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烟毒泛滥全国

嘉庆、道光年间吸食鸦片的方法已不同于乾隆中期以前，原来盛行于福建沿海的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已被由广东逐渐传开的单纯吸食鸦片方法所代替。由于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盛行，已有一整套吸食鸦片烟工具供应瘾君子。“曰枪，上有斗，吸时装膏于斗之小孔。枪，即筒也（一般为竹管）。曰盘，吸时置杂件者也。杂件甚夥，有蘸膏之签，有燃火之灯，有盛膏之盒。盘之质，或白铜，或彩瓷，或以雕漆，或以红木。盘之式或长方，或椭圆，或梅花。有夹煤之银，有盛水之壶，有阁签之架，有挖灰之钩。曰箱，不吸时储杂件者也。此外，又有所谓通条者，至膏塞枪时，用以通之者也。” 制造鸦片烟具成为一种讲求工艺的副业，技术日益精工。“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来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者，以宜兴为高。恐其屡烧易裂也，则口包以银锡，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矛戟锥刀，不一其状。” 另外，已形成一种专供鸦片烟瘾君子消费毒品的场所，名曰“鸦片烟馆”。烟馆通常由不法商人或地方富豪开设。他们与地方官吏狼狈为奸，牟取暴利。有的鸦片烟馆即为地方官吏所开设。

随着可耻的鸦片走私愈演愈烈，鸦片像一股黑色的毒流，自南而北泛滥于全国。鸦片这种使人堕落的毒品，由于价值非常昂贵，最初吸食的人只是官僚、富商和纨绔子弟，后来地主、士绅以及依附于封建统治机构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幕友、书办、兵丁，另外，还有僧道、妓女等也吸食起来。他们竞相追逐鸦片，形成一种堕落的社会风气。早在乾隆末年，就有人惊叹广东吸食鸦片之众，说：“近日四民中，唯农民不尝其味。” 这是说，除了农民之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包括手工工人、小商小贩、车夫轿夫、水手等劳动者在内受到毒害的人很多。此后，这股毒流由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向内地迅速蔓延，“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与火烟相等，耗财伤人，日甚一日” 。1807年，鸦片贩子将这种毒品带到京师进行兜售，侍卫官与太监吸毒成风。1831年破获的一起吸食毒品案，一名太监供称，他吸食鸦片已有30余年的历史。1830年，鸦片烟毒已经扩散到了广大农村。为了满足农村吸食者的需要，浙江、云南、福建、广东、安徽、甘肃、湖南、四川等省已开始成片播种罂粟，生产鸦片。为此，清廷不得不制定查禁烟苗章程，规定：“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例治罪，”“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

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期，鸦片烟毒已蔓延全国，各处城乡市镇，所在皆有。例如：道光九年五月十一日（1829年6月30日），刑部尚书托津奏报审讯王黼藻走私鸦片案：

臣等查王黼藻既经买食鸦片烟，必不止向赵广仁一人承买。即赵广仁亦必不止卖给王黼藻一人。当饬司员隔别研讯。据王黼藻供出，又曾向顾五承买。赵广仁供出吴二、侯二、李八等，亦系买烟之人，随密饬营坊将顾五、吴二查拿到案。集犯研鞫。缘赵广仁籍隶山西灵石县，早年在天津贸易，与同县人王黼藻素识。王黼藻之父王汝德原系捐纳郎中，于道光七年告病回籍。九年六月间，王黼藻由籍来京，在族兄王锡毂寓内居住。与王锡毂之妾郑氏时常见面。嗣王黼藻至素识在逃之张汉錦寓所探望，见张汉锦在寓食鸦片烟。王黼藻即与同食数次。随在不识姓名货担上置买烟具，寄放张汉锦寓所，遇便往食。嗣有大兴县人顾五亦时至食烟，与王黼藻认识。王黼藻谈及烟已食尽，无处寻买。顾五以家中有旧向天津人赵二买存鸦片烟，可以转卖。王黼藻随三次买得顾五鸦片烟六两，给价京钱二十四吊。

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1831年6月24日），河南巡抚杨国桢奏报：“省城衢通各省，五方杂处，匪徒卖食在所不免，是以节经查拿，前曾缉获烟犯赖逢、韩长盛、刘添宠等按例拟以军徒，咨结有案。兹后，复饬属密速侦捕，已据祥符县知县邹鸣鹤先后报获烟贩赖秦荣、赖廷、何二、郭三、罗照庭、杨松林、何六、刘在心、赵坦、陈柱等十起，并河内县知县刘厚滋拿获烟贩江瑶芳一起，现由臬司分别首从，照例严办。”

