳妾，则源于对妻子商景兰真挚深厚的情感与尊重。
在传统社会，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绝大多数青年男女结婚之前都无从相见，更不要说相互之间产生情感了，夫妻情感往往是要在婚后培养的。但在很多文人的婚姻中，男性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而绝大多数女性则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男女双方差距过大，感情无法培养，婚姻就成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手段。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所适非偶，也只能认可命运的安排。对于很多男性而言，招妓和纳妾就成了弥补婚姻不满、感情缺失的主要方式。明代青楼文化发达，有些青楼女子受到较好的文学艺术教育，不仅能满足仕宦文人肉体上的需要，还可以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在妻子身上无法获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要，都可以在那些才貌双全的青楼女子身上找寻到。因而在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仕宦文人与青楼女子的交往往往非常密切，将青楼女子当作红颜知己或纳入家门的也很多。而这种文人与青楼才女的结合，也往往被人当成佳话而传颂。祁彪佳与商景兰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幸运的是，他们的婚姻成为那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美满婚姻。美国学者高彦颐在《闺塾师》一书中探讨了明清女性新的婚姻模式：伙伴式婚姻。她认为伙伴式的婚姻关系是“有知识的、琴瑟和谐的夫妻组合，他们相互间充满尊重和喜爱”
。段继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女诗人研究》中也说：“当有才识的女子嫁入夫家之后，夫妻关系因学识、修养以及爱好的相近而变得平等和谐，女子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相互依赖，如同师友。他们之间通过文化上的契合获得了理解和沟通，诗词唱和，书画题赠，具有现代婚姻的进步元素。”
虽然在目前留下的资料中我们没有找到商景兰和祁彪佳的诗词唱和，但从商景兰和祁彪佳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夫妻二人才貌相当，志趣相投，因而在婚后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彼此欣赏，彼此珍爱。商景兰固然同传统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一样，对于家庭婚姻忠贞不二，而祁彪佳也同样珍惜这份志同道合、两情相悦的婚姻，不愿做任何伤害妻子、伤害感情之事。商景兰与祁彪佳的婚姻，在当时就得到了人们的赞许和羡慕，《静志居诗话》说：“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
就在祁彪佳急切地盼望着妻子进京团聚之际，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得商景兰进京之路受到阻碍。崇祯四年（1631）底，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叛明。崇祯五年（1632）正月，孔有德部围困登州。十一日祁彪佳“闻登州被围，东省路益阻，乃草家报附报房，止北上之家眷。书完心绪少乱”
。祁彪佳虽然非常期盼与妻子团聚，但为了妻儿的安全，还是写信劝阻商景兰，不让她冒险进京。正月十七日祁彪佳在日记中说：“晓起闻百鸟作声，始觉有春色，情思不佳。”
春意初萌，百鸟啼鸣，应是让人怡然，但祁彪佳却情思不佳，所为何来？日记结尾处写出原因：“以给假商之李子木，而子木方阅邸报，正以东西事攒眉也，相对怅然。”
公事不顺，祁彪佳欲乞假归家而不可，而因时局动荡，妻子也无法北上团聚，因而内心愀然不悦。二十日“晚草数字与内子。时东省烽火方亟，家乡咫尺天际，言及不觉怅然”
。原本相聚已有期，时局突然的变故，让团聚变为泡影，祁彪佳的内心充满了失望与惆怅，再次生出乞假归乡之意，但还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
