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虚张声势的禁烟措施

嘉庆十二年（1807），粤海关新任监督到达广州后，立即向行商们发布了一道语气比较强硬的训令。这道训令的主要内容是：海关属员应当严查鸦片走私贩运；外国船只入口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才能起货上岸；行商奉到此令后，必须迅速通知各国商人，不准再运鸦片；如果违犯禁令，不仅要把全部鸦片没收归官，还要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和中国保商。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807年12月14日），两广总督吴熊光把洋钱流行、鸦片烟流毒、天主教传教相互联系在一起，认为主要是洋钱流行导致的。他说：“粤东民风浇薄，富者徇利忘义，贫者重利轻生，积习相仍，骤难化导，曾经附折奏闻在案。揆厥所由，盖缘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钱，遂流行通省，小民惟利是图，趋之若鹜，虽绅士等亦沾沾以洋钱常挂齿颊，即如鸦片烟之流毒内地，番摊馆之诱因良民及西洋邪教易于煽惑人心者，未始不由于此。甚至民间行使，必须先将纹银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是国宝流通，转使外夷潜操交易之柄，于国政甚有关系。臣悉心体察，总因为日既久，积重难返，若专于东省示禁，操之太蹙，不特徒滋扰累，兼虑激成事端，再四筹思，骤无善策。因思行使洋钱北方甚少，惟江苏、浙江、福建较多，江西、广西亦有使用之处。粤东近地猝行查办，其势既不能断绝，似不如先在远方禁其流通，可否？仰恳皇上饬行江浙各督抚，凡有洋钱，俱令倾镕银锭，始准行使，先由江苏、浙江，次之江西、广西，又次及闽省，逐渐饬禁，俾洋钱难以行远，再于广东亦饬镕化使用，则西洋人不能暗操利柄，庶可不禁而自绝，而粤东奢淫之俗，或可稍为移易也。” 鸦片流毒日益严重，天主教传教难以肃清，白银流向正在改变，这是嘉庆年间逐渐显露的三大社会问题。吴熊光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这种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吴熊光提出的方案，是与金属铸币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通过将洋钱镕化为条块的行政手段，试图阻断洋钱的流通，不会成功。实施这样的行政命令，不仅难以禁止洋钱流通，而且无法阻断天主教的传播，由此试图改变社会风气，更是缘木求鱼。因此，立即遭到清廷驳斥和拒绝。“吴熊光等奏请饬禁洋钱一折，江浙闽广等省行使洋钱，相沿已久，民间称便，若遽纷纷饬禁，概令倾镕，无论势有难行，且恐滋扰累激生事端，所奏不可行。”

嘉庆十四年（1809），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兼理粤海关关务，发布了一道命令，认为从前禁止鸦片输入失败，主要是行商贪利与夷人勾结，通风报信，“官吏上下串通”，营私舞弊造成的。“何以此辈明知该船载有鸦片，但仍以查究消息告知，而隐庇外人将其私行运入？是以外洋船只未驶入本口之前，即将鸦片起出，并分由小路运入，偷越关卡而运入内地。而不轨之徒，则往来买卖，以致祸害蔓延广阔，不知伊于胡底。近来似乎所有官吏上下串通，私行售卖鸦片。” 这道通令认为毒品的泛滥一是由于行商与外国鸦片贩子勾结所致；二是官吏上下串通，对于毒品走私受贿放纵。已知症结所在。当时，广东地方官员以放纵鸦片走私为贪污受贿的重要财源，发布禁令的目的在于索贿，只要足够的贿金到手，便会敷衍了事。中外鸦片贩子熟知此种弊端，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贪污基金”和“捐派”的一定数额的银圆送给新来的官老爷，依旧猖狂贩运，而无丝毫顾忌。1811年，东印度公司的航务长向公司报告说：“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这样的禁烟方法，这样的行政长官，只能大大助长鸦片走私贩的气焰，只能导致鸦片走私贸易的进一步扩大。