道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1831年11月11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卢荫溥奏报审办太监购买和吸食鸦片案。

臣等究出同张进幅吸食鸦片烟之太监刘成、王帼裕、郭志并卖给鸦片烟之褚大、杨魁元，先后传案，提同研讯。缘张进幅籍隶大兴，与宛平之刘成、王帼裕、郭志均自幼投充太监，先后派在掌仪司当差。张进幅素患胃气疼痛病症，吸食鸦片烟已阅三十余年，因派在西华门外织女桥掌仪司公所并圆明园西南门外公所，预备众太监饭食，即在公所吸烟。道光七年后，刘成、王国裕、郭志或因泻痢，或因胃气病症，均乘赴公所食饭时，跟同张进幅吸食鸦片烟。并有张进幅素好之已革太监李咨幅亦在彼吸烟，不计次数。本年张进幅因患喘嗽病症，于十六日告假，出外调养。因回子贝勒克柯色布库曾在乾清门当差，素与交好，随于二月间带同雇工山西长治县民人秦宝全前赴克柯色布库家借住闲房时，有至彼货卖绸缎之回民穆大（即穆把儿）并秦宝全均与张进幅一同吸烟。克柯色布库并未同吸。张进幅历年所吸烟膏先向另案拟军之郎大价买。九年后，系宛平县回民褚大买自未获之王六处，辗转卖给，每次烟膏二两，每两给价京钱四吊数百文不等。张进幅因闻知天津县每逢夏秋海船来时，烟土较贱，起意至彼多买烟土，熬食，并可转卖渔利。随于七月初间向克柯色布库告知，借得京钱一百吊，连自己存银，于初七日带同秦宝全出京，初十日，行抵天津。时有秦宝全素识同县民人杨魁元在蜡铺帮伙。秦宝全找向告知，托为代买。杨魁元即托素好之天津县回民张二并广东客民韩七辗转向元记吕老庭买得鸦片烟土一百六十余两，经杨魁元送交张进幅，付价京钱二百四十吊。杨魁元分得用钱三吊八百文。张进幅复在不记地方货摊上买得烟筒、烟斗等物，用布袱包裹，带同秦宝全回京。十四日走至通州，雇坐曹顺车辆，行至朝阳门外关东店地方，即被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盘获，解送该衙门，奏送到部，审据各供。

道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34年3月4日），山东巡抚钟祥奏报：据历城、济宁等地报告，道光十三年（1833），“查有兴贩外来烟土之彭长安、王十、康明、马瀚、解泳长、端木鲁丹各犯，均即随时获案，照例惩办” 。

道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1834年4月24日），广东水师香山协报告，参将秦裕昌督率署都司罗晓风等，带领兵丁，协同县役，在于伶仃洋面，拿获快蟹艇一只，捕获李亚祖、袁亚保、胡亚喜等三名走私犯，起获烟土三十八包，共三百七十八个烟球，夷字书信一封，以及若干器械。李亚祖等供认：

于三月初十日，经在逃之姚九、欧宽交给该犯李亚祖番银三万六千两，雇郑亚旦快蟹艇装载，议定雇价银二百圆，雇水手郑亚桃、周亚苏等于是晚从僻港偷越出洋，驶至伶仃洋面，向湾泊夷船买得烟土十六箱，在海边寄碇等候海船载往潮州一带售卖。十三日，被兵役巡获所买烟土，除起获之外，俱抛海内。诘以何国夷船？不能指出。其夷字书信，据供系姚九令在逃之冯亚林所写。饬拿姚九等犯，均已先期潜逃。查姚九等兴贩鸦片烟土发银三万六千两之多，其为开设大窑口土棍无疑，非痛加惩办，无以示戒。

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1834年9月22日），闽浙总督程祖洛奏报：闽省洋面每有夷船往来游奕。道光十二年春间有英吉利夷船漂泊内洋，甚至不惧驱逐。是年，王略、林因等十余名走私犯被逮捕，经福建按察使凤来督同署福州府等审明，情况如下：

