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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同样由来已久，它体现的是人民统治国家的方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实践。可以说，雅典是古典民主的典范，它的伟大与堕落、强盛和崩溃，都和民主政制息息相关。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就能发现，希腊半岛连绵不绝的山岭沟壑将这一块的陆地分隔成了一个个小块，缺乏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开阔的平原。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古希腊文明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城邦。城邦这样一种小型而又紧密的政治共同体为直接民主政制的出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雅典城邦位于阿提卡，曾先后经历了王政时期和氏族贵族统治的时期。公元前594年，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梭伦（Solon）作为双方共同认可的仲裁人开始实行改革，其立法举措包括废除债务奴隶、调整官职候选人的资格、创立“四百人议事会”、设立陪审法庭等。
梭伦改革为雅典的民主政制奠定了基础，约80年后，执政官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is）又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雅典的政治制度向民主制转化。他废除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四个氏族部落，代之以十个地区部落，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在他建立的制度之下，城邦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而公民大会向全体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开放，其议程则由五百人议事会制定。
克里斯提尼的另一项创举是制定了“陶片放逐法”，这项制度允许雅典公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将任何人放逐出城邦，其初衷在于防止僭主统治死灰复燃，却也导致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这位曾在希波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拯救了雅典城邦的伟大政治家遭到放逐，最终客死异乡。
在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执政时期，雅典民主达到了鼎盛，他不仅让雅典全体男性公民都获得了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实行公薪制，为担任陪审法官的公民提供津贴，用这种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国家政治。 [1] 对于雅典公民而言，其“自由人”身份体现在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之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伯里克利对雅典人的公共精神大加褒赞。
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那么，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透过伯里克利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到，对民主政制下的雅典人而言，从事政治不但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只有作为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雅典民主的特色在于公民亲自决定城邦的公共事务，而不用依赖选举出来的代表。在雅典，绝大部分的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的。抽签意味着将选择政治家的任务交给了“机运”，却在概率层面保证了每个公民担任行政或司法职务的平等权利：“这种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是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职位，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都应该对所有公民开放，大家轮流，任期一年；所有的诉讼最终，甚至从一开始都要由可能集合到的所有公民集体审理。”
除担任公职之外，雅典公民还在公民大会中定夺国家大事。公民大会的权力极为广泛，宣战、媾和、结盟、军队的规模、财政、货币和关税的相关事务，都要由公民大会来做出最终的决定。政治家们只有说服公民大会，才能使自己的政策付诸实施。因此，在雅典民主制下，辞令的能力极为重要，“很早演说家便被称为城邦的向导人，实际上，是他们使民众行动，并解决疑难问题”
。
在雅典公民团体内部，理论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同等的机会担任公职，并在公民大会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亲自投票进行表决。然而，雅典之所以能够实行这种直接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公民们彼此熟悉，而且城邦国家袖珍的规模，允许公民常常聚在一起召开会议，处理政治事务，这些都是直接民主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雅典公民之所以愿意积极地参与政治，是因为在地中海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城邦的命运与他们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可是，雅典民众做出的决策并非总是正确。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正是在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煽动下，决定孤注一掷，远征西西里，最终惨败而归。这次错误的决策直接导致雅典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雅典“帝国”的崩溃。此役之后，雅典国力由盛转衰，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真正能够参与民主政治的成年男性“公民”也只是人口的少数，妇女、外邦人以及众多的奴隶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或许正如恩格斯所说，“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恰恰就是雅典灭亡的原因。
