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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8年开始，倍倍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经常通过信件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教革命斗争中的问题，报告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其中倍倍尔与恩格斯的通信居多。1880年12月，倍倍尔与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会面，此后他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倍倍尔本人的领导能力及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是十分认可的，他们认为倍倍尔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理论上明确，在实践中机敏，而且沉着果断，是德国工人阶级中的优秀人物。恩格斯曾对倍倍尔说，“自从我们开始通信，继而在个人交往方面更加密切往来，我常常觉察到我们之间有着一种方向上和思想方法上的一致；这对于经历如此不同的人来说，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好在这并不排除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可能性。而这又是一些这样的问题：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讨论和新事件的发生，自然而然会取得一致意见；或者从长远来看，这种分歧没有任何意义”
，“我还要把自己的各种通信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和你的通信。通过你，最便于和德国党保持联系，而且坦率地说，和你通信是我最愉快的事”
。
1910年2月22日，在倍倍尔七十寿辰之际，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倍倍尔发了贺信。在信中，列宁表达了对倍倍尔的敬意，认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及其他领袖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最深入、最广泛地传播到无产阶级群众之中。列宁认为，倍倍尔以自身的经历表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工人阶级应团结起来，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避免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建立强大的群众组织，争取自身解放
。列宁在倍倍尔逝世后，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在文中，列宁为倍倍尔的逝世感到十分痛心，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位最有威信、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而感到惋惜。列宁高度评价了倍倍尔的一生，认为倍倍尔“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
，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列宁认为，倍倍尔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活动中不仅体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体现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称赞倍倍尔为“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是“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列宁论述了倍倍尔由最初的自由主义者向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以及倍倍尔为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列宁还指出，在与拉萨尔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以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思想流派的斗争中，倍倍尔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始终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倍倍尔出身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疾苦，一生都在为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他被公认为与工人群众最亲近、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领袖。
但是，对于倍倍尔的决策和观点，列宁也并不是完全赞同。比如，在对待工会问题上，列宁曾在《工会的中立》一文中，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观点，而普列汉诺夫说自己主张的“中立”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中立”
。对此，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借助倍倍尔来赌咒发誓，结果还是往泥潭里爬”
，并且指出倍倍尔“在布雷斯劳（1895年）同福尔马尔一起维护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他坚持（在埃森）防御战和进攻战有原则性的区别，他准备把工会‘中立’当作一条原则，这些都是错误的”，“不应当在倍倍尔犯错误的时候去仿效他”
。不过，列宁还认为，倍倍尔作为一个具有实践经验的国际无产阶级权威领袖，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快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她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倍倍尔的功绩，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领袖和天才人物。卢森堡指出，倍倍尔个人的成长史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史紧密相连，基本上是一致的。倍倍尔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不管是在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斗争中、在俾斯麦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在党组织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在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中，还是在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以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思想流派的斗争中，倍倍尔始终处于党的生活的中心，在思想上与党一起成熟，在组织上与党一起成长。
倍倍尔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在德国和国际社会都享有一定的威望和名声。20世纪初期，倍倍尔的著作已经被介绍到中国。1919年11月2日，在《星期评论》上有篇名为《女子神圣观》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讲到女子问题时就提到了倍倍尔的名字。1927年12月，开明书店出版了由沈端先（夏衍先生原名沈乃熙，字端轩，号端先）从日语版本翻译的《妇人和社会》，系统地介绍了倍倍尔的思想。1930年再出版时改书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夏衍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讲道：“由于当时章锡琛、吴觉农都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开明书店还出过一本《新女性》的杂志，所以，接着就要我翻译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
可见，学术界对倍倍尔的研究是从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开始的。当然，除了介绍倍倍尔的妇女思想，这些译著也介绍了倍倍尔的其他思想及其实践活动。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未出版有关研究倍倍尔社会主义思想的专著。由于倍倍尔的特殊地位，在有关德国史、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等著作中，学者们一般都会提到倍倍尔，介绍倍倍尔的生平和成就，或者对倍倍尔的某些观点作出评价。不过，总体上来说，学者们对倍倍尔的研究一般比较分散，介绍性的比较多，深入研究的相对较少。