王略之父王店，向在广东澳门地方开张广福号船头行，该处为各国夷船聚集之所，福建货船到彼，亦须该行说合交易。王店故后，王略之兄，王幅受接开。王略从幼在行生理，因与夷人往来，能通夷语，熟悉夷情，谂知夷船有夹带鸦片烟土者，必先在澳门外洋寄碇，等待汉奸前往接买。如须夷船运送他往，由该夷船报知该国大班，悬挂木牌，载明往北字样，准接买之汉奸押运往北行驶。夷船如欲收买违禁货物，亦必在澳门外洋寄泊，由汉奸运往接济。由来已久。道光五年六月间，有在逃之晋江县人林谨贩运樟脑至澳门，当托王略说合，卖与西洋国夷船，计价番银四万圆，仍由王略经手，向夷船买鸦片烟土十余箱，并洋布等物，因虑匪船截抢，即恳该夷船运送至晋江县外洋起货。林谨自在船押运，王略得受谢礼番银三十圆。又现犯林天之叔祖逸犯林因向在晋江县蚶江街地方开张林中进号米行，林犬在行帮伙。道光四年间，林因起意邀同在逃之林干、林牙美、林梨春（即林丽春）合出本银，赴澳门买得鸦片烟土十余箱运回行内，转卖以后，每年贩运一、二、三、四次不等，俱用草鸟船装载。自道光八年起至十二年，因有匪徒在洋专伺劫夺贩运鸦片烟船，林因即雇令能说番语、在逃之诏安县人蔡能、谢首先后由澳门勾引夷船运送烟土来闽漂泊泉州府属外洋，另用小船赴洋接运。其运回烟土陆续贩卖得利分用。林犬分得余利三十股之一。每年约有番银三百余圆。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34年12月28日），云贵总督阮元和云南巡抚伊里布奏报：各府州厅县陆续禀报：或于稽查保甲之便，或于猝不及防之时，在于境内逐处踩查，民间皆知例禁加严，不敢种植。闻有趋利夷民偶于深山穷谷偷种，旋即破获。“其向外境及夷民偷买鸦片兴贩者，亦俱随时获案，共计惩办熊鳌等二十七起，业将各犯按例定拟。”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835年1月11日），贵州巡抚裕泰奏报：

臣到任后，因思黔地毗连川楚滇粤，来往奸商巧为售带在所必有，屡经督饬严禁，实力查拿究办。兹查连次拿获栽种罂粟并贩卖、买食鸦片烟各犯，及现据各属详报。归化厅获犯王金，普安厅获犯陈尚输、苏德等，贞丰州获犯刘开先，贵筑县获犯熊何六、郑大五、张吉妹等，逐案审拟，分别军徒、枷杖，陆续咨部。并将所种秧苗铲除，地土入官。起出烟泥，入火烧毁，统计先后拿获五十五起人犯一百二十八名。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35年1月19日），四川总督鄂山奏报说：

兹查明道光十四年分川省大小各官内并未嗜食鸦片烟之人，其官亲幕友、长随等亦无私买吸食之事。各关隘口差集尤严，惟民间尚未尽能尽革此风，偶有染习，业据成都华阳、秀山、冕宁、垫江等县先后报获贩卖、代卖并买食鸦片烟之刘王等四起，均经按例分别拟办在案。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35年1月22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报：“奸民往来贩卖在所不免，自上年拿获贩卖鸦片人犯葛三等多名以后，本年又据钱塘等县会营查获廖得观等四犯，均经分别惩办。”

云南巡抚颜伯焘于1839年描述老家广东连平州的鸦片泛滥情形说：“臣籍隶广东连平州，初次回籍在嘉庆九年（1804），彼时连平州吸烟者不过数人，已为指摘所归；二十一年（1816），臣复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多至数十人，然犹掩藏甚密；迨道光十三年（1833），臣又回籍，则连平州吸烟者竟不可以数计，吸者固不避人见者，亦恬不为怪。尤可异者，贫民贱役糊口维艰，可以日不再食，而烟则在所必吸；若纨绔子弟、有力之家，染此恶习者，更不必问其始。” 连平州在广东属于比较偏僻、比较贫穷的地方，相习成风，其他通都大邑，富商云集地方，可以想见。“连平如此，广东一省可知，即他省亦无不可知，是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州一县之故矣。” 鸦片烟毒不仅仅泛滥于内地十八行省，就连远在大西北的新疆“亦多传染”。鸦片烟馆不仅林立于通都大邑，而且在一些重要城市周围的乡镇上也开始出现。

