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发展概述

《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指出：截至2022年底，现有吸毒人员112.4万名，其中“滥用海洛因41.6万名，冰毒58.8万名，氯胺酮3.2万名”。 一般来说，未登记的吸毒人数远远大于登记在册的人数。根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的吸毒人数约有300万—500万之间，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吸食毒品人数的2倍 ，按照现在吸毒者每人每年耗资人民币2万元计算，国家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元。毒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瘟疫。吸毒和贩毒极易诱发诈骗、暴力犯罪及卖淫、艾滋病传播等一系列危害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毒品问题在世界各地还经常与恐怖主义、洗钱和贩卖人口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

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外首先开始鸦片问题研究的是美国人马士，他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鸦片的早期贸易 ；接着是欧文在其《英国对于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中，讨论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鸦片政策演变过程 ^[2] ；然后是格林堡在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深入讨论中英之间的早期鸦片贸易与摩擦 ；洛德威克和凯瑟琳·洛林在《反对鸦片的十字军：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874—1917年》一书中重点讨论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反鸦片运动 ^[3] ；卡尔·特罗基在《鸦片帝国和全球政治经济：1750—1950年亚洲鸦片贸易研究》一书中讨论了鸦片贸易对全球的影响 ^[4] ；阿玛尔·法洛基在《颠覆走私，殖民主义，印度商人和鸦片政治》一书中谴责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走私作为手段的颠覆行径 ^[5] ；马丁·布思在《鸦片史》一书中简略介绍了鸦片在世界各国传播情况 ；亨特·贾宁在《19世纪的中印鸦片贸易》一书中重点讨论了19世纪中印两国的贸易 ^[6] ；威廉·B.麦克利斯特在《二十世纪毒品国际外交史》中讨论了鸦片贸易引起的国际交涉问题 ^[7] ；布鲁克等人在《东亚历史中的鸦片》一书中着重探讨了东亚国家对待鸦片的政策 ^[8] ；大卫·安东尼·贝罗在《鸦片与帝国限制：中国内部的鸦片问题》一书中阐述了1729年至1850年清廷对待鸦片问题的态度和措施 ^[9] ，等等。

以上这些论著对于鸦片贸易的走私性质和毒害作用认识一致，但是，对于鸦片战争爆发的性质、后果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世界近代史上“持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鸦片贸易（包括合法和不合法贸易），不仅为英国输了血，而且为英国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提供了军费等大力支持。例如，《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明确指出：“鸦片贸易经常取得设在印度的英政府鸦片制造业的供应，它持续到1917年为止，达一百多年之久。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定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了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持陆海军的军费。” 有的人认为鸦片贸易导致了东亚国家经济崩溃，例如，欧文认为，英国主导的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伤害。 ^[10] 有的人认为鸦片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卡尔·特罗基指出：欧美人是中国本土鸦片大规模消费的主要煽动者。近代世界独特的历史影响直接源自鸦片贸易。鸦片能够为英国企业持续提供大量收入，再加上它产生了大量从鸦片贸易中获利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在整个19世纪为帝国的游说集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这一重要因素从而促成了大英帝国资本和附属国商人、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本土资本集团的发展。这两种功能都为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奠定了基础。” ^[11]

国内关于鸦片贸易的研究成果无多。晚清的禁毒史著作只有一种，即李圭的《鸦片事略》 。民国时期的禁毒史著作也只有三种：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毒品问题》 ，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 。在上述著作中，除了于恩德的著作是较为系统研究既往禁烟法令的变迁史之外，其他编著都是关于鸦片问题的资料性选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毒品问题的研究多为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禁烟运动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后，1977年恢复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和随后恢复的研究生制度，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活泼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机制，使中国史学研究形成了一支中坚力量。

笔者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了《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发表了《鸦片史事考》，在《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发表了《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禁烟与教训》，在《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发表了《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等文。王金香在《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发表了《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在《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发表了《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1994年2期发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等文。朱庆葆在《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发表了《论清代禁烟的举措和成效》，在《光明日报》1995年5月22日发表了《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历史教训》等文。此外，魏宏运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了《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一文，连心豪在《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发表了《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危害》。以上文章的相继发表，标志着中国近代禁毒史的研究全面展开。

经过几年的学术积累，一批禁毒史著作相继问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22年年底，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毒品史的学术著作有25部。笔者著有《禁毒史鉴》《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禁烟史话》 ；苏智良著有《中国毒品史》《禁毒全书》《上海禁毒史》 《全球禁毒的开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朱庆葆、蒋秋明著有《鸦片与近代中国》《中国禁毒历程》《刺刀下的毒祸》 ；王金香著有《中国禁毒简史》《中国禁毒史》 ；美国学者马丁·布思著有《鸦片史》 ；美国学者贝尔著有《鸦片与帝国的禁令》 ^[12]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著有《日中鸦片战争》 ；韩国学者朴橿著有《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 。此外，还有刘志琴的《烟毒兴灭》 ，马模贞等的《中国百年禁毒历程》 ，秦和平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 ，邵雍的《中国近代贩毒史》 ，龚缨晏的《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 ，肖红松的《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 ，李秉新的《近代中国禁毒历程》 ，齐霁的《中国共产党禁毒史》。 不仅如此，有关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中国禁毒史资料》等，为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与学习提供了很大便利。与此同时，各种报刊上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 mlft4m893hHIAcNllJshqaTFGNn035AYe69xC2qkFcbPcc59fE/rUcUaTeFser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