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

1821年，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的三条鸦片走私船被阮元逐出了珠江。这名鸦片走私暴发户不肯放弃其罪恶的勾当，洗心革面。他的船只被迫驶出了珠江，但是一经驶岀虎门之外，便在该河口的伶仃岛下抛了锚，等待鸦片走私的新时机。不久，其他被逐出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船亦麇集在这里，伶仃洋由此成为新的鸦片囤积地。伶仃洋的毒品走私同以前在黄埔的方法近似，但比以前更自由、更便利、更少风险，因此更加猖獗。

伶仃洋这个新的鸦片集散地，当时贩运鸦片的主要方法是，首先在伶仃岛附近的水域上停泊一些经过武装的浮动的废旧海船，用以贮存从印度运来的鸦片，供应中国的鸦片贩子前来提货。这些船只的作用与停泊在码头附近的趸船很近似，因而被称为鸦片趸船 。通常在它的旁边配备有武装船只，用以抵抗清军的查缉和防止海盗的突然袭击。伶仃洋因此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外国鸦片贩子勾结广州的不法分子，以开设普通商店为名，暗中为外国鸦片贩子招徕客户，批发鸦片。这种黑店被当地人称为“大窑口”，在广州这样的大窑口有数十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经营小量批发业务和直接向吸食者提供鸦片的小批发商。这些小店被称为“小窑口”。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子在大窑口看过样品，交纳现款后，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然后到船上提货。有时是中国鸦片贩子先向大窑口交纳“定钱”（一般是每箱50—100元），然后带着货单到伶仃洋的趸船上缴付差额，而后提货。在鸦片趸船上，总是先把鸦片从箱中取出，分散包在大小不同的席包中。提出的鸦片通常由专门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买主事先约定的秘密地点。包揽运送鸦片的快船被广东人称之为“快蟹”或“扒龙”。这种快船一般由50—70名水手划桨。“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遗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逃脱。” 或者夺路强行通过，或者行贿买路，驶入内河，这些事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并且往往是在巡逻船只附近大摇大摆地通过的。这种情况尤其在两广总督阮元离任后，更是明火执仗地进行。1826年到任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伶仃洋上的鸦片走私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除了到任时发布了一通禁止鸦片走私的布告外，并未采取实际措施制止鸦片走私。据时人揭发，总督李鸿宾设巡船，每月受规银36000两，听任鸦片走私入口。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鸦片走私公开化，又带来另一个严重后果。正常的贸易也可能演变为大规模走私，这一点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看到了。他们说：“假如中国政府不采取比当前的表现更有效的办法去制止走私的扩展，则本口岸的散商贸易就可能全部变为非法买卖。因为很多海关官吏，他们的工作本来是制止走私的，但常有代理商用他们的工具进行走私。”负有缉私责任的海关官吏，却为走私毒品者提供走私工具和便利，如此腐败行为，鸦片走私是无法制止的。

由于鸦片买卖是在黑市上用现钱交易，比外国商人推销合法商品困难少得多（其他合法商品贸易必须以赊账方法，卖给保商，拿到现钱的周期很长），这为鸦片走私者备办回头货物提供了便当。因此又有许多商人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走私贸易空前兴旺。1821—1828年，每年鸦片的平均走私数量为9708箱，比1811—1820年平均每年走私的4494箱提高了一倍多。即使如此，也不能全部处理从印度运来的大量鸦片。一些大鸦片贩子试图开辟新的鸦片市场，进一步扩大鸦片销路，决定派船到中国东海冒险。

为了开辟新的鸦片市场以满足更大的嗜金欲，富于冒险性的马地臣于1823年6月乘坐悬挂西班牙国旗的“圣西巴斯提恩号”鸦片船到福建沿海兜售毒品。这次走私探险尽管不很顺利，马地臣仍不气馁。他说：“106天辛苦的结果很小，但是，前途的展望，却足可鼓励我们再作一次冒险。”第二次的冒险尝试看来比较成功，走私收入高达132000元。随后几次走私尝试也很成功，在伶仃洋上已经停泊了三年的“米罗普号”也加入了东海走私活动。如蚁附膻，其他鸦片贩子闻到新的血腥味道，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葡萄牙人的“康司提图秀号”，英国的“犹金尼号”“詹姆西牙号”等，都满载着鸦片蜂拥驶到东海。由于竞争的鸦片船过多，很快引起福建地方官员的注意，“常常发生很严重的干扰”，时机不利，鸦片贩子被迫暂时停止了在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

1828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胁迫、利诱下，印度农民种植罂粟面积进一步扩大，鸦片生产量增大，输入中国的毒品数量急剧增加。由于主要鸦片市场限于广州附近，供大于求，价格一度大幅度下跌。外国鸦片贩子认为是由中国的鸦片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所致。他们又想到东海、渤海去寻找新的市场。这时，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港脚商人的头目查顿（William Jardine）与马地臣合伙组建了“查顿—马地臣公司”，成为广州最有实力的经营鸦片走私生意的洋行。他们俩野心勃勃，以重金聘请普鲁士在华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为翻译，租赁了“气仙号”飞剪船，装上鸦片驶往上海和天津。“气仙号”出航不久，“詹姆西亚号”即驶往福州，“约翰比加尔号”驶往泉州。在福州和泉州的冒险很成功，每箱鸦片的售价比在广州高一百元。查顿因此认为这是将沿海贸易作为一种正规办法的时候了。为了达到目的，自然需要更多的快船，所以这家洋行便着手组建一支飞剪船、双桅帆船和纵帆船组成的船队 ^[3] ，他们先后购买了“壮士号”“马叶斯夫人号”“杨格少校号”和“小神仙号”各船。查顿当时谈了组建这支大规模鸦片走私船队的目的。他说：“我们的想法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满期以后，各类投机商人单单为了划汇，而不是为利润，似乎就要大量经营鸦片贸易。如果不大规模地经营，并且常常比我们的同行消息更灵通，从而站在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值得再按旧有的计划行事了。” 查顿已经看准了机会，要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满期之后，在自由竞争的鸦片市场上成为最大的贩毒集团，成为牢固的优胜者，所以把赌注押在建立一支新型船队和进行东海走私活动上。难怪人们称其为无孔不入的“铁头老鼠”。结果，新的鸦片市场开辟了，鸦片销路进一步扩大了，新的瘾君子大批增加了，中国的鸦片流毒更重了。 hDgpdvLAMx31aUkciXbNBZppAFC9hcwNFHsidbR/jXdECUVELNyB3HkdnLIB0W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