随着输入的鸦片数量激增，吸食鸦片的人愈来愈多，“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至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 。刑部官员奏报说：“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 林则徐的估计也很严重，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中，“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由此可见，在国家机关中吸食鸦片的程度最为严重，清政府已经彻底腐败。

吸食鸦片违禁，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人形容吸食鸦片人数语言比较模糊，有的说：“几遍天下。”有的说：“十居七八。”包世臣估计1820年的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这是就局部地区而言。1835年，有人估计吸食毒品的总人数有200万人。 1838年，林则徐估计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约400万人之多。 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1250万吸烟者” 。由于估计方法未予公布，数字相差太大，目前我们还很难确认哪一种估计比较接近事实，不知道上述数字指的是已经吸食成瘾的人，还是包括了偶尔的吸食者。这里我们又不能回避这一难题，需要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一种说法是：“有节制的吸食者每年很少能够消耗1.5磅以上的，偶然的吸食者每年消耗的鸦片不多于一英两左右，而最无节制的吸食者每年不会超过4磅。” 这里所说的“有节制的吸食者”和“偶然的吸食者”，显然都不是鸦片的正式俘虏，正式的瘾君子每人每年消费量是4磅，即3市斤。另一种说法是：“以土十灰六，熬膏土约五成，灰约七成，层层折算，实每人日食二钱七分零，每人岁食六斤。” 英国驻天津领事谢立山专门研究了中国鸦片瘾君子的消费量。在他看来，中国瘾君子每天平均消费量是2钱 ，每人每年需要消费6斤左右。1906年，需要消费鸦片613917担，中国的瘾君子的数量大约为10627573人 ^[5] 。

这里试用以3斤和6斤两种说法进行粗略地推算：1838年，进口的鸦片有40500箱，约合6042000斤，以每人每年消费3斤计算，当年应有2014000人经常吸食鸦片；以每人每年消费6斤计算，则有1007000人。若考虑到偶然吸食者还要消费掉一批鸦片的因素，可以肯定鸦片战争前夕经常吸食鸦片的人数大约在100万—200万人之间；若包括偶然吸食者，吸食鸦片的人数可能要大于100万—200万。

从鸦片的危害来看，它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溢，造成国内银根短缺，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生活，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加深了封建政权的腐朽性和寄生性。鸦片是慢性麻醉毒品，能使吸食者甘之如饴，受其毒而不觉。吸食之后浑身舒服，产生难以形容的感觉，使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一旦深陷其中，则志气昏惰，废时失业，畏葸庸琐，精神困顿。成瘾之后，吸食者必须按时按量不间断地服食，否则，呵欠频作，涕泪交流，难以自控。瘾君子为了消除痛苦，获得暂时的快感，宁可不吃饭，非吸食鸦片不可。为了满足毒瘾，许多贫穷的吸食者弄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在所不惜。久而久之，毒贯全身，脸色枯黄，肌肤日削，面貌熏黑，一命呜呼。一首诗这样描写道：“人吃鸦片，鸦片吃人。销膏血，耗精神，鸦片之瘾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瘾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故鬼无人色。” 说鸦片吃人，一点都不过分。学者陈澧愤怒写道：“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 鸦片烟毒弥漫中国，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鸦片走私通常要贿赂地方官吏和缉查人员，“得规包庇”成为沿海各省地方政治腐败的普遍现象之一。缉查人员查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 。有的水师巡船甚至与英国鸦片贩子约定，“每箱鸦片收五元到十元”，每月到鸦片船上一次，按时取走贿金。缉私兵弁“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之土规者百之九十九” 。据揭发，1837年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 。营私舞弊现象应当说不是舶来品，它是封建制度，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现象。然而，鸦片贩子的重金腐蚀海关人员和地方官吏，使中国沿海政治更加腐败也是事实。军官士兵吸食鸦片烟，战斗力明显削弱。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率领清军镇压“瑶匪”，官兵因吸食鸦片人多，畏葸不前，临阵溃散。鸦片战争时，清军遇到英军，一触即溃。军队作为地主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腐败程度如此严重，从清朝的统治立场看，是最为严重的事情。

总之，鸦片烟毒在全国迅速蔓延，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遭受了严重毒害，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由于鸦片的猖狂进攻，国家机器更加腐败。“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鸦片走私已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BqgEW3+Ti1zetir2BHZIPrB8mk1Tgfjyt1cfrq9zFgYFx1V6415GZTRPTxJ1B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