战乱没能阻止商景兰与丈夫团聚的决心，商景兰还是毅然带着儿女北上。长路漫漫，儿女俱在幼年，途中又不平靖，虽然没有文献可知商景兰一行的旅途情景，但亦可想象出其一路之艰辛。二月十一日“饭后，家奴来报内子单车疾骑而来，已抵近郊，惊喜过望，乃以班役迎之。至则长途之辛苦，旅邸之寂寞，交相慰藉”
。短短的一段文字，写出了恩爱夫妻团聚时的喜悦心情。本以为团聚无望的祁彪佳突然听到妻子已到京城的消息，大喜过望。而急切期盼与丈夫相聚的商景兰则是抛下他人“单车疾骑而来”。夫妻相见，“交相慰藉”，四字之中，更蕴涵了夫妻久别相聚的甜蜜与战乱中亲人团聚的激动。
恩爱夫妻团聚，祁彪佳的心绪安宁了许多。随后的日记中记载了商景兰与兄相见谈论家事，也记载了自己给母亲写信报告妻子平安抵京的消息。记载了一天忙碌之后，“暇则与内子坐小亭，看落日晚霞”
，简洁的记述中流露出精神上的安宁与恬适。深爱的妻子在身边共看晚霞落日，呈现出一幅甜蜜安适的夫妻恩爱图，夫妻间不仅有深厚的情感，更有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三月十四日祁彪佳在日记中记载：“内子邀妯娌数人来聚话，予闷坐至午。”
久别之后，似一时一刻也不愿离开妻子，依恋之深，数语即现。
祁彪佳和商景兰的婚姻与清代很多文人才女的诗化姻缘还不尽相同，他们的婚姻中，几乎没有诗词唱和的交流。在祁彪佳的诗集中，赠内诗只有寥寥数首，而在商景兰的诗词中，没有一首与祁彪佳的唱和之作，也没有直接赠给祁彪佳的。和其他才子才女的诗化婚姻相比较，商景兰和祁彪佳的婚姻更生活化。祁彪佳不仅欣赏商景兰的文学才华，在家庭生活上对商景兰也是十分倚重。
在商景兰进京之前，祁彪佳就准备搬家。商景兰抵京十来天，祁彪佳即与商景兰一起去寻找住所，后因祁彪佳公务繁忙，寻找房屋之事即由商景兰独自承担。由此可以看出祁彪佳对商景兰的信任，也可以看出商景兰有非常强的理家才能。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初一夜，商景兰与祁彪佳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当晚，祁彪佳正值当班，得知妻子即将临盆，十分焦急，即刻写信请同僚郭太薇代班，却因守门人的刁难，没有联系上郭太薇。再联系同僚吴俭育，没有想到吴俭育当夜也在值班。祁彪佳只能在焦虑担忧中度过一夜。待得归家之后，才得知妻子已经生产，母子平安。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生产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此关头，不能守在妻子身边，祁彪佳除了焦虑担忧之外，还有着深深的内疚。初三日，祁彪佳杜门不出，翻阅《字汇》，为新生的婴儿取名朝孙、育孙（后名班孙），并据《葩经》中“三寿作朋”之意为儿子取乳名朋寿。
崇祯六年（1633）正月，祁彪佳实授御史。三月，祁彪佳任苏松巡抚。四月六日祁彪佳离京，商景兰随夫南下。一路上，祁彪佳沿途忙于会晤各方人士，所以夫妻俩常常分别赶路，祁彪佳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虽然常常分开行走，但又常常会合：
十八日，早发东平，乘马行，待家眷于古庙，乃抵汶上。
以小舟遣内子从三吴先归，予从陆行。
午方抵寓居，内子已于初十日先至矣。
归遇大雨，家眷先行，予亦东渡。
旅途中的分分合合，也似商景兰和祁彪佳的生活状态：作为男性的祁彪佳，在日常生活中，重心放在宦海生涯中，公务和访朋交友、读书写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对于商景兰来说，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和家庭的主妇，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上了。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共同度过的时间并不多，从祁彪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虽然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重心不同，但亦如在旅途中一样，分别时会时时关注对方，相聚时则共同享受温馨的时光。
祁彪佳因思念母亲，在赴任之前先回会稽省亲，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跋涉，于五月十七日抵家。他到家之后的第三天，即去拜见岳父。祁彪佳与岳父商周祚的联系非常密切，在京之时的日记中就常常记载他与岳父的书信往来。这种翁婿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除了在思想志趣上的相投之外，也源于祁彪佳与商景兰夫妻情深、爱屋及乌。