对于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嘉庆皇帝不能说不够重视。自登位以后，他一边指挥军队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一边密切注视着日益蔓延的鸦片烟毒。禁止鸦片贩运的命令发了一道又一道，可是鸦片输入屡禁不止，走私贩运反而更加猖獗，人口数量日益激增，吸食鸦片风气越传越广。有的鸦片贩子甚至将鸦片带到京城进行兜售。京城清查的结果表明，不仅发现一批外官子弟染上了烟霞癖，而且在皇宫内揭发出多起侍卫官、太监吸食鸦片案例 。这件事引起清廷关注，不得不在官员中开展讨论。有的官员认为，鸦片之所以屡禁不止，在于吸食人数众多，需求量大，供不应求，走私贩运可以获取暴利，不法分子因此铤而走险。只有制订新的条例，禁止吸食，才能制止恶习传染。刑部为此专门制订了买食鸦片烟分别治罪条例，规定：“军民人等买食者，俱杖一百，枷号一月。”嘉庆十八年七月（1813年8月）的上谕说：“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均照所议办理。近日侍卫官员中，朕风闻即有违禁买食者，姑因事未发觉，免其查究。若不知悔改，将来或经举发，即照新例惩办，不能宽贷。”

这道禁令与以前有关鸦片的禁令相比，除了重申惩治贩运者外，新增了惩治吸食者的条例。这是中国法令史上第一道惩办鸦片吸食者的法令，在禁毒史上具有创始的意义。

嘉庆皇帝的上谕还分析了禁毒失败的原因，说：“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 由此可见，嘉庆帝对于地方官弁和海关监督阳奉阴违的禁毒行为是了解的，但对这些亲信没有给予任何严厉处分，仅仅要求各省督抚对于海关监督以后的行为注意查参。在官官相护的腐败政治体制之下，这实际是官样文章，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嘉庆二十年（1815年），这位讲求“宽容”的皇帝又下令宽免查禁鸦片不力官员的处分。皇帝对于查禁鸦片不力的官员姑息养奸，势必遗患无穷。

嘉庆二十年（1815），在嘉庆帝的督促下，两广总督蒋攸铦负责制定了一个《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西洋商船到达澳门，必须经过检查，证明确无鸦片才能卸货；如商船载有鸦片，不准贸易，立即驱逐。这个章程被批准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执行，蒋攸铦便离职而去。

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新任两广总督。他是一位生于江苏扬州，长期在东南沿海省区任职，密切注视祖国海防安危的经世派学者。阮元一到任，就连续上奏，强调要预防夷患，以为英国“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 。1820年，他通过粤海关监督和公行向外国商人首领发布了一道训令。指出，自嘉庆二十年查禁鸦片章程颁布到现在已经五年，抵达澳门的外国商船中仍有奸商偷载鸦片，要求葡澳当局认真搜查。同时指出，黄埔附近的江面上仍有伪装的鸦片船只停泊，负责缉私的官吏必须严行搜捕。“行商当通知住在广东或澳门之外国首领，严守天朝法令，不准偷运鸦片。倘敢违法，发现以后必被驱逐，不准贸易。保商也必受罚。”尔后，阮元又增派缉私船只，加强海防巡逻，修筑虎门炮台，严阵以待。

阮元查禁鸦片的行动最初没有引起外国鸦片贩子的足够重视。他们认为这位总督同历任总督一样，不过是虚张声势，待到“贿赂基金”送到手中，就会默认鸦片继续走私。不料，这次他们的算盘打错了。1821年7月，中国有16个鸦片贩子在澳门先后被捕，外国鸦片贩子对于中国缉私官的情报准确感到十分吃惊，立即引起一阵恐慌。在澳门被捕的这16个鸦片贩子中，有一个名叫阿徐的人泄露了鸦片走私的秘密，详细交代了各级官员受贿的情况。这一案件牵涉到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别名伍崇曜），总督阮元便以查禁鸦片不力为罪名，请旨摘去其三品顶戴。

“臣会同历任监督臣严切查禁，无如奸民鬼蜮多端，百计偷越，推原其故，由一切防杜之法多行于鸦片已入内地以后，不能行于鸦片未入内地以前。是以向来查办鸦片之案，不过就现获之犯加以惩治。其于最先贩卖之人尚无从究诘得实。至于此外盈千累百分散外洋者更无从凭空海捕。臣到任至今，会同海关监督破获鸦片之案与夫解官烧毁之鸦片时时而有。但不塞其源，其流终不能止息。臣访得鸦片来路大端有三：一系大西洋，一系英吉利，一系米里坚。大西洋住具澳门，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英吉利鸦片访系水梢人等私置，其公司船主尚不敢自带。米利坚国因少国王钤束，竟系船主自带鸦片来粤。” “洋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如果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船夹带，即禀明遵旨驳回船货，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除现在会同监督臣达三恭引嘉庆二十年谕旨，严切传谕各国大班，并觅访内地接引奸民，尽法处治外，相应请旨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摘去，责令率同众洋商力为杜绝。”