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编世界社会主义词典》用较长的篇幅对倍倍尔作了介绍，高度评价了倍倍尔的历史功绩，认为他作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一生为了捍卫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斗争。《外国历史人物名人传·近代部分》介绍了倍倍尔的生平事迹，详细叙述了他的出身、家庭情况，以及后来倍倍尔各个阶段的政治活动和实践。本书称赞了倍倍尔为工人运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同时认为，倍倍尔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对倍倍尔的介绍比较简洁，认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867年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第一个工人出身的议员，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德国吞并法国的领土。1875年参加并领导了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大会。《非常法》实施期间，为保存党的力量做出过贡献
。《马克思主义词典》认为倍倍尔从19世纪90年代起，积极与无政府主义、福尔马尔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但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在一些问题上采取过调和的态度。在战争、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上也有过失误，但总的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忠诚”
。《社会主义百科要览》在叙述了倍倍尔的生平事迹之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倍倍尔在其活动的后期有过‘中派’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
高放和黄达强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介绍了倍倍尔的生平和著作，详述了倍倍尔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活动。他们认为，倍倍尔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系统阐述了妇女解放问题，并且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倍倍尔的思想对德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启发和教育作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工人运动也暂时比较沉寂，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这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主要是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动员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倍倍尔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作者们还认为，在评价倍倍尔的有关思想时，不应超越历史阶段苛求前人，而应从他所处时代的具体社会环境出发。倍倍尔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发展了党内民主；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等
。
严书翰和胡振良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通史：第二卷》第六章“第二国际的创立和前期活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名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叙述了倍倍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主要概括了倍倍尔的代表作《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主要内容，认为倍倍尔的这部著作是“一本享有盛名的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们认为，倍倍尔的主要思想包括：（1）要解放妇女，就要创立新的社会秩序。因为任何社会依附和社会压迫，都根源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经济依附。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从属地位，是私有制的产物，是一切私有制社会的共同特征。倍倍尔在考察了奴隶社会、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后，指出要解放妇女，就要创造新的社会秩序。（2）解放妇女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的一部分。（3）描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图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交通、农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制度、文学艺术、个性发展、国际关系、人口问题等
。本书还指出，倍倍尔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广义的社会主义，是指未来整个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特指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丁建弘在《德国通史》及其与李霞合著的《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中也对倍倍尔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倍倍尔继承了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的传统。倍倍尔基于自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从拉萨尔的信徒变成马克思的信徒，从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倍倍尔是创建革命工人政党的中心人物，多次被选为帝国议会议员，是一个强有力的演说家和议会中的雄辩家，一直是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作者还认为，倍倍尔“不能算是一个理论家，但对现实政治和实际事物的细节却有敏锐的辨别力”
，倍倍尔终身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他一直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列，同党内、第二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由于他不了解时代的变化，没有能使德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斗争形势和策略，仍拘泥于议会斗争的老方式，因而不能坚决地、有效地同修正主义斗争，但这并不损及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代表了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整个‘英雄时代’。”
作者指出，倍倍尔既坚持革命的原则，又不放弃议会的民主；既照顾国际共运的潮流，又照顾民族工运的利益，既对党内错误思潮作原则的批判，又尽量团结党内同志，不作无谓的组织决裂。
蔡金培在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倍倍尔》中，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倍倍尔。第一，倍倍尔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第二，倍倍尔的议会活动。他出身工人，在议会中是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从事议会活动四十余年。他从1867年起直至去世，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1881—1883年除外）。第三，倍倍尔是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在第二国际时期享有盛名。在第二国际时期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不仅正确阐明了政治斗争的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作斗争，又向他国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及斗争经验，以及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倍倍尔为无产阶级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世界各国不同肤色劳动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敬重。第四，倍倍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倍倍尔在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同时，也撰写了许多历史和理论著作及文章，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很大。作者认为，综合倍倍尔的理论著述，他主要阐明了现代国家的阶级本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唯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妇女的社会解放等重要观点。第五，倍倍尔为无产阶级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倍倍尔晚年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家庭也连遭不幸，但他依然带病从事革命工作，开始撰写生平回忆录《我的一生》，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仍在为下一届党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
