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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爆炸式发展，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突出的特点是，研究领域不断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日趋完善。鉴于20世纪末已经有文章对于新时期的禁毒史的研究成果作过系统的总结。
这里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于专题性研究成果做一简要归纳介绍。
第一，关于罂粟和鸦片的早期输入问题。有的学者仔细检索了中国史籍中关于罂粟种植和使用情况，认为罂粟种植在中国始于公元7世纪末和8世纪初，到了9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的田地已开始种植罂粟。在宋辽金元时期，罂粟的医药价值逐渐被发现，主要用于治疗咳嗽、痢疾等疾病。到了明代，鸦片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输入鸦片的商人来自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中国因此留下了“阿芙蓉”（Afyun）和“鸦片”（Opium）两个名称。明朝人使用鸦片限于富商大贾和宫廷，主要用于治疗痢疾、脱肛、头痛和男子遗精早泄等症。
而鸦片对于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导引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单纯吸食鸦片烟是从混合吸食烟草与鸦片方法中发展而来。混合吸食烟草与鸦片的方法大约在康熙时期传入，在雍正时期蔓延开来。因此，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发布禁止鸦片烟谕令。关于这个谕令，过去有些误解，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禁止鸦片输入的开端。实际上，清廷发布的谕令只是禁止制造和贩卖“鸦片烟”，而这里的“鸦片烟”是指烟草与鸦片的混合物。
鸦片作为药物，在乾隆时期仍然是合法的进口商品，不在禁止之列。鸦片输入被禁止始于嘉庆时期，是时，单纯吸食鸦片的危害已经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充分显露出来。
第二，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毒品走私情况，学者们比较关注其输入量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比较重视白银外流引起的国内贵金属相应减少和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对，有的人根据《英国对华贸易与中国门户开放》一书所披露的查顿—马地臣洋行经销的账本、密尔本的《东方贸易》以及其他中外文资料，对于马士的统计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有的学者查阅了更多的资料，并对相互矛盾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研究，得到的数据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有的学者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毒品输入情况的系统对比分析之后，对于先前的一些观点表示了质疑，认为毒品输入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经济破坏作用十分严重和复杂，仅仅用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发生波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以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说明白银的外流和鸦片的输入，是有问题的。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的对立。
有的学者仔细研究了参与讨论的21位官员的奏折，认为并不存在“弛禁派”，在他们看来，各地将军和督抚无一不赞成禁烟，只是在对待吸食者是否采用重刑存在分歧而已
。还有学者对于林则徐、许乃济、邓廷桢、魏源和包世臣的禁烟思想进行了分别研究。
第三，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是刑罚学上遇到的一种反常现象。“互相容隐”是说人们对于犯罪者不仅不痛恨，不揭发，反而产生了怜悯心，设法予以保护。过重的刑罚不但不能维护正义，反而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和憎恨。这些教训值得深思！
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员在英国外交官的逼迫下，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个问题过去曾经被关注，但因中文资料有限，大多语焉不详。
有的学者仔细阅读了英国议会文件，发现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训令乔治·懿律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的最终实现经历了将近18年的时间。参与这一外交阴谋活动的人员中，既有英国首相巴麦尊，又有外交大臣阿伯丁、曼兹伯利、克勒拉得恩；既有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璞鼎查、德庇时和包令，又有驻广州、厦门和上海的领事官李太郭、阿礼国和沙利文，由此可见，逼迫清朝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英国政府既定的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这是一件典型的邪恶战胜道义的事例。
第五，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关于洋药税厘的征收问题，中英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外交照会往来不断。有的学者仔细考察了洋药走私问题，认真阅读了有关洋药“税厘并征”谈判的文件，指出这一外交谈判尽管旷日持久，在中国外交官的据理力争之下，英国外交官做出了一些让步。“洋药税厘并征”对于阻止洋药大量进口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谈判一波三折，险象环生，澳门因此而被长期租占。
这一时期，“洋药”和“土药”厘金的征收情况，尤其是鸦片税厘对于财政的增长，对于洋务企业的支持作用，引起了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而后，启发年轻学者开始深入探讨，这一方面因此有了重要进展。
当然，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由于吸食鸦片风气迅速蔓延，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有感于现实的毒品问题，“为现实而追溯历史”，有的人开始关注历史上的毒品传播问题，开始研究贩毒组织、贩毒方法和青少年吸毒犯罪等问题。
第六，清末禁烟运动研究的成果丰富，涉及领域广阔。晚清时期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禁烟运动新高潮始于1906年，这次禁烟运动的出现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舆论承认，此次禁烟清朝政府是认真的，是真诚的，效果是显著的。从1990年开始，新成果陆续发表
，而后引起研究热潮。有的人对于上海万国禁烟会的召开和讨论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全球反对毒品贸易的开端
；有的人详细探讨了围绕着广东禁烟章程的颁布，中英外交官的争执情况，认为英国外交官代表英国鸦片商，不顾人间道义，一次次向中国政府发难，抗论交涉几无虚日，根本目的是设法延长毒品贸易时间
；有的人考察了传教士与此次禁烟运动的关系，认为大多数传教士，无论国籍如何，都一致反对鸦片贸易，尖锐抨击英国的鸦片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英国改变毒品贸易政策起了一定作用
；有的人则从鸦片税收与财政的关系，主要探讨了禁烟运动对兴学、练兵、警察和海军经费影响，认为毒品贸易和生产为新政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不道德的经费支持了清廷的改革活动
；有的人则从区域史的角度，探讨了禁烟运动在各省的进行情况
；有的人则从民间反抗和革命的角度探讨了禁烟运动引起的社会秩序的紊乱
；有的人则从民族主义的观念上研究了清末禁烟运动的发生，认为民族主义的传播使人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就在眼前，为禁烟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