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装走私日益猖狂

1834年，摆脱了东印度公司控制的鸦片贸易直接以英国政府为后台老板，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在伶仃岛附近停靠的鸦片趸船，不仅摆脱了葡澳当局的控制，而且避免了广州中国官商向他们索取的“陋规”，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很快由最初的几艘，发展到后来的二三十艘，储存的鸦片高达2万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仓库。伶仃洋鸦片走私时期的走私方法也有新的变化，由原来内河的隐蔽偷运发展成为公开的武装贩运。除了继续向广州的大窑口提供充足的鸦片之外，还扩展了沿海鸦片走私的市场。由于各大贩毒集团先后装备了美国人发明的配备精良武器的飞剪船，他们疯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根本不把中国缉私的水师船放在眼里。（水师船常常避免向走私艇进攻，因走私艇都是亡命之徒驾驶的）他们到处耀武扬威，时而在走私船上张起旗帜鸣炮示威，“以引起满大人对他们来到的注意” ^[3] ；时而击毁敢于拦阻他们航道的水师船只，或命令靠近他们的中国巡船立刻驶离 ^[4] 。1835年4月，英国鸦片贩子以水师船只离它太近，感到不自在为理由，竟派出武装水手登上一艘中国巡船，抢走了船上全部武器。然后又登上另一艘巡船，把船上的武器全部投入大海。本来应该是中国水师扣押、惩办鸦片走私船，在这里却变成了走私者侮辱、轰走中国水师的巡船，人间正义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同样，美国的鸦片走私船碰到中国的巡船，也是横冲直撞，“决不改变航路” 。可见外国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达到了何种程度！在走私的英国鸦片船队中，除了飞剪船之外，有时还有海军兵舰游弋在附近，保护着这种可耻的毒品走私。

前面已经说过，伶仃洋鸦片走私初期主要是通过广州大窑口的发货票，鸦片商贩直接到趸船上交票领货。随着鸦片武装走私的日益猖獗，美国的鸦片贩子开始把鸦片公开送到广州，交给货主。这些活动差不多就是在广州中国官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他们出售鸦片时同政府官吏直接打的交道，并不比出售英国哆啰呢和美国水银时更多。”“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形愈演愈烈，不久就有大批外国船只，或由外人控制的船只以客船的姿态岀现；在虎门外面有50艘30吨到300吨的大型船，在内河里也有30艘，或者更多一些，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池，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

猖狂的鸦片走私，使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激增。据不完全统计，1835年输入的各类鸦片有34700箱，比东印度公司尚未取消鸦片垄断权的1834年增加了 12515箱。1836年继续保持激增势头，1839年增至50350箱。从1835年到1839年平均每年递增5000箱，五年累计为205299箱（详见表3-1）。

江南名士吴兰修记载，1834年公班土每箱售价约800元。白皮土约600元，平均价格为700元。1835—183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是这两种，若以平均售价700元推算（马士估计中国1838年消费的鸦片有28307箱，总价值为19814800元，平均每箱价格为700元。以平均售价700元推算，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总价值有143709300元。这个数字加上1800—1834年鸦片走私价值（估计总价值472493389元），合计有61620万元。有人估计1800—1839年，鸦片贸易“从中国掠走三至四亿银元” 。可以说毫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笔多么巨大的罪恶掠夺！

1835—1839年间，外国鸦片输入数量激增，固然主要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武装贩运的猖獗，同时也由于中国政治腐败。海关关员及缉私水师官兵收受贿赂，纵容支持内地鸦片贩子采取各种手段将鸦片大批运入内地省区，使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鸦片需求量日益增大。这一时期，在广州、厦门等城市除了设立有推销鸦片的大大小小的窑口外，还出现了许多向内地贩销鸦片的团伙。他们成群结伙，包销包运鸦片。“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至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 有的鸦片走私贩子甚至敢于聚众抗官。《黄赞汤自纂年谱》记载，江西抚州等处鸦片烟贩成群结伙，包送鸦片，“经过州县，目睹凶顽，莫可如何。缘此辈横暴成性，利之所在，罔恤身家。且声气相通，稍有衅端，一呼百诺，蜂屯蚁聚，恃众抗官” 。《裕泰年谱》载1839年一次拿获的内地烟贩就有40名。有的鸦片贩子包揽一省或数省的鸦片生意，有的包揽一县、一乡、一邑。1838年的上海，因处于海口地位，成为鸦片走私的发散地。“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贩卖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 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书信）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 福建的鸦片贩运和销售通常掌握在豪强大族手中。他们往往利用宗族势力控制鸦片贩销。“以泉州言之，如衙口施姓、深沪陈姓、陈竦丁姓，素皆恃鸦片为生业。夷船一到，彼此则盈千累万交水师哨船代为交易。其运送各处销售，或由惠安、洛阳、陈三坝、晋江、河市送至仙游地面发卖，或由南安、埔头、小罗溪等处，送至永春、龙溪交界地面，再用大船载至延、建地方销卖。” 当地著名的鸦片贩子施侠，家住晋江县衙口乡，负山临海，村多丁壮，“勾引夷船，泊衙口沙岗，招接各乡奸贩，包买包送，抽取用钱，修浚码头，搭盖囤土寮屋，俨同行店，奸贩趋之者有如归市。实为历来及它省之所无” 。1837年，清廷派人查获此案，“获巨奸大贩及包庇之贡监生员、得贿之丁胥共五十余人” 。由此可以想见，内地鸦片团伙藐视清廷禁令，明目张胆贩运毒品到了何等猖狂的程度！

广州的大窑口这时开始雇佣大批的镖客将鸦片运往内地，交给出了高价的买主。“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 。广州的大鸦片贩子专门向各海口城市运送大批鸦片，每当夷船运鸦片至黄埔和老万山等处，他们按时接运，再将鸦片海运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东北各海口。各海口又有专门收囤转贩之户，再分送内地城镇。这种包买、包送和包销的鸦片走私方法，在1834年以前是没有的。 1BqgEW3+Ti1zetir2BHZIPrB8mk1Tgfjyt1cfrq9zFgYFx1V6415GZTRPTxJ1B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