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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在明朝的社会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以罂粟为原料，可以制成各种美味佳肴（诸如：烹调蔬菜，熬制佛粥，烙成面饼，制成馄饨和豆腐，等等）
，而且在治病救人方面也得到了充分利用。李时珍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于罂粟的生长情况和医疗功效作了更精细的记载，指出：“罂粟秋种冬生，嫩苗作蔬食甚佳。叶如白苣，三四月抽苔结青苞，花开则苞脱。花凡四瓣，大如仰盏，罂在花中，须蕊裹之。花开三日即谢，而罂在茎头，长一两寸，大如马兜铃，上有盖，下有蒂，宛然如酒罂。中有白米极细，可煮粥和饭食。水研滤浆，同绿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其壳入药甚多，而本草不载，乃知古人不用之也。”
在他看来，罂粟籽，甘平，无毒，可以行风气，逐邪热，治反胃和胸中痰滞；罂粟壳，可以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敛肺涩肠，治咳嗽，止心腹、筋骨诸痛
，书中记录了大量处方，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列举。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鸦片的输入和使用。查阅中国各类图书，在元代以前的图书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鸦片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元代之前不仅外国鸦片尚未输入中国，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掌握鸦片的采集方法。“鸦片”，又写作“阿片”，是外来词语，是opium的音译。“鸦片”的别名为“阿芙蓉”或“合甫融”，也是一个外来词语，是阿拉伯语afyun的音译。由此可见，“鸦片”最初是一种舶来品。那么，鸦片究竟是何时输入中国呢？
在明朝的图籍中，最早出现记录鸦片信息的是一本名为《蟫精隽》的书籍。是书分条记载有关史事，作者在其第十卷“合甫融”一条中这样写道：“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状若没药，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又能治远年久痢，虚损元气者，往往服不三数分。多服，能发人疔肿、痛疽、恶疮，并一应热疾。而其性酷烈，甚于硫磺、丹砂，热燥猛于苏合油、附子，自仙灵脾、琐阳、阳起石、丁香、鹿茸、龙骨、兔丝而下功皆不及也。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浙、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
这一珍贵资料除了说明“合甫融”的药用价值之外，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次记录了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价同黄金”，可以在广东、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等地购买；重要价值在于说明输入中国的鸦片有两个来源：“西方诸国并西域”。这里的“西方诸国”，显然是指将鸦片称作opium的欧洲国家。“西域”，应当是指将鸦片称作afyun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鸦片的两种音译最早出现在同一条资料中，说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向中国运送鸦片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究竟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最先向中国运送鸦片？在没有比较可靠的资料情况下，我们在此无法作出明确判断。这一资料还是明廷在市场上直接收买外国商人鸦片的最早记载。成化癸卯年（1483），朝廷派遣太监到边远省区大规模收购鸦片，表明鸦片在当时宫廷生活中已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明朝中期关于鸦片的记载还很少见。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关于鸦片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由于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物进口的，所以，关于鸦片的介绍往往谈及其医药功能。云南的一位地方官说：“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埓兼金，可疗泄痢、风蛊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然亦有大毒，滇人忿争者，往往吞之，即毙。”
这里的“哈芙蓉”，也是鸦片的阿拉伯音译。作者以其精与粗区分鸦片的名称显然是不正确的，说“哈芙蓉”系罂粟汁与草乌的合成品也是不准确的。
关于鸦片采集方法，明末清初科学家方以智（1611—1671）留下的记载是：“其结青苞时以针刺十数眼，其精液自出，收入瓷器，用纸封口，曝二七日，即成鸦片，最能涩精。”