但是，雅典的实践仍然为“民主”做出了最初的诠释：人民统治的唯一方式，就是由他们直接决定政治事务。
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民主制度曾让雅典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但随着伯里克利染疫而殁，民主制就落到了克里昂、亚西比德等煽动家和野心家的手中。最终，民主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给了实行寡头制政体的城邦——斯巴达，实可谓“成也民主，败也民主”。但古典民主并没有因此死亡，雅典在战败之后，虽然经历了“三十僭主”的统治，但后来又恢复了民主制度。而在被马其顿帝国征服后的希腊化时代，民主政制虽然大大衰退了，但仍然以某种不完全的形式，在雅典和其他一些希腊城邦中存在着。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意大利半岛上，另一个政治体正在迅速崛起，它就是罗马共和国。作为西方文明政治制度的典范，罗马共和国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创造并实践了共和政体，而这种政体也为民主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但问题在于，罗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罗马共和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混合政体”。不像民主制的雅典几乎完全排除了贵族势力的影响，罗马共和国是由贵族和平民共同掌握国家权力，“一如简洁申明于军团徽章，并铭记于所有军事补给上的文字：‘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即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该联盟是他们支配邻国权力的基础”。
罗马共和政体的“民主”要素主要体现在“保民官”和“公民大会”这两种制度安排之上。保民官一职的设立，是罗马平民同贵族斗争的重要成果，其功能便在于制衡贵族、维护平民的利益。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其在历史上最早的权力是“帮助权”，即以个人之力帮助向他请求协助反对每一位高级官吏（独裁官除外）的任何一位公民。为了让人们可以随时找到保民官，保民官不能在城墙之外过夜，他们家的大门也必须日夜开放。后来，保民官的权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帮助权”发展到“否决权”，如否决官吏的命令、元老院的决定，甚至反对交付公民大会的建议的权力。除非保民官撤销否决，否则这些保民官否定的命令、决议和建议就都无法生效。
罗马共和国中期存在着三个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部族大会和平民大会。百人团大会由执政官或执法官负责召集，其成员涵盖了所有公民，其立法权主要体现为对提交的议案表示同意或反对，并且还要选举出执政官、执法官和监察官。百人团大会带有一定的等级色彩，富有阶层掌握了183个百人团席位中的88个，因此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部族大会和平民大会则更为平等，所有部族都有同等的投票权。此外，它们也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不但可以选举掌握大权的市政官，还拥有立法之权。塞缪尔·E.芬纳（S.E.Finer）指出，尽管在形式上，部族大会和平民大会中所有部族都拥有同等的投票权，然而几百年来，这种平等一直是一种假象。因为“相对富有的农村部族可以轻易地压倒城市部族所拥有的四张选票，这是因为前者是由大土地所有者和其附庸构成的，而后者却是由贫穷的城市居民构成的。但是自从罗马将公民资格授予整个意大利和海外的人口，这种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
。
尽管罗马共和制中有上述体现“民主”原则的制度安排，不过其中的“贵族”要素同样不可忽视。首先，民众选举出来的行政官员多是贵族出身（甚至保民官也是如此），而且正如上文提及的铭文所示：“元老院”和“人民”是两支并驾齐驱的力量。共和时期的元老院有300名成员，均为原高级官吏中的杰出人士，并且终身任职。虽然从法律意义上讲，元老院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事实上，由门阀勋贵组成的元老院拥有很大的权威。很少有执政官可以违背元老院的意志，或者拒不执行元老院的决议或建议。元老院在战争、外交和财政方面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其影响力并不来自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基于“惯例”，“有的行政官的确会违抗这个惯例独立行动，置元老院于不顾。这时元老院会说服一位听话的行政官，通常是十位护民官中的一位，劝他否决这位桀骜不驯的行政官的行动”。
由此可见，在罗马共和政体中，虽然存在“民主”的要素，但绝不能说民众直接统治着这个国家。相反，贵族权势巨大，在与平民的冲突中往往不落下风。如果非要说罗马共和国是一个民主政体，那也是一种“共和民主制”，具有很强的贵族色彩。然而，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这种对“民主”的制衡恰恰是罗马强盛的原因所在。
共和末期的大哲学家西塞罗就认为，罗马作为“最伟大的国家”，其政体的实质就是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国家类型的适度混合。
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也在其著作中指出，罗马共和时期的政体具有一种“混合政制”的特征：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分别代表了古典政体理论中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正是这三种政体成分的彼此合作与相互制衡，使得罗马共和国能够摆脱单一类型的政体必然败坏的命运，跳出政体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率”，保持制度的长久稳定。 [2]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其讨论共和政制的名著《李维史论》中则更进一步，对“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和对立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冲突虽然是国家内乱的源头，却也是罗马自由和强大的原因：“我要说，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他们未看到这些嘈杂喧嚣的纷争收到的良好效果；他们没有顾及共和国皆有两种相反的气质，即民众的气质和大人物的气质，凡是有利于自由的法律，皆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和……优秀楷模生于良好的教养，良好的教养生于良法，而良法生于受到世人无端诬责之纷争也……享有自由的民众，其欲望鲜有危害自由者，因为这种欲望或是生于受人欺凌，或是来自于担心自己受到压迫。” [3]
