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方法的传入及其危害

鸦片对于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导因于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方法的传入。这个问题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即使偶尔提及，也未深究，还有严重误解。要想了解鸦片烟的由来，需要追述一下吸食烟草方法的传入。烟草在全球药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典范。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现代早期，没有其他精神药物像烟草那样广泛而迅速地传播。烟草的传播是平等的，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信仰，跨越了阶级、语言、性别和职业，在工业化之前的大西洋世界，没有其他热带商品具有如此大的社会、经济和财政重要性。烟草在美洲作为一种祭品，允许与神圣一道进行体验，这与它在美洲扮演的社交仪式有着紧密的联系。烟草的摄入方法有几种，或通过鼻腔嗅闻，或通过火点燃将烟雾吸入腹腔，或通过口腔咀嚼，或涂抹在皮肤上作为膏药。中国人吸食烟草没有接受美洲的宗教仪式，主要采用前两种方法，同世界各地一样将其视为社交的工具、独处的伙伴、减轻疲劳的方法。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原产于美洲的烟草被带到欧洲，美洲土著居民吸食烟草的方法很快经由欧洲人介绍传播到世界各地。烟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十分迅速，研究证明，17世纪初，烟草几乎同时出现在欧洲、非洲、亚洲的主要港口城市。 ^[17] 大约在万历末年或天启初年也传到了中国。方以智记载说：“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渐传到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崇祯时严禁之，不止。其本似春不老，而叶大于菜，暴干以火酒炒之，曰‘金丝烟’。北人呼为‘淡把姑’，或曰‘担不归’。可以去湿发散，然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 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记载了烟草在我国南方传播情况。他说，烟草始自闽广，传至吴楚，再传至西南地区。“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矣，然总不若闽中者……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 明末清初，种植吸食烟草风气迅速从福建向各地传播。崇祯年间，“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 “顺治初，军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 上自公卿士大夫，下逮兵役妇女，有许多人嗜吸烟草。正是由于吸食烟草习惯传播太快，引起明朝政府的警惕，于崇祯十二年（1639）即诏令禁止，“犯者论死” 。清代文学家厉鹗也说：“烟草，《神农经》不载，出于明季，自闽海外之吕宋国移种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丝熏。见姚旅《露书》，食之之法，细切如缕，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祛寒，破寂，风味在曲生之外，今日伟男髫女无人不嗜。”

吸食鸦片烟是从吸食烟草的方法中发展而来的。它的流行是因为烟草和烟斗的早期传播。烟草传入东南亚国家较早，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发明于爪哇，经荷兰人传入中国。传教士艾约瑟说，德国医生甘伯佛耳在康熙年间著有一书，记载了鸦片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情况。“咬 巴黑人吞服之外，复有一以黄烟和鸦片之法，先取水入阿片中搅和匀，以是水拌黄烟，竞吸取。其能使头眩脑热，志气昏惰，而多生喜乐也。咬 巴地处于孔道旁，高搭芦棚，以阿片水所调和之黄烟待客，有于之途经过者，即招之使吸。服食惯者，不能令其中止不服。” 这里所说的咬 巴，一作葛喇巴，系爪哇的一座城市。李圭的《鸦片事略》也说：“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而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 苏门答腊与爪哇隔海峡相望，应是鸦片水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早期发源地之一。这一说法与德国医生甘伯佛耳的记载基本一致。而问题是，鸦片水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方法何时传入中国？传播情况如何？

雍正二年（1724），一位参与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的清朝官员，在其治台方略中要求禁止“鸦片烟”。他说：“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齞露，脱神欲毙，复饮乃愈。然三年之后，无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可哀也。” 这一资料证明“鸦片烟”于康熙末年已在福建厦门、台湾流行开来，成为一种风俗。正是由于发现这种吸食“鸦片烟”的恶习迅速蔓延，出于道德风俗的原因，雍正七年（1729），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道查禁自己的臣民贩卖“鸦片烟”的命令。规定：“凡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杖一百，枷号一月；再犯，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照枉法律治罪；失察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雍正时期，清廷禁止的“鸦片烟”究竟是何种物品？“鸦片烟馆”是什么样的场所？当年在福建发生的一起冤狱平反事件，可以说明这些问题。

