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鸦片走私与白银流向的改变

鸦片走私使清廷对外贸易受到了极大损害。“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鸦片大规模走私引起的中国白银外流，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由于封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优势地位。16世纪，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始发生接触，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尚处于初级阶段，东方的中国封建社会亦正在孕育新的生产关系。西方的精致的消费品运到中国的种类很多，但大多被视为“奇技淫巧”，销量十分有限。相反，中国的茶、丝、土布成为西方国家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因此，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维持着出超地位，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白银流进中国。一方面由于银矿不够丰富，一方面由于手工业开采技术落后，中国自身每年产银不多，不能满足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外贸易出超所产生的白银内流，恰好对中国贵金属货币手段量的不足起了一定补充作用。内流的白银尽管还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社会经济的需要，然而犹如注入的血液，对于日渐发展的商品经济起着促进流通的作用。有人估计，1681—1833年的153年间，“输入中国的银圆和银块纯额有7000多万两，合银圆约一亿” 。

但是，鸦片大量输入之后，扭转了白银的传统流向。中国白银外流量究竟有多大？何时由入超变为出超？这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鸦片战争时期，人们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一种现钱交易，鸦片输入始于何时，便是白银外流之时；鸦片价值有多大，便是白银外流的绝对数额。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中外贸易各种货物相互抵消作用。颇为令人费解的是，现在仍有人沿袭这种错误。事实上观察白银流向和外流数额，应当同时注意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情况。也只有联系整个进出口情况，才能搞清白银流向的变化情况和白银外流量的大小。

鸦片走私引起的白银外流是一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因为白银外流如同鸦片输入一样是不合法的，是被中国法律禁止的，所以不可能有系统的统计资料。目前看来，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从整个中外贸易的差额中寻找。马士认为，直到1830年，白银仍从国外流向中国，1831年以后才出现中国白银外溢。他说：“从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年，一直到1817年的贸易，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并停留在那里；在1818到1830年期中，所知道的进口金银（主要是由美国输入的）为数已达60000000元，所知道的出口数额（全部是由英国船只运往印度的）约在40000000元之谱；从1831年以后，这种趋势转变了，进口减到很小的数量，而只能用增加运输金银的方法才可以使贸易平衡。” 根据严中平等人的统计，中国对外合法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从中扣除每年鸦片透漏出去的白银数额，从1827年白银由入超才正式转变为出超，到了19世纪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越来越大。 从1828年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约为3800万元。白银外流，30年代的外商是有目共睹的。1833年《中国差报》上有一位侵略分子以快慰的心情说：“促致中国最后屈服，愿以合理的条件对待外国人，或许没有再比吸取其流通手段，使这个国家继续不断贫困化更为简便的了。” 这些资料，都一致反映出19世纪30年代初期，白银已开始大量流向国外，因此可以断言，19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入超变为出超的转折时间。

19世纪30年代，白银外流数量究竟有多大？有的估计在这十年间，平均每年白银外流1000万两 ，有的估计甚至高达3000万两 。许乃济认为鸦片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黄爵滋说鸦片“岁漏银二千余万两”，“或三千万两之多”。 许、黄二人的奏折是将鸦片价值作为白银外流数字的，显然不是白银外流的实际数据。对此，马士说：清帝政府之所以要禁止鸦片贸易，除开高尚的道德立场以外，还根据一个事实，即为了偿付鸦片以致纹银流出国外，在1830—1839年的十年中，每年达到1000万两。而这一事实，即纹银因此外流的事实，是在历史中为一般人所普遍承认的，但是这一纹银出口却在1000万两以上（这不是事实），这不能说，出入相抵之后，净出口就是这些。

严中平先生所说的白银外流似乎也决不在1000万两以下 ，其主要根据已不是鸦片的绝对值。他说：“鸦片走私最猖獗的1833—1834年至1838—1839年这6个年度里，平均每年出超达4281033两”；“白银的对印出超，只是中国白银流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看为最低限。实际广州这时对欧美或亚洲其他地区一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白银出超的”。严先生的后一推论，除了新加坡地区有微小的数字可查外，别无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以资证明，不足为据。对于上述情况，李伯祥等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认真考察，否定了1830—1839年这10年每年漏银超过1000万两的说法，认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因支付贸易逆差所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七八百万元（合银五六百万两），比较符合事实。这里笔者还可以提供一份1830—1834年白银外流数字的分析统计，补证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不超过1000万两的说法。