。
关勋夏在《关于倍倍尔的评价问题——评一种流行的观点：倍倍尔是“左派之首”》一文中，反驳了学术界把倍倍尔列为“左派之首”的观点。他在文中评论了倍倍尔晚年的错误，并且把这些错误与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言行作对照，认为倍倍尔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待俄国革命以及在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都曾经犯过不少带有中派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他对中派主义的危害性几乎毫无认识
。虽然倍倍尔晚年与党内左派还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如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坚定，所以他认为不能称倍倍尔为“左派之首”。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倍倍尔一生的评价基本一致，都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一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国际无产阶级权威领袖，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倍倍尔在晚年也犯了一些妥协性和调和性的错误，但他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国内学术界有许多研究德国史的专著，一般为概括性的叙述，其内容主要涉及德国民族的回溯、封建时代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普鲁士的崛起、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以及德国的复兴等方面，如《德国简史》
《德国简史教程》
《德国史》
《德国复兴史》
《德国——历史与现状》
等。在这些著作当中，学者们一般也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叙述和研究。由于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必然会提到倍倍尔。
黄达强、石永义在其主编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和发展、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主要活动及历史经验。作者指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主要领袖，倍倍尔为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等人还参与了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并在第二国际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作过激烈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后来，由于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年老和相继逝世，以及第二国际内部中派和右派的干扰，右派最终乘机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也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一书，对德国工人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都作了研究。作者认为，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是德国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有觉悟的分子；倍倍尔与威·李卜克内西的交往，加速了倍倍尔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倍倍尔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留下了一些深有影响的理论著述。倍倍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德国和国际上影响颇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一书，选辑的资料包括三个部分：（1）代表大会上各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报告、发言以及有关的重要提案和决议，具体来说，包括1898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吕贝克代表大会、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2）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阿德勒等人在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3）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的重要文章。该书的出版，为国内学者研究伯恩施坦问题以及倍倍尔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态度等提供了一手资料，也丰富了有关倍倍尔的研究材料。倍倍尔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及立场，体现在其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体现在其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报告中，也体现在其与考茨基、伯恩施坦、阿德勒信件往来中。倍倍尔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及时发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在倍倍尔的带领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展开了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倍倍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报告以及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曾被列宁评价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
。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有没有参加第一国际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李忠杰教授为代表
，他认为，作为整个组织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没有参加过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期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际的。第二种观点以曹长盛、张世鹏两位教授为代表
，他们认为，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决议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始终是第一国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它成立以后，一直同国际存在着思想上、精神上和组织上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工党是不是国际的德国支部，马克思其实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国际内部在文件中的提法，另一种说法是考虑到结社法的影响，为了进行合法的法律斗争对外宣称时用的。
国内学术界非常重视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研究，涌现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中，一部分是对国外学术界著作成果的翻译，一部分是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次会议和相关材料进行汇编和翻译，还有一部分则论述了学者们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看法和观点，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包括其建立和发展、组织结构、解散原因、历史功绩和经验教训、以及历史评价等问题。倍倍尔的一生，正好处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他于1866年年底加入了第一国际，积极参与第一国际的活动，努力加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同第一国际之间的联系。他参与创建了第二国际，参加了第二国际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由于倍倍尔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关系，在论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著作中一般也都提到了倍倍尔。