五月二十八日，祁彪佳离家赴任。由于祁彪佳任苏松巡抚期间没有留下日记，我们无法了解商景兰和祁彪佳这一阶段的生活状态，但从祁彪佳日记中附录的《巡吴省录》记录了他与两兄通信的信息，却没有他与妻子通信的记录，以及他之前任职后妻子基本随任的状况来看，商景兰这次也应是跟随在祁彪佳身边的。
崇祯七年（1634）冬，祁彪佳回京考核。据《祁彪佳日记·归南快录》中记载，祁彪佳“乞归养母之志，萌于初入西台时，迨巡吴之役，意益决”
。祁彪佳在京为御史之时虽有归乡之志，但并未实施，反而是因崇祯皇帝广开言路、竭力虚心纳谏的号召而鼓舞，不断草拟奏章，针砭时弊，希望能为大明中兴而有所作为。在苏松巡抚任上，赋税案牍纷繁，人际关系复杂，党派之争尖锐。在他赴任途中还发生了前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姻亲陈一教纵容豪奴横暴不法所引起的宜兴民变，祁彪佳处理民变之事公允得体，但也是疲惫烦劳。他在给外父商周祚的信中说：“小婿自奉违岳父台前，拮据四月，劳苦万状，盖此中之繁冗，真是别一世界也。——奈何小婿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今又时患心胃痛。”
崇祯七年四月，由于周延儒不顾祁彪佳的警告，再次激起民变，祁彪佳受到降俸处分。在苏松巡抚任上，祁彪佳先后受到降级五次、住俸四次、罚俸一次的处分。且在其返京回道考核之前的三四个月，他的苏松巡抚一职已被王一鹗所替代。
祁彪佳在吴之时尽心竭力革除弊政，稳定人心，“三吴贤者文公震孟等谓先生巡吴为国朝二百年所仅见”
，最终却是如此结局，致使祁彪佳心灰意冷，托病辞职。在苏松巡抚任上，祁彪佳已两次以病请辞，返京之后，再次请辞，获得批准。
目前虽无文献资料可以考证在此期间商景兰的生活状态，但亦可以想象作为深爱丈夫的妻子，商景兰应也是随着祁彪佳宦海纷杂沉浮而忧心忡忡。
崇祯七年（1634）冬，祁彪佳返京回道考核。返京之时，祁彪佳即有归隐之意，因而单身赴京。祁彪佳和商景兰再次分别，直到崇祯八年（1635）四月祁彪佳获假归家。
祁彪佳于崇祯八年四月初九离京返乡，无官一身轻的祁彪佳心情轻松愉快，一路呼朋会友，玩赏山水。此时距他进京将近半年，他非常思念亲人。五月十一日祁彪佳抵达苏州浒墅关，派家仆先回山阴，去接母亲和妻子到杭州相见。到达杭州后，祁彪佳立即派人修葺在杭州的住所，以便迎接母亲与妻子。与丈夫分别日久的商景兰得到消息，即刻出发迎接丈夫。祁彪佳到杭州第二天，商景兰偕三个儿子也赶到杭州，全家团聚。夫妻二人相见之急切，相思之深情，由此可见。
夫妻团聚之后，祁彪佳没有立刻回到家乡，而是留在杭州修养身体。几天之后，祁彪佳的母亲、姐姐等亲友也来到杭州，大家庭团聚，其乐融融。祁彪佳与商景兰奉母亲去普度庵供奉父亲莲牌。母亲回乡后，夫妻两人继续留在杭州。在杭州期间，祁彪佳多次与商景兰出游。祁彪佳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夫妻二人出游的情形：
初五日，买不系园舟，欲与内子至段桥里湖，遇大风，舟泊于剩园之旁，竟日不能移，遇晚益甚。
初十日——午后偕内子买湖舫，从段桥游江氏、杨氏、翁氏诸园，泊于放鹤亭下，暮色入林，乃放舟西泠，从孤山之南戴月以归。
十二日——出城与内子纳凉于湖舫。
十四日——与内子棹小舟泊钱塘门，访韩求仲，邀吴弘文同晤之。舟入昭卿寺，访陈止宜不值，僧履素送予于水次，放舟小憩里湖。与内子登大佛寺，从西泠桥游岳祠，再登白苏阁，复从里湖乘月归。
十五日，偕内子茹素，乘肩舆繇南屏入龙井，飨伊蒲供，小憩于僧舍。再入钵池庵，度凤凰岭至新庵，坐谈石下。——再至庵后一佛室，小径俱值秋海棠，石奇峭更过新庵。时盛暑，凉风飒然。归途复游烟霞石屋，薄暮始返寓。
二十三日，——乃偕内子放舟于南屏山下，予熟寐于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自雷峰塔移定香桥，闲步堤上，值微雨乍至，从湖心亭归庄。
二十五日，——偕内子放舟观水。先次钱塘门，访刘君元复，复晤吴二如，值王伯彭、王见可。适吴二如买歌姬至，遂小坐，听其丝竹之音。复放舟南屏，访郑玄子，不值，仅晤沈伯奇。再从高地登岸，访客于静慈寺，又晤葛去浇及西梧师，于一桥登舟。两山暮色，为湖中绝胜。步玩至晚乃归。
