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拓学术研究的新视野

纵观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成果，我们不仅看到史学界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出版了一批专著，从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往，而且通过仔细阅读，发现这些论著在质量上也远远超过以前。就论著的范围来看，过去的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常常集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关系上，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确定在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上，确定在各个政权的毒品政策上，确定在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政策上，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过，从学术发展的需要来看，禁毒史的研究还存在若干问题，有待于加强和完善。

第一，无论是研究毒品传播问题，还是总结禁毒斗争经验，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毒品泛滥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通过对于毒品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揭示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吸毒人数在快速增加，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现实的禁毒斗争形势不容乐观，要求学术界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高度，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毒品传播问题的研究，积极总结历史上禁毒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宣传毒品的社会危害，是中国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开展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现实意义重大，不容史学界忽视。

第二，关于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的资料需要进一步整理和发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于事实进行客观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又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支持。目前，在中国近代禁毒史的研究中，史学界已经挖掘了不少中文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和私人笔记资料，也整理和出版了一些禁毒史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是很不完整的，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基本需要。因为，不仅中国的禁毒档案资料尚未得到完整的整理和利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关毒品史的外文资料尚未得到充分搜集和利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强行输入毒品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的贩毒资料尚未得到系统挖掘和整理。不能有效利用英文、日文外交文件和东印度公司/新老沙逊洋行档案资料，自然难以写好中国近代禁毒史。国家应当划拨专款，用以搜集与中国有关的毒品史资料。这是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提高水平的基础性工作。为了重建历史，还原其本相，不仅需要发掘新的史料，而且需要对于已经公布的史料进行系统而准确的解读。

第三，毒品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因此，关于中国近代禁毒史的研究，应当兼顾域外毒品史的研究成果。毒品的生产、供应和消费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近代中国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地而已，印度、伊朗是鸦片的主要产地，日本、德国是吗啡和海洛因的主要制造国，英国商人则是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主要输入者。因此，考量中国近代的毒品问题，不应当将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中国。不了解域外的鸦片生产、加工情况，不了解英国、日本、德国、印度等国的毒品政策，难于深入把握毒品的世界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宽，需要国际对话，需要开展国际合作，需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得到国外同行的确认。通过相互学问切磋，提升国际禁毒史研究的新水平。

第四，毋庸讳言，既往的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存在于就毒品而论毒品的倾向，过多地关注毒品的输入数量。事实上，中国近代的毒品问题渗透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毒品既与财政、货币和金融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医药卫生、消费心理和风俗习惯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因此，禁毒史的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而且需要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只有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才能真正认识毒品问题。笔者认为，禁毒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仅依赖于研究者眼光的调整和学术识见的增强，而且需要集中具有各种知识专长的学者，形成知识互补，打通学科之间的藩篱。

第五，中国鸦片消费问题及鸦片消费文化。在鸦片器物的研究方面，史蒂文·马丁（Steven Martin） ^[13] 和皮特·李（Peter Lee） ^[14] 两位学者分别就烟具的形制、烟具的仪式化使用展开讨论，前者对烟具图片资料的收录向我们展示出清代鸦片消费文化的历史实感，后者借助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路径也为清代鸦片消费的多层次讨论提供了借鉴意义。 曼彻斯特大学的郑扬文开展了鸦片消费和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她的博士论文《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利用清人笔记、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东印度公司档案，展示出鸦片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再到毒品的变化过程。该书认为，鸦片在社会内部流行的方向为从上到下，鸦片在清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奢侈品，华丽的烟具成为社会区隔的标志。 ^[15] 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中国近代鸦片消费史的关注逐渐增多，其背后的驱动力乃是针对“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这一论断的质疑。冯客（Frank Dikötter）在《麻醉文化：中国毒品史》（ Narcotic Culture ：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一书中尝试突破既往中西方学术界关于鸦片的共识，试图说明在清代禁烟运动之前，鸦片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学界此前认定的那么严重。他论证的方法是重点论述鸦片的消费史，强调鸦片作为一种消费品已为清人所接受，成为“招待客人的上品、娱乐的上方、生活在优越的上层社会的标志和精神贵族的象征”，因此鸦片“对健康与长寿并没有重大的不良影响” ^[16] 。学者对于这种观点评价不一。蓝诗玲（Julia Lovell）在她的新著《鸦片战争》中评价此书有着“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毒品使用情况开人茅塞的论述” 。而黄宇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冯著乃是为鸦片树碑立传。 中西学者对鸦片消费史的关注显示出鸦片消费史研究存在某些空间。但是这些研究明显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论，也在提醒着我们或许只有分析鸦片消费心理、消费动机和消费方式，并兼顾清代禁烟和消费并存的复杂语境，才能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清代鸦片消费问题的全貌。

上述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既是中外禁毒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个人在此方面用力最多的地方。本书较多地反映了笔者长期以来的认真思考，也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渴望成为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个概览。它在许多方面揭示了围绕着鸦片问题在中、英、葡、美等多国之间展开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书将清代鸦片政策的形成看作是行为者、思想、机构和政策倡导者之间的动态迭代互动。探讨的关键问题在国与国之间、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机构之间是如何处理毒品问题的，包括旨在改善健康和减少危害的政策法规，以及学者和官员价值观在政策制定中的相互作用。但愿这本书引起毒品政策制订者的兴趣，包括公共卫生、犯罪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相关政策制订研究者。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想对我的家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你们的无微不至关爱和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全心开展研究。你们是我生命的灵感，我爱你们！真诚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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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ited by David R.Bewley-Taylo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and Director of the Global Drug Policy Observatory，Swansea University，UK Khalid Tinasti Visi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Fellow，Global Studies Institute，University of Geneva，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Switzerland and Honorary Research Associate，Global Drug Policy Observatory，Swansea University，UK，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Drug Polic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 William Pratt House 9 Dewey Court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US Catalogue，2020，p.17.

[2] David Edward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

[3] Lodwick，Kathleen Lorraine， Crusaders Against Opium ：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4-1917,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6.

[4] Trocki，Carl, Opium ， Empire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London：Routledge，1998.

[5] Farooqui，Amar, Smuggling as Subversion ， Colonialism ， Indian Merch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Opium . New Delhi：New 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8.

[6] Hunt Janin, The India -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cFarland Company,Inc.,1999.

[7] William B.Mcalliste, Drug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8] Brook，Timothy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Opium in East Asian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9] David Anthony Bello，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1729-1850，the Harvard Univerity Asia Center,2005.

[10] David Edward Owen， 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18.

[11] Trocki，Carl， Opium ， Empire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London：Routledge，1998，pp.7,17.

[12] Opium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Drug Prohibi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rior ，1729-1850，By David Anthony Bello，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3] Steven Martin，Photographs by Paul Lakatos， The Art of Opium Antiques ，Chiang Mai，Thailand：Silkworm Books，2007.

[14] Peter Lee， The Big Smoke ： The Chinese Art and Craft of Opium ，Thailand：Lamplight Books，1999；Peter Lee， Opium Culture ： The Art and Ritu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Simon and Schuster，2005.

[15]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6] Frank Dikötter，Lars Laamann and Zhou Xun， Narcotic Culture ：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 ，London：Hurst & Company，2004. q7OhMepYRvtaW/ObrkgW1pOeqU/bonZmgQZB0B95Ka6EnkHicT7wOxHP/+Gay4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