雍正六年（1728），福建漳州一位名叫陈远的商人，在广州以桔饼兑换鸦片、木香而归。次年春天，因清廷要求各地查禁“鸦片烟”，被漳州知府李治国所派密探查获，收缴鸦片33斤。漳州知府李治国按照兴贩“鸦片烟”例，拟将陈远枷号一月，发边卫充军。这一案件申报到福建巡抚衙门，巡抚刘世明亲自提审，陈远满口呼冤，坚称鸦片是必需的药材，并不是“鸦片烟”，“鸦片烟”是用鸦片水拌合黄烟烟丝而成，要求检验证明。刘世明乃令福州府传到太和堂药铺户陈书佩当场认验。陈书佩认验后说：“验得此系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做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刘世明据此上奏说：“夫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禁例之物。李治国何得设计诱出陈远家藏鸦片，便以鸦片烟之例问拟枷号、充军，错混施行，甚属乖谬。法应照依故入人罪，列款题参。” 在说明这是一桩冤案之后，刘世明考虑到禁止“鸦片烟”令刚刚下达，担心因题参李治国，引起百姓藐视官府，不利禁令贯彻，建议将错就错，将33斤鸦片收归藩库。这通奏折送达御案，雍正皇帝非常重视，朱批将33斤鸦片退还陈远本人。朱批说：“其三十余斤鸦片若系犯法之物，即不应宽释。既不违禁，何故贮藏藩库。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如欲留为异日证据，数两几片足矣，未有全留贮库之理。虽系细事，殊关舆论。汝等身膺封疆重任，慎勿因其细而漫忽视之。蚩蚩愚氓正于此等处，观汝之体恤民隐周详与否也。” 从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当时清廷所禁止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鸦片烟”与“鸦片”是两种东西，两种概念。“鸦片烟”是烟草与鸦片的混合物，是鸦片与烟草的拌合物。单纯的鸦片作为合法的医治泻痢等疾病的特效药材是允许贸易的，不在禁止之列。正是由于二者概念不同，我们才能理解在雍正、乾隆时期，为什么清廷一面允许海关进口鸦片 ，一面又在国内查禁“鸦片烟”的政治措施。至于“鸦片烟”与“鸦片”在晚清演变为同一概念，那是词义变化的结果。通过平反陈远冤案，还可以看出，当时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尚未发明，尚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有些学者看到这一资料后，不加深入考辨，而根据晚清以来人们把“鸦片烟”与“鸦片”同指一物的现象，嗤笑刘世明等人把“鸦片烟”与鸦片区别对待的做法是无知，实际上是自己犯了主观臆猜的错误。雍正、乾隆时期，“鸦片烟”一词专指鸦片与烟草的混合物，有很多有力的资料可以确证。

雍正六年（1728），广东竭石镇总兵苏明良在其奏折中说：“鸦片一向产自外洋，近来闽广洋商以药材为名，兴贩获利。惟闽省厦门、台湾最盛，因而一种无赖闯棍勾引良家子弟以此射利，用小铜锅将鸦片炮制成膏，然后将烟丝入内拌匀，晾干为烟。又截竹为筒，内贮棕丝以便呼吸，乃私设馆舍，聚数人成群结党，相依枕席，循环递吸。夜聚晓散，夜夜如是，无从间断。” 这里苏明良把“鸦片烟”的制作和吸食方法写得明明白白。

