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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鸦片生产前一年，即1772年，以葡萄牙人为主的鸦片商已将输入中国的鸦片提高到1000箱左右。177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努力扩大对华鸦片输入，鸦片进口数量不断增加。18世纪8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达到2000箱，90年代中期达到每年4000箱，个别年度甚至超过6000箱
。1773—1795年，日益增加的鸦片其主要用途不是作为珍贵的药材，而是化为烟雾被瘾君子消费掉的。尽管如此，由于清廷尚未取缔鸦片关税，禁止所有鸦片输入，我们不必怀着强烈的义愤谴责东印度公司输送鸦片的行为。但自1796年以后，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人不顾中国政府的一道道禁令，想尽种种办法向中国偷运鸦片，甚至不惜凭借武装强行向中国走私毒品，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从1796—1834年，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人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究竟有多少？很难回答。因为这种贸易毕竟属于走私性质，“因此不可能有绝对可靠的数字”。马士根据不同方面提供的资料，编制了一份统计表，分别载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两书中。多少年来，人们谈论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时，多以此为根据。事实上，这个统计还不够准确。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马士的统计数字限于官方公开公布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经销的部分（包括极少量由公司商船代运的美国人经营的土耳其鸦片），对于英印散商不经公司而走私出境的鸦片（即没有商标的鸦片）没有统计在内。另外，向中国输入鸦片的不但有英国、印度人，而且有美国、葡萄牙、荷兰、丹麦、西班牙、比利时、瑞典、普鲁士和俄国人。马士的统计表中显然对这些国家输入的鸦片缺乏明确说明。
第二，在马士的统计表中明显有缺项。如前所述，19世纪初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除了波斯、土耳其鸦片外，单是印度鸦片就有四种：产于孟加拉的有公班土、喇班土两种，出口地点是加尔各答，这两种鸦片因产地缘故，又称孟加拉鸦片。产于麻洼的有红皮土和白皮土两种，红皮土大部分被东印度公司收买，由孟买拍卖出口，又称孟买鸦片；产于麻洼的白皮土是一种次等品，自1813年葡萄牙人将其运往中国，引起英国人的不满，到1834年以前主要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由达曼出口，故称达曼土。马士的表中显然缺少达曼土这一项。
刘鉴唐根据《英国对华贸易与中国门户开放》一书所披露的查顿-马地臣洋行经销鸦片的账簿
，密尔本的《东方贸易》以及其他中外文有关早期鸦片史的论述，对马士的统计表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现将本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和走私商的国别摘录列表如表2-1所示。
表2-1 1800—1834年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箱数
续表
从表中反映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00—1810年，每年不超过5000箱；第二阶段1811—1821年，平均每年增加500—600箱，后5年增加幅度远远超过前6年；第三阶段从1822年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停废为止，平均每年递增1000箱。1800—1834年，东印度公司走私输入的鸦片有324415箱，葡萄牙人走私输入76627箱，美国商人输入的有15313箱；法国商人输入的有6000箱，其他国商人输入的鸦片有10285箱，总计有432640箱。必须指出的是，鸦片走私自1796年开始，至1799年，平均每年走私大约4000箱，四年共计16000箱。1796—1834年，共输入鸦片 448640 箱。
由于鸦片走私的投机性和冒险性，鸦片的售价很不稳定。时而由于供给的鸦片过多，时而由于中国查缉走私卡断了供应渠道，时而由于鸦片贩子哄抬哄抢，常常出现暴跌暴涨。不仅各年度鸦片价格差异很大，就是在同一年度，由于走私地点与政治气候变化，鸦片的售价也有很大差异。加之鸦片贩子之间互相保密，封锁消息，想搞清鸦片的平均价格，比弄清其输入的数量更加困难。在中国禁止鸦片输入的初期，即1800年前后，公班土在澳门的价格是每箱560—590元；1805年公班土的行市已高达1400元，而品质较差的白皮土“每箱很难卖到400元”