“以针刺十数眼”，采集鸦片，这个记载还不够精确。因为采集鸦片汁液的通常做法是用利器在罂粟蒴果的外面划伤三五处伤痕，伤痕的深度是不可伤及里面的硬壳，这样才能保证汁液慢慢浸出。医药学家缪希雍的记载最为准确。他说：“阿芙蓉，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取入瓷器，阴干用之。其气味与罂粟壳相同，而此则止痢之功尤胜。故小儿痘疮行浆时，泄泻不止，用五厘至一分，未有不愈，他药莫逮也。”
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采纳了缪希雍的观点，并对鸦片的医药性能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故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气味酸，涩，温，微毒。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
大致说来，鸦片作为珍贵的药物，在明代主要用于治疗痢疾、脱肛、小儿痘疮以及各种头风、疼痛病症，同时还用于治疗男性疾病，所谓“坚阳不泄”者也。下面是几种著名的药方：
“一粒金丹。真阿芙蓉一分，粳米饭，捣作三丸。每服一丸，未效，再进一丸，不可多服。忌醋，令人肠断。风瘫，热酒下；口目邪，羌活汤下；百节痛，独活汤下；正头风，羌活汤下；偏头风，川芎汤下；眩
[晕]，防风汤下；阴毒，豆淋酒下；疟疾，桃、柳枝汤下；痰喘，葶苈汤下；久嗽，干姜、阿胶汤下；劳嗽，款冬花汤下；吐泻，藿香汤下；赤痢，黄连汤下；白痢，姜汤下；禁口痢，白术汤下；诸气痛，木香酒下；热痛，栀子汤下；脐下痛，灯心汤下；小肠气，川楝、茴香汤下；血气痛，乳香汤下；胁痛，热酒下；噎食，生姜、丁香汤下；女人血崩，续断汤下；血不止，五灵脂汤下；小儿慢脾风，砂仁汤下。”
“赤白痢下。鸦片、木香、黄连、白术各一分，研末，饭丸小豆大。壮者一分，老幼半分，空心米饮下。忌酸物、生冷、油腻、茶、酒麫，无不止者。口渴，略饮米汤。”
“鸦片散，治痘当起胀灌脓时，泄泻不止，诸药不效者，如神。真鸦片一钱，莲肉炒一钱，右每服半分或一分，米饮调下，立止。”
“大金丹，治痰火翻膈，中风湿痰，虚损怯症。牛黄、珍珠、冰片、麝香、犀角、狗宝、羚羊角、孩儿茶，以上各五钱；血结、珠砂、鸦片，各三钱；琥珀、珊瑚、沉香、木香、白檀香，各三钱。金铂五贴，存一半为宜。共为细末，用人乳汁为丸。如芡实、大金铂为衣，每服一丸，不拘时，用梨汁送下。”
正是由于鸦片在明朝医药学上应用广泛，奇效无比，它才成为外国经常向中国输入的重要商品之一。明廷为此还制定了鸦片进口税率，保存到现在的《陆饷货物抽税则例》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
这项税则制定于万历十七年（1589）。一项税则不可能对偶尔的少量的货物来制订。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朝又新订《货物抽税见行则例》，将鸦片入口税率改为“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
。这项税则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这些资料足以证明，从16世纪开始，鸦片已经成为中国需要经常进口的贵重物品。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商贩，既有阿拉伯人、爪哇人和泰国人，也有葡萄牙人、荷兰人等西欧人。尤其是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1553年），荷兰人占据台湾（1624年）之后，鸦片成为经常进口的商品。
明朝人服食鸦片的方法主要是吞服，即由医家将其拌合其他药料，制成中药丸散，如“一粒金丹”“鸦片散”“大金丹”等，主治痢疾、头风及男子遗精、早泄等症。鸦片在明朝得到了积极的应用，对于当时中国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功效的。但由于吞服鸦片或鸦片质的合成药品极易成瘾，一些患者难免受其控制，成为瘾君子，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当时鸦片价格极为昂贵，普通百姓无力消费，鸦片流毒限于富贵阶层极少数人，“相传明神宗御极三十年，不召见群臣，即为此物所累”
，绝非空言。1958年，发掘定陵地宫，经过科学化验，发现朱翊钧尸骨中确实含有较重的吗啡成分，偶尔服食过鸦片不可能留下这样的记录，证明他是一位经常服食鸦片的瘾君子。
皇帝如此，王公大臣、贵戚阉宦难免互相浸染，宫廷先受其毒，无怪乎成化年间，明廷派出太监到各地收买鸦片。只是由于流毒范围有限，尚未引起医家重视而已。
通过上述资料分析，我们知道，明朝人对于罂粟的医药使用范围比宋元时期有所扩大，除了继续用于治疗脾虚肺寒，咳嗽多疾，胸满短气，饮食减少，痢疾腹痛，妊娠心气不足等症外，还用于治疗脱肛、遗精、痘疮和镇痛等。在日常生活中，罂粟还被做成佛粥、面饼、馄饨和豆腐等食品，得到了相当积极的使用。而鸦片进口发生在明朝中期，成化年间开始留下记录。鸦片输入从一开始就留下两组截然不同的译称：“鸦片”或“阿片”，“合甫融”或“阿芙蓉”“哈芙蓉”。这说明鸦片来源一开始就不同，进口商分别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鸦片当时作为珍贵的药物，在明朝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疼痛病症，同时还用于房中术，医治男子遗精、早泄等症。由于鸦片价格昂贵，明朝人对于鸦片的使用大多是积极的。尽管如此，却不能完全排除鸦片被滥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