二十天中，夫妻共游七次，可以想见夫妻相处之融洽。祁彪佳生性喜爱游山玩水，商景兰与祁彪佳成婚之后，祁彪佳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先是忙于科考，后又忙于宦途。中间虽因丁忧在家三年，但因守父丧，无论是心情上还是伦理上，都不能与妻子一起出外游玩。这次辞官归家，有了大把空闲的时间与妻子相守，心理上也十分轻松，因而分别了近半年的恩爱夫妻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频繁出游。从祁彪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祁彪佳性爱山水，多年来游走于大江南北，凡见到景色优美之地，或偕友游览，或独自登临，都能于自然山水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夫妻同游在此之前还几乎没有。商景兰本性也是热爱山水自然之美，但成婚之后不久，即生育了长子同孙，后又接连诞育了长女德渊、次子理孙、三子班孙，忙于抚育儿女和管理日常家务，也难得有空闲时间享受山水之乐。此时儿女渐渐长大，不需时时相伴，又难得地离开家，便享受二人世界，并携手欣赏西湖之美。
祁彪佳这几则日记与其他日记相同，文字简洁，情感表达非常克制，但从其简洁而充满诗意的描写中，可以体悟到西湖山水之美，更可以感受到游山水之人内心的轻松与快乐。游赏山水，景物固然重要，游伴亦很重要。同游之人须有相同的爱好，共同的审美趣味，才能在游览时体会到自然之美带来的精神愉悦。从二人的游览频率和时间长度来看，他们的出游一定是快乐而富有情趣的。
崇祯八年（1635）六月底，祁彪佳与商景兰离开杭州回到绍兴，举家团圆，祁彪佳正式开始了归隐生涯，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应召。这七年中，商景兰与丈夫共同在家乡生活，共同教养儿女，共同操持家庭事务，这段时光，也是商景兰婚后和丈夫共同度过的最安定、最轻松快乐的一段时光。
由于商景兰这段时间的诗文很少，我们还是从祁彪佳的日记中来梳理商景兰的生活状态。
祁彪佳归乡之后，“屏绝诸应酬，独与郑九华与大楼整理书籍”
，并与兄长一起编辑父亲祁承爜的文集共二十卷，刊刻行世。理书、读书，成为祁彪佳的日常主要工作，“观书之暇，与内子博弈”
，生活恬静悠闲。
崇祯八年十月，祁彪佳开始建寓园。寓山是梅市祁家旁的一座小山，祁彪佳幼年之时，二兄祁骏佳与从兄祁豸佳以斗粟换得，可见并非景色优美之地。祁骏佳和祁豸佳“剔石栽松，躬荷畚锸，手足为之胼胝”
，改造这座荒山，尚在幼年的祁彪佳也参与其中。二十多年过去了，寓山的松树已经长高，山石亦有沧桑古貌。祁彪佳偶过寓山，想起少年情景，感触颇深，因而决定在此兴建园林，作为归隐之地。
寓园的建筑从崇祯八年开始，到崇祯十一年（1638）春完工，成为“池馆之胜甲于越”的园林，也成为祁彪佳与商景兰幸福生活的见证。
明清之时江南地区兴建私家园林之风非常兴盛，越地风景秀美，园林众多。祁彪佳之父祁承爜“生平有园林之好”
，祁彪佳对建造园林的兴趣更是浓厚。在建造寓园的过程中，祁彪佳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他广泛考察了越中园林，亲自设计了寓园的布局。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寓园建筑的事项，商景兰也积极地参与到了寓园的建造之中。
为了更好地规划寓园，祁彪佳遍游越中园林，作为家庭主妇的商景兰，虽然家务繁忙，但还是抽出时间与祁彪佳一起探访考察。崇祯八年（1635）七月二十八日，商景兰与祁彪佳操小艇到榕山，参观章庄。章庄池塘众多，绿树环绕，可采桑钓鱼，适于隐居。十月二十四日，夫妻二人再次登舟游镜湖之中的小隐园，未果，即转入众香园。众香园在鉴湖之滨，山峦叠翠，湖光山色，使人流连忘返，为“鉴湖最胜处也”
。
商景兰父亲亦喜园林，商家不仅有咏鵻堂，还在西施山建质园。质园景色十分幽美。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得商景兰不但有着极为敏锐的审美能力，也有着与祁彪佳一样对园林的爱好和兴致，因而夫妻二人在寓园的建造过程中配合非常默契。商景兰不但常常与祁彪佳一起考察探究越中园林，为祁彪佳的建园计划出谋划策，还主动地参与到寓园的建设中。祁彪佳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在建造寓园时商景兰所做的工作。
（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与内子至寓山，植芍药于八求楼前。——十四日，与内子出寓山，设器具于八求楼。
（崇祯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内子至外父家，从外父乞棕竹、芳竹归。
夫妻二人也经常分工合作，祁彪佳在日记中记载：
（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一）田禾得雨，农夫有暇，皆应畚
之役，是日几三十人，予躬督之。晚抵家，内子同商家姑偕张宅二甥女归。
寓园建造过程中，商景兰多次与祁彪佳在寓山小住，度过一段段恬静闲适的二人世界：