曹长盛、张世鹏两位教授在《第一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一文中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国际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巨大支持，也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倍倍尔在威·李卜克内西的介绍下于1866年加入第一国际，之后他一直积极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为第一国际在德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葛斯在《倍倍尔与第一国际》一文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最初是以国际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倍倍尔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倍倍尔的推动和努力下，德国工人协会纽伦堡联合大会通过了以国际原则为基础的纲领，并且表示赞成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倍倍尔于1866年年底就加入了第一国际，为加强德国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一国际的联系作了很多工作。在对待巴黎公社问题上，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公开支持公社，热情宣传公社，将德国工人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推向高潮。
殷叙彝等在《第二国际研究》
中按照专题的形式，介绍了第二国际时期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章程、议会斗争的成就和局限、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争论、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等问题。作者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袖，他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做出了很多贡献。在第二国际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倍倍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思潮。他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了反社会党人法，并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经验为其他各国工人政党争取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提供了借鉴。虽然倍倍尔晚年在党内的派别斗争中曾有错误和动摇，但就倍倍尔一生的活动和倾向来说，他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将他看作是中派分子。
张光明教授在《第二国际时期西欧改良主义评析》一文中，按照历史顺序考察了第二国际时期西欧改良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状况，深刻批判了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主义是导致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本思想根源。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倍倍尔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多次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倍倍尔“经常在批评改良主义倾向的同时，也谴责党内左派的‘极端观点’；他力图保持一种既不忘革命目标，但又尽力走合法道路的路线，而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时经常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而且，由于倍倍尔是党的实际工作的负责者，所以他在制定策略时需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关系，这样有时就不得不妥协。
在目前搜集到的资料中，学者们一般对倍倍尔所进行的议会实践活动关注较多，而专门研究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的专著与论文并不多见。不过，倍倍尔的议会活动，在他整个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很大部分。所以，研究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对研究其社会主义思想来说，也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一部分。
高放、黄达强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中，认为倍倍尔积累了丰富的和平、合法斗争的经验，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原则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为社会主义革命积蓄了力量。倍倍尔本人积极参加竞选和议会活动，从1867年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起，倍倍尔几乎一直是德国国会的议员（1881—1883年除外），一直到他1913年逝世。他充分利用议会讲坛，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他还参与组建工会、合作社及青年、妇女和文化教育组织，带领党内其他同志出版报纸杂志，组织工人们游行示威、发动经济和政治罢工等等
。
寇云田在《试论倍倍尔在第二国际时期的议会活动与思想》一文中，主要分三个时期（第二国际前期、第二国际中期、第二国际后期）探讨了倍倍尔在第二国际时期的议会活动与思想、历史贡献及其局限。作者认为，在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时期，倍倍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为国际制定了正确的议会斗争方式和策略，并且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议会斗争树立了典范。他注重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为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作者还指出，倍倍尔并不是一个“过时的革命家”，应该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他的缺陷主要是晚年对议会外群众罢工斗争的意义和党内机会主义势力的影响估计不足。但是，这些认识上的局限并不完全是因为倍倍尔理论水平不够，而是也与当时的德国及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
。
高放、黄达强两位教授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认为倍倍尔的妇女解放思想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倍倍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辟地论述了妇女问题，考察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且指出要解放妇女，就要创立新的社会秩序，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葛斯在《倍倍尔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讲述了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写作背景、过程、出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倍倍尔关于妇女问题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作者指出，倍倍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妇女地位进行了历史分析，论述了妇女遭受压迫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倍倍尔指出，无产阶级的使命不仅是本阶级的自身解放，还包括解放其他被压迫者，也包括解放妇女；倍倍尔还论述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者认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在宣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宝库。倍倍尔对妇女问题的研究系统、深入、广泛、及时，对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和动员工人阶级，特别是动员妇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范后震在《论倍倍尔妇女解放思想》一文中，对倍倍尔妇女解放思想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研究，着重论述了倍倍尔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内容及思想价值。作者认为，妇女解放思想是倍倍尔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倍倍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妇女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倍倍尔主张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认为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作者指出，倍倍尔的妇女解放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主张通过提高广大妇女的教育文化知识，让妇女享受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从而为妇女的解放奠定经济条件；妇女必须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必将被公有制所取代。