同时，阮元立即命令水师官员捕获澳门鸦片囤户叶恒澍等人犯。“据香山县知县吴文照等访闻，该县署澳门地方有职员叶恒澍等贩卖鸦片烟泥，经该县会同营委各员及兵役、关差人等拿获叶恒澍、史太（即史惠元）、陈奂（即陈汉）、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等八名。又据委员侯升、知县金锡鬯等会同营县拿获吴亚昂、郭亚团、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陈亚眉等八名，先后禀解来省，饬司委员审办。据臬司查开：叶恒澍捐纳州同，史太捐纳监生各事例，详请咨部斥革。”

这些人犯共涉及中外6起案件，其中涉及中国非法购买鸦片烟泥共有5起案件。经广州知府钟英审明，“叶恒澍向有缯船湾泊娘妈阁，适遇术士之福建人陈五至澳门贸易，私向该犯告知，曾在外洋夷船买有鸦片烟泥。伊船即日开行，急欲觅主销售，每斤取番银十二元。该犯叶恒澍贪价便宜，起意商同现获之史太、陈奂、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未获之王坚、杨方、卢光头预【欲】贩卖获利。史太等应允，共凑番银一千三百二十元，向陈五买得鸦片烟泥一百十斤，雇不识姓名小艇载至岸边，各自带回，陆续卖与不识姓名墟客，每斤番银十六元，随被访拿获解。又，吴亚昂籍隶福建诏安，向在沈福顺商船充当水手。道光元年八月十七日，船在香山县澳门洋面，该犯吴亚昂自用番银二十八元向不识名在逃之郭姓买得鸦片烟泥二斤，卖与不识姓名人得番银三十七元。又是年十二月初七日，有不识姓名在逃之亚松携带鸦片烟泥三斤十一两，至船潜向该犯议卖。该犯用番银四十元买受。船户沈福顺均不知情。该犯旋被兵役连烟泥获解。又，郭亚团籍隶福建漳浦，道光元年八月内，该犯向同县船户陈照租船一只，船照系陈宗姓名，雇现获之陈亚旺、郭亚贵，未获之陈亚才等在船充当水手，装载杂货，由原籍至电白县水东地方发卖。在该处买得黄麻、青油各货，运至香山县澳门，转卖得番银二百余元。九月十九日，有不识姓名之潮州人下船，称有鸦片烟泥售卖，价甚便宜。该犯贪图获利，约定二十日夜初更时候带至船内交易。至期不识姓名人携带鸦片烟泥共重十一斤零下船，该犯用番银一百三十二元买受。陈亚旺等均不知情，旋被兵差将烟泥、船只一并获解。又，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均籍隶潮阳，该犯等同乡熟识之林和兴自置尖头船一只，在潮阳县请领船照，接载客民许成合货物，赴新会县江门地方发卖。船户林和兴先由陆路前往等候，托该犯郑阿照在船照管掌舵，雇该犯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同未获之林阿鼻、吴亚导在船充当水手。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21年12月7日），船至江门，会遇许成合，将水脚番银八十余元交该犯郑阿照收存支应。许成合另雇小艇上省。该犯郑阿照将船驶至香山县澳门港外伺接客货，林阿鼻起意商同该犯郑阿照等贩卖鸦片烟泥，专卖获利均分。郑阿照等应允。当将收存水脚用剩番银五十三元，并各凑银七十元，交林阿鼻携至澳门不识姓名夷船，买得鸦片烟泥二十六块，携回船只，转解。又，陈亚眉籍隶澄海，向在香山县澳门地方开张小糖铺生理。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22年1月18日），该犯因肚腹泻，闻知鸦片烟能以止泻，欲买鸦片烟泥煮食调治，忆及熟识在逃之容亚爽受雇夷人佣工。该犯遂用番银十二元往托容亚爽向夷人买得鸦片烟泥十六两零，携回行至隆松庙地方，即被兵役连烟泥获解。”