（崇祯九年二月）初二日，与内子闲坐朝来阁，雨后山色，青翠袭人，不觉抚掌称快。
（崇祯九年三月十三）午后与内子至寓山，读书及暮，见落日衔山乃归。
（崇祯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至寓山，定八求楼址。午后与内子入城，至驿前观戏，即宿舟中。
（崇祯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同内人至寓山，观梅与梅坡。
崇祯九年（1636）十月初八是商景兰的生日。前一天傍晚，祁彪佳就与商景兰上寓山，宿于烂柯山房。当天晚上，“晚，悬灯山中，与内子观之为乐”
。第二天祁彪佳和商景兰归家为嫂子庆寿，并为祖母忌日祭奠。晚上二人再至寓山，“与内子举酌”。连续三天祁彪佳记录了因妻子生日而与妻子相伴庆祝的情景，可见祁彪佳对商景兰生日的重视，从中也可以看出夫妻间的深厚情感。
崇祯十二年（1639）十一月，祁彪佳至杭州云栖寺为父亲忌日作水陆道场，结束后商景兰与婆母先回绍兴，祁彪佳与朋友在杭州游玩数天，归家后，即“日晚邀内子至山，宿于烂柯山房”
。
结婚多年，并生育了多个子女的夫妻，却依然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及对彼此的吸引。夫妻二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生活情趣，一同读书赏月，栽花种梅，游赏烟霞，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使得他们相互欣赏，相互依恋。
夫妻间融洽的感情，也使得家庭的整体氛围非常温馨和谐。祁彪佳常常带儿子们在寓山读书，商景兰也经常偕儿女到寓园与祁彪佳会合，共同感受小家庭的天伦之乐。
（崇祯九年十月十六日）携眉儿、貌侄至山读书，午后内子携朋儿、二女亦至。
祁彪佳与商景兰有传统夫妻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祁彪佳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商景兰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二人虽然经常各自活动，但总是尽可能地时时团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表面宽松而精神上紧密的联系。崇祯九年三月初三，商景兰回娘家，祁彪佳处理家务之后就与友人泛舟出游，登寓山。第二天他又偕理孙、班孙与友同游，便道至商周祚家，与妻子团聚，傍晚再游怡园。初五日再与友人游怡园、兰亭，入城后邀商景兰同舟。初六日“晨末龙舟渐集，老母以他舟至，士女喧阗，兰风粉雨，极游视之盛”
，晚上商景兰再归商家，祁彪佳继续出游。从这段时间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商景兰与祁彪佳的夫妻相处之道。
寓园建成后，成为越中著名的景点，游人众多。祁彪佳经常与朋友一起游寓园，而商景兰也经常与亲友一起游园，如：
（崇祯十年二月十四日）予督役扫除旷亭、牡丹
一带，内子同诸姒去游寓山。
（崇祯十一年五月初二）内子延云间张隆生夫人小酌，老母暨婶母亦在。
（崇祯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午后内子至山，晤王云瀛令爱，予先归。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内子于午后出寓山晤云岫夫人。
（崇祯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祁彪佳到柯园会友，“内子与诸侄女亦出摘香圆与豳圃”
。
（崇祯十三年十月十八）以小舟与陈绳之出寓山，内子亦与妯娌出迎吴期生夫人。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商景兰的社会交往非常广泛，既有与家族中亲友的聚会出游，又有与友人的会晤。正像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所说的：“对于商景兰来说，在她所有的人生阶段中，女性朋友和亲属都是至为重要的，虽然她和丈夫很少分居两地，但他们通常过着各自的日常生活……但分开的社交领域，并不意味着祁彪佳和商景兰过着脱节的生活。”
情感的共鸣使得这对夫妻在婚后多年依然相亲相爱，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伙伴式婚姻”。