李丹在《倍倍尔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认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行动指南。作者认为倍倍尔是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并且指出了倍倍尔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主要观点：（1）被压迫是妇女和工人共同的命运；（2）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3）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还遭受着性别压迫；（4）要实现工人和妇女的解放，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作者认为，倍倍尔对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在实践中的广泛宣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李丹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中讲到倍倍尔的妇女解放思想时，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和看法。
对于倍倍尔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等内容，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较少。除了关注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妇女解放思想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倍倍尔的其他思想进行了研究。
舒玲在《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中的生态学思想解读》一文中，探讨了倍倍尔的生态学思想。作者从资本耕作与肥力危机、人口过剩与分配不等、城市肥大与农村僵瘦三个方面解读了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蕴含的生态学思想。倍倍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土地私人占有的条件下，对土地的掠夺性利用造成了土地肥力的枯竭，从而导致土地肥力出现危机，农民被迫离乡。城乡分离以及工业的发展，不仅加深了阶级对立，还浪费自然肥料，导致资源、原材料的过度消耗。倍倍尔指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人口过剩。
倍倍尔的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描写倍倍尔的传记也有一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的《倍倍尔传》
、沃纳·荣格著的《倍倍尔：德国的爱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1]
、威廉·哈维·梅尔著的《倍倍尔：德国工人们的影子皇帝》
[2]
、弗朗西斯·L.卡斯滕著的《倍倍尔与工人组织》
[3]
、安妮·洛佩斯和加里·罗斯合著的《男人的妇女观：倍倍尔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4]
等。纵观学术界对于倍倍尔的评价，一般都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为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虽犯有一些错误，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民主德国历史学家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的《倍倍尔传》一书，较客观地描述了倍倍尔的一生。这本书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倍倍尔的革命生平和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作者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他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口头上和行动上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德国学者沃纳·荣格在其著作中探讨了倍倍尔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对于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的立场和认识。作者认为，倍倍尔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既注重维护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又注重协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这两者的利益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也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德国学者弗朗西斯·L.卡斯滕（Francis L.Carsten）在《倍倍尔与工人组织》一书中叙述了倍倍尔的生平及实践活动，认为倍倍尔帮助工人建立了很多协会和组织，团结了工人力量，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威廉·哈维·梅尔在其著作中着重描述了倍倍尔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活动，他称倍倍尔为“德国工人的影子皇帝”，认为倍倍尔在德国的影响很大，甚至不亚于俾斯麦。安妮·洛佩斯和加里·罗斯则主要研究了倍倍尔的妇女思想。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德意志帝国》一书谈到“统治体制和政治”时，研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及发展状况。他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了一场解放运动，这场解放运动最坚决地捍卫了各种民主的平等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成立时就与其他政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不过，由于德国的阶级性质，社会民主党在各个地方都受到排挤和蔑视。但是，社会民主党一直持续地发展，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倍倍尔作为党的主要领袖，在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一位经历超过40年的令人敬佩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也是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一位无所畏惧的议员。”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在《德意志——一段找寻自我的国家历史》一书中，认为倍倍尔是最勇敢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他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并不拘泥于理论，而是将理论与实际巧妙结合起来。作者认为，德国社会的工业化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群众基础，并使之成为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在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分别对社会主义的类型、普鲁士主义的内涵与本质、马克思和共产国际等进行了论述与考量。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倍倍尔的名字，认为倍倍尔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德国学者维纳·洛赫在《德国史》中认为，虽然倍倍尔在理论上有某些弱点，但他仍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领袖之一。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中派和左派时，作者没有将倍倍尔划为任何一派，不过作者认为倍倍尔的调和态度对改良主义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
德国学者霍尔斯特·巴尔特尔指出，倍倍尔和左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由于倍倍尔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所限；倍倍尔为了实现工人运动和党的统一，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将修正主义者彻底清除出党，为党以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对于党内出现的中派主义，倍倍尔在当时也没有认清它的实质。倍倍尔在对待党内冲突的基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在党内的右派和左派之间起调解作用，从而避免两派之间的冲突