据此，按照例载：“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又，名例载：正犯在逃未获之犯，经隔别研讯，实系逃者为首，即依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各等语。本案叶恒澍起意商同史太等贩卖鸦片烟泥一次，吴亚昂独自贩卖二次，郭亚图独自贩卖一次，均应照例定拟，叶恒澍、吴亚昂、郭亚图均合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各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近边充军，至配所，杖一百，各折责安置。史太（即史惠元）、陈奂（即陈汉）、林居山、区照、郭声扬、曾亚茂、李亚祥听从叶恒澍贩卖；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听从未获之林阿鼻贩卖，均合依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安置。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五犯经隔别研讯，均供在逃之林阿鼻起意为首，应照例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陈亚眉，讯止买食鸦片，合依军民人等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例，应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发落递籍约束。陈亚旺、郭亚贯，讯不知情，应予省释。”

另外一起案件涉及英美两国鸦片走私船。1821年9月，阮元向英国、葡萄牙等国的鸦片贩子们发出了一份措辞更加严厉的警告书，要求所有外商遵守天朝的鸦片禁令。11月，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Matheson，James William）的“米罗普号”（Merope）、“胡兰号”、“犹金尼号”（Eugenia）和美国的“爱米雷号”（Emily）四艘鸦片走私船被查获。据阮元奏报：“港脚夷人吃船、立臣船、北见船时船、花旗夷人急庇轮船共四只，夹带鸦片烟泥，经洋商伍镦元等及各保商查出。”阮元对于外国鸦片走私船的处理，也是按例而行。“至港脚夷人吃船、立臣船、北见船时船、花旗夷人急庇轮船各夹带鸦片，实属违禁，最为可恶。查嘉庆二十年（1815）钦奉上谕：如各船带有鸦片，将各船货物全行驳回，俱不准其贸易。原船即逐回本国，等因。钦此。臣阮元饬据洋商查明各船进口已久，货物半已卖去。当饬将已卖货物核计余息共番银三千三百二十九元罚出，归库充公，以示惩儆，原船即时逐回本国。并谕饬该国大班，嗣后该四船永远不准来粤贸易。失察之通事蔡懋、胡漳饬县照例责惩。各犯贩卖所卖鸦片烟泥银两照追入官，起获鸦片烟泥、船只，分别烧毁、变价充公。船照、税单饬俟查明，分别给领，涂销。叶恒澍、史太（即史惠元）各捐照，追缴，咨销。逸犯陈五、王坚、林阿鼻、容亚爽等严缉务获。”

阮元勒令四艘外国鸦片船主如数缴清罚款后，立即离开中国，以后不得再次来华。“1820—1822年，中国官员查禁鸦片走私贩的行动也波及到澳门，当官员缉拿最严厉的时候，除非将鸦片包装得像是它种货物，无法将一箱鸦片从一所房子搬运到另一所。” 黄埔附近的江面上，鸦片走私船由于广东水师的查缉而无法停泊，澳门的鸦片市场由于严厉搜查也被迫关闭。

阮元领导的这次查禁鸦片行动得到了清廷的支持。道光元年（1821），御史尹佩棻上奏批评广东地方官员查禁鸦片不力：“一由于地方官之不认真查拿，或差一二武弁巡查，徒为该弁肥囊之计；一由于粤海关之包税，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将烟雇载渔船先行寄顿（囤），然后查船。” 道光帝得悉这种情况，当即谕令两广总督严厉追查。谕令说：“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商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蠹。总在有犯必惩，慎勿日久生懈，仍归具文。” 接着，又密令阮元秘密查访粤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鸦片税情事，指示说：“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务期洋船出入积弊革除，以清关隘，而裕民生。” 连皇宫派出的亲信监督也令阮元秘密查访，表示了道光帝对阮元的高度信任。这两道上谕表达了道光帝禁毒的决心，对于阮元在广东的查禁行动是一种有力支持。