传统的女性一生中有三种身份：女儿、母亲、妻子。作为女儿，出嫁之后生活的中心在婆家，除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侍奉公婆。祁彪佳事母至孝，商景兰亦是一个孝顺的儿媳。在祁彪佳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商景兰陪伴婆母的情况：
（崇祯八年八月）十九日，为老母诞日，诸儿媳祝寿毕，亲娅来贺者共举素酌，观《鹊桥记》。
（崇祯八年十一月初七）老母偕诸媳出礼佛。
（崇祯九年二月初六）老母偕诸媳、诸女亦至观焉。
（崇祯十年正月十二日）老母偕诸媳往陶堰看灯——十七日，稍霁，老母至陆庄看灯。
（崇祯十一年三月初八）老母与内子至龟山女庵。
（崇祯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母偕内子、诸媳至寓山。
（崇祯十一年七月初八日）老母偕诸媳亦至，观戏于四负堂。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六日）予送老母及表娣、内子至山，商家姑已先待矣。
（崇祯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邀止祥兄、奕远侄出寓山，老母亦同诸媳至。
从祁彪佳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商景兰作为儿媳，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时间是侍奉在婆母身边尽儿媳之职的。
祁氏家族俱喜爱戏曲，陪婆母观戏也是商景兰的职责。“老母观戏，演《千祥记》，予闭门读书，不及观。”
儿子可以自由行事，儿媳却需要陪伴婆母，祁彪佳的这段记录虽然简练，却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王夫人、王熙凤等人围绕在贾母周围的情景。大家族的生活状态就在祁彪佳的记录中展示出来了。
祁、商两家为世家，屡结秦晋之好，祁彪佳的姑姑即嫁到商家，因而商景兰结婚之后与娘家联系十分密切。两家距离很近，商景兰归宁的次数非常多，而商景兰回娘家之时，祁彪佳也常常陪伴左右。从祁彪佳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祁彪佳与外家的联系也非常密切，与岳父和内兄弟的关系也很好。
（崇祯八年七月十二日）予入城谒外父，与内兄弟谈久，午后别归。
（崇祯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为外母之讳日，偕内子入城，先抵外父之旧宅。
（崇祯九年正月）初九日，早至外父家，祝外父寿。
（崇祯九年二月初五）再以一书致外父及内兄。
（崇祯九年二月十三）与内子同舟拜扫外母墓，会外父于龙华寺前，小憩西施山。
（崇祯九年九月十七日）是晚与内子放舟入城。十八日早至外父家……外父设酌于西施山之清暎轩。
（崇祯十年正月）初六日，与内子入城，抵昌安门，水浅舟不得进，步至商宅贺年……及拜商宅诸外房与商家姑，饭罢已薄暮。
商景兰回娘家，祁彪佳往往跟随而至，再与妻子一同还家。崇祯十一年七月《祁彪佳日记》记载：
连日溽暑，老母入城，内子至外家……二十九日，予偕眉儿入城，拜外母忌辰。至半野堂晤商八兄，访其屋式。别两兄，即同内子归。
（崇祯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与内子入城，会商缉庵昆仲，拜外母墓，小酌于西施山之质园。同内子归，酌茶于舟次。
寓园建园从崇祯八年开始，至崇祯十一年完工，历时三年。但完工之后，祁彪佳除了广泛种植花草树木之外，还在不停地改建，时间、精力、金钱花费极多，祁彪佳“甚以土木频兴为悔”，却依然无法停止。商景兰对此亦有异议，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初七《祁彪佳日记》中记载：“内子亦至山，深以土木为予规。”
寓园生活的悠然快乐很快就被外在的危机打破了，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十九日《祁彪佳日记》记载：“阅邸报，见外父被谴之旨，且闻虏骑南迫，深为忧之。”
祁彪佳与岳父一直往来密切，翁婿二人对国事见解相同，岳父被谴，使得祁彪佳对国事深为担忧。而满洲铁骑南下的传闻，更是让他忧心忡忡。此后他在日记中连续记录对国事家事的忧虑之情：
（崇祯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自二十日以后稍暇，即阅《保越录》《伪吴杂录》《靖康传新录》及《钓溪立谈》诸书，知守御之难、流离之苦，回思今日四方多事，如外父之欲归不能，为之三叹。