。由于倍倍尔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所以他的错误有时会给全党带来致命的影响，也会被其他机会主义者利用。但是，作者认为：“倍倍尔和德国左派是站在一个阶级立场上的，他忠于工人阶级并且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他们与各种流派的机会主义者之间有一条把社会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世界分割开来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作者还认为，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派就开始分化成“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马克思主义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有倍倍尔、考茨基、辛格尔等人，属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有克·蔡特金、帕尔乌斯和梅林
。
不过，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倍倍尔的评价是消极的。针对倍倍尔犯过的一些错误及倍倍尔晚年所属派别问题，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争议。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近代史教程》第四卷，叙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帝国主义，其中有一节讲到了帝国主义大战前的德国，包括20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状况、1905年俄国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以及自耶拿大会（1905年）到曼海姆大会（1906年）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派别斗争等。该书认为，倍倍尔与考茨基一样是中派主义者，他们在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称自己为“正统派”，实际上在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该书还引用了斯大林在描述第二国际政党在20世纪的一般情况时所说的话，认为“机会主义者由于他们那种惯于迁就的资产阶级的天性而迁就了资产阶级，‘正统派’又为了‘党内和平’迁就着机会主义者……结果就造成了机会主义统治的局面。”
该书还认为，在第二国际中，倍倍尔为了维护党内和平，在很多事情上对列根作了让步和妥协，迁就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从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苏联中央马列研究院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认为倍倍尔在晚年犯了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
。
德国著名史学家约·连茨在其著作《第二国际的兴亡》中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是在倍倍尔的领导下形成的，甚至认为倍倍尔是“过时的革命家”。这种评价未免有些偏激，因为倍倍尔虽然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但是综观其一生，功大过小，仍然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也曾说，倍倍尔是“这样一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大权威，这样一个有实践经验的领袖，这样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锐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起来。”
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洛塔尔·贝托尔特教授领导的一个编写组编写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叙述了从19世纪前半叶至1965年这一时期的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状况，详细介绍了倍倍尔一生各个时期的事迹和作为。赫伯特·瓦恩克曾任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的《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一书认为研究德国工会运动史具有重大意义，详述了工会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作者认为，工会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人所作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米夏埃尔·施耐德的《德国工会简史》一书，研究了工会运动的历史，探讨了工会政策的成就、失败及其原因，以及工会的发展前途等问题。在谈到工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的演变时，作者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两者的关系经历了由隶属关系到权利平等地位的转变。作者指出，倍倍尔在1900年发表的《工会运动与政党》文章中，放弃了以前关于工会是党的“一所招募新兵的学校”的观点，认为如果——或者由于人们还需要长期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那就必须明确改良工作的重要作用
。在谈到20世纪初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意识和目标的争论中，作者认为倍倍尔与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以德国工人运动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研究了从19世纪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到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历史。苏珊·米勒和海因里希·波特霍夫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从事德国工人运动史和党史的研究，他们合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一书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作者不仅描述了领导人物的伟大思想及其活动，还描绘了基层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状况和想法以及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职员和公职人员的状况。作者认为，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出人物，“他在塑造党的形象时所作的贡献之大，是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比的”
。
维纳·洛赫在《德国史》中，用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1871—1890年的德国和德国工人运动”，他认为，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工党，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斯廷森（Gary P.Steenson）在其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不给这个制度一分钱》 [5] 中，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创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历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国会中以及外交政策方面所持的立场；第二是党与工会的关系；第三是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包括党的出版物、报刊及附属组织；第四是社会民主党政策在地方的不统一，特别是在普鲁士邦及巴伐利亚邦的社会民主党；第五是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分析了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的思想和观点，以及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雷蒙德·多米尼克（Raymond Dominick）对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前进报》的发展和变化，认为《前进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向党员和工人们传达了党的思想，另一方面为党内各种观点和思想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作者认为，《前进报》既注重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又注重发扬民主 [6] 。
由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学术界对此一直非常关注，涌现了一大批研究专著。这些著作或是从史学角度概括性地研究其产生、发展和解散的历史，或是对其会议材料进行记录和汇编，或是针对某次会议、某些具体事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论文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专门研究倍倍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却不多，或者研究的不够深入。