雍正初年，黄叔璥为巡台御史，在《台湾使槎录》中，他说：“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专制此者，名开鸦片烟馆。吸一两次后，便刻不能离，暖气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官弁每为严禁，常有身被逮系，犹求缓须臾，再吸一筒者。鸦片土出咬 吧。” 此书成于乾隆元年（1736），为当时学者推重，将其内容直接纂入地方史志。这一资料不仅说明了“鸦片烟”的制作方法和“鸦片烟馆”的名称由来，同时还指出了它的社会危害和禁止的理由。乾隆十二年（1747），台湾提督范咸在《重修台湾府志》中，全段录用了黄叔璥的记载，并说夷人“怀其土入中国，依法制烟，流毒漳泉厦门，今则蔓延及台，虽禁不能遽绝” 。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等在《澳门纪略》中指出，鸦片烟“有禁勿市” 。鸦片则可以作为合法商品输入。乾隆三十七年（1772），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说：“鸦片产外洋咬 吧、吕宋诸国，为渡海禁物。 台地无赖人多和烟吸之 ，谓可助精神，彻宵不寐。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地，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口为率。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棕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捏成壶卢样，空其中又为煅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壶卢首，烟止少许，吸之一口立尽，格格有声，饮食顿令倍进，日须肥甘，不尔，肠胃不安。初服数月犹可中止，迨服久，偶辍，则困惫欲死。卒至破家丧身。” 这里将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工具、过程和吸食量说得相当具体。其工具类似现在在农村中常见的“旱烟袋”，其吸食量是“百余口至数百口”。这种混合吸食法，由于鸦片量较小，“初服数月犹可中止”，服久，才能成瘾。这与后来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和成瘾的过程有很大区别。它还说明直到1772年，“鸦片烟”的含义仍是鸦片与烟草的拌合物，依然流行于福建沿海和台湾等地。

另外，还有一条重要史料说明直到乾隆末年，这种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仍在京师地区流行。1793年8月16日，英国马戛尔尼使节团到达通州，该使节团的秘书乔治·斯丹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记录说：“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

上面考察了烟草与鸦片拌合物——“鸦片烟”于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尚未指出这种混合吸食方法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前面已经指出，马士认为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是由荷兰人盘踞台湾传入的。 这话似乎有些道理，只是缺乏史料支持，难以凭信。《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说：“1620年，台湾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用作麻醉剂传播到东南沿海。” 这种说法的错误更加明显，因为1620年，荷兰人尚未占据台湾，根本不可能把这种方法提前传入，进而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笔者看来，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方法传入台湾的时间应以蓝鼎元的说法为是。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在写作《平台纪略》时，认为“鸦片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根据这种说法，“鸦片烟”传入台湾的时间应当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这一记载在有关“鸦片烟”传入中国的记载中最为原始，最为清晰，应当最接近事实。

从上述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大约在清朝康熙末年传入台湾、福建，流行于江南地区，随着这种吸食“鸦片烟”习惯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雍正七年（1729）清廷采取严厉措施，下令禁止贩运和制造“鸦片烟”。然而有禁而不止，直到1793年鸦片“和烟”的方法仍未彻底禁止。大约在18世纪80年代，也就是乾隆中后期由于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方法才逐渐被取代。所以，自传入到消失，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在中国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待到乾隆中期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并流传后，直接从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中承袭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一个是“鸦片烟”，另一个是“鸦片烟馆”。不过，它们的含义已发生重要变化，“鸦片烟”成了鸦片的同义词，“鸦片烟馆”不再是炮制鸦片与烟草混合物的场所，而是专供人们消费鸦片膏的毒窟。