祁彪佳已嗅到了国家危机的气息，然而朝廷依然是党争不断，祁彪佳只能是徒唤奈何。祁彪佳在日记中没有记录商景兰对此情形的感受，但从商景兰与娘家极为密切的联系来看，父亲的遭遇她不可能不知道，而对于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她来说，对朝廷之事虽不会如祁彪佳介入得那么深，但也一定有所耳闻。因而可以想见，此时的商景兰内心也一定与祁彪佳一样，忧心忡忡。
因母丧，商周祚得以归家丁忧。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商周祚抵家，祁彪佳乘舟迎接，翁婿相见，相对悲泣。谈及京城之事，更感慨人心险恶。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祁彪佳母亲去世，祁彪佳悲痛欲绝。因越中春夏之时阴雨连绵，水涝成灾，稻米绝收，饥民遍野。祁彪佳深为忧虑。三月二十七日，处理完母亲的后事，祁彪佳独自入城拜谢吊唁母亲的地方官员，“饭于外父家，共言居乡之难，为之惕然，座中始知皇上撤镇守中贵。归将就寝，得余武贞书，深以越中米贵为虑”
。二十九日日记中又记载：“邹汝功师自姚江至，言姚江饥荒之状，为之恻然。”
四月十五日祁彪佳因“自朔日连雨将半月，是日转甚，深以米价为虑，与汝功师共商救荒之策”
。此后，祁彪佳积极参与救荒活动，他委婉劝告地方富户救济民众，设置粥场，自己出资在大善寺设药局。这一年，救荒活动占据了祁彪佳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对于祁彪佳的社会慈善活动，作为女性的商景兰无法参与，但宗族内部的慈善活动，商景兰是可以参与的。每到腊月之时，祁彪佳都会给宗族中贫困之家散钱送米，商景兰也会随同。《祁彪佳日记》中记载：“（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内子驾舟至各村，给贫家赡米。”
崇祯十四年正月，绍兴大雪，祁彪佳担心“米价日高，当此积雪，人情必至汹汹”，与朋友“相对愁叹”，“雪不止，心更忧”。
正月十六日，祁彪佳与商景兰带着理孙、班孙入城到商周祚家，见霞头一带已有饥民强抢之事发生。午饭之时，又听说多地发生抢米事件。祁彪佳投箸而起，去见地方官员，为治乱救荒献策。此后的几个月中，祁彪佳埋头于救荒活动，但他还是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商景兰共同活动特别是陪伴商景兰归宁时的情景：
（正月）初九日，早抵商宅贺外父寿，即出投陈公祖刺——予至光相寺，待内子舟至同归。
（二月十六日）繇昌安门外候外父舟至，拜其太夫人及外母与谌轩外叔。暮小酌于西施山之质园……偕内子归，遇雨。
（三月）初三日，与内子进城。……至外父家。
（八月初三）至外父家问安，晚饭罢，同内子归寓。
稍有空闲，祁彪佳即与妻子共同行动，崇祯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族中有人以卑幼犯尊长，祁彪佳在祠堂处分完毕，即与商景兰至寓山采茶。四月二十五日祁彪佳再次记载：“与内子及女尼谷虚、诸女婢采茶寓山。……同内子至菉竹庵。”
二十六日“仍同内子至寓山”
。“（八月十七日）送孙开素入城，与内子儿女抵家，拜秋分……内子后予至山，构八求楼下卧室成，移居之。”
寓园岁月，应是商景兰和祁彪佳这对神仙眷侣一生中最为平静幸福的时光，但在这段时光中，商景兰也遭受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打击。崇祯九年（1636）五月二十日，商景兰长子祁同孙出痘，九天之后即不治而亡，时年15岁。祁同孙生性笃厚，去世之前，犹关心询问父亲是否吃饭。商景兰为之痛心不已。因祁同孙早夭，多数文献中都记录商景兰育有两子，商景兰后来也将次子祁理孙称为长子，三子祁班孙称为次子。我们此后也依此称呼祁理孙和祁班孙。同孙病逝之时，商景兰已身怀六甲。在生下女儿之后，《祁彪佳日记》中屡屡记录延医为商景兰诊脉之事，应是怀孕期间遭受了丧子之痛后身体复原不好。《祁彪佳日记》中还有很多关于为妻子延医诊脉的记录，看得出来，只要是商景兰身体有不适，祁彪佳都十分关心，并记录在日记中。
商景兰与祁彪佳伉俪情深，育有三子四女。祁彪佳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商景兰每一次怀孕生产的过程，写出了对妻子生产时的担忧与悉心照料。崇祯十年五月十六日商景兰再次生产，祁彪佳在日记中记载：
午间内子临盆，几至危殆，幸复安痊。延医钱绎思至，留之宿。作书复张太羹，再至邓紫澜公祖，事竣例有公谒，以内子病不能去，并托外父致之。
次日再记：“送钱心绎去。为内子调治之余，得纵观王凤洲《弇山园记》及郦道元《水经注》。”
商景兰生产后的第三天张岱组织文社活动，祁彪佳也借口生病推辞了。可见祁彪佳在商景兰生产之后，一直守护在妻子的身边。
崇祯十一年商景兰再生一女，生产过程应是很顺利，但祁彪佳“数日间内调产妇，外理家事，陈长耀佐予会计犹不及，加之应酬甚苦”