德国学者沃纳·荣格在著作《倍倍尔：德国的爱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7] 中，详细阐述了倍倍尔从19世纪60年代起至去世时对于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识和观点。作者分析了倍倍尔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主张、对德国统一问题的看法，以及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期间的政治活动，还有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作的斗争等等，提炼了倍倍尔有关民族和国家问题的看法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作者认为，倍倍尔既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德国学者耶克在《第一国际史》
一书中详述了第一国际从建立、发展到解散的全部历史，并且研究了第一国际在德国的发展。作者认为德国与第一国际的联系比较微弱，最初，德国加入国际的只是一些个别成员，后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加入了国际，并且将赞同国际的纲领和加入国际组织作为最重要的议题列入联合会的大会议程。之后，第一国际在德国建立了支部，由威·李卜克内西担任支部的通讯员。
德国著名史学家约·连茨在其著作《第二国际的兴亡》中，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至1929年为止这四十年间第二国际的情况。作者在书中对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争论的重大问题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对修正主义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破坏国际工人运动，并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如何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反修斗争，作了比较充分的说明。
倍倍尔的议会活动，在他整个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很大部分。从1867年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起，倍倍尔几乎一直是国会的议员（1881—1883年除外），一直到他1913年逝世。他的议会斗争思想，是他社会主义思想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多数研究倍倍尔的著作，都会对倍倍尔的议会活动进行梳理和研究，但是系统研究倍倍尔议会斗争思想的著作，并不多见。
德国学者维纳·洛赫在《德国史》中认为，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北德意志议会中最早的工人代表，出色地将议会发展成为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权益的舞台。
德国著名史学家卡斯滕 [8] （Francis L.Carsten）也认为，倍倍尔是一个出色的议员，他很有技巧地利用议会讲坛进行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很多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提高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增加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同。厄休拉·赫尔曼（Ursula Herrmann）和福克·埃姆里希（Volker Emmrich）等学者在其编著的倍倍尔传记中也持同样观点 [9] 。
西方学术界对女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各种学说呈现出流派林立、观点纷呈的局面。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外，西方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也比较活跃。学术界在研究妇女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时，一般都会谈到倍倍尔，因为倍倍尔可以说是19世纪中后期第一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妇女解放问题作出详细阐述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了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揭露了妇女遭受压迫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并为妇女解放指明了道路。倍倍尔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德国的应用。
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女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曾发表过许多妇女解放的文章，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倍倍尔。她认为倍倍尔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而且揭示了妇女问题的本质，对劳动妇女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和意义。学者玛丽莲·J.鲍克（Marilyn J.Boxer）在其文章《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再思考：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范围的角度》 [10] 中，研究了倍倍尔、蔡特金、柯伦泰及其他人的妇女观点。关于倍倍尔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作者认为，倍倍尔的妇女观点深深影响了广大的社会主义者。
安妮·洛佩斯（Anne Lopes）、加里·罗斯（Gary Roth）在其著作《男人的妇女观：倍倍尔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11] 中，认为学术界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对倍倍尔关于妇女解放及两性平等的观点的研究不够系统和深入。他们认为，倍倍尔关于妇女的观点曾受到19世纪60年代工人运动组织者莫里茨·穆勒（Moritz Muller）的影响。穆勒主张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完全平等，并建议设立女工进修学校和成立女工协会。他认为平等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尽好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后来倍倍尔与穆勒的观点发生了分歧，倍倍尔开始组织两性参与工会，而穆勒继续进行宣传教育，将男女协会组织分开。19世纪70年代进行的工会工作使倍倍尔对两性关系有了不同的看法，作者称之为“家庭式的平等”。作者还认为，倍倍尔关于妇女问题和家庭关系的理论，对于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除了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对倍倍尔的其他思想也有所关注，如外交主张、对待小农的观点、以及对基督教的认识等等。
威廉·哈维·梅尔探讨了倍倍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在1878—1896年德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倍倍尔对待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前后存在一些矛盾，早期倍倍尔是反对军事预算的，但是后来倍倍尔支持与英国的联盟。他认为，倍倍尔既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立场，又想维护德国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 [12] 。梅尔在《1890—18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13] 一文中，还谈到了倍倍尔对待小农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他认为，倍倍尔认识到小农经济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的破坏，面临着解体，小农阶层生活比较困苦，所以倍倍尔主张工人阶级应争取小农阶层的支持，与农民结成同盟，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关于倍倍尔对基督教的认识问题，贝隆·里德克（Vernon L.Lidtke）认为，倍倍尔曾经对基督教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并出版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一书，论述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虽然倍倍尔曾认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两者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倍倍尔也承认两者之间是有些相似性的。倍倍尔通过对基督教发展历程的分析，认为早期基督教曾主张社会变革、要求平等和友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 [14] 。这说明，倍倍尔对于基督教的认识是辩证的，既认识到了早期基督教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又认识到了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