嘉庆时期，随着单纯吸食鸦片的风气日渐蔓延，人们对于鸦片危害的认识日益清晰，开始引起官方的重视。1799年12月2日（嘉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在广州下令禁止鸦片输入。广东巡抚陈大文通知粤海关监督，要求他立即通告外国商人。尽管这一法令的中文文件无从参考，而它的英文译文则保存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是由托马斯·斯丹东翻译的。马士在编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时，辑录了这个重要文件。该文件先是陈述鸦片的社会危害，接着明确指出：“为杜绝此种祸根，必须阻塞其源。余等经缜密查访，此物系外国人输入，经由虎门进口……目前不竭力剪除祸害，则后患何堪设想！是以余等特颁此令，通告全省各地及各官卡文武官弁一体知照，随时随地严行查禁，即予惩处。同时，余等要求海关监督大人亦颁发严令，饬谕该管之官吏、家人及各关卡等弁兵，今后必须对引水船只、巡船及渔船等严行搜查，有无夹带烟土。如有违犯，即予拿捕，送官究办，治以应得之罪。” 这一法令的颁布时间在中文的著作中也有记录。两广总督卢坤主编的《广东海防汇览》中记载有卢坤这样一段话：“伏查外洋鸦片流入中华，由来已久，其初本以药材贩运入关，完税行销，沿海商民沾染外夷习气，煎膏吸食。迨嘉庆四年（1799）前督臣以鸦片有害民生，禁止入口，贩运者不得入关，而吸食者，传染日广，夷人遂私带鸦片烟土在外洋寄泊销卖。”中英文资料记载一致，互相印证，都确凿证明中国官方下令禁止鸦片输入始于1799年12月2日。

总之，在18世纪，鸦片的供应来自中国以外。例如，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商人将毒品走私到中国。混合吸食鸦片不是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和远东殖民地有意推行的一种恶习，更不是中国人在西方世界推行的一种亚洲习惯。混合吸食鸦片及其在全球的迁移是中西方商品、技术和观念“相互采用”的结果，这种交流还包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如吸烟、军事战术和技术。“在这些过程中，海员、商人和走私者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前现代全球化进程中，他们不仅将毒品，而且还将毒品使用的文化习惯传递给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群体。” ^[18]

在中国流行的“鸦片烟馆”最初是一种社会交际的场合，如同中东地区的“咖啡馆”一样 ，乃是纨绔子弟、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鸦片烟”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消遣品之一。在现代早期的中东地区，鸦片的消费是通过“传统的”，往往是复杂而有品位的准备，通过吃或吸食来进行的。“但是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一种新的娱乐消费方式——吸食鸦片在奥斯曼和伊朗的土地上被引入。这种新方法从东亚传播到该地区，并加入了长期存在的消费方法。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烟草和烟斗早期在咖啡馆里传播开来。这种向吸毒的转变包括大麻，这是在中东咖啡馆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四边型毒品文化的最后一站。” ^[19]

18世纪和19世纪，吸食大麻、吸食鸦片和烟草混合品、饮用咖啡乃是中东娱乐性毒品文化的真正变革。这种多重而又同时发生的吸毒文化就发生在咖啡馆里。咖啡馆通过为普通的中东人提供一个悠闲混合的选择，从而改变了社会场景和城市景观，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 从鸦片和大麻摄入到在咖啡馆里吸食大麻的行为增强了这种新奇的欢乐感。喝咖啡的时候，嘴里叼着大麻或鸦片的烟斗，引发了一场公共的社交活动仪式。这可以从19世纪关于奥斯曼帝国咖啡馆吸食大麻和鸦片的报告中得到证实 ^[20] 。例如，意大利公主（Cristina Trivulzio Di Belgiojoso）在1850年至1855年被流放到奥斯曼帝国，她将她在那里旅行遭遇详细记录下来，为此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证据，证明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的一家咖啡馆里吸食大麻的场景。

“这种麻醉剂在叙利亚广泛使用……如果你看到两个……男人面对面坐在咖啡馆的桌子上，一言不发地对着对方吹着烟雾，你可以肯定这两个人正在进行大麻狂欢。” ^[21] mNapq2nYBzDUyUp/6b0jvQ0ntN2mdBHerWvHYs3UJiAK81vhAYrnbcUH33EAyl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