。在繁杂的事务中，依然将关心照料妻子作为生活的重心。
《祁彪佳日记》语言简洁，叙述平实，很少直接抒发对妻子的深情，但商景兰的活动时时在他的日记中留有记录，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深情与关心，让我们深刻地理解商景兰在丈夫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崇祯十二年（1639）十一月一日，是祁彪佳的父亲祁承爜忌日，为了祭奠父亲，祁彪佳做了盛大的水陆道场，道场共进行了七日，到七天“复为众僧设斋，予再发心于内子四十岁时建水陆一坛，以祈其寿”
。连续三年的生产，对于商景兰身体的消耗是很大的，祁彪佳不仅频繁地为妻子请医治疗，调理保养，还发愿七年后建水陆坛，为妻子祈寿。一句话，表明了祁彪佳对妻子的深爱，越是珍惜越是害怕失去，因而才在妻子盛年之时就时时恐惧失去妻子，只要能为妻子祈寿，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初六，祁彪佳忙于救荒之际，还记录了为怀孕的妻子延医之事：“适延倪姓太医，遂与共酌内子之药。”
初九日，他在日记中记录：“晚内子因未弥月而产，忽而血崩，几于昏厥，为彷徨者竟夜。”
“彷徨竟夜”四个字，写出了祁彪佳在妻子生命危急之时的担忧焦虑甚至是恐惧。第二天的日记中他接着写道：“初十日，延医袁六卿、倪涵初及钱姓者相继至。向天童师借参补之病，亦少愈，连日以不肖侄孙之败露，其父子暨宁方兄求者接踵，心绪不宁，体亦疲困，诸医别，仍留袁六卿宿。”
祁彪佳少时即以处事老成而闻名，此时却说因族中事而心绪不宁，体倦心劳，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妻子的病而不安。接连聘请三位医生前来为妻子诊脉，并且将医生留在家中照看妻子，可以看出他对妻子之病的重视。待妻子病势稍好之后，他又至弥陀寺为妻子拜斗。而那时，正是他为各种事务所缠，“求一刻暇无有也”
之时。十四日晚，商景兰病势出现反复，“内子体复不安，彷徨终夜”
。十五日，“张景岳再至调治……请无量师商捧礼《药师经》，保安内子”
。十六日：“商绳庵来问内子病，顷之张景岳亦至，以内子大有起色为喜。”
虽然商景兰的病有好转，但祁彪佳依然不放心，“晚与无量师再商功德之事，为捧《莲经》”。十九日在雨雪中，再去弥陀寺，为商景兰捧《莲经》六部。二十日，“出于系珠庵礼佛，因无迹师礼《药师经》，保安内子……及晚，邹培宇买参来，为内子修药”
。二十二日，再至系珠庵礼佛。其后几日，祁彪佳连续记载了为商景兰延医调理之事，关注之深，关爱之细，溢于言表。这一年，恰恰是祁彪佳最为忙碌的一年，而内心的焦虑与担心，更让他苦不堪言。他在日记中悲叹：“连日内为荆人治药饵，外理应酬诸务，大之如岁暮交际，细至米盐琐屑，皆一身兼之，苦不可言。”
商景兰这次小产导致血崩，对她的身体伤害很大，直到第二年三月才渐渐好转。近四个月中，祁彪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商景兰的病状以及为她延医问药的情景。为了让商景兰安心养病，他将全家移至寓园。商景兰在病中曾许戏愿，祁彪佳因为道台有禁，所以特在商周祚家演戏还愿。
崇祯十四年（1641）是大明王朝走向灭亡重要的一年。崇祯十三年，山东、河南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甚至到了“人相食”的悲惨地步。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队攻陷河南，杀死福王。崇祯皇帝发布“罪己诏”，“痛自刻责”。这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等地再次爆发严重的蝗灾。松锦之战的失败，使得大明王朝在辽东战场上的局势非常危急。雪上加霜的是，又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大明王朝岌岌可危。这一年也是商景兰与祁彪佳静好岁月的转折点。这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祁彪佳在日记中总结一年来的生活，感慨自从“正月间民情抢攘，予出为调剂，自此而赈事、粥事、病坊事、药局事，以及于推赏、告成，几无暇晷。不觉倏抵岁暮，光阴如驹过隙，于今岁尤见之。而季冬一月，愁肠苦趣，日如处漏舟，如在焦釜，不堪为人言也”
。国事、公事的重重负担固然让祁彪佳忧心不已，但深爱的妻子生命垂危，是让祁彪佳如处漏舟、如在焦釜的主要原因。此后对于祁彪佳来说，悠游山水、参禅礼佛的静好岁月结束了。而商景兰在大病初愈之后也面临着与丈夫的再次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