道光二年二月初五日（1822年2月26日），碣石镇右营千总黄成凤带领6名士兵巡洋，在海丰汕尾洋面盘获一起鸦片走私偷运案，查获“鸦片烟白泥十四包、乌泥三个，共重四十八斤九两三钱，并将人船一并拿获。黄成凤因人犯哀求，将人船纵放，并面商该署守备曾振高，欲将拿获烟泥私行变卖分赃。曾振高贪利允从。黄成凤于初七日将烟泥送交曾振高收存。旋经该镇署右营都司毛国斌访闻饬查，始据曾镇高将烟泥禀缴，毛国斌用天平称兑，因天平较重，比原获数目短少十两零三钱，并有伪烟数块。毛国斌即以千总黄成凤盘获鸦片、纵放人船，署守备曾振高延不禀解，并所缴烟泥有短少顶换等情揭报” 。毛国斌揭报黄成凤、曾振高之后，碣石镇中营左哨千总署守备曾振高反诬毛国斌“代修哨船，桅木舵椗杠椇未全，勒令出具保结；久住公馆，不回衙署；并违例乘坐绿面大轿”。经碣石镇总兵分别揭报。事发之后，经前署两广总督嵩孚和水师提督李增阶分别参奏到京。道光帝谕令两广总督阮元，先将涉案人员革职，然后查个水落石出。阮元委任广州知府钟英负责审理，按察司复审，最后又亲自审理，按例判处：“此案已革千总黄成凤在洋盘获贩卖鸦片人犯，私行纵放；已革署守备曾振高商同图卖原赃，均属故纵，应与犯人同罪。黄成凤、曾振高均合依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例，俱发近边充军。曾振高因被署都司访揭，挟嫌诬讦，反坐加等罪止于徒，应于近边充军本罪上加一等，发边远充军。黄成凤、曾振高均系营弁，辄敢故纵人犯图利，实属胆玩卑污，均请照前办麦秀芳成案，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以示惩儆。”

道光三年（1823），阮元继续严厉打击各种鸦片走私行为，他特别关注水师官弁的渎职行为，连续查处内鬼。例如，龙门协兵丁吴李茂等盘获梁胜和船内鸦片，私卖分赃，署副将谢廷可、署守备麦秀芳等讳匿不报案；水师提标把总詹兴有拿获鸦片商，因兵丁陈有尧等得赃纵放，詹兴有畏罪服毒身死案；香山协记委孙朝安包送李阿蚬鸦片船案；碣石镇千总黄成凤盘获不识姓名船户鸦片，商同署守备曾振高讳匿变卖分肥案，等等。分别严审、奏参、咨革，“将署副将谢廷可拟发军台，署守备麦秀芳、曾振高、千总黄成凤，均拟发新疆，记委孙朝安发近边充军” 。在阮元的督促之下，粤海关监督达三也开始令海关人员认真稽查鸦片走私问题。西炮台口拿获徐亚潮烟膏一起，又拿获陈亚桂鸦片一起，黄埔口拿获林绍修鸦片一起，佛山口拿获许时兴鸦片一起，澳门口拿获鸦片一起，共起获鸦片八百余斤，全部予以销毁。 这样，鸦片走私在广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东印度公司与港脚商人不甘心停止其罪恶活动，面对阮元积极而认真的查禁鸦片行动，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干扰、破坏。他们首先是反对中国水师的搜船行动。由于查禁鸦片章程明确规定，外国船只停泊澳门，必须经过查验，证明该船确无鸦片，方准起货上岸。中国官员开始奉命执行任务。东印度公司及其鸦片商贩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藐视中国主权，蛮横拒绝中国官吏的搜查。公开的理由是，“为保持其国家之尊严及公司之利益，凡悬挂英国国旗之船，必须拒绝搜查”。实际则是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破坏中国的禁令。其次是反对向中国官员岀具无鸦片甘结。道光元年（1821），清廷重申禁令，要求“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中国行商因担心受到牵连，要求外国船只先具甘结，否则，不予作保。对此，东印度公司不但不予合作，而且还以取消特许状威胁愿意具结的合法贸易散商，要求与他们的行动保持一致。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坚决拒绝出具并无鸦片甘结（即誓书），主要是担心，“假如一旦实行，显然行商由于在鸦片贸易中无何种利益，将用各种可能的方法阻止它运入黄埔” 。这里一语道破了他们拒绝甘结的天机，根本不是违反了什么国际商业惯例，而是中国有效制止毒品走私。所以，他们发誓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抗拒。

东印度公司的这种蛮横态度激怒了两广总督阮元，澳门和黄埔很快被缉私船封锁了，载运鸦片的船只被成功地逐出了珠江。这是阮元领导的查禁鸦片走私行动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这些鸦片走私船驶出珠江后，并不甘心其失败，他们把鸦片走私船停泊在伶仃洋上公开进行鸦片走私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阮元没有认识到伶仃洋鸦片走私的巨大危害性，没有对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趸船进一步采取有效制止措施，致使鸦片走私在伶仃洋上很快形成了新的走私方法，走私毒品更加猖獗。尽管他于道光六年（1826）被调任云贵总督，但对于粤督任期的后半段查禁鸦片不力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l7+5ouHSWRcKV/3WEx987mJZVtdHOXia1ZiRdwGZjmvVMIC9xFDdhq8uUvJ3ig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