在福浦斯的著作里公布了 1830—1834年东印度公司和散商从中国运出的白银数字，并且作了这样的说明：“输出的白银有西班牙银元、美国银元、纹银、南美银条，还有少量的银饼，系以前由美国商船自南美洲载运而来者。” ^[4] 这项统计（详见表2-2）具体说明了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白银外流量。

19世纪30年代，人们公认鸦片偷漏白银使流通手段量紧张造成了银贵钱贱。这一观点提出于嘉庆年间，包世臣说：“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夫银币周流不息，何以近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

这一观点在官方文书中正式提交出来是在1822年。御史黄中模说：“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日广，耗财伤命，莫此为甚。” 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的观点又为近代史家肯定，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

清代，在市场上充当主要交换媒介的货币是银两和制钱。按照理财家的设想，银两与制钱并用必定发生兑换关系，二者之间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最合适的比例是一两银子可以兑换到1000枚重量为一钱二分的制钱。超出和低于这个比例都是不正常的。从清初到乾隆三十年（1765）的一百多年间，银钱比价相对稳定，每两白银价钱800文左右。1765年以后，银价开始增昂，1790年每两银价突破1000文，出现了所谓的“银贵钱贱”问题。到嘉庆年间一度达到1300—1400文。此后银价继续增昂，到东印度公司取消特许状这一年（1833年），每两银价涨到1500文左右。银价的大幅度上涨对当时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震动，影响到清廷的财政收支，自然引起政治家、理财家的关注。

笔者认为，导致本时期银贵钱贱的原因极其复杂，在此不便深入讨论，这里提出结论性的意见。金属货币价值取决于生产其贵金属的劳动时间，同时受社会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不取决于货币数量的简单变化。当时之所以出现银贵钱贱，既有钱的原因，又有银少的问题。就制钱来讲，一方面由于制钱自身减重变劣，一方面由于国际洋铜价格的下跌（由1765年前后每百斤铜价银十七两五钱，到嘉道之际跌至每百斤铜价银十二三两）。估计这两种因素造成的钱贱，至少对银钱比价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影响。就银贵而言，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加造成的。“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银则轻便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兑，散而见少，安得不贵？”“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 ，“非银莫为用”，是白银排挤制钱情形的最好写照。正当国内对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大时，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走私鸦片大量偷漏白银出境，使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矛盾，使银钱比价飞速上涨，遂使白银排挤制钱的运动成为一种病态，中断了中国货币向银本位正常发展的道路。鸦片走私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害，而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政府却获得了巨额利润，财政收入直线上升。1774年鸦片专卖收入为270000卢比，1829年上升到20000000卢比，55年间增加了 73倍。鸦片专卖收入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5%提高到12%。从1793年至1817年，在加尔各答一地拍卖鸦片的纯利润就高达110547580卢比，约合中国海关关平银31837701两，其逐年拍卖鸦片所得利润，大致如下表 ：

1817年以前的鸦片利润就如此之大，1817年以后的利润更大。由此可以想到鸦片生产贸易对印度经济生活的重要程度。“鸦片生产使土地价值提高了4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 这正像当时英国的一本小册子所描写的，“多年来，东印度公司从鸦片贸易上获得了巨额收入。这种收入使英国政府和国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了无法计算的好处。英国和中国之间贸易差额情况的有利于英国，使印度对英国制造品的消费量增加了十倍；这直接支持了英国在东方的巨大统治机构，支应英王陛下在印度的机关经费……因此，东印度公司就尽其力之所能来推广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对于英印政府如此重要，他们势必不肯放弃可耻的毒品贸易，必然以坚持扩大鸦片贸易为其掠夺政策的中心点。 j90ZRiai2pgvSEsxJo60WEWqnmjYt3iNnLRyeOkeM26DEbizkn3dCuOLCi0+U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