然而，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民主”几乎不见踪影。在漫长的中世纪，统治欧洲的乃是等级制的天主教会和封建化的世俗君主。当民主再度复苏之时，它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一些城市当中。这些城市经济繁荣，居民渴望自治，摆脱封建领主的干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共和国便是其中代表。但是，这些城市国家的“自治”仍然更加接近罗马式的共和，而非雅典式的民主政治。佛罗伦萨贵族势力强大，常常陷入派系斗争的内乱当中，威尼斯的政治秩序相对稳定，但其制度也具有很强的寡头制色彩。
这种城市自治当中即便有民主的成分，也只能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罗马共和之所以最终被帝制所取代，原因也在于此——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公民人口越来越多，甚至无法参加集会，而且多数公民生活在距离城邦很遥远的地方，共和民主所需要的那种紧密的公民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直接民主无法适用于大型国家，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直到18世纪，政治思想家卢梭仍然认为，只有小型的城邦国家才能实行民主制度。如今，民主制之所以能够和大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代议制民主的出现。
16世纪以来，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教秩序，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开始在欧洲出现并崛起。但是，率先兴起的欧洲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绝对君主制，在此之前，民主制也没有在大型国家中实现的先例。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大型现代国家并没有出现在欧洲，而是诞生在北美大陆。美国是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的代表。独立战争之前，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原本就有着长期的自治传统，但这种直接民主的实践主要停留在市镇的规模。当北美13个殖民地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英国国王统治并获得独立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全国性政府？在制宪问题上，各派分歧严重、争论激烈，但1787年颁布的《宪法》最终规定，美国是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最初由13个州组成的庞大政治体中，公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间接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为什么美国制度的奠基者们决定采用“选举代表”而非古典的“抽签”或“轮换”的方式来产生政府官员？其中当然存在某种显而易见的客观因素——现代国家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疆域已经令抽签制度不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当时的立法者们看来，“选举”更能体现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从而使政治权力合法化。 [4]
通过代议制，民主的范围从市镇扩大到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民主也变成了“代议制民主”。民主政体的含义从人民直接决定国家事务转变成了定期选举国家的统治者，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不仅要对选民负责，其权力也必须受到成文宪法的约束。
比如美国政制就体现了“三权分立”、州权和联邦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而美国宪法的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则规定了个人不受政府侵犯的各项自由权利。
美国是首个通过“代议制”的方式将民主制度运用在大规模政治体中的国家。如今，代议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采用的政体形式。
[1] [法]樊尚·阿祖莱：《伯里克利：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方颂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5—123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有人指责伯里克利给陪审法官发放薪水的做法实际上败坏了陪审法庭，因为“普通的人对于抽签担任这个职务，总是更加注意”。详见Jonathan Barnes ed.， Aristotle ' s Politics ： Writings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 Politics ， Economics ， Constitution of Athens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p.286-288。
[2]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by Robin Waterfie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72-385.
[3] Niccolò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by Harvey C.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p.16-22.
[4]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