，喇班土的价格比公班土通常少卖100元左右，每箱售价为1300元，土耳其的金花土价格为1000元。1806年，鸦片市场出现了一次萧条，部分原因是查禁鸦片活动迫使中国鸦片贩子暂时收敛，鸦片需求减少；部分原因是海面上海盗活动增加，使鸦片在海面上的交易陷于停顿。各种鸦片价格都向下跌落，喇班土的售价降到1130元，还是卖不出去。在第二阶段，由于印度供应的白皮土大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其他各种鸦片的售价。1817年公班土每箱价格为1300元，第二年跌到每箱840元，白皮土为680元，金花土为700元。1819年，鸦片贸易突然兴旺起来，鸦片像黄金一样，可以随时出手。公班土每箱售价为1170元，白皮土上升为730元，金花土为1000元。1820年，喇班土每箱售价1800元，还是供不应求，白皮土每箱为1320元。1821年，公班土的最高售价为每箱2500元，白皮土为1800元，金花土为1200元。这一年，由于阮元领导的禁烟活动很有成效，3月，公班土的售价每箱不足2000元，白皮土为1200元。然而到了 8月，鸦片价格又暴涨至每箱2500元。暴涨的鸦片价格刺激了鸦片商的贪欲。但很快鸦片贸易又面临着崩溃。
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东印度公司的白皮土政策造成的。1815年以前，港脚商进口白皮土很少。由于外国鸦片贩子互相哄抬孟加拉鸦片价格，白皮土作为廉价的替代品吸引了许多小投机商。白皮土在中国售价较低，销售量增加很快。东印度公司最初对次等鸦片的销售不够重视，后来觉得应当参与白皮土市场。从1821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便用各种手段来控制白皮土的收购和运销。1822年，卖了 4000箱白皮土，结果使走私输入的白皮土增加了一倍。白皮土供应量过多，导致价格下跌，其他各种鸦片价格也随之下跌。1823年6月，公班土跌到每箱1800元，白皮土为1120元，港脚商大吃苦头，齐声咒骂公司，认为公司收购白皮土是愚蠢的方案。1824年，公班土的价格进一步跌到1600元一箱，白皮土 550元一箱。1828年，白皮土每箱售价是465元。1829年，每箱公班土的售价只有800元。1832年，略有回升，每箱公班土的售价为1000元，白皮土的售价约为500 元。
由于鸦片走私价格极不稳定，经常出现暴涨暴跌，很难找到一个平均价格，推算出比较精确的输入鸦片总值。但为了分析东印度公司时期鸦片走私所犯下的罪行和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有必要对输入的鸦片价值进行概略估计。到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有关此时鸦片总值的估计有三种：一是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列举的1800—1815年鸦片成本与利润的估计和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列举的1815—1834年走私鸦片价值估计；二是李伯祥、蔡永贵等同志经过认真分析马士著作中的资料来源，重新对1830—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做了推算，所得到的货值简表；三是刘鉴唐根据当年鸦片售价和走私鸦片箱数（包括已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推出来的数值。
马士的统计有缺项，也有错误，是很明显的，但对他公布的1816年以前的数字，人们还提不出有力的否定证据，故应予保留。李伯祥等同志的考订非常谨慎，他们注意到了印度输出的鸦片不全是输入中国的问题，认为应当从中扣除当年运往东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约5000箱的鸦片。然而他们似乎未曾发现马士的统计数字主要是转抄英国官方公开公布的东印度公司经销的部分，对于英印散商不经公司许可而私自购运的无公司商标的鸦片没有统计在内；发现查顿-马地臣洋行账簿中尚有一些数字未被统计上，所以不够全面。刘鉴唐的统计数字来源较多，在搜集资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不过，似乎也有疏漏的地方。譬如，自东印度公司销售的鸦片中应当扣除每年销往东方其他国家的5000箱鸦片问题；另如，“未公开”鸦片箱数与“已公开”鸦片箱数栏目的倒错问题以及估计数字偏大问题。因此，我们无法肯定哪一个统计和推算比较接近事实。此处存疑待考。若以刘文推算估计，1800—1834年间的走私鸦片总值高达482093380元，接近5亿元，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罪恶掠夺！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问题一向为中外研究者所重视，但因各种原因，迄今为止，对当时对华鸦片贸易状况的所有统计和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之处。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文《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保存了持续多年、即时公布的有关鸦片贸易的丰富资料，为重新统计1821—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显示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状况提供了可能。吴义雄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新发现的上述资料，认为在鸦片战争前的18年中，平均每年有1万多箱鸦片输入和1000多万两白银被掠夺。这一数字虽不如以往有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庞大，但已足以揭露鸦